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院垃圾场©️DNA

撰文：陈李虹

正如身边朋友们聊起五年美院生活时的失语，感念中略带几分脱离的庆幸，讪笑、揶揄和短期内不愿再度提起的阻塞感。从身处其中到完全抽身事外，仅仅不过几天时间。办完离校手续，或早或晚地进入新的工作状态，回过头，再看曾经那些深深的困扰，似乎都变得不能再轻了。但是当你以为，那些事情、所有的问题好像都不曾出现的时候，现场又在不断地提醒你，恍恍惚惚地充斥着一些莫名的情绪，说不上来是什么，但你清楚地知道根源所在，就是那么回事。所以，也许这篇记录可以作为对自己的答复，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以学生的身份回溯那份紊乱。

必须说，美院里也不乏在艺术上坚持行走且认真教学的老师，我同时也受到了许多善意与帮助，很感激，很幸运。所以面对一些诡异的冲突时，我总是想，除了个人的欲求与选择，是不是也有环境的围剿？是不是身处这个环境，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我反复琢磨，试图厘清纷扰驳杂的背后，是什么在无视层见叠出的声音。

教育者的困境

很多时候，教师的处境也很尴尬，他们需要周旋于职场关系、行政压力、体制约束等各方问题中，要平衡这些跟创作、教学及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极难的。决定教师立场的，肯定是其依附的体系，这个系统决定了他们的生存，也提供了一些名利路上的资源与便利。当教师需要疲于应对这些，选择站位的时候，他们很难保持教学的纯粹性，而为这些影响所买单的，只能是学生。学生是教育系统中最庞大的群体，但却处于整个系统的终端，一切好与不好的教学实验、人事任命所影响到的，永远是这帮人，即便有一定的声量，但作为流动的年轻群体，且缺乏稳定的内核及实际有效的力量，也只能在这个体系中处于边缘与被动的位置，更别说中国传统里那份尊师重道的基因。很多时候，他们不会怀疑教师或体制存在的问题，而是陷入自我否定的内耗里，后知后觉中，也很难再回归那份初心。具体到个人或者以班级为单位的命运上，有时往往需要凭借那点可怜飘渺的运气，祈望遇到一个正常的管理者。

实际上，教师所能创造的也远不止知识性的输出与影响，学生短期内的人格、心理甚至于未来的选择也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直接的影响，在学院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象牙塔里，教师是大部分学生在艺术思辨上的第一位领路人，也往往是最受信任的人。那么，一个在艺术语言上坚持深挖且保持警惕的教师，与一个依靠复制前人经验、投机倒把的附庸者，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与影响？结果是不言自明的。在一个体制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其存在的位置，而问题在其筛选，哪类人能够晋升、能够主导教学的方向，喻示着整体的风向。而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以教育为主体的场所里，却充斥着功利和官僚的气息。

筛选是一切的根源

讨论这个问题必然要涉及到人事任命及职称评审工作的权力，对于一门课程，主课教师所能掌控的，是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结合个人的教学理念、经验与智识，在不违背大方针的情况下他们大致能够决定教学的形式。但决定工作室教学大纲，掌控学生能够上哪些课、课程的主课老师是谁等这些问题时，就需要工作室主任等有话事权的领导来决定，即无论前者的工作如何，先存在，才有后续的教学与影响。那决定课程存在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决定带课教师的标准是什么？决定有权力的话事人的标准又是什么？从现状看来，决定这些的，有时并不在于教师是否有作品、有扎实的理论研究或者教育的能力，还事关资源运作、人脉背景、是否讨上层领导欢心、是否有策略地迎合各类国、省美展及迎合主旋律开设科研项目等等。那最终筛选出来的教师，有多少是能够在权衡行政的情况下，还能进行纯粹创作或理论研究的？教师创作的空间与能力被不断地压缩，教学的质量就难以被保障，自顾不暇下也很难再进行知识系统的更新。

在人事筛选的上端，固然会有一个基本的考评标准，对于职称评定来说，标准不在于真实的教学实践或社会行动，而是科研的成果，期刊发表、课题、竞赛等。教师为了晋升，就必须围绕这些标准行动，教学则反而成为一种自觉。只围绕规则，以结果为目的行动的时候，许多事情开始变味，久而久之也形成了难以察觉的常态。创作与教学对于职称评审来讲，并不重要，这是一种前置的环境。

筛选的机制是根源性的影响，它会导向后方一切琐碎的问题，不同时段、不同学院以及不同领导人，都会产生不同的可能，它的缺陷在于，当某个环节权力过大时，事情的发展太仰赖于个人的修养。如果职称评定的筛选无法托举在专业领域有所钻研但不擅行政、不搞“科研”的教师，却能托举钻研行政，混资源、人脉而在专业上投机倒把的人，那这些问题就无法解决。面对后者，似乎也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管措施，所以各种教学安排的设置就很考验主导人的水平与品德，稍不注意，就会沦为一场学术霸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把自身的局限当作一种彰显立场的权威，限制、打压学科或个人的发展，不是教育该有的态度。

