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日常生活设计具有原生性和自发性的特点，能够真实地体现出设计中文化传统的特征和发展过程，并展现出微观事物和自发行为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力量。作为一个微观的、交叉的设计研究领域，日常生活设计研究摆脱了传统设计研究的基本路径，放弃了设计师中心主义的叙事模式，将设计中的一个元问题再次凸显出来，即精英主义和大众主义在审美方面产生的分歧和差异性。日常生活设计研究将质疑那些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反思技术资本对生活的过度介入和干涉，呼唤对于日常生活自发性和本真性的回归。

关键词：经验 日常生活、设计、微观、大众、自发、本真

引言：从“打气”说起

上世纪90年代，笔者读大学的时候曾读过南京艺术学院朱新建老师写的一篇有趣的小文章。文中记载，作者在马路边看到维修自行车摊位边上写着“打气、补胎”的几个大字，一时便被吸引住了。因为这些文字虽然写得笨拙，但却非常真诚质朴，毫无虚伪造作，更不会去炫耀书法技巧。这篇小文章在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3年，白谦慎先生也写了一篇文章，并在多年后的网络上引起了关注和讨论，叫《“娟娟发屋”与当代普通人的意趣书写》。“娟娟发屋”是重庆一家普通的路边理发店，门面招牌的四个大字显然是由普通人手写完成的，这种日常生活中自发性的文字书写（图1—2）常常具有专业书法所不具备的偶然性和“意趣”[1]。

图1—2.如“娟娟发屋”一样，南京某小巷内一家烟火气十足的杂货铺用手写文字创造了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性和个性（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2017年，腾讯TADesign组织26位设计师在深圳、北京等地为8个小摊位重新设计了招牌。当我看到自行车维修摊位的手写招牌被精致的VI系统所取代，颇像“老干妈”或“大娘水饺”等连锁品牌的视觉形象之后，突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标准的黑体字和带有现代化痕迹的形象设计，虽然显得“干净”和“统一”，有“设计感”，但却显然失去了日常生活的魅力和多样性，也就失去了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和“本真”。

日常生活设计概念和内涵的不确定性

日常生活设计，是一个很难被定义且认识不同的模糊概念。2017年，清华美院的一位毕业生做了一场名为“还是人民群众会玩”的公开演讲，展示了一些日常生活设计中的民间智慧。在这个演讲中，这种来自日常生活的设计被称为“野生设计”。这个概念以及这种“还是人民群众会玩”的态度，都令人难以苟同。“好玩”“会玩”只是作为局外人的设计师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猎奇产物。作为设计的主体，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设计师”们并非觉得自己是在“玩”，他们其实是在很认真地“生活”。

当代艺术家邱志杰曾经策划了以“贫困设计博物馆”为名的课程展览（2014年，图3—4），展览中的作品均来自学生对日常生活的调研，然后对这些日常之物进行再设计和重构，从而创作出一个新物品。这个新的物品，显然并非日常生活中的设计，而是一种从日常生活抽取符号的装置艺术。因此，这个“贫困设计”的称谓，虽然包含着对日常生活设计的某种观察和思考，但最终的目的却与“日常生活设计”的追求大相径庭。

因此，无论是“野生设计”还是“贫困设计”，都是精英主义阶层对于日常生活设计的再创造，这个过程的本质仍然是艺术创作“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基本设定。此外，在设计界还有“山寨设计”“原生设计”等不同概念。从艺术学的角度出发，似乎也可以根据学术界将业余艺术创作的研究称为“局外人设计”或“涩设计”[2]，就是指陌生人或者业余者的创作。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些概念都不太准确，似乎只能概括“日常生活设计”的某一个面向。

