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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康 | 日常生活批判与设计的立场

原创 2023-05-09




内容摘要

 

设计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现象,现代设计的发展见证了消费文化的兴盛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设计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表现为我们当下所经验的现代性,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认为现代性的希望在于日常生活的微观突围。日常生活是设计最直接的界面,设计需要以人文主义的批判精神来关注和进入这个时代、这个地方。从日常生活出发,对设计来说是观念与方法的回归:向日常生活学习,为日常生活设计,并重塑日常生活。


关键词:日常生活、设计教育、实践策略、设计价值




设计在当下已经被视为驱动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寄予极大的期望,与此同时,设计的新挑战还包括如何洞察来自社会、经济层面不断涌现的各种危机和日新月异的复杂挑战,直面设计与物质文化、消费文化的关系,充分理解新技术、文化流变对生活方式的影响,平衡具体需求主体日常生活诉求、文化背景以及现实制度的约束,从被动的专业服务转向主动的生活方式建构。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设计究竟是无所不能,还是囿于现实的举步维艰?或许,设计被寄望的影响力与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仍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设计研究与实践不仅需要不断创新,亦应具备自我反省的能力。以设计介入的现实而言,各种失衡事实上也是设计价值观的失范和失序的具体体现。设计同时应是一种具备批判性的力量,以理性的分析、价值判断和策略选择来迎接当下更深切的挑战。


作为20世纪哲学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思想转向,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更好地理解现实提供了指引,尤其是空间生产理论对城市规划设计带来了重要启发并引发广泛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一方面对消费社会背景下设计的专业化系统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也为设计学科的知识建构提供了开放的角度与学术路径。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相关论述中,设计可能发展为一种策略性的力量,以日常生活的发现、介入而触发积极性的要素,为服务社会打开更具开放性的大门。本文希望梳理和辨析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于设计的思想意义与价值,希望通过观念的思辨以探寻设计出发的原点,亦是记录这些思想的启发有可能通过设计的教学与研究、设计的实验与实践,衍化为回应这个时代、这个地方的立场与方法。





1

日常生活批判:观念与方法


所谓的“日常生活”就是人们每日生活最为平常的行为,从工作到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在内的各种琐碎的内容与细节。从现象学开始,日常生活批判已经成为20世纪以来哲学、社会学的重要议题,源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对现代社会生活异化的全面反思与批判,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西美尔以日常生活为基础、以小见大的社会学研究开始,至胡塞尔在1936年《欧洲科学的危机及先验现象学》中提出要关注“生活世界”的问题,日常生活作为科学理性的对立面,被视为解决异化危机的良药。现象学开启了之于“日常生活”这一哲学、社会学概念极为影响深远的思辨,继许茨与海德格尔强化作为哲学概念的“日常生活”的批判性内涵,以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居伊·德波(Guy Debord)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确立和发展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其中,列斐伏尔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被誉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他的思想既包含了日常生活之哲学批判,后期又进一步转向现代性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之社会批判,其漫长的学术生涯和等身的著作论述为“日常生活批判”搭建了立体、深刻的理论框架,代表了近现代西方哲学与社会学理论“日常生活批判”的转向。该理论在直面日常生活普遍异化的同时,又关注到日常生活所包含的积极创造性,并经由居伊·德波、米歇尔·德·塞托(Michelde Certeau)、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人发展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显学议题。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设计研究有着天然的密切关联,一方面源于设计活动本身服务生活、服务社会的实践性,设计实践的美学内涵又无可避免地涉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文化议题;另一方面,这种紧密的关联性也源自我们对设计的认知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造物活动。设计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具体时代、地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体现,设计本身就是对“日常生活”的映射。正如列斐伏尔认为的那样:“日常生活从根本上是与所有活动相关的,包含所有活动以及它们的差异和它们的冲突;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交汇的地方,日常生活使所有活动在那里衔接起来,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的共同基础。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人类和每一个人的关系总和有了整体的形状和形式。”[1]设计与日常生活互为影响、互为映衬的深刻互动关系充分说明:设计从来是参与社会建构的重要力量。以近现代设计发展的历程来观察,现代设计运动事实上成为了现代生活十分重要的推动力。设计以一种新的知识建构、新的姿态全面介入和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中。现代设计的兴起与变革事实上全面参与了消费文化和现代性的建构。现代设计不仅扮演了“现代性”极为重要的中介角色,亦是现代性历程的见证与投射,这恰恰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于设计研究的独特意义所在。以设计文化和设计批评的角度而言,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设计审视自身、启发突破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机会。