权力

而在教学上，除了理论类专业，美院中占比更大的是创作实践类的专业。这类专业最好的教学就是教师在艺术上的行动及经验，能否形成个人的知识再生产体系？是否保有创作的活力？是否真诚？是否还具备发问的能力？而非被体制同化后，稳步停留在书斋中的教条思想。实际上，最了解教师专业能力与修养的，是学生群体。旁观者听再多的公开课，开再多的会，也不如受教育者日常课堂里面对的教师来得真实。但是，学生的评价在职称评定的系统中却不重要，除非由某些事件引起的教学事故或投诉，才能够对评定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也很短暂。甚至由于筛选理念的差异、权力关系的运作，学生认为有能力的教师可能无法得到应有的待遇，甚至课程面临取消的威胁。其实在一些前置的筛选条件里早就足以看出端倪，因为考评的标准本就不以教育现场为主，而学生接触到的往往是真实的交流与教学场景，这是学生与管理者视角的差异。但是，这种不以教育现场为主的筛选机制真的不是一种本末倒置吗？

那么得到晋升或者受信于领导的教师，有时具备一些把控教学方向的权利。如果仅由单一有权利的教师拍板，则难以规避教师陷入个人观念倾向及局限中，课程单薄、走向同质化的危险。在管理上，缺乏合理的，有效引入多方意见的方法及裁夺的方式，则意味着将赌注下在了教师的自我要求及能力上，良莠不齐。是在多方讨论下，充分发挥同行教师的所长，还是偏执地以自我为中心？无论何种结果，他人也只好旁观，好时交口称誉，不如意时则闭口不谈。面对一滩浑水，大概很难、也不会有人想涉足其中。即使是有资历的教师，也难以置喙，甚至避之不及，一切责任都落在主导教师身上，所有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则流向学生。

例如在某个学院的专业划分上，原本归属于造型的专业被重新划分到设计类中，并在招生时以设计作为考核标准。那在课程大纲的调整上，原本大篇幅地针对具象造型的训练是否应该被取缔，或者应该作为次要的补充类课程，再不济修改课程内容的倾向，进行更适合该专业的专项训练而不是依旧与其他造型专业混上。造型训练的方式应该不止一种，为什么管理者没有考虑到其中的针对性及差异，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一部分来源于上面所提到的，主导人的局限与固化，可能他们更擅长培养造型专业，落入以往的经验与惯性中，并且缺乏外部的建议；一部分来源于，对专业、教学的轻视与再学习意识的匮乏。

人为的困境

对于学校来讲，他们可以有漫长的反应时间和许多改革的可能和机会，但对于每一届学生来说，经历是即时的，无法重复。前者的滞后所引发的影响以及带给学生的事实，是发生过就难以扭转的，所以在面对一些设置上的缺漏时，考验的是管理者对学生诉求的重视，采取的态度以及作出反馈的速度。如果说，一切系统性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那至少该尽尽人事。但很多时候，学生诉求往往是受轻视的一环，源于管理者不容置疑的惯性、面子、实施改变的难度和害怕担责等，有些问题会长久地遗留下去，有些问题在多番激烈的反应下，才缓慢地改变。

例如今年某美院专业的毕业展，三个工作室，分配了三个条件悬殊的空间，分别是，校级美术馆、工业厂棚式分馆和课室前公共走廊，附带一间只够放六件作品的小展厅。从师资、创作空间再到展览空间，资源极度倾斜。作品入场不以择优进馆的方式，也不是按照作品的尺度、形式、灯光条件等具体的事项考虑，而是一刀切地以工作室划分，按其受重视程度及权重分配。连教学资源的分配也取决于各工作室负责人的职称或手握的权力，取决于领导的倾向，取决于哪些专业便于达成利益转化、所做成绩能涉及更高层的考评成果。一切事情的发展围绕功利的结果，而非对于每个学生个体的负责。其实在早期培养里，课程设置便已倾斜，非传统方向到了很晚进的时候才开始进行专项的训练，而早期的基础课程更适用于传统方向的培养。所以最终他们以传统创作形式中，快速出具效果的特质来否定其他的专业方向进馆的机会，也不足为奇。毕竟从早期基础课程到后期工作室课程安排中，都不见他们对于其他方向的认真考量。虽说这也只是一个表面的借口而已，更重要的是该工作室全体参与全国美展的评选。只是这种不加遮掩的专断，倒也蛮令人咋舌。

