刘家琨获得今年的普利兹克建筑奖，他是继王澍（2012年）之后，第二位获得这个殊荣的中国人。“深刻的连贯性”（deep coherence），在普奖评审辞的第二段就出现了这个词。好巧不巧，今年正是“深”度求索（DeepSeek）之年。建筑师的“深度”诉说的其实是空间和他个人的历史。但是“深”刻也是创造城市未来的时刻。评审辞中指出，面对快速演变的社会和环境挑战，全球建筑界正在苦苦寻求着应对举措。刘家琨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他的答案颂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彰显着他们的集体身份认同和精神追求。”如同人工智能的中国转向那样，这会是一个引起“深”度讨论的建筑事件。它将会载入中国建筑的史册，并会影响今后若干年内中国建筑的走向。

特约撰稿｜唐克扬

他的建筑，总有“简便易行”的法门

已经十多年了，有幸在第一时间采访/评论近十位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不过没有哪位能像今年的刘家琨那样，建筑师的求索之旅并不让我感到陌生。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波建筑学院毕业生，建筑师跟随改革开放步伐的历史够长，我从2001年在柏林的“土木：中国的年轻建筑展览现场”就已关注他。

但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是成都画家何多苓1984年创作的那幅有名的画《第三代人》，年轻的建筑师站在C位红衣女子（翟永明）的左边——素来与画家和作家相熟，意气风发地走进了时代的画面，刘家琨的简历一开始更像是个文艺青年。

围绕着刘家琨作品的热议之一，可能将是建筑设计评价标准的问题，也可能是建筑学到底在社会中起到什么作用的问题，甚至，建筑和城市的根本关系该是怎样的？时至今日，专业建筑师和公众，决策者和用户，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并没有太多共识——在职业世界中，已获世界性名声的一些建筑师却在同行中引来了嘘声，分歧在于“建筑之为建筑”的东西，随年代不同，可能是审美、结构力学，实用功能、“建构”（tectonics），参数化……这些标准可能源自学院、企业、大工程……分别是不同年代建筑业的主流。拿这些标准的尺子量一量，都是房子，却有完全不同的“设计”。二十年前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座上邂逅了刘家琨，听他讲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2002年，成都新民镇）的故事。这之前，建筑师已经在设计院有过建成项目，甚至还到西藏新疆去蹲了现场。独特的是，在“体制外”的个人创作里，他却重新谈起了接地气的“施工条件”。

二十年后，我自己也设计了些小建筑，也有了建筑工地的甘苦，不禁常想到二十年前刘家琨谈论的“发明”——那既不是“高技术”，也不是“低技术”，而是本地才有的“适宜技术”。比如，工人不会浇精细的清水混凝土，那么干脆先砌他们拿手的砖墙，把砖墙当成模板的一部分，混凝土成形了再拆模板。这种“野路子”的混合结构，不管是混凝土混砖，还是砖混砌块，后来成为建筑师常用的手法之一。他的早期作品里就有了“简便易行”的法门，它只是“不正规”，灵机一动的“不寻常”，对于普遍简陋的工作条件来说，这种现象绝不罕见——后来，有机会和诗人馆长钟鸣一起现场拜访鹿野苑博物馆，游走在小展馆进进出出的展线中，面积不大，观展体验却是丰富的，一些地方，让我想起卡洛·斯卡帕在维罗那的古堡博物馆，也是室内室外，栈桥游廊。相同的是展品和环境都融为一体，不是现代美术馆那般肃杀和寡淡；不太相似的地方，是鹿野苑远没那般讲究。斯卡帕的细节是精心雕凿的，鹿野苑却是“凑合”而松弛的，构造中，你可以看到好多显然不对路的接缝，这些大缝小缝干脆成了设计的一部分。佛像的陈列布光，因此谈不上博物馆黑盒子那般“标准”。好在植被茂密，抵消了混凝土本身的粗糙，夏日炎炎，树荫过滤了的光线，从各种角度泄进室内，成为空间体验不可分割的部分。时至今日这地方都还是城乡结合部，一切看起来如此的“自然”。

