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文从新时代文化创新的目标出发，探讨如何通过设计创新实现文化创新，同时批评了将符号等同于文化的误区，指出文化的抽象属性需要有更多元的呈现方式。进而论述文化创新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提出了对日常生活中的“特殊性”的关照，辨析“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倡导设计创新从把握日常生活的特殊性入手。

关键词：日常生活、特殊性、日常性、设计、文化、创新

设计学在今天面临什么样的任务？

或者从今天的立场上来看，设计是什么？

没有一个学科像设计学这样，在短时间内就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和迭代，其定义已有多次的变迁。在50多年的时间里，国际工业设计学会（ICSID)对设计进行了五次定义。[1]提取历次定义中的关键词：形式属性——生产工艺——消费者——策划宣传——系统——协同创新，从中不难发现，早期的设计学的确更侧重于形式问题，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设计不断扩展自己的定义和思维的边界，从外观形式延伸到生产体系，又从外观跟工艺制造之间的关系，慢慢走向更为系统全面的问题，出现全生命周期的设计观、可持续的设计观等。直至今天，设计越来越强调创新，协同创新、社会创新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迭代的原因并非完全来自学科或行业内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需求的响应。

在新时代中国的建设任务中，文化创新是整个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这一目标的确立既是国家间存在的文化竞争的反映，也是时代发展带来的必然需求。设计学无疑是实现文化创新的重要力量和路径之一，文化创新就成为今日设计学的首要任务，同时又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设计学如何实现这一宏观目标？文化创新的动力、土壤、基础是什么？本文试图讨论设计如何有效实现文化创新的可能性。

设计的文化属性

文化，作为一个常用词，对其认识却并不容易，不同学科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总体而言，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由人创造，为人所特有。狭义的文化，集中于文化的精神层面内容，而广义的文化则包含了人行为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内容。在中文语境中，文同“纹”，可以理解为“打上印记”，而化则是教化流布，文化简单解释就是打上印记，教化流布。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化可以理解为对人的“格式化”。陈寅恪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强调，判别“种族（民族）”的标准是文化，而不是血统[2]，此说更为凸显了文化的力量和重要性。因此，文化是支撑人行为的一套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柔性的制度体系，影响人们的选择，具有约束性和规定性。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文化是个抽象概念，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和传播的国家或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艺术文化、科学技术等……作为抽象概念的文化，必须寄身于不同的事物才能得以显现，因此，人类的造物活动就成为文化显现的重要路径和方式，而设计正是造物活动的核心力量，设计的人文属性便不可忽视。设计是文化表达的重要方式，人工物永远都是文化的载体。设计对文化的承载，以何种形式实现？以何种形式有效传递？这些成为设计研究的长久命题。由此出发，我们不难发现设计同时具有媒体的属性，设计的成果往往也具有很强的传播作用。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产品本身可以用一种社会媒体的角度去定义和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讲，设计也意味着“人”对自我文化的定义和表达。

创新是文化生命力的保证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名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文化论》中指出文化不是历史的残存，而是人生活的工具。[3]与人相关，生活永不停止，生命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文化也是有生命力的，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断地需要创新，也会自发地创新，文化绝不会停滞在一个固定的状态下。创新是与文化紧密相联的概念，没有创新的文化，就是僵硬的尸体，创新是文化生命力的表征。因此，文化有不断自我革新的要求和动力。

水晶教堂是美国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早期比较有名的一个作品，采用了全玻璃幕墙的手法。（图1—2）教堂是非常传统、古老的建筑类型，但是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教堂的建筑形式也需要更新，以符合新的时代、新的人群的认同。约翰逊在谈到水晶教堂设计的时候，提及业主（教会的牧师）希望在与教会的会众交流、布道的时候，站在阳光之下，营造一种天国与我同在的效果。因此，他认为一座全玻璃幕墙的建筑是合适的形式。这显然并非全部原因，只有联系到具体的城市和建造的时间节点，才能更好地理解这种选择的正当性，这样的教堂更符合战后纽约这座城市的形象，符合其市民的气质。其时髦的外观更像现代办公楼或现代美术馆，但是内部空间又跟传统教堂之间有精神上的联系。与时俱进的教堂才能吸引新的信众，文化创新的动力即来源于此。在遥远的东方，时隔几十年之后，另一位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光之教堂的设计里面，我们感受到的是东方文化对教堂这一建筑类型的新的诠释。建筑师用了混凝土的负形手法，十字光槽，简洁明了，既继承了传统教堂的空间精神、采光方式，又透露出东方禅宗文化的味道。时代、地域的不同，对于同一类型的建筑，也会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在选择中，文化得以显现，也正是在不断地求新变化中，文化的生命力得到了体现。