他们回避、迂回、搪塞，讨价还价地把本应要做的工作降到最少，一步步拉低学生的底线。那些不公与失责，则藏在最深的不可言说的地方。只能说，没有责任一词可言，耗费精力地拉扯，也不予解决根源性的诉求，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学生对学校工作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觉得这是一个从根上就已经烂掉的环境。为了填满美术馆空间，有的专业需要展两期，有的专业得创作多件作品，而有的专业展览挤得像个菜市场。有能力没话语权的教师策展被驳回，没能力有话语权的领导不负责，等学生冲到办公室了，才来转一转，仿佛下乡视察一样，两手一背指点江山，再笑意盈盈地帮助学生扶推车，倒像是一场奇观！

很难搞明白基层教师口中的领导到底是哪些领导，但是，领导上面也有领导，领导的领导上面还有领导，即便是按章逐级反映了，领导也会称，这是更上层领导的决定，这是大院的决定，皮球踢来踢去也踢不进球门。多数时候也只是利用学生的信任随意地推诿。就如，当你问，为何毕业展布展不是从各个作品的尺度、材料、调性考虑其该放在什么位置，而是要一刀切地按照不同工作室方向切分场地时。他说，这是大院的决定，今年整个学校都是如此；当你问，能否争取某些课室作为毕设创作场地时。他说，该场地来年全部要装修，无法使用；然后直到你毕业，你发现，其他学院的作品照样还是混放，所谓要动工的课室依旧没有任何要修整的迹象。不被支持的作品形式，在其他学院依旧在进行，所以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就像一场骗局。

在日常的课室分配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有些工作室学生被迫在室外上课，但能使用的课室却是空的。问题在于你能看到，不是因为物质或客观条件的匮乏所导致的一切，而是人为的困境，这是最让人失意的。每当你以为你们可以进行一场抛接球式的解决会时，你抛出的球最终也只会化为一只回旋镖，在对方娴熟的走位中，刺中自己。一年又一年，往复如此，学生作为人的存在是最不重要的，反而更像为了出具成果而使用的工具。所以，这是我们的教育。

领导的底层思维是一切事项的安排并不需要得到学生的认可，学生处于被管理、被领导的位置，表达质疑的结果，往往易被扣上目无尊长、无理取闹的帽子。很多时候，面对学生反映的教师或教学安排上的问题，辅导员无权管辖，只能作安抚工作，也难以正式地传达给上级；党支部书记则凭借深厚的行政能力，推卸责任并提出，其他学院也有这样的教师，我们无法要求所有教师都符合道德要求。连借口都找不了的时候，也直接说明了，问题的真实存在，但是却得不到正向的反馈。学生的监督与反应，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不合理的评审制度，不合理的管理下，气氛总是显得及其诡异，教师之间关系微妙，各级信息又极度不流通，涉及到具体的问题时，也总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学生问老师，老师让问教务，教务说可能、应该、最好是……直到毕业论文答辩的那天，论文标题该不该带下划线都悬而未决，每个老师都凭借自己的经验指导学生，一人一套标准。

僵化

印象里一次颇有意思的授课，不是因为授课教师讲的多精彩，而是因为课程中有了体制外艺术家的介入。艺术家与主课教师曾经是同学，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且轻松的，你会发现，除了讲桌前的分享和与学生的对话，更有意思的是她与教师之间的交流。真实的观点碰撞，那是一种有效的、即时的沟通与交换，我们能够从中拾取许多真实的思考和不同视角下观念的差异。听起来似乎很普通很正常，但这种让人觉得鲜活的、真实的、稍微能触及社会现场的对话却是在学生可见的教育中所稀缺的，无论是学生与教师之间，亦或教师与教师之间。刨去学生跟教师身份上的悬殊，体制内教师搭档上课，要么是上下级关系，要么是同事关系。在学生面前，这两种关系都极易导致交流的压抑与不顺畅，这其中掺杂的权力色彩、职场经营，往往使其又合并成一种单频的输出，进一步固化了话语。而外部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僵局，因为其中一方并不受限于体制的约束，作为一个过客所提供的，是玩制度游戏的体制内教师所陌生的视野。

除了权力关系中相互牵制而形成的不自然，实际上美院中大部分教师对艺术家的想象仍停留在现代主义艺术传统中，一种崇高的、与世俗割席的个体创造。所以他们时常抱有一种高傲的学者姿态，在稳定脱产的公职里，紧缩僵化的行政管理中，忘记与艺术现场接轨，而是从学生时期便依附在象牙塔中，重复导师的理论、师爷的理论、艺术史的理论，从而形成的僵化，美名其曰“老派”，但实际上也不得老派的精髓。“老派”之所以可以是“老派”，而没有在代际中泯灭，是因为在其所处的时代，已然是先锋，而从前人身上习得的“老派”，不求其精、不求其变，那果真是僵尸才会干的事了。脱离了正在发生，且在经济、文化、世界格局中不断变动的艺术现场，在课程的设置及教育中，就永远是落后而保守的。即使艺术发生的公共现场与学院仍保有一段距离，美院也本该是一个能够支持系统性地建构、记录与分析时代信息的地方，然而实际上却鲜少系统地谈论正在发生的以及刚刚过去的年代里，所产生的艺术运动，而是不断地重复已有的研究与挪用历史。