建筑师大多数项目都在浓郁乡土气息包裹的巴蜀地方。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学楼（2004年，重庆），我早年就去过，算是大体量的城市建筑了，它紧紧嵌在九龙坡区黄桷坪的地形中，建筑物的上层向外悬挑，给你一个努力和环境亲近的印象；建筑也在地面错动，形成微小的出入空间，里里外外。那一刻黄桷坪飘着秋雨，淋漓在建筑肌理丰富的表皮上，你在一个自成一体的环境里，仿佛看不见的手合抱着你，脑海里不太有“这是一幢新建大楼”的念头。这是中国建筑特有的一种“接地气”的境遇。类似境遇，另一些中国建筑师会刻意地突出材质的表现性。美院雕塑系的这幢大楼也有特色的铁灰色锈蚀铝板，版画系的师生加入制备，让它们着实有艺术美感。但更多时候，刘家琨喜欢让建材直接袒露其真面目，类似“粗野主义”。建筑材料的粗犷并不只是视觉效果，而是和时间赛跑过程中效能和代价的平衡。上述建筑的外墙抹灰时间久了易裂，建筑师发现是本地河沙颗粒太细缺乏粘合力，于是用山沙代替河沙，又在山沙中掺进更耐久的铁红代替涂料。大楼建成十多年后，它就达到了理想的现状，适度的风化后建筑更有岁月的味道，但是外墙并没有开裂。

普奖委员会解释说，真材实料无须矫饰或维护。事实上，喜欢绘画的刘家琨，从建筑生涯一开始就很少谈论美学或风格——现代主义大师莱特的名言是“我喜爱风格，但不是某一种风格”，铝灰和铁红仅仅是建筑策略最终的产出，评论家看到建筑师“所首倡的是一项策略而非某种风格”。我则想到法国哲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用“谋略”来讨论包括艺术在内的中国文化：“中国人从不建造一个理想形式、原型或纯粹本质的世界”。他暗示，中国人不会相信这些形式、原型、本质可以隔绝于现实，却能与现实声息相通。相对于一些打形象牌的建筑师，刘家琨的设计“应变、扩展和可复制”。在他身处的中国西部，这可能，也必须是一种出路。不光是技术条件，还有社会发展的现实，以及建筑实践中特有的人情世故。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正如玉米一样“……在中部结穗。这样它就既便于承接上部的阳光又汲取下面的营养，从而结出一个比挤在顶部结穗的稻谷更大的果实。”对待建筑师不可能脱俗的“业务”经营，他也有这么很四川人的一套：“打不赢就入伙”，“乙（方）而优则甲（方）。”

融合日常的谋略，根植地方的建造

以上哲学需要依托一个具体的环境。这座城市当然就是成都。它简直不要太合适刘家琨希望营造的世界，关键是他自己也生活在其中，家琨建筑事务所就选址在如今一首通俗歌曲的歌词里：“玉林路的尽头……小酒馆的门口”。这一带如今已是标准的网红打卡地和旅游热点，不过最初它只是一个普通并安静的居民区。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像鹿野苑那样“野生”的建筑物，也会无惧岁月流逝而引起的衰败感，因为社区是“活”的，比起一眼可以看透的当代开发，它们是深邃的，有着体内丰厚的“集体记忆”。第一个关键词是“日常”。在成都，我不止一次去过1980年代开发建设的玉林街区，不像如今超大园区常与城市隔绝，它是一个与城市融合的开放社区，去的时候连门卫都没有。几幢多层住宅组成的楼盘组团间，街巷宽窄各异，从 20 米、16 米、9 米到 6 米都有，就像一个经过演化而成的传统城市的缩影。

尽管老小区的建筑图纸还是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户型设计相对简单，比起今日的高度和尺度，它还算让人亲近，空间布局紧凑实用。毕竟那时一切尚未规划完熟，街区甚至还留下了某些“漏洞”，让未来的城市更新可资利用，“老破小”奇迹般成了新经济的出发点。一位熟悉的年轻建筑师在此租下了一幢建筑的一角，独特的砖混-钢混一体的建筑结构，建筑师因势将它改造成有特色的办公空间；一个半沉入路面下的铺面，成就了远近驰名的书店，下沉空间让访客有大马路缺乏的松弛感。在过于普通却又生机勃勃的城市一角，刘家琨熟悉这些事物的来来往往。他的注意点不大是略嫌平庸的建筑自身，而是它容纳的生活方式。一位当代艺术家评论说“（建筑）不是一个壳子”：普奖则说“他首创了既独立、又共享的全新共同生活方式，其中密度不再是系统开放性的对立面”。地点，或者说，地方，是第二个关键词。这是社会学家王笛书写的有茶馆的成都，也是文化地理学家段义孚所说的空间之恋的载体。在人口稠密，开阔空间稀缺的城市里，刘家琨有意识地“挖”出了内隐的公共，稠密的居住不寻常地带来了开放的空间——寻常，这些表述都是自我矛盾的——墙院深深，建筑师反要求索一种“休戚与共的社区意识”。