图1. 菲利普·约翰逊水晶教堂外部  

图2. 菲利普·约翰逊水晶教堂内部

警惕符号化的文化表达方式

文化作为一个抽象概念，需要借助具体的、可见的方式才能得以显现，因此，人们很容易把这些具体的形式、视觉符号与文化之间划等号，这是在设计实践过程中经常碰到的现象和问题。很多设计师热衷于元素提取和符号应用，由此带来了对文化的理解和表达流于表面，甚至出现符号误用的情况，其结果适得其反，歪曲了文化的真正内容和精神。如果对比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设计与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设计，不难发现，2008年的设计侧重于传统符号的再应用，2022年的设计则摆脱了符号化的设计思维，而是在抽象的精神层面表达中国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新时代中国的形象，这恰是文化自信的结果。

根据索绪尔（Saussure）的符号学理论，符号本身并没有意义，符号的能指是无限的，符号的所指是确定的，从能指到明确的所指，约束力来自于语境，如果不讲语境只讲符号，必然会堕入误区。符号可以承载文化、传播文化，但如果局限于符号化的手段来表达文化，反而是窄化了对文化的理解和挖掘。反思符号化的文化表达方式，并不是否定符号或摒弃符号，而是提示设计师除了符号之外，更应关注文化的抽象属性，文化显现的路径并非只有符号这一种方式。文化寄身于不同的事物，通过不同的方式显现，可以是空间原型、行为方式、材料，甚至是价值标准，专注于符号可能使我们失去了对文化更为深刻的解读和传播，也限制了文化创新的可能性。同时，专注于符号，难以回避符号异化的问题。时下大量的文创设计以戏谑的态度表现历史题材，雍正皇帝变身为卖萌大叔，好玩、商业成功是其一个方面，对文化、历史信息的歪曲则是其另一面，值得警惕。

日本建筑师槙文彦设计的东京螺旋体大厦（图3），完全没有引用传统的日本建筑符号，有意思的是，其中反而引用了不少来自西方的形式符号，比如尖椎体、钢琴线，但其整体的审美特质是与日本传统的建筑审美相通的。将其与日本古建筑高台寺的遗芳庵茶室（图4）并置，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两者之间审美趣味的相似，都是通过形体的堆叠来表现一种丰富而细腻的感受。这种抽象继承的方式，更为接近文化传承的本意，也更大程度上保留了创新的空间和可能性。古罗马的神庙完全借用了希腊神庙的形式，但其空间原型是继承自伊特鲁里亚人的神庙，采用的是前廊式平面，而非希腊的环廊式平面，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空间使用和布局上的差异。表面的相似性，并没有使其丧失自身的文化特点，空间原型的继承使其宗教行为完全不受影响，而通过希腊神庙形式语言的引用，提升了神庙建筑的庄严感，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案例。符号可以承载文化，但符号本身不能等同于文化，如果把符号等同于文化，则难免产生对文化的误解，并损失更多的文化信息。

图3. 槙文彦，螺旋体大厦

图4. 高台寺，遗芳痷茶室

“日常生活”兴起的路径

如果我们认可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工具，那么，就不难理解文化创新的源泉必然是日常生活。在今天，日常生活并不是一个冷僻的词汇，恰恰相反，日常生活这个概念不断地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出现，但其重要性和意义，仍有待认识。尽管在明代，王艮就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但日常生活在古代社会，无论中外，都不是一个显要的概念，甚而是被轻视的对象。思想家提出这一概念，正是对应了现实世界的冷遇。“日常生活”的概念兴起，离不开工业革命，它可视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石。

在狭义的文化理解中，显然更为重视社会的“上位文化”，在这样的逻辑里，日常生活可能更多是与平凡、庸常、平淡，甚而粗鄙这样的评价相关联，而不是值得重视的研究对象。即使在王艮的思想里，百姓日用的价值也是依赖于道的显现，而并非其本身具有价值。日常生活概念的兴起，无疑是一次重要的价值转向。形成转向的力量，大致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社会层面。工业革命之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要点在于中产阶级的兴起。那么中产阶级兴起不光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时也是重要的文化转型的概念。中产阶级形成自己的文化话语体系，这个过程远滞后于其政治上的崛起。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室内情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什么？是对上流社会家庭居住空间的模仿，并且是寒酸的模仿，是富裕阶层的减配版。这意味着中产阶级尚未具备定义自己生活形态的能力，没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图5）设计史中，早期现代主义先驱们的贡献，并不局限于审美探索，更大的贡献是价值标准的转变。从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开始，他们将阳光、新鲜空气、健康这些概念作为价值追求的指标，而不再是炫耀财富。由此，也引入了效率、实用、朴素、温馨这样的标准，逐步形成了属于中产阶级的审美体系和话语体系。如果对比100多年前后，中产阶级家庭的室内，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差异，而同样的对比如果选择上层阶级，则其差异并不显著。

