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杨梅菊

2023年的美术馆馆长论坛来得更晚一些，全年进度条即将告罄的12月下旬才姗姗在宁波登场。但毕竟还是来了，尤其三年之后的今天，即使是形式层面的重聚，也多少显得可贵而意味深长。

在宁波的两天里，正好赶上一年里最冷的时候。于是天气不再仅仅作为搭讪的社交性语言，而是作为真正的话题不断出现着。人们热切地谈论着天气，真冷，怎么这么冷，没想到宁波也这么冷，好像还是没有上海冷，那肯定还是北京更冷……这一刻，冷，既作为一种物理体感，也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隐喻，成为空前具备了实体性和迫切性的关键词汇。

因为冷，便格外需要取暖、人气和聚拢，背后则是更为真实和残酷的生存。尽管论坛的主题是“共同的未来”，但很显然，未来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先活过今天。正如论坛现场，没有人能摆脱当下完成一次言说，过去三年的停摆，当下的低迷，以及作为某种佐证的广东时代美术馆的匍匐、OCAT馆群的风流云散，都在语言所能抵达的可见性之外，暗指着那些更为沉重而扫兴的部分。而也因为这份沉重，往年曾被诟病越发流于形式和虚浮的馆长论坛，在今年似乎得以落地，而那些曾经听上去再三往复毫无新意的词汇——运营、造血、在地、人气——都于此刻变得更为合理且重要。

词都是旧词，概念也还是那些概念，但人们谈论这一切的语境发生了巨变，馆长们对未来的期许不再是更高更快更强，而是被迫退守到最原初的需求层次——生存，这不再是美术馆甚至当代艺术的背景，而成为目的。

听上去像是一种悖论：存活是如此迫在眉睫和分秒必争，而在人们的常识中，美术馆的宿命是着眼未来且属于未来，甚至其出现本身便是人类长期主义的结果。但过去三年的成长教育告诉我们，在绝对的意志面前，没有什么是真正坚不可摧的。

当一切常识都可以被消弭和颠覆，民营美术馆人迎来的也许正是八仙过海的时代，各凭本事的摸索与实践中，当然会产生更多生存经验层面的南辕北辙，例如上海震旦博物馆CEO黄圣智由此相信，从今天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得到更多政府的扶持）变得更为重要，这意味着美术馆要学会观察、顺应和辨别政府的意图、方向和想法。这显然是许多民营美术馆必然面临的选择，当资本的大厦也在凛冬的大风里摇摇欲坠时，躲藏到更庞大的羽翼下几乎是一种本能，更何况许多民营美术馆本身可能就是政府和地产合作的结果，对它们而言，从可见的路径中选择向左还是向右，也许没有本质的区别。但事实上，我们往往会忘记，巨人本身也有对大环境的感知，它们对美术馆要求的变化甚至先于时代的变动而到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前馆长张子康就在论坛发言中谈到，“持续和稳定”正成为政策考量美术馆是否值得帮扶的首要因素，因为当标准空前丧失其可信赖性，时间维度的计算似乎正是价值回报的最直接可见结果。

但这也许意味着，未来美术馆人需要彻底改变的，是必须依附于某个庞然大物的信念，毕竟无论是资本还是权力，都在过去几年显露出与“持续和稳定”完全相反的一面。

“既然政策不稳定，我们为什么还要看政策呢，既然能把自己碗里吃到就不要看锅里。”这是广东和美术馆执行馆长邵舒的心得。当然，这种“不睬”同样需要某种底气——即使离开了资本和权力，一座美术馆也无法真正脱离它和社会的共生关系，恰恰相反，越是如此，民营美术馆越是需要能够与自身所处的社区、附近或者最大辐射尺度的人群发生真实的关系。

这显然是民营美术馆人的另一个课题：如何赢取观众，如何获得流量，如何成为网红，如何避免过于网红……这也许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但眼前的世界赋予了它全新且同样矛盾的上下文。一方面，我们正目睹美术馆和当代艺术在今天变得举步维艰，但另一方面，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未来设计学院院长高鹏所说，没有哪个时代能像今天这样让大家如此愿意走进美术馆，因为只有在艺术里我们才像样地活着。

听上去这像是另一个悖论：遇到生存问题的民营美术馆，却成了当代人的续命处方。但这也为民营美术馆的自我道德松绑提供了难得良机，在生存的压力面前，追求流量和价值变现似乎更加无可指摘。当然，某种自知和自觉性依然是必要的，因为流量的动态波动意味着没有谁能成为永远的网红，万一有一天不网红了怎么办？面对这个疑问，谢子龙艺术影像馆发展与合作总监王溪的回答是，作为网红，必须时刻准备着迎来不再是网红的那个时刻，而其中的一个方法，是坚持做好学术研究。而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馆长艾琳同样提到，正是将每一场展览刻意保持在学术基础之上，这座位于商场空间内、月均人流量达到22万人次的人气美术馆才能实现让观众真正走进展厅、介入展览，甚至参与到城市背景中。