很多美院的教师，说不上是个艺术家，但他们却在教学生如何成为一个艺术家，强调一种“我们培养的不是工匠，而是艺术家”的理念。你会对他们口中的“艺术”存疑，是否艺术只是如此狭隘的一种产物。当学生认为“这该死的‘艺术’，不配得到我任何的消耗”时，他们所鄙夷、所回避的到底是什么？“艺术”是“艺术”吗？还是在精美的包装下，为了迎合美展、迎合教师趣味、迎合各种奖项、迎合所谓艺术圈、学术圈圈定的被认可的狭隘。从日常的教学开始，便陷入了一种以结果为导向，而轻视思辨过程的怪圈，他们的目的是生产成功的艺术家，生产“成功的艺术”，而不是艺术本身。

当教师自己就陷入在一种由学阀所垄断的思维里，把艺术当作成功学一样地运作时，便会自然地口吐暴论——“只要按照我的方法走，艺术创作实际上不难”“你们只要好好听我的话，一定能够拿奖。”这是我在接受艺术教育中听过最离奇，但又合理的话。离奇在于它在大学艺术教育中沿用了应试教育的逻辑：套路化的生产。但是发生在这里，你又会觉得很合理，无法回避的，当追求某些功利性的、选拔性的结果时，这是最高效的做法。也许是抱着一种长者的姿态与傲慢，也许是缺少挖掘、引导学生深层思考的能力，只能通过回忆已经盖棺定论的作品范式来提供帮助，这是许多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弊病。

压抑个性，自我审查

我有时在想，当代艺术在美院中的存在也很有意思，一开始就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果这是一种强调去中心化的思想，那它怎么能够进入体制化的教育？所以美院中的当代，无不是一再阉割下的产物，掐头去尾地为了让教育看似前沿又先锋。既需要它装点门面，但管理者的底色又格外保守，且缺乏对它的认知。行为艺术就像瘟神一样，让行政嗤鼻又恐慌，任何涉及自由表达的行为都可能被无限放大，甚至连妇女节张贴的字报，都会被误解为行为艺术，被质询背后是否有其他主谋，荒诞又令人难以发笑。足以看见管理制度和教学内容之间存在的不协调，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讲，学生的独立、个性和思辨能力反而是危险的，但恰恰，这也是艺术绕不开的话题。在这种冲突下，教师被迫协调这种关系，是压制学生的表达，迎合行政管理的要求，还是尊重个性的发展尽力调和管理的压力，两者都有。前者会导致冗杂的各式标准，可能学生以上的每一层管理者都有其敏感的点，除了政治、宗教、性三种硬红线外，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例如，现实的社会议题、表达中的悲观色彩、小众文化……

会不会被限制可能取决于运气，每个教师或管理者可接受面不同。有时会形成逐级递增的自我审查的过程，所以最终形成的内容很容易陷入空洞，而表象却是杂糅的。总之，要安全、要庸常。

作品无法进行深度的推进，体量多大、造价多贵、工作量多高，也会变成衡量的标准，三个不占上一个则很难表示你对“艺术”的忠诚。在一种以物质认定为结果的标准里，即使是观念艺术，也很难抛却物质性的表达，为了丰富而会形成各式拼贴的结果。事实上，一个办学时间如此长的学校，不可能没有资深且有专业能力的教师，为什么有些好的教师升迁过后不愿意继续教学，不愿意再带毕设，这跟整个学院的风气、教师之间抱团分派的政治斗争是否有关？纵然理解体制内晋升、人事变动的复杂性，但如果牵连教育，把官本位的思想带进教育，则实在让人感到幻灭。

不再身处其中，很多感受已经慢慢淡化，但回想起来，身处那个场域，学生群体，很难跳出那种笼罩性的阴影，造成精神上的折磨以及对艺术的失望。很可惜，也不应该。这是一篇踌躇很久的整理，一度不知如何落笔，即使在如此僵化的系统中，仍旧有人能够逆流而上，保持清醒，保持初心，一方面，我希望他们可以远离环境的消磨；一方面，又希望他们可以不要放弃教书。我想，也许最大的失落来自于曾经对美院的想象，将此视为纯粹、自由、学术的艺术集散地。但是没有真正地身处其中，也很难以想象，真实的艺术教育生态与理想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