图5. 美国中产阶级生活场景

其次，是在思想领域。伴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神学式微，本体论的讨论让位于认识论，进而转向了语言学的研究。当上帝退位之后，人类的真知如何获取呢？在这个真实的世界，我们自身的日常经验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定义自身的唯一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成为哲学思考和研究的重要对象，并逐步凝结成新的时代话语内容。

再次，是经济体系的变迁。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社会经济的主要力量也发生了根本的转移，与中产阶级关联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市场，其规模迥异于传统社会的上流阶级的市场。日常生活，自此意味着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和盈利空间。在上世纪80年代，苹果电脑风头正盛之时，乔布斯就一再坚持将其产品定义为家庭娱乐产品，而非当时普遍认同的高科技产品。这种坚持在当时不被人理解，显然高科技产品的社会形象要优于家庭娱乐产品，但30年之后，大家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这样的事实。这一点恰恰显示了乔布斯是一位伟大的商人，他看到的是产品定义背后的市场空间。正因为此，日常生活也成为资本逐利的对象，种种异化现象也就难以避免。警醒的学者如列斐伏尔，写下了《日常生活批判》，这一批判并不是针对日常生活，而是针对日常生活领域所发生的种种异化现象。通过这样的批判，他也进一步提示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日常生活是文化创新的源泉

文化创新既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也是艰困的话题。其艰困之处在于，文化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作为抽象概念寄身于不同的事物。因此，文化创新就不能满足于理论创新，而需要有广泛而坚实的实践成果去支撑，并使其在实践中保持生命力，不断生发，而不萎缩。在讨论这个方面的时候，不妨引入一个反面案例：世界语的式微。

世界语是一种人造语言，其初衷非常美好，语言造成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人之间交流的障碍，语言的分歧也容易形成敌对阵营。发明一种通用的、中立的语言，显然有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1887年，波兰青年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Lazarz Ludwik Zamenhof）发明了世界语，并逐步推广，使其一度成为显学，许多高校都开设了世界语专业。尽管现在世界语组织仍存在，但其声势已不复从前。世界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没有一个广泛而生动的应用场景，难以进入日常生活的世界，久而久之，它就缺乏更新能力，与真实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日常使用的语言，则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并不断更新，语言随着时代和生活同步发展。世界语代表了一种美好的愿望，也带来了一定的实践，但由于其局限性，最终的结果并不理想。

设计学的人文属性，决定了其必然成为文化创新的重要力量，而设计学的实践属性，则强调了设计学的创新离不开应用迭代。迭代是设计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突变类型的创新并非没有，但是更多的设计进步是以迭代方式进行的，而迭代是在广泛的实践中逐步完成的。以高度普及的自行车为例，100多年前刚发明的自行车还是大小轮组合的形式，既没有链条、飞轮，也没有刹车、避震设计，与今天时兴的形形色色的不同车型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你无法要求100多年前的人直接设想当下的车型。在没有自行车概念的前提下，他是不可能想出今天山地车这样的形象的。时下形形色色的车型，是在长期使用自行车的条件下，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在广泛应用的前提下迭代出来的。文化创新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文化的迭代，迭代需要依赖于一个非常庞大而丰富的应用场景，日常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为其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同时也不断提出迭代的需求。

阿尔瓦·阿尔托的启示：一般性与特殊性

对于创新而言，日常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日常是否意味着平庸和无趣？日常是否意味着一种普遍的一般性？这些可能是我们在思考日常生活时容易出现误区和偏差的地方。早期现代主义的实践，同样是出于对日常生活的尊重和创造新文化的愿望，但受制于对科学思维的简单理解，迷信于“客观规律”“通用模式”的提取，依赖统计学手段的调查研究，借此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并将之应用于具体实践。早期现代主义大师们，丝毫没有觉得“国际式”是个糟糕的概念和现象，而陶醉于国际式的推行之中。难能可贵的是，稍晚于第一代现代主义大师的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敏锐地在那个时代就意识到这种一般性策略的泛滥可能产生的危害，提出设计永远是“一对一”地解决问题。这个提法的背后，体现了设计对于特殊性的强调和把握。

