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崩瓦解，来得很快©摄影：施勇

受访：施勇

采访及撰文：黄羽婷

编辑：钟刚

接受采访的第二天，施勇就要飞去巴塞尔工作。等他回来，香格纳画廊的西岸空间可能已经基本消失。6月结束前，这个曾聚集了十几家画廊和艺术空间的聚落将彻底不复存在。十年一瞬，有点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

在不那么漫长的中国当代艺术史上，艺术区的流浪、迁移与消亡几乎是始终缠绕着这个时空的锁节。但是，这也并非是这个小小领域才独有的飘摇和脆弱。在谈话里，我们都认为，不确定性可能是今天所有人生活的基本常态。不过，虽然听起来很被动，仿佛避无可避，但至少并没有太影响施勇此时此刻的状态。他看起来从容不迫，保持着某种行动者的灵敏和尊严。

同时作为香格纳代理艺术家和画廊的艺术总监，施勇是这十年西岸艺术区起落的见证者和亲历人。他总是把此时此刻的变动同时当作第一手的创作材料和第一线的处理情境，这让面对和调整成为生活中连贯的常态。即便和之前相比，中国的当代艺术现场似乎变得不那么精彩，封闭、沮丧和悬停时常发生：流动曾被限制，空间会被夷平，信心变得收缩，但现场苦涩地依然在这儿。只有再做下去，才会有新的十年。

以下为打边炉和施勇的对谈整理，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

加速

这个空间一直都与不确定性共存，但我们真正得知要拆除的消息是今年4月份，在做赵洋的个展“最后的人”期间。刚听到的时候，还是有一种没有什么铺垫的仓促感：因为我们以为至少能熬过今年。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把画廊隔壁8号楼仓库里的作品逐渐搬到香格纳在松江的大本营里。“十年——香格纳在西岸 2015-2024”就是因为这个空间被空出才决定做的。

这个项目的逻辑，是从香格纳西岸发生的所有展览都各找出一件“物证”，有的是一件展出过的作品，有的是现场的视频，或者是当时所使用的材料。这个空间很小，所以作品高高低低地挂得满墙都是，有点像以前的法国沙龙展的感觉。

布展的过程很迅速，似乎是一礼拜就完成了一个月的事情。在那个特殊的时空里，我会明显地感觉到有两股不同方向的，但都似乎很紧急的力量存在：外面是工人在快速地搬走树木，里面是我们在飞快地布展。我们档案室窗外原本绿树摇曳的风景，在这些天里加速地变得空旷——某一天，第一棵树被迁移，它的树叶和枝桠压到玻璃上；第二天，这棵树已经消失了。物是人非，肯定是非常感慨。

昨天有人来拍摄展览现场，拍着拍着，我问他们有没有隐隐约约听到了头顶上传来噼里啪啦的爆裂声，其实那是屋顶彩钢板因为温差热胀冷缩而发出的，有点戏剧性，好像是这个空间将要分崩离析，土崩瓦解的一种预示。

开幕那天，西岸这边的物业还帮我们清理出了一条道路。我们和西岸这边的关系一直很融洽。很多变动不是我们双方可以决定的。这些年里，他们也帮了很多忙。这段时间还在帮我们争取更多周转的时间。

等我18号从巴塞尔回来之后，这里可能只会剩下孤零零的主展厅了。劳伦斯说，想在拆之前在我们的阳台上睡一晚，看着天空。他对这里的感情很深，可能是比住了十年的地方还要感情深的。

不过，也不应该太过伤感。就像我们的这次项目的题目——“十年”，只是客观陈述时间，做个总结，干净利落。海报的主色调是蓝色，既回应了我们在这个空间做的第一个展览：“耿建翌：2015夏”的海报颜色，也包含我们对未来的一种积极的希望和期待。

扭合

对一个比较大体量的画廊来说，如果需要一直去换地方，当然是很消耗、也很伤神的。但是，十年也许恰好是个合适的时间节点，可以回过头去看看，去做空间上、规划上的调整，开启新的方向。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待惯了，会麻木掉。对艺术家也一样，同一个空间对他来说没有挑战性了。比如最近香格纳北京的新空间弄好之后，很多艺术家看见就来劲，想做东西，这会同时给艺术家和画廊以刺激和压力，也是新的动力。