图3—4.“贫困设计博物馆”课程展览 

在很长的时间里，笔者都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这种丰富的设计现象。笔者对日常生活设计的研究并非从概念和理论出发，而完全出于对设计现象的反思。从身边的住宅小区到大型超市，从马路两边店面招牌的装饰到普通家庭室内的装修，从烟酒店里奇形怪状的酒瓶到广场舞统一的军服风格套装，它们深深地吸引着笔者去探索和研究。这些纷繁的设计现象，与已有的设计概念完全无法一一对应。所以，笔者将其统称为“日常生活设计”，一般指称那些规避了消费市场成熟的营销理念和职业设计之外的自下而上的设计，这种“自下而上的设计”，要么指消费者自己动手改造和制作的物品，要么指通过市场终端消费者的自主反馈而被一只“无形的手”捏合出来的消费品。

这种“自下而上的设计”体现出一种匿名性和集体性。作为个体，这种设计常常并不重要。在职业设计师眼中，它们通常缺乏审美上的质量，甚至可能是庸俗的。但是，它们却最终形成了能反应中国设计整体“面貌”的一种“结构”。它们是中国设计的“骨骼”“肌肉”和“筋膜”，而非外面的一层皮囊。剥去皮囊，里面的画面并不悦目，而且看起来都很相似。但是，这些“骨骼性”的物质支撑着我们的身体。同样，它们也在物质领域中推动着中国设计的发展和演进——这一副骨骼，笔者称之为“中国物体系”。

正因为如此，“日常生活设计”既是一个非常微观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研究对象，更是一个特殊的学科交叉区域。在这样一个研究领域中，研究者很难穿透日常生活设计的表象，从整体上把握设计背后的发展逻辑，并对这种研究进行可持续的推进。它需要借助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摆脱传统设计研究的基本路径，放弃设计师中心主义的叙事模式，将所有的人造物放在一个更加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观察，更加关注人的行为以及其背后的意义，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日常生活设计”的价值和意义。

日常生活设计的价值

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性产物，日常生活设计所具有的学科价值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真实性

“真实性”是设计艺术的永恒追求。但是在设计史上，设计师和研究者对于“真实性”的理解总是相互矛盾，因此不存在绝对的“真实性”。但是，日常生活设计则不同，它的设计动机和人类最初的设计状态保持一致，几乎不受设计专业体系内设计批评的任何影响，只忠实于市场的本能反应，真实地反映了市场的需求和消费者的审美取向，因而具备很强的反脆弱性以及旺盛的生命力。

日常生活中被自发改造出来的临时性物品——比如说用水管做的衣架，或者用电管、塑料管做的扶手和栏杆，它们的出现既有偶然性也有普遍性。这种自发性设计仅仅是为了满足某个日常生活中的简单需求，这种不加修饰的简单、直接、粗暴同样存在于批量生产的产品中。

比如图5中的生日蜡烛，是一个城乡结合处蛋糕店的配套产品，蜡烛点火之后，花朵会自动打开，同时响起“祝你生日快乐”的电子旋律，一种简单的幸福感扑面而来。实际上，这个旋律会循环播放直到电池耗尽，变成一个“烫手山芋”，最后尴尬地让人无处安放。此类带来意外惊喜的土味“高科技”产品，非常简单粗暴，不加掩饰地反映了一种真实的需求：对浪漫的普遍性需要。它们“顽强”地告诉我们，每个自下而上产生的设计背后都是有“故事”的，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的规则与面貌。

图5.会自动播放旋律、自动打开的“智能”生日蜡烛

2.传统性

“日常生活设计”是传统文化内在生命力的体现。现在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很重要的研究领域。但是，有一种传统文化的发展变化却不易被察觉，那就是蕴藏在日常生活设计中的“传统文化”，它们是不需要被刻意保护的，不需要被“泡在福尔马林里”，却一直在悄然演变并且生命力旺盛。

它通过材质的演变、形式的演变、图案的演变，逐渐在文化中产生了顽固的堆积物，并且能适应不同时期的需求。举一个例子，有一次笔者在南京浦口菜市场的路边看到了这张告示（图6），上面写着：“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吵夜女，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是因为家里有小孩整夜啼哭、难以入睡，所以让路人念一下纸上的“咒语”，小孩子就可以安稳睡觉了。这当然是封建迷信，完全不可信。但是谢觉哉先生曾经在日记里面记载过，解放前他曾在老家见过到类似的告示，文字内容几乎丝毫不差。[3]这种文字信息在民间通过语言口口相传，并没有被现代文明完全斩断，这个过程展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