从城市共生的角度，建筑师重新审视了密度的建筑学定义。以上相互矛盾的需求，里外，公共私人，开放和隐匿，需要新的手段创造性地平衡。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是“西村大院”（2015年，成都），一个覆盖了整个街区的五层环形建筑。与周边的中高层建筑相比它的体量适度，但是显然这也不是“老成都”了。它的集中布置是符合当代城市密度要求的，同时也内含了新城才会有的大面积的公共绿化。通过改良建筑类型，建筑师试图纾解类似新建筑的弊病，整体上它是一个巨型的内向“院落”，隔绝了外面更大尺度的“现代”。

沿着向内的一圈，刘家琨设想了前所未见的空中“宽窄巷子”，集成了各色文化、体育、娱乐、公务和商业活动，进而设置回环的坡度小径，和立体的“巷子”平行或分叉，让骑行者和行人有更多的动静选择。这一类新型开发近年来并不少见，建筑环境和自然产生里外编织的拓扑关系，制造人工地形，嵌合基础设施——但走近了坐在茶座和牌桌旁的人们，闻到熟悉的火锅味儿，空间的气息又回到了本地，是成都的。一部分外国评论家，可能愿意从刘家琨的作品中找到中国经典建筑学的现代诠释，比如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的平檐（2016年，苏州）和白鹭湾生态湿地揽翠阁（2013年，成都）的窗墙“阁”。就连诺华上海园区C6楼（2014年，上海）的层叠阳台也是“阁”。更不用说，鹿野苑里的宗教主题，中国传统园林，水和石……坦率说，那不是我看到这些建筑的本能反应。

四川人确实也保有这些中国的传统，但在成都传统又必须是具象的：是文化、历史，也是情感和社会——“城市倾向于将不同的功能分区规划，但刘家琨反其道而行之，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整合在一起，并保持了微妙的平衡”，评委会主席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这么评论。他也曾是我的老师，素以本地营造的低技创新知名。

亚历杭德罗也做过那种随时间生长的建筑，房子可以先建够用的，再添补空白。刘家琨在四川的上述建筑，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种和时间有关的，能生长的建筑，它不仅是自然因素还有人事，超越了一般说的建筑/景观的区分。

四川，对我家族而言也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地点。它本身深藏在中国的腹地，去那里你感到的传统就是“日常”——同时是空间和时间。空间让人感受到中国南方独有的东西，附带着时间相关的“气候” “气味”：比如无处不在的湿，建筑需要防潮，冬季有难捱的寒凉；植被茂密，几乎不需要刻意灌溉，如果不是防水保温里外绝缘做得好，现代技术的新房子很快就会开裂长霉，但是本地人不情愿关着门窗，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开窗通风。我们看到，建筑敏感的（风格）历史、（建筑）材料和自然（环境）是共生的。

再生，共生，新生

“建筑总之是跟植物一样，要落地生根在一个具体的地方……”刘家琨的二郎镇天宝洞区域改造项目（2021年，泸州），就融于天宝山郁郁葱葱的悬崖景观中。他的所有作品都凸显着本地和野生的景观，建筑/自然一体。例如砖块倒置铺设，好让小草穿透砖块茁壮成长；新建地点，往往种植竹林快速成景。更不用说，大多数建筑，小到地板和天花板，大到建筑群落，都留出开口和缝隙，气候变化可以渗透其中。

人文的“建筑景观”同理，处处都是“建筑与时间”。建筑师不喜欢成品建材和规范做法，更倾向于“未完成”，从鹿野苑就开始的混合砌筑，四川美院雕塑楼砂浆抹灰时原始手工艺的细节，西村大院的乱筋和缝隙处理，它们“以诚实的态度展现了纹理材料和加工工艺的本质”，“未完成”其实是“有待（时间继续）完成”，随着时间流逝而愈发圆满。这种态度从建筑设计手法延伸到建筑设计和城市的关系，建筑师接近了更核心的“本地营造”思路，建筑的经济性和环境友好才是真正“为社区而建，由社区来建”。如果说，1993年去上海观摩同学汤桦的个展，是促使他真正投身建筑事业的起点，2008年汶川地震的废墟，则让刘家琨更深刻地思考“日常建筑”，“本地建筑”的定义。

