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昆明。南方的体感温度适宜，高原空气稀薄。在滇池风土艺术季的开幕现场，所有环节都略迟于约定时间，一线城市的来访者们只能适应小城松弛的日常节奏。
艺术季的七个展场散布在滇池周边的乡村、湿地和公园。从大巴车窗望出去，有时是大棚林立田间，有时是水汽升腾的湖面，有时远远地望见一片水杉林——总归还是符合天地自然的景象。直到在最南边的展场石城村，踏着乡间野路登上一座小山丘，压在天地交际处的楼房才提醒我，城市化建设早已无差别地覆盖了这片区域。
这是云南第一次举办如此大型的艺术季。滇池之于昆明，似乎一直不如洱海之于大理那么有存在感，一场发生在此地的艺术季，牵引出的问题是为何而办？
和云南省内大部分高原湖泊的命运趋同，早在九十年代，滇池就投入艰难且漫长的生态治理，后来又经历了环湖一带的地产开发，以及疫情期间下令的大规模整改。从楼房向湖面逼近，文旅项目纷纷落地，再到生态保护区红线不断扩大，如今的滇池，处于一种既被占有，又存有大片空白的悬置状态。
在和阮仪三城市遗产基金会秘书长、滇池风土艺术季总策划丁枫的交谈中，艺术与文化，被看作是有效甚至是唯一可能的出路。丁枫认为，虽然过去的发展态势无法马上扭转，但在政府的表态和推动之下，艺术或许可以为地方带来更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和方向。
尽管湖泊的命运从未逃脱人对空间的争夺和角力，但若是问一个土生土长的昆明人，他/她总能说出儿时在滇池边玩水、捡雨花石的记忆。问题在于，要如何避开表面上的规模、热闹和好看，让艺术真正地触及地方的情感记忆和问题？
聂荣庆是这次捞鱼河湿地艺术板块的联合策展人，也是昆明当代美术馆的馆长，举手投足之间有一股本地人特有的淡泊。他告诉我们，和过往以乡建为导向的大地艺术节不同，这场艺术季试图将滇池看作一个整体，不仅关注乡村，也将目光投向以湿地为代表的生态系统建设，试图说明两者和城市之间的息息相关，唤起普通人的情感归属。或许也正因如此，艺术季抛出了“风土”这一提法，试图在近两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大地艺术节中，凸显滇池和云南共有的地域特质。风是流动的，也是无形的；风土跨越行政与疆域的概念，将地域转化为一种气质，或许也就留有了更多喘息和生长的空间。某种意义上，云南真正的魅力向来都是在中心与边缘，本地与外来的流动中塑造而成：它是曾经诞生了西南联大的大后方，如今也依然是个避世之地；新移民不断在这里涌现，定义和践行着所属时代的良好生活；随着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留下或迁徙至此，以及昆明当代美术馆等机构的坚守，云南的当代艺术也呈现出缓慢回归的趋势。策展人聂荣庆所关心的，正是如何应对这种流动性。所有艺术家都在去年九月参与了场地勘察和接受委任创作。面对湿地半人工半自然的景观，他期望能在遵循生态保护底线的基础上，让作品链接缺失的历史语境和人文思考。艺术家和云南的地缘关系，作为一条隐秘的线索埋藏其中。展览中，有半数艺术家或是云南籍，如张晓刚（作品《故乡之路》）、童昆鸟（作品《塔尖游戏》），或是将云南视作第二故乡，如刘建华（作品《穿针引线》）。他们都选择以材料和周边环境的对抗引发思辨，或许也无意中勾连起一种共通的情感：无论出走还是留下，最终面对的都是同一种乡愁和期许。然而，仅仅是把这些做出来了还远远不够。另一个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是，当艺术家和建筑师离开，地方将如何消化这些产物？开幕论坛上谈论的地方塑造和共有，将以何种形式到来？在乡村艺术板块的主展区海晏村，这或许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疫情期间，一片临湖的夕阳风景让村子意外出圈，随之而来的是游客打卡和商业力量介入，以及翻了十倍的租金。杨雄是艺术季的策展人之一，也是一位长期在昆明生活和工作的建筑师，他不断在我们的谈话中提及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面对发展二字。艺术家和建筑师要思考的，是如何创造一种相对冷静的、循环渐进发生的条件。艺术能做到的，或许更接近于抛砖引玉。一个例子是得译工作室的作品《飞行花园》。艺术家在争取到居民和村委会的同意后，将一个九户人家共有的杂乱院子改建成一个不那么常规的小花园。这里距离游客打卡的湖边夕阳不远。理想的设想是让院子将演变为一个公共空间：村民们将更多地利用花园甚至参与改造，好奇的游客也可以驻足。说到底，长期关注艺术和地方的实践者们，都希望摆脱以艺术激活地方的表层印象，真正留存下些什么。就像策展人杨雄坦城地告诉我们，对于做艺术季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势能不足的时期。更何况，他见证过那些富有活力的音乐节和文化社群在丽江、洱海等地野蛮兴起，后又消散，甚至无法再生根。但或许因为他们都是本地人，就生活在这座城市，即便认清现实也仍有去做的动力。海晏村里的客事房，串联起我们在昆明两天的行程。艺术季期间的晚宴和部分公共活动在这里举办。客事房原址是海晏小学，废弃后成了村里办红白喜事的地方，建筑师水雁飞团队在当地驻扎了四个月进行改建，构想村民能如何更好地使用这个空间，也计划设立乡村图书馆和卫生所。选择改建，而非推倒重建还有另一层意义：让那些从这里毕业的小学生，回村后总能找到自己的小学校。客事房紧邻着厨房，时常呈现出一种有趣的杂糅状态：往往嘉宾们还围坐在一张从厨房搬来的备菜桌上高谈阔论，隔壁就已经在紧密筹备晚上的杀猪宴。村民们一同出现在宴席上。谈起村子出圈后的变化，他们都觉得突然，问那些艺术作品看了没，只是笑着回答说看了。但人人都乐意举杯同庆，为受邀上台发言的村里大厨和贡献表演的孃孃们叫好。这是一个普通的场景，却似乎诉说着地方居民最基本的渴望。在不同目光对自然和乡村榨取式的关注下，无论是地产开发，商业资本介入，甚至是生态治理运动本身，都有可能演变为对地方性的剥夺。今天的艺术能为地方做到的，或许是帮其争夺一种想象的主动权——一种不由他人强行定义的，首先是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充满着熟悉的日常和人情，同时也将是由自己亲自参与和塑造的生活。至于这种可能性是否会降临，所有人都还在等待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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