当我们深究现代设计运动的时代背景和内在动因,除了应对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技术革命、艺术观念革新以及新的形式语言,“现代主义”还需要面向那个时代的社会变革——设计的服务对象从权贵阶层转向社会大众。现代设计运动既是顺应大工业批量生产的变革,也是为普通大众提供优质消费品的社会改良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场平民化设计的理想主义运动亦是让设计回归日常生活——抛弃无用的装饰,以品质优良的工业产品服务于普罗大众的生活基本需求。但是,在另一方面,这场运动也演绎成为新兴生活方式的主导力量,以包豪斯为代表的新的设计知识体系酝酿出代表机械美学的标准样式与风格,以及流行的设计文化。在商业模式的介入下,设计迅速与消费文化合流,衍生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化现象。关于这一点,鲍德里亚以包豪斯为研究对象曾做出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从符号价值的角度揭示了设计在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操控力量。[2]他认为,包豪斯不仅将美学主张延伸到日常生活之中,同时设计作为服务日常生活的技术也经历了“技术经验的普遍的符号化”,包豪斯标志着“将交换价值体系在实践中拓展到整个符号的、形式的以及物的领域之中”。[3]因此,他进一步认为设计“可以被视为一种传播的生产(从人到符号,在符号之间,在人之间)”,因此“每一事物都属于设计,每一事物都产生于设计,不管它是否这样认为:身体是被设计的,性别是被设计的,政治的、社会的、属人的关系是被设计的,需要以及期望也是被设计的,等等。这个‘被设计’的普遍存在构成了环境。这就如同市场、环境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一种逻辑:(符号)交换价值的逻辑。设计是这种符号/交换价值被强加到所有模式以及可操作实践之中的结果”。[4]并且,随着“商品的购买与消费这种假定的物质行动,不断被弥散的文化影像(通过广告、商品陈列与促销)所调和、冲谈,而商品记号与符号方面的消费,反倒成了满足消费的主要源泉”[5]。


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则进一步分析了专业化的操作在教育和培育消费者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动者角色,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经成为普遍性的现代性特征。在《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费瑟斯通从文化现象的角度分析了这一概念,并将其描述为一种后现代的日常生活经验。他指出:“艺术的生活方式和风格表现中,存在一种大众流行特征,在日常生活的风格化与审美化中,它与分化了的、成型了的消费商品、闲暇时间的消遣及体验,有着进一步的合流趋势。在后者的发展过程中,融进了大量的设计、风格及艺术的、时尚的文化形象。”[6]因此,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事实上是艺术与审美日渐进入日常生活,并被日常生活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设计不断地向生活渗透、设计与日常生活日益关联紧密的过程。针对这一现象,德国后现代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更直接指出,商业利益的驱动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直接诱因,设计助推了商品的销售,通过购买商品,人们亦实质性地购买了被设计所包装的生活方式。


如上所述,正因为现代社会消费的勃兴,设计作为“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7]的专业化活动,其结果是各种“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以提升生活品质为目的地、更普遍地进入日常生活。进一步来说,“设计参与社会分工和生产过程,还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和文化建构,设计已经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8]。现代设计的发展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那样:总体性革命正在背叛自己的目标而成为现代性制度的一部分——隐含了“现代性制度”的“现代设计”成为异化向日常生活渗透的中介与具体体现。如此一来,我们再次回到了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批判地提出什么是人们生活需要面对和改变的问题,以及何为批判、未来的可能性和选择性的问题。