建筑师不可能独自对抗整个世界，日常和普通本身存在滞后的因素。即使刘家琨早年也曾致力于高完成度的商业项目，落成后的建筑，依然不可避免地覆盖上了城市的喧嚣，不曾预料和不甚悦目的广告招贴，加上各色各样的胡改乱造，都让意欲完美的建筑似是而非。以上促使刘家琨思考，能否在设计的一开始，就可以考虑和平衡各方的不同诉求，让后来人施加的好坏影响成为“建筑与时间”的一部分？从汶川地震开始的“再生砖”计划从底层开始，复活废墟中的材料，使之品质更优，经济性更佳，更是复活过去日常生活的正面价值。“普通”经由创新也可以有意义。建筑师的项目是一个个前赴后继的故事，他本人也写下好多个故事。网评刘家琨的《明月构想》是“强烈理想主义气质的反乌托邦小说”。建筑师“欧阳江山”要建立一座“明月新城”，伟大建筑可以重塑人们的灵魂，是为“明月构想”。小说描写了这个异想天开计划的失败，而这“……失败比他的成功更有意义”。故事不能不让人想起俄裔美国作家安·兰德（Ayn Rand）更著名的畅销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首版于1943年）。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一名坚持理想，拒绝妥协却行走世俗间的建筑师。但是，兰德和刘家琨的思想大相径庭。刘家琨的自我妥善地保藏在玉林街区的深处，而兰德认为个人的自由和独立精神至高无上——建筑师大多喜欢兰德的小说，秉持着个体创造者的原则的他们，往往与不得不面对的传统和集体发生冲突。在小说《光环及享乐主义平原》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已经退了火、不急不躁的刘家琨，正如他曾对自己写作的评价：“素质可以，工力欠火，懒、慢，态度严肃。”建筑师的日常和普通其实包含着对立面：作家的理想和一个“业务人”顺应现实的策略。你不好简单说它们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刘家琨从一开始就领悟到，建筑设计的要旨不仅仅是建筑设计——在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中，建筑师既有风光的一面，也易产生类似刘家琨的困惑：在2009年，他问自己，一个建筑师“处理现实”……是处理现实还是被现实处理?

时间中的“再生”最终还得是“共生”，共生带来了新生。建筑师不仅把他的创造物看成客体还要生活在其中。这些建筑既是历史记录的延续，也是全新的基础设施；既是景观，也是非凡的公共空间。“共生”的思想带来一系列具体的建筑创新：比如多孔空心砖达到通风和立面肌理的双佳，室内外建筑元素的一体化设计，垂直绿化融入建筑立面，无法改变的规范和“意外”同时存在……乃至于社区和商业，艺术和餐饮……都是“共生”。建筑师补充说，即使在新区，成都也不大一样。他对这种“人”的潜力有更多的信心。被无数访客赞美调侃过的茶馆、麻将……这座城市有创纪录的游客洪流，但不是空心化的。即使在大灾来临时他们也会表达出自己的幽默感，在这个“容易形成无穷无尽乏味边缘的世界”里，这种对抗逆境的生命力是一个奇迹。“刘家琨接纳而非抵制反乌托邦/乌托邦二元论，他向我们展示了建筑如何在现实和理想主义之间达到协调”，评审辞中写到。乌托邦与日常生活、历史与现代、集体主义与个体价值等看似对立的事物，在他这，是编织在一起难分彼此的。与此同时，他对日常也保持着某种反思。比如，原生态的川渝文化表现出了新鲜的活力，然而，当商业因素过多地掺入了城市，它就变成了过犹不及的奇观。

建筑的深度求索

“建筑应该揭示一些东西——”概括优秀建筑实践的颁奖词每年都差不多。在刘家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区、内在品质、行为、氛围，同情心和仁爱，人文关怀，人类精神、超越性力量，还有动词：概括、凝练和展示，激发、升华，还有形容词：宁静、诗意……但是，脱离他和他的城市，不是所有东西都能真正“深入”，就像DeepSeek现象一样，深度求索的建筑凸显了三个问题：其一、仍需挖掘的还得是人的潜能，物质投入和外部环境只是影响因素之一而不是全部；其二、所有战术同时也是战略，对于建筑而言它的技术首先还得是思想，个体的建筑就是集体的建筑；其三、在这个时代，战略问题只有变成战术问题，才会引起人们的具体关注，就像我们喜欢的建筑往往需要一些具体的故事。

“建筑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在刘家琨为代表的西南建筑师那里早就具象化成了故事，当代建筑超越民生和工程，设计/创新/传播三位一体。在这个建筑师大多设立了自己视频号的时代，传播不再仅仅是手段也是目的，玉林街区的熙熙攘攘中，你既感叹于建筑的潜力，也被生活本身所感染。从“上层建筑”等名词，可见空间思维是并且依然是社会顶层架构的起点，如我们在成都那样的城市中所目击的，它也是当代社会底层组织的起点。建筑的话题不是消失了而是扩大了。设计创新并不是“当代”这座大厦的全部内容，但是一个醒目的广告牌。这里已经人满为患。 最终，未来的中国建筑师们得为城市找到一个新的入口，就像刘家琨在成都玉林所做的那样。（作者对获奖建筑师的专访将刊登于近期的《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