图6.现代招工广告和传统祈祷告示的并置

再比如烧纸钱（图7），这个传统民俗显然是一种不太环保的行为，既耗费纸张，还会造成空气污染。但是这种行为方式不仅非常顽固地被保留下来，还产生了很多“现代性”产物：汽车、别墅、香烟、电脑、苹果手机、麻将、银行卡等。[4]2015年德累斯顿美术馆举办的“冥间超市——中国火祭习俗与全球性消费狂热”（Supermarket of the Dead: Fire Offerings in China and the Cult of Globalised Consumption）对这种包罗万象的消费世界进行了全面的展示。2019年，巴黎凯布朗利博物馆曾办了一场名为“极乐天堂”（Palace Paradis）的展览，展示内容也是手工的纸扎。这种展览陈列的震撼源于对一个庞大的精神性平行世界的整体呈现，也体现出这种民俗的顽强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祭奠等所谓“元宇宙”的虚拟方式很难取代传统的具身体验。

图7.一直在民间生生不息的“落后产品”：烧纸钱

这里面存在的“传统”，并非是一种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指那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方式，它是不需要“保护”的“活物”，是一种一直在“变”的传统。这种传统生活方式的物质形态不仅在历史中普遍存在，也在当代社会中被大量使用。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但是其形式却一直在变——通过各种不同的路径在发生变化。因此，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设计传统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和连续性”，针对它们展开的研究也同样更具有“普遍性和连续性”，更有利于揭示出中国设计更加真实的审美驱动力。

3.原生性

作为一种从民间自发产生的设计类型，日常生活设计显然是一种无名的设计。对于传统的设计史研究而言，这种案例较为零散且难以考证。但是，由于具有原生性的特点，日常生活设计具有典型的设计人类学价值。

设计人类学并非是针对偏僻地区或少数民族手工艺的田野考察，也不是面向民间街区或传统建筑的调研，设计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具有“原生性”特点的自发性设计，是一种生活中的“活物”。也只有在充满生命力的原生设计中，研究者才能更加贴近创造设计物品的人类本体，去发现设计的源流、规律和结构。因此，如果说有设计人类学的话，它不应该是人类学在设计领域的复制，而应该聚焦于日常生活领域，在充满原生性和生命力的设计中，拓宽设计研究的边界。

日常生活设计的特点

在一个消费社会中，日常生活设计呈现出一种反消费主义的特点，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原生性设计所具有的特征，带有强烈的消费主义破坏性。总体而言，日常生活设计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1.边缘性物品的反边缘呈现

日常生活设计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通常和边缘性群体有关，比如老年人群体，或者是儿童群体。虽然中国有“尊老爱幼”的传统，家庭生活中为了儿童的支出尤其是教育支出亦不在少数，但是这两个群体在社会分工中实际上处于边缘状态。他们不仅不属于主流的劳动队伍，而且也不是消费的主要群体（儿童物品主要由父母负责购买）。在社会性时间之外，很多老年人带着孩孙形成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消磨时间的组合。

例如这种幼儿园门口的“特殊”交通工具（图8），是当地老年人接孩子的专属座驾：带有杏黄色“华盖”的电动三轮车。这显然体现了一种老年人和儿童之间跨代组合带来的物品需求，这种自发形成的生活方式的物化又带来了连锁性模仿。包括被俗称为“老头乐”的老年人电动代步车，也和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关系密切相关——虽然这种电动车存在安全隐患，也经常不遵守交通规则，以至于在很多地方被禁止上路。但是，作为一种日常生活设计，它们体现出惊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人们很难在街头看见两辆一模一样的“老头乐”。（图9）