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无非是对于抵抗风险的本能性反应，而民营美术馆人对自我的专业修养也正被迫变得更加灵活和多面，华茂艺术品收藏负责人徐钰程所讲述的华茂教育集团如何一步步涉足并深入艺术的进程，恰恰就是其思维如何跟随时代而变化的自我进阶，从收藏到艺术教育再到博物馆实体空间乃至未来期待让艺术走出白空间进入城市、乡村的每一处肌理，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致力于“影响未来一代年轻人的审美以及他们对艺术的追求”的艺术机构和它的多面体探索。

原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副馆长尤洋则用“多核”“多元”“跨圈层”来形容民营美术馆人在今天所需要达到的内容和工作标准，这可能意味着，一个策展人要有流量意识，要在学术研究的同时想到如何链接观众，而一个学术策划人也必须了解财务知识。木木美术馆副馆长张妤涵提供了一个相似的经验：在木木美术馆，任何岗位的员工都要在入职一个月后去做三天的前台——这是离观众最近的窗口。

当然，对流量的重视并不能直接导向流量。长期以来，许多民营美术馆面临的困境，指向的其实是一种客观的不公。曾经，艺术往大城市的中心空间聚拢、汇集似乎成为一种想当然的逻辑，因为大的城市总是有最好的资源、平台、艺术家和机构，但今天我们也会看到，这股洪流并没有吞噬掉一切火种，中国民营美术馆的布局正在一种自洽的逻辑中生长出恰到好处的平衡。华茂集团董事长、总裁、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馆长徐立勋将民营美术馆形容为当代艺术的“根系”，正是经由这些分叉与枝叶的渗透和伸展，当代艺术的抵达比我们最初想象得似乎更远，它散落在拉萨、银川、昆明乃至边境小城和乡村内部，并在这广阔的旷野中实践着属于当下的地方性，某种程度上，这种区域性界定出的独特语言，也越来越为民营美术馆的生存提供正当性。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王璜生以新美术馆理论引入社区理论和空间生产，为今天民营美术馆寻求的在地性勾勒出“附近三公里”样本，正是与所在社区的深度融合与互动中，一种基于人的尊严和自信，更密切的联系和信任关系得以建立。而最深层的在地性，也许就是这种关系中的不可替代性。

社区和社群思维，同样也是深耕西南15年的A4美术馆所带来的一手在地经验，在馆长孙莉看来，这种专业渗透力和公众影响力，无时无刻不贯穿在其艺术驻留、儿童公教和艺术生态激活等多个层面。

在讲述昆明当代美术馆的在地经验时，馆长聂荣庆没有忽略他所注意到的某种异样，在他的记忆里，过去馆长们更多谈论的是某种国际性，是急切想要走进世界、拥抱全球性的热望，但此刻，人们把同样的热忱倾注在与之相反的语词之上。但策展人段少锋认为，从结果论出发，全球性和在地性，反映在民营美术馆的具体工作中，也许并无根本不同，正如全球化可以带来在地性的自觉，而去中心化的潮流之下，在地性也具有了某种全球性，于是越地方，越国际。

决心扎根宁波，退守地方的独立出版人、假杂志创始人言由也相信，在地性就长在人的身上，而归根结底，所谓在地，其实还是如何面对和处理“我是谁”的问题。

“我是谁？”这样一个终极意义的提问，事实上也正是民营美术馆一直以来未曾绕过的身份政治问题，同样也是这次论坛中未曾得到面对和讨论的话题。它显然也同时是一个因其根本性而看上去甚至非常陈旧的话题，更重要的是，它从来无解。事实上今天民营美术馆面临的所有问题，回溯到根部都多多少少是身份和路线的问题，那些从落地时刻就未被明确的属性，未曾划定的边界，未获得的主体性，都作为民营美术馆生存史上的一次次未完成，在后来的每一次发展关键时刻触发出岔路口式的迷茫：向左还是向右，依附还是独立，化缘还是造血，商业还是学术，生存还是远方……但它只能作为背景，不可直视也无法深入，像是房间里那头不断挤占和迫近眼前的大象，也像是西西弗斯需要不断去推动的那块大石。

正如在论坛现场，一个看似缺席但无所不在的他者也始终存在，那就是与民营相对应的官方身份们，以及后者所代表的另一套截然不同的生存、工作和运转逻辑。而论坛主题中的“共同的未来“，似乎也有了另一重留白：这里的未来，到底是谁所拥有的未来，共同背后的主体，又指向谁或者只能指向谁？他者并未现身，但其存在却振聋发聩。

从这个角度来说，天寒地冻的东钱湖畔，美术馆馆长们想什么、说什么，说出的是否是所想，所想的有否言说，其实都不太重要了，重要的反而是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难与怕，犹疑与决心与热血，也许未来有一天，我们能从民营美术馆人的“做”里，看到这未曾得到表达的部分。当然，前提是我们得足够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