香格纳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西岸可以说几乎是一片荒地。我们的主体建筑像是堆叠起来的几个集装箱，很临时，也在回应着这里原本作为货运码头的历史。

我们在西岸做的第一个展是耿建翌的个展。其实不止在上海，在北京和新加坡，香格纳似乎每开启一个新空间都选择了耿建翌。他的作品有毫无疑问的状态和能量，能和新的空间发生有力的关系。

在这个空间，我们通常的节奏是一年做五到六个展览。2016年，我们做了香格纳二十周年展“林中路”，是这个空间经过装修和调整好后的首个展览。它不仅是简单的画廊回顾展，我们还借展了那些深刻地影响过中国早期前卫艺术的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约尔格·伊门多夫（Jörg Immendorff）以及马库斯·吕佩尔兹（Markus Lüpertz）的作品，混在香格纳代理的艺术家的作品之中，想去搭建一条历史性的线索。2017年做的阿彼察邦的个展“纪念碑”也让我印象深刻。同时作为艺术家和导演，阿彼察邦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当代艺术的范畴，当时的展览是两个楼面的空间都用上了，开幕的时候很热闹，察邦在PSA的报告厅里的讲座“家与光”，也是座无虚席，吸引了很多关注。

这十年在西岸，大型美术馆和画廊、基金会以及其他艺术空间逐渐自然地扭合到一起，形成某种特别的空间群聚的状态，这是件很好玩的事情。尤其是每年的11月，那是上海最热闹的艺术时间，两大博览会和各种大小展览轮番在这个城市中上演。

人——不仅是艺术业内的人士，在其间走动、看展和讨论，这会自然地滋养出各种各样的关系，西岸公共空间的能量也会被释放出来。现在的徐汇滨江这么有人气和活力，我想也就是这十年中发生的事情。

切断

上海的当代艺术情况也在这些年里发生了变化，在慢慢地形成自己的城市风格。曾经香格纳可能一度处在大家目光和空间上的中心。现在大家分散开来，各自有不同的受众、客户和定位，有更关注年轻人的，也有做海外艺术家的。艺术空间也在城市的各个区域中错落地聚拢着，没有扎堆，这可能也是一种市场规律。我认为，只要不是统一被规划的，就很有意思。

和北京798集中地、高效地看艺术不太一样的是，在上海，你在各个艺术空间之间好像需要citywalk：在城市中走走看看，画廊旁边挨着的是饭店或者便利店，它渗透在整座城市的肌理里，和日常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

等大家都搬走之后，这边就只剩下零星几家美术馆，事情可能会变得无聊了。听说这里似乎会建造很多干净整齐的高楼大厦，变成人工智能这些高新产业的集聚地。这些建筑离自己的身体太远了，和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也没多大关系。我们应该去新的地方。

和其他空间相比，香格纳在空间上会没那么紧张，还有一些退路可选。未来我们会先回到M50办公，也缓一缓自己的节奏。最好的情况还是能和其他的艺术机构自发地形成新的业态，看机缘。如果选在一个特别孤立的地方，我觉得意义也不大，因为艺术这东西本来就很脆弱。

西岸的事件当然不是个案，从2018年往后，再经历过长期的疫情，能感觉到整体的社会环境是往下走的，之前那种活跃和高亢的状态一去不复返了。

这些年，我们似乎和世界的艺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除非你去外国参加博览会，或者作为艺术家直接被国外画廊代理，可能还会有一定和世界紧密联系的感觉。事实上，现在国外的重要展览很少会出现中国艺术家的名字，西方的机构和策展人也很少频繁地再到中国过来，很少再去关注我们的工作。大家好像是各玩各的，彼此之间交流的路径被逐渐切断了。

在某种意义上，西岸的结局好像是针对中国艺术整体的一种隐喻。当然，我们面对不确定性，不能只是唠唠叨叨地嘴上发牢骚。艺术还是要继续做的，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过法，需要准备，不管这种准备是否真正能对未来起作用，但是还是得准备。因为变化永远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