图8.幼儿园门口自发出现的专属交通工具，它的出现与家庭关系相互关联

图9.街头颇具未来感的老年人电动休闲代步车

几乎在每个中国公园里，都能看见老年人在地上写“水书”。（图10）虽然这种书写姿态可能对他们的身体并不好，但是这种“运动”的需求显然很稳定且富有魅力。老年人在书写的时候可能被观看、被夸奖、被攀谈，被拜师学艺，从而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许多运动之外的乐趣。“水书”是中国老年人自发式健身的一种特殊类型，是公园“江湖”里的“沧海一粟”。由于类似的老年人健身方式通常是自发产生的，因此其形式极度多样化，许多老年人拥有自己发明的专属运动，并设计出了相关的健身物品。

图10.中国公园内的常见老年人健身项目：水书

日常生活从主体上也可以分“前台”与“后场”。[5]大部分成年人需要工作，在消费方面自然要遵从社会限制，从而满足日常生活“前台”的物质需要。但是老年人和儿童的生活则属于日常生活的“后场”，由于不需要顾忌太多的社会规范，反而激发出了更多的自发性设计，因此老年人和儿童的相关消费品往往具有共通性，呈现出惊人的多样性。

2.“类型大爆炸”：惊人多样性背后的奇观

无论是儿童“摇摇车”还是老年人电动车“老头乐”，亦或是老年人的原创健身产品，它们都是自发性产生的设计行为，因而在物品形态上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点。这种设计的“类型大爆炸”和中国人传统的设计思维之间关系密切。在中国传统的设计思维模式中，通常是没有类型学的。例如在西方建筑中，教堂、学院、民宅和皇宫等建筑之间，具有很清晰的类型差异性；而中国建筑则完全不同，其类型是具有连续性的，或如费孝通所说是一种“差序格局”[6]。它们虽然在颜色、材质、图案方面会有区别，但是基本的类型没有变化，这显然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导致的一种设计现象。比如中医也是没有类型学的，它不分科室，将人的整个身体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靠着医生的望闻问切就可以治疗周身疾病。总之，传统的中国物体系没有类型思维的限制，这直接导致了设计类型的大爆炸。

传统的具象性设计思维方式也会导致设计形态的多样性发展。比如在餐具设计中，鹅形盘子用来放置鹅肉、鸡形盘子用来放置鸡肉（图11—12），这会导致设计形态的无限制发展。而这种具象性设计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促成了日常生活面貌的高度丰富。这种设计类型不仅包括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微小之物，也会出现于大型建筑物中。南京三汊河入江口将现代水坝建筑设计为中国传统神话中的瑞兽（图13），无形中增加了建筑的象征性和叙事性。这种在微观世界和宏观规划中普遍存在的设计思维方式，塑造了一种“自下而上”的设计连续体。

图11—12.具象性设计具有明显的象征性和叙事性，并且造成了产品类型的多样化

图13.南京三汊河入江口的现代水坝建筑

例如那些钻石或者椰子树造型的街头路灯（图14），虽然很有辨识度和地域特点，但是具有相当的维护难度和安全隐患。随着市政设施专业化设计程度的提升，这种类型的设计在逐渐消失。统一和整洁的城市面貌当然更具现代气息，但是城市的个性和多样性则略显不足——这是“自上而下”设计与“自下而上”设计的最大不同之处。

图14.钻石型的具象性路灯设计

3.信任与关系

设计通常是信任关系的表达，比如生活中常见的“卡通警察”。（图15）虽然出自官方手笔，但这种设计显然也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无名设计，并且能被我们的日常生活迅速接纳。卡通警察形象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拉进政府和大众之间的距离，从而在不同的审美和认知团体中进行政策宣传。在延安时期，宣传画、墙画以及版画就被用来向群众进行科普和政策的宣传。这是一种传统的宣传方式，是对政府和群众之间信任关系潜移默化的塑造。除了警方的正规宣传品，也出现了违法广告盗用卡通警察形象的案例，它们通过“警察”符号的盗取来骗取信任感。在多重模仿的过程中，信任感在设计创作中发生了连续性的、不可预测的流动。