基于列斐伏尔的启发,鲍德里亚和费瑟斯通等人已经进一步揭示了消费文化对日常生活的侵蚀,并论述了设计活动与物质文化之间深刻的关联。而晚期的列斐伏尔对设计的专业化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脱节进行了更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今天的设计活动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资格、一门技术,而演变为“一种表现的方式,一种明确的、系统化的技能。因而,它是一个过滤器,对内容进行筛选,将某些‘真实’去除,并用自己的方式来填补文本的空白”[9]。于是,这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专业性操作不过是在“画纸”上所进行的“关于‘真实’的解码——重新编码”的生产,即用书画来代替物体,特别是代替人、代替身体、代替他们的姿势和行为”[10]。他的这一批判思想直接指向了作为职业的设计和设计教育的根本:设计知识体系中那些不完善或者错误形式的可视性编码。他指出了设计活动作为一种现代性安排所隐藏着的日常生活计划直接影响了日常生活异化的三个特征:同质化(日常生活基本功能的标准化)、碎片化(时间与空间的分隔以及更高强度的专门化)、层次结构化(人与日常生活处置的程序化)。[11]因此,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并实现现代性的扬弃,就成为现代设计实现自我超越的重要命题。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强调了日常生活的双重性,一方面是日常生活的同质化、商品化和科层化,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人性与自然本真又具有批判的潜能,体现出现代性的自我批判性并以变革的形式实践于现实社会。列斐伏尔不仅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阐述转化、发展为“日常生活批判”的概念[12],在《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二、三卷,他更进一步地将其发展为具有方法论特色的理论研究,并将城市空间作为一个现实的切入点提出了“空间的生产”的思想,严肃批评了以“现代性”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毫无节制的城市化建设,指出设计看似“积极”的安排往往扼杀了生活的可能性。《空间的生产》所提出的三元空间辩证法将空间定义为“一种社会性的产品”,其中,空间实践指向常识意义的感知空间,空间的再现(表征)意指作为空间构想的专业化设计知识,再现(表征)的空间则是体验日常生活的空间。这一论述全面阐释了空间作为物质生产、知识生产、意义生产的多维属性以及再生产中的能动性。空间在此被构想为一种社会产品(当然这种产品所指的是一组关系),并不是被动地被交换和消费。当将空间置于生产中的地位来观察,空间同时还是生产者,成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支撑了生产者、经济和社会关系,并发挥再生产的作用。如果我们把“空间”这种可以被设计、生产的“产品”推演到设计行业所关联的其他产品类别,所有的设计成果事实上都是“一种社会性的产品”。然后,我们因此留意到,在“再现的空间”这一维度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成为艺术”不只是一种纯粹的概念思辨,既不是指单纯的存在于艺术或美学上的意义,也不仅仅是社会学角度的观察与思考,而是对整个生活世界的思辨,同时具有批判和建构的策略——所有的“社会产品”通过与日常生活的互动与共同作用,以实现日常生活的微观突围:“把日常生活变成节日——让我们的身体、时间、意识和某些事物一起组成一个艺术作品,组成某种事物,不满足于把形式赋予活生生的经验,而是转变活生生的经验。”[13]就设计批评的视角而言,列斐伏尔质疑了建筑与规划设计以视像为中心的抽象体系,对建立在纸面创作之上的专业技能与实际生活经验的断裂提出了警告,同时也提出设计要重拾社会的视角,积极营造包容实际生活经验和感知的空间[14],实现对个体、身体的关注、社会关系的重构和对历史的传承。日常生活的批判性就是展示可能性的开放,并最终以“改变生活”实现对日常生活的复兴和对现代性危机的超越。尽管这一策略不可避免地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但将日常生活视为真正的创造性活动的源泉,提出掌握和理论化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经验的重要性,以及面向社会生产的总体性策略,对所有设计活动都有着不言而喻的积极意义。