德国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很早就观察到不同学科学者研究方式的差异，创造了律则式（Nomothetic）和个殊式（Idiographic）这两个名词来描述。他观察到物理学更倾向于律则式，而历史学则是个殊式。[4]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理工科更重视一般性的描述，而人文学科则强调对特殊性的关注。需要强调的是，在哲学上，一般性与特殊性并不是对立的两个概念，而是相互依存的。一般性意味着一种概括或归纳，一般性来自特殊性，特殊性则是一般性的特殊表现形式。而在日常使用的语境中，人们容易误用归纳法，将从小样本上归纳的内容，推广至更大的范围，实际上是不自觉地进行了演绎。同时，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特殊性往往被视为“特例”或“例外”，被排斥在进一步讨论之外，从而丧失了被研究和认真对待的机会。实证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指出，归纳法并不是由个别到一般、由有限到无限的推理，而是一种由个别到个别、由有限到有限的推理，归纳推理的结论以及它所追求的目标也并非要达到真正的普遍性。而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则提到，不符合普遍原理的特殊现象成为一种机会，往往意味着新的发现的可能性，这同样适用于设计学的讨论。当我们发现，现象的特殊性不能被之前归纳的一般性所覆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排除这种特殊性，而是应该重新思考原来归纳的一般性是否合理、正确，由此迭代认知，以新的一般性包容特殊性。

设计的人文属性决定了我们在解决“人”的问题的时候，不能把一般性思维放得太大，更要关注每个人具体的设计任务的特殊性和特殊需求。纵观设计史，只有能够把每个场所或者每个项目的特殊性发挥到极致的人，才能造就优秀的作品。对特殊性的表达并不损害对一般性的认知，特殊性反过来加深了我们对一般性的认知。这种特殊性与一般性的不断往返，推动了我们对于文化的认知和表达不断走向深入。

设计创新：把握日常生活中的“特殊性”

作为文化创新手段的设计创新，如何去实现目标，需要我们首先对自身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在文化继承的基础上去迭代、创新，而不是任意地另起炉灶、天马行空地想象。我们可以通过慕尼黑安联球场（Allianz Arena）外的景观设计来体会。项目由AS+P（Albert Speer+Partner GmbH）设计事务所完成，但在无人场景下的照片，让人不明所以，甚而觉得未完成，没有一般情形下那种景观的美感，植物配置以草坪为主，几条交织的路径使整个场地显得空旷而光秃秃的。（图6）但是到了比赛日，再看此地的景观，交织的路径变成了生动的人流，我们就能理解它的设计意图了，其要点在于充分利用地形和路径来组织人流的景观，设计师预设了人流的空间，在比赛日时自然营造了一种很有朝圣意味的人流场景。（图7）带着这种理解再看，可以发现路径设计很丰富，既有路径的宽窄变化，又有路径的形态变化，每条路都迂回曲折，不是直线形式；同时还有一些路径的相互穿插，把这个人流的场景编织得很有诗意。设计师利用场地下面的停车场，塑造了一个坡地地形，坡地又把人流的形态能够更好地显现出来。这样的人流景观让你觉得既很自然，同时又是有序的，因为这是设计师可以设定的状态。相似的建筑与路径的关系可以在更早的朗香教堂看到，路径并不正对教堂，而是形成迂回曲折的关系，这样就让教堂自然形成了人流景观里面一个非常好的背景，这是欧洲处理朝圣场景的经典手法。（图8）体育赛事在西方虽然并不是宗教活动，但是它具有朝圣的相似意味，这个景观设计充分发挥了体育场所的特殊性，没有采用惯常的景观设计策略，而是重点营造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人流景观，强化了人们参与体育赛事的现场体验。