图15.马路边经常会出现的卡通警察 

信任体系的缺失也普遍地存在于商业世界中。在中国的超市里，商品包装上经常会出现明星照片（图16），这些明星主要由运动员、主持人和影视演员组成，他们的视觉形象被用来制造一种消费信任感。这种广告和包装设计的模式虽然给一些商家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是也普遍带来了竞争压力，商家们必须支出大量的代言费用，否则就会被这种商业“内卷”所淘汰。明星的当红程度和身价反映出商品的知名度和行业地位，这不仅带来了企业之间的攀比，而且会误导消费者的选择。同时，一旦明星形象受损，商家的信誉也会受到连带影响。这种设计模式很有中国特色，它反映出一种中国式的商业信任体系，一种基于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的表达方式。

图16.中国超市明星“博览会”中的一张

4.文化的表皮

在一些旅游景点，出于时间的磨砺或人为的参与，游客经常会将普通的石头摸出漂亮的“包浆”。（图17—18）原本粗糙的石头在物与人的互动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微妙色彩和精致纹路，似乎获得了某种品质的“升华”。对包浆的痴迷源于对时间的尊重，也是对自然与人之间良性互动行为的偏好，尤其体现了将个人信息注入物品之中的文化欲求。这种审美的形成也是“自下而上”的行为，以至于人们无法判断它的产生时间和形成机制，也无法将包浆之美解释清楚。

图17—18.分别为苏州狮子林和南京石像路中被长期触摸的石头，它们发生了审美上的“质变”

其实，西方人也有类似的喜好，比如备受推崇的“闪电玻璃”，以及通常说的“海玻璃”。[7]这些玻璃碎片被海水长期冲洗，形成了朦胧的自然光泽。这种光泽曾被认为是由于闪电击中海滩上的石头所形成的偶然之物——这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想法。海玻璃不过是在海水里被浸泡出来的碎玻璃，它是大海的“包浆”。虽然，海玻璃“在自然和人工模糊的交界处”[8]中也展现出物品的时间性和生命感，但与“包浆”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其光泽的形成过程，缺乏人与物的互动性和融合感。

在一位西方学者关于“包浆”（他用的不是“包浆”这个词）的论文中，认为“包浆”是一种“历史化的光泽”，是在时间中形成的含混不清的偶然现象。这种关于“不可描述性”的概括非常精准，“包浆”的审美特征的确很难被精确地进行叙述。在这位作者看来，“光、表皮以及感知行为的一致，都会背离物品的肉体而彰显出他们的文化含义”[9]。因此，只有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出发，穿透材料的表皮才能去认识其中蕴含的设计信息，这恰恰是日常生活设计的普遍特征。

5.阶段性的自我文化认知

中国物体系中出现的设计进化，不完全受传统文化的单方面影响，也可能在文化中的刻板印象中发生复杂的演变。这种刻板印象反过来会影响文化上的自我认知，并最终使得一些具有偶然性的设计现象成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比如中国人对红色的偏好通常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的内生结果，但是社会生活中红色设计的流行远远超出了这种民俗学角度的色彩偏好，而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同样，青花瓷元素的设计曾经一时盛行，这既是东西方审美长期互动的结果，也包含着阶段性的自我文化认知。

以中国白酒酒瓶的设计为例，许多白酒企业都拥有“青花瓷”系列产品。（图19—20）但实际上有些号称青花瓷的酒瓶可谓“名不符实”，这里当然不是指材质（很多所谓“青花瓷”的酒瓶甚至并非陶瓷材质），而是指外观设计。著名的郎酒“青花郎”，就并未使用青花瓷的设计语汇。“青花郎”的前身“郎酒20年陈酿”反倒使用了青花瓷的设计语汇，但却并未强调其“青花”属性。求其原因，就是在2008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的文化自信获得了很大提升，迫切需要一些设计元素来迅速地建立与之匹配的视觉形象。“青花瓷”在长期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中国文化的象征性，受到周杰伦同主题歌曲的触发，更是迅速成为一种能塑造国际形象的象征符号。因此，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设计领域爆发了“青花瓷热”，不仅是陶瓷、塑料的产品，其他材料如纸制产品也会使用青花瓷的纹样，于是出现了材料上的错位和文化上的泛滥。