2

南方的视角



地理上的南方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概念,因为地理的边缘性、远离中心,反而孕育出一种独立、自足的文化传统,其多元、开放的非正规性发展成为具有抵抗意味的亚文化。在南方,极其快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迅猛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相比其他地方,珠三角一方面一直处于商品经济、消费文化和全球化冲击的前沿;另一方面,其活跃的世俗生活也在十分顽强地抵抗或者消解这一剧烈的变化。在这个地方,其风云际会的近代史、突飞猛进的城市化以及更深层次的现代性危机,都是当代中国极具代表性的议题,提供了充满张力的学习、研究和实践背景。“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具有批判性和现代性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发了我们的学术兴趣与持久的关注。我们发现,日常生活不仅仅是设计创新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引发了对设计如何创造价值的思考。在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以下简称“学院”),我们将“日常生活”视为一种学术立场,从设计教育的课程组织到教学方法,以及研究与实践的拓展,“为日常设计”和“设计日常”成为常态化的实验维度,具体体现为设计如何为日常生活服务,设计如何发现日常生活的潜力与可能性,激发其内在创造性的潜能。


虽然哲学家、社会学家的思想并不能直接指导设计的理论与实践,但这些思想仍然指出了设计在现代社会、现代性构建中的角色与作用、迷失与危机、应有的姿态和可能的机会。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于设计研究与实践的启发和意义至少是两个方面的:其一,是认识到日常生活被消费文化侵蚀的现代性特征,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设计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从而建立对现代设计以来自身发展的批判性自省,进一步充分认识和了解生活世界面临的现代性问题,重现思考和调整设计的定位和需要面对的各项议题;其二,是认识到日常生活作为抵抗与创造性的源泉的可能性,如何从日常生活出发开展设计活动,进而延伸到对生活方式、生活世界的影响与改造。


1.为日常设计

无印良品的成功已经是耳熟能详的故事,木内正夫推出这一品牌的初衷或许是为了应对那个时代经济增长趋缓、消费下滑背景下的一种商业策略:如何在价格低廉的同时保持好的品质,以产品包装简洁、去除所有不必要成本的“无品牌”产品实现“物有所值”。一如“无印良品”(MUJI)直接的释义:“没有商标与优质。”然而,相比同时期的无品牌商业模式,无印良品内在持久的成长动力仍然值得追溯。创始人堤清二本人就是一位对当时浮华的消费风气和商业模式持质疑与批判态度的思想者。不仅在他的经济学论著《消费社会批判》中明确宣扬了消费与商业中应有的人的价值,他以“辻井乔”为笔名发表的大量诗歌和小说同样传达出犀利、尖锐的社会批判意识。这些批判性的观念和认知与田中光一的设计理念取得了高度的一致:这位无印良品设计之父认为,设计的作用在于寻找功能和社会间的接点;……围绕着“日常生活”这个主题,努力把商品品种设计得更贴近生活细节。[15]可以说,是他们两位为无印良品共同构建了经营与设计高度一致的“这样就好”的价值理念。无印良品的设计并不是某一件生活用品的设计,而是在为日常生活而设计,其商品种类不仅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在展示一种回归本质、朴素的生活方式。无印良品让我们看到了设计回归日常生活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所包含的多个维度。