图6.慕尼黑安联球场（Allianz Arena）的景观设计

图7.慕尼黑安联球场（Allianz Arena）比赛日

图8.朗香教堂路径分析

民国时期上海的大世界对文化的表达，同样让人感慨。大世界是一个地标性的场所，建筑形式中西合璧，钢筋混凝土的体系附着了很多中式符号，外观并无太多出奇之处。其内庭景观很有特色，营造了一个高高低低全面可以望向舞台的空间模型。这是一座非常独特的建筑，可视为一个孤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更深入地解析，可以看出它是把庙会的空间逻辑搬过来，形成一个折叠的立体庙会空间。设计师把交通流线全做在建筑的外部，营造了一种边走边看的生动场景，不同标高、不同位置的人都能看到这个舞台，同时不同剧种演出之间也没有硬隔离。从现在的角度看，此举很不合理,形成相互干扰，但如置身于庙会逻辑之中，这又是合情而无伤大雅的。（图9—10）可惜的是大世界现在被保护起来的状况，内庭加了顶盖，室外空间变成室内空间，原来的空间氛围顿失，活力也随之消散。（图11）地方政府一直想要激活这座著名的历史建筑，但是单纯从这种保护的逻辑入手，这个空间无法激活。首先要明了这个空间原来的活力来源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活化这个空间。大世界的成败都与设计对文化的理解有关，立体庙会的思路，既使人们保持了相似的空间体验，又将其置入大都市的日常环境，其得人气，可谓意料之中。而之后的状况，单纯从建筑保护的角度出发，失之简单，同时功能也转换为非遗博物馆，庙堂化的功能定位如何能与市井气息十足的空间原型匹配，其尴尬处境也是意料中事。

图9—10. 上海大世界旧照

图11. 上海大世界现状

日常生活中的特殊性无处不在，这是人文环境很有意思的特点，越具体的事物，其特殊性越强。从这个角度讲，日常生活又为设计创新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自现代主义的国际式饱受诟病之后，人文主义建筑兴起，其中重要的一支便是地域主义，涌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都是充分挖掘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将其纳入建筑设计的整体逻辑。葡萄牙建筑师阿尔瓦罗·西扎（Alvaro Siza）是其中的佼佼者，也是另类的地域主义者。其另类之处，在于他并不执着于形式语言的地方化，而是他对于每个项目的场地条件都有充分的解读和挖掘，国际化的形式语言并不妨碍他对每个项目的特殊性的呈现，体现了强大的设计功力。以他早年设计的一座海滨餐馆为例，它让一个非常日常的空间类型进入了设计史。他的设计使餐厅似乎是从海滨的岩石上自然生长出来的，同时大量的建筑细节又为这个环境增添了人工物的美感和诗意。屋顶的细节做了两节的处理，形成一种向外延伸的感觉，静中有动。（图12—14）还有瑞士建筑师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的瓦尔斯温泉浴场，这些作品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日常中的不平凡。他们充分挖掘了日常生活场景中的诗意和空间价值，把握每一个项目的场地特殊性、类型特殊性、用户特殊性、时代特殊性，既充分表达了特殊性，又能在一般性的基调中协调各项关系，造就了一个个经典作品，也为我们提示了一条有效的设计创新路径。

图12—14. 西扎，保·娜瓦餐厅  

中国当代设计师朱小杰，也是一位致力于在产品设计中表达中国文化的设计师。他的文化表达策略并不是浅表的符号搬弄，而是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等更多的维度出发，挖掘其中的特殊性，并将之投射到具体的产品设计上。他的“工作椅——躺椅”，是有感于员工午休时的狼狈场景，既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也没有个人的体面，而一把可折叠的躺椅，既可解决需求问题，又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图15）而面碗的设计，则肯定是出自一位爱面的人，成套的器具，体现了一种享用美食的仪式感，又结合了诸多实用细节，能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图16）文化的呈现有着多样的路径和选择，当我们能真正投身于日常生活的时候，必然会在其中发现生动而鲜活的内容。设计从来不是无病呻吟和信马由缰，生活既是设计师的观察对象、工作对象，也是设计师的考场。唯有在生活中，我们才能理解真正的好设计是什么，设计的意义是什么。

图15. 朱小杰，工作椅——躺椅  

图16. 朱小杰，面碗

结 语

列斐伏尔把日常生活定义为“幻觉与真理、力量与无助”的交集，一个永远发生变革性冲突的地方。是的，日常生活并不是一个平凡的概念，其中孕育着创新的巨大可能性。新时代的文化创新，是一个宏大的战略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微观的日常生活。深入地体味微观之处，才能更好地把握宏观特性，“尽精微，致广大”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吧。对于设计师而言，如何把握、挖掘、呈现日常生活的特殊性，就成为当下不可回避的话题。人民的美好生活，其主体必然是日常生活，设计学的主要对象也是日常生活，但我们对日常性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这或许也意味着一种新的设计思维范式的肇始。对于中国的设计学而言，这既是巨大的挑战，也是时代赋予的绝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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