图19—20.各种青花瓷“风格”的酒瓶设计 

设计中的元问题：日常生活设计研究的意义

日常生活设计研究不仅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研究领域，更是一种具有平等性特质的研究视角。在日常生活设计研究的视域中，无论是贵族精英的精致用品，还是平民百姓的寻常家什，都具有相同的研究价值，也就不存在审美上的高低贵贱之分。因此，在日常生活设计研究中，设计理论中的一个“元问题”即精英主义审美和大众主义审美之间的矛盾性就完全被消解了。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设计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在文化研究的视域里，始终存在着一种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和审美观，它认为文化是高雅的、少数人的、经典的，它的圈子也具有精英团体的属性。在精英主义的文化观中，文化是一种精神升华和净化后产生的物质，文化的娱乐性并不重要，它更关注文化的精神属性而非物质性。这种文化观在英国以阿诺德、利维斯、艾略特为代表，在德国则以阿多诺为代表。大众主义文化观则更强调文化的大众属性，以伯明翰学派的雷蒙德·威廉斯等学者为代表。在他们看来，文化并非仅限于博物馆、音乐厅里少数人创造的艺术品，它就存在于生活方式之中——文化就是生活方式，尤其是工人的生活方式。在大众主义文化观看来，大众创造的文化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能打破精英主义的文化垄断，重新塑造社会中的文化话语权结构。

日常生活设计研究打破了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天然矛盾，肯定了日常生活中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感情表达，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大多数“设计史”叙事都由精英知识分子所创造，他们所描述的“设计”基本上都是由职业设计师甚至设计明星们所塑造的艺术精品。这些设计品确实提高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品质，但这却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福利。尤其是带着光环的、像艺术家一样的设计师一旦介入到设计中去，他们“创作”出来的设计产品的价格就会直线飙升，从而形成一种消费区隔。很多设计大师的初衷是想改善大众的生活，但是最后“作者”标签却成为商家提高价格的砝码，并让“大众”望而却步。同时，为了迎合中产阶级甚至权贵阶层的审美，这些设计师的作品在审美上也很难被大众阶层所接受。因此，仅仅针对这种精英主义作品展开的“设计史”和“设计研究”显然是不全面的，甚至会背离日常生活中设计的真实面貌。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设计研究是对传统设计研究模式的一种修正。

比如，如果从西方现代设计的角度评价，中国的大量白酒酒瓶的设计可谓“庸俗”。在中国白酒酒瓶的设计中，具象性设计造成了类型多样化的局面，而这种具象性设计常常是现代设计师避之不及的设计方法。许多优秀的职业设计师曾介入酒瓶包装设计中，并创作了一些很优秀的作品，但这些设计却往往较为西方化，也很难被“买方市场”的大众所接受。普通消费者对那些精致的、简洁的、偏西方化的酒瓶设计并不买账，甚至会认为西方设计风格的白酒酒瓶必然是“样子货”。这可能是一种刻板认识，但确实又被消费者通过经验反复证明。所谓“设计感”强烈的白酒的性价比确实不高，这反过来会不断强化这种刻板认识，并推动市场对于传统型设计的认知和接纳。这就是日常生活设计的典型特点，通过自下而上的市场互动，最终形成能够契合消费者需求的设计形态。这个过程从宏观来看，完全就是自发的和随机的。

这种审美上的认知冲突是设计史中一个具有连续性的话题。通常，设计师会认为大众审美有待提高，这是“精英主义”文化的典型特点。但是，“精英主义”常常忽略了自身文化产生的知识背景以及其“局限性”。许多经历过西方式现代设计教育的职业设计师无法与大众发生审美共鸣，设计出来的白酒酒瓶看上去和伏特加、威士忌或日本清酒等更接近，因此大众消费者容易在设计类型上产生认知障碍，自然就很难接受他们的设计。这就会形成一种矛盾：西方设计教育塑造的设计师和中国传统审美培养的消费者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即为精英主义和大众主义之间的审美矛盾，这是一个设计史中永恒的“元问题”。