我们认为,在设计教育中所强调的同理心,首先体现为对极为平凡、日常生活需求的关注。这种关注必须建立在极细微、极敏感的微观视角之下——就个体而言意味着同理心,对场景而言是贴近生活、进入现场。《设计的觉醒》一书洋溢着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生活质感的呈现,从“年历的变迁”到“在京都俵屋感受日式清凉”,田中光一时刻在强调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观察。与高度专业化、格式化的职业技能相比,自发、本能、习惯性的日常生活反而提供了更具直接经验与知觉的普遍性常识。从今和次郎的“考现学”到赤濑川、藤森与南伸坊等人的“路上观察学”,设计师和理论家们显然是意识到了其中的价值,为贴近生活的观察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方法与路径——以日常生活的细微观察与记录来审视当下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现象,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关注被忽视的日常诉求与社会景观,以进入田野的方式深入了解宗教礼仪、风土人情和日常习俗。观察日常并且发现日常,也意味着在别样的微观视角中发现生活的意趣与闪光,发现掩盖在日常之下的生活智慧,以及各种衍生出来的“非正规”设计。亦如1964年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lfsky)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题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展览,向人们展示了源于平常生活的非正统设计所蕴含的智慧与力量。我们认为,设计教育的“专业化”应放下其正襟危坐的姿态,设计最基本的技能是从“观察生活”开始。因此,学院一年级的第一基础课就是“观察与记录”,即训练学生细致地观察生活、记录点滴的工作习惯与方法,要求观察被忽略的生活细节、以素描的形式客观冷静地进行记录(图1),以实现对“眼睛”的训练并形成主动性的专业习惯。从老师到学生,抵近观察与身体力行成为校验“专业性”的普遍形式。[16]此外,向平凡的日常生活学习亦是十分重要的教学环节和普遍性的教学内容,透过看似习以为常的生活形态、学习其中隐含的技巧与智慧,譬如城中村居民对各种边角空间的利用,街头小贩自己设计制作的高度机动、随时伸缩的货架车,也包括对城市与乡村中非正规空间(城中村、集市)给予积极的关注和研究。


图1.“观察与记录”课程作业


在向日常生活学习的过程中,对如何直面日常生活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亦会有相应的理解。从20世纪中期史密森夫妇(Alison & Peter Smithson)“如其所是”的设计理念及其关注建筑生活性与日常性的粗野主义作品,到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1966年出版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当然也包括同时期波普艺术的兴起,设计师和艺术家都在尝试以兼容矛盾与多样性的方式赋予日常经验和大众文化以新的价值。具体到设计的操作,或是对用品的弹性应用、可拓展性和可变性的考量,多种生活场景的应用兼容,是用户参与式的多维设计决策;或是对现实生活多样性的包容与接纳,对熟视无睹的技术或材料的直接引用与改造。当设计成为包容复杂、多元生活的平台,并以系统性的关联来响应、调适日常的生动,设计就呈现其与生活、社会同频共振的潜力与活力。“改造与更新”这门课程已经经历了十余年的教学实践。在本世纪之初,城市发展的存量空间问题以及微更新等设计概念在迅猛的城市化发展现实面前还只是一种微弱的声音,但现实生活空间的紧张、矛盾感已经展现无疑。如何在充满矛盾的复杂空间现状面前,而不是平整的土地上开展设计教学实践是一项全新且全面的挑战。过去与未来、发展与保护、现实与愿景、个体与社会,直面各种冲突已经成为这门课程的必选项。(图2)包容既是态度也是设计的技巧,冲突并置或可成为空间创新的机会。