这个问题在中国的不同历史阶段，会以不同的形式被体现出来。比如上世纪50年代末，陈叔亮先生曾经在《装饰》等杂志撰写的文章中[10]，批评过中国工业设计出现的求奇求怪的乱象，并引发了很多同行间的争议及讨论。陈叔亮先生50年代批评的夸张设计，在中国当代设计如白酒酒瓶的设计中仍然普遍存在。只有从日常生活设计的角度出发，才能充分地理解这一反复出现的设计矛盾的根源。陈叔亮先生的批评更偏向于精英主义的设计审美批评，非常纯粹地从现代设计理论中功能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而持不同意见者，则更偏向于一种大众主义的设计审美观，这个设计理论中的“元问题”就这样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形式被体现出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里面也曾讨论这个问题，即“提高”和“普及”的问题。文艺工作者到底是要去“提高”，还是要去“普及”。[11]实际上这里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到底是要提高大众审美，还是要向大众审美靠拢并为他们服务。这个设计创作中的元问题永远存在，就看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它。精英主义审美和大众审美之间的互动无论达到多么和谐的程度，他们之间的鸿沟和张力始终存在，并一直影响着设计发展的整体面貌。

从日常生活设计研究的角度出发，研究者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和分析这种设计中必然存在的鸿沟和张力。它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多样性和丰富性，不再局限于某类设计师的作品或某种风格。这不仅是后现代主义设计理论所追求的状态，本身也是设计应该具有的自发性状态。如果在消费市场中，我们看到的仅仅是精英设计师所创造的简洁概括、“阳春白雪”的作品，会逐渐酝酿出一种精致的、风格化的、自我欣赏的单调与乏味。因此，设计市场也需要“下里巴人”，这是对自发性和多样性生活的天然需求。在这样一个设计环境中，设计师拥有更大的施展空间，日常生活设计的研究者则不受少数精英作品研究的局限，能更多地展开设计艺术的完整画卷。

总 结

维特根斯坦曾说过：“事物对我们最重要的方面由于其简单和熟悉而被隐藏起来。”——这是日常生活设计研究容易被忽视的原因，也是日常生活设计值得研究的原点，就是穿透熟悉性去揭示生活的本真。精致和奢侈的东西自然会吸引眼球，身边的熟悉与寻常之物却容易遭到忽视，但是后者显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更加紧密，更能体现出生活所需，并反映出世界的真实样貌。

日常生活设计是“自下而上”的设计，它体现出微观事物和自发行为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性。有的时候，自上而下的行为能在短时段内发挥快速的作用，并对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其消极影响也常常是直接性和毁灭性的。日常生活设计避免了这种设计中极权的危险，带来更多的平等和自由的空间，它在长时段内让事物在自发中产生，在被接纳、被反馈的过程中慢慢地成型和发展。日常生活设计永远不可能是“革命性”的设计，它是一种“温和”的设计，它修正和调和我们的生活，使之符合社会的发展需求。

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元宇宙”等本应该内循环于物质生产环节的技术形态，是被资本的力量强行添加到日常生活的序列中去的。（图21）它们体现了技术资本对生活的过度介入和干涉，是有悖于日常生活的自发性和本真性的。日常生活不是被编程出来的代码，日常生活不需要英雄主义。

图21.菜市场门口打着人工智能旗号的商品促销，吸引了众多老年人。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设计，人工智能与日常生活究竟能发生多少联系

延伸阅读：

《装饰》2023年第1期介绍

杭间 | 寄予希望的设计：超越日常性

方晓风 | 设计：把握日常生活中的特殊性

陈岸瑛 | 设计学与日常生活：中国式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

张敢 | 设计即经验

沈康 | 日常生活批判与设计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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