图2.“改造与更新”课程作业,广州花都新华路片区城市更新设计


平凡的生活不止于庸常和琐碎,设计的日常性同样不能忽略那些特殊的日常,包括老年人、儿童与学生、残障人群以及特定的患者群体,也包括流动摊贩、拾荒者、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以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等事件。这些事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可能是持续的,而非止于其现象的突发性。譬如我们刚刚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亦是一种非常的日常,如果这部分的日常被排除在设计之外,那么不仅日常生活失去了批判的潜力和希望的可能,设计也将失去其整体性。包容性设计概念的提出,最初只是针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与产品设计之间使用障碍的设计策略,但其批判性的视角和现实的需求迅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并拓展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场景与研究领域,强调以社会潜在的弱势受众群体的生活行为特征为关注点,反对设计的排斥与歧视,将设计可能产生的排斥现象降到最低影响,使各类人群在最广泛的生活场景中不需要通过特别的适应或设计就能获得生活的轻松方便。近年来,包容性设计的关注点不仅涉及可开启性、公平、依从性、传达交互、移动健康等热点议题,也从身体机能的排斥与包容的维度进一步延展到心理情感与社会层面的包容及支持。[17]在学院的课程教学中,城市中各种杂乱无序的空间以及它们地位低微的使用者往往成为设计研究的特别对象。源于民间经济活动的活跃性,广州有着各色各样的市场,从专业批发市场到拥挤喧嚣的街市,是城市复杂性与矛盾性最具典型性的空间截面。几乎在每一年毕业设计的选题中,市场都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从市场空间到市场与城市的各种衔接,从交通流线到行为关系,从多种业态的功能组织到社会交往空间的衔接,兼容矛盾和保持空间弹性成为空间创新的契机。(图3)我们在临时摊贩和市场管理者的空间博弈中理解底层居民的生活方式,通过设计尽量为摊贩也为市民生活方便争取空间组织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创造多元体验的同时也在创造丰富多彩的街道风情,实现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力重生。


图3.长洲百达农贸市场设计(毕业设计)用


对设计实践而言,为日常生活而设计更是一种态度,是举手投足、顺势而为地服务平常生活的技能与智慧,最大化利用资源、整合资源,尽可能减少投入和刚性的干预,维护并促进环境生态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以更长时间去营建和经营一处场所,这些或许是设计需要关注的真实内容和实质性工作。从2015年至今,在珠海桂山岛,我们协助当地政府和投资企业进行地方的复兴建设和旅游的开发,在时间长度跨越8年、以设计参与地方建设的过程中,海岛生态脆弱性、地方居民的现实生活需求、游客对旅游体验的期待、经营方对现实运营的各种考量都需要顾及。设计的具体内容事实上是一系列策略的组合(图4),工作内容包含以教学带动的研究、联合工作坊、文旅策划、视觉形象整合与推广、环境家具与服务设施、标识系统、景观节点与民宿设计,涵盖了教学、研究与工程实践。我们尽量让具体的设计工作退后,大量的工作是进入现场的研究、访谈、讨论、建议,一切设计围绕具体的生活细节展开。设施、环境品质的改善,是对各种解决方案的综合运用,也是各种不同程度的指引性介入。长时间的努力使得海岛独特风貌得以保留,同时也带动了经济活力和旅游服务的提升。


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角度而言,设计成为一种职业本身就是一项现代性的选项和陷阱,设计的高度专业化和商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消费文化的侵蚀又是难以回避的现实矛盾。设计教育的难度即在于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又不能落入程式化、平庸化的窠臼。设计之于日常生活的转向,意味着设计教育对专业知识和能力的重新定义:对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平凡个体及其每日生活的尊重,对看似琐碎的行为及其相互关联的关注。这种转向事实上也是从商业至上、生产至上向以用户为中心的转向,是超越功利的去中心化、平等性和开放性的转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以对行为的设计为核心的交互设计,还是以用户体验质量和相关文化提供解决方案的体验设计,以及以服务内容、流程等进行系统创新的服务设计,这些新的教学内容和训练,其本源都是设计在“日常生活转向”的投射与具体体现。不论是设计教育,还是设计实践,设计要实现自我的超越就愈发需要保持批判性的思维,并回到设计的原点,以对日常生活的充分接触、互动使设计从现有职业体系的程式化专业操作中挣脱出来,并保持自我成长的动力。


图4.桂山岛环境图形设计应


2.设计日常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在质疑现代性无孔不入的侵蚀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日常生活存在的创造性和重塑的希望与可能。列斐伏尔提出的“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这一口号将现实的目标指向了日常生活的变革。受其影响,德波试图发展出一种社会改造策略,由前卫艺术家、建筑师和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的“国际情境主义”组织倡导将艺术和生活融为一体。基于对全球化、现代性不可逆转的现实,德·塞托则强调了日常生活行为的“战术”性特征,指出微观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可以通过介入、挪用产品与空间的使用,再次创造新的使用方式来挑战规约的社会和文化秩序,使得个体也可以发挥主动性来参与生动丰富的日常生活的积极建构。因此,在物质和消费文化的语境下,设计的社会角色除了被理解为助长了同质化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使得现实中的日常生活不断被异化和重构之外,设计实践作为一项现实性、可操作且直接进入生活的活动,其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形式恰恰具备德波、德·塞托所强调的“战术性”生活实践的条件,可以策略性地对日常生活实施正向的积极干预,并完全具有主动参与生活变革的可能性。


事实上,设计的历史远远早于其作为专业性、行业性行为的历史,现代意义的设计其实是非常晚近的发展。从人类远古的祖先开始制造工具和生活器物、创造生活的空间开始,设计活动就始终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所解决的问题本身以及这些问题背后的各种潜在的关联实际上都牵扯到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而设计的成果,无论是形式表现还是系统的搭建,都是信仰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俗与习惯、审美观念等各种深层文化与社会要素的反映与体现,我们也因此将设计活动在本质上视为一种社会活动和文化现象。因此,设计与日常生活的互动与关联需要更为立体的观察。一方面,作为高度专业化的设计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职业化设计的被委托属性使得该项活动在介入生活与社会时,大部分处于较为被动的位置;但是另一方面,设计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性,及其对于生活与社会变革的主动性价值应得到更充分的认知和发挥。设计不仅仅服务于日常生活,而且可以更为直接地参与“日常生活”的设计。


在埃佐·曼奇尼(Ezio Manzini)那里,设计被视为进行社会改良的行动方式,他认为社会本身就是新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的实验室。他所提出的“社会创新设计”超越了常规意义上的设计工作,指向共享服务与新的邻里关系、新的交换形式和以物易物,合作式社会服务和其他改善社会结构的相关活动(社区花园),以及本地化的新型生产模式、公平交易系统等新的范畴。[18]显然,设计在这里不再是从图纸到生产、销售与消费流程里的那个角色,也不是服务于具体的个体、机构或其他委托方的计划与模式的提出,而已经转换为更实际的行动与策略,直接参与实现社会认可的目标。其结果是创造新的社会关系或合作模式,帮助人们因应环境的改变做出生活方式的调整与优化。无独有偶,“社区营造”等概念的出现也向规划师、建筑师展示了设计的另一种形态:设计是对各种社会力量和资源的整合与聚集,是对社区集体的动员与参与组织,是对地区内生自发的设想和行动力的激发与调动,以共同行动促进共同的生活议题与福祉、社会环境的改良。一如西村幸夫的解释,这个概念里的“社区”所指的是更宽广的“生活场域”,“营造”是长时间的培养培育与经营,营造环境、氛围、产业、文化,也营造人的认知与意识。社区营造的根本内涵即从日常生活出发、积极干预社会生态的全新设计实践。如果回溯到列斐伏尔等人主张的“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及其对日常生活革命的期盼,“从社会(个人琐碎生活的社会方面)角度考察所谓平淡无奇的一天,这种琐碎的一天可能很不平淡。……他如何在这个复杂体制中活动?这个复杂体制从早到晚如何在他面前显示出来?……当然,生活艺术会超越它自己,不仅把生活艺术看成一种手段,还把生活艺术看成一种目标”[19]。不论是曼奇尼的社会创新设计,还是社区营造这类的设计实践,设计正毋容置疑在以全新的、更为主动的姿态和形式介入到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之中——以“设计日常”来参与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地方文化等更为深刻的议题与目标:从人口与贫穷、农村和都市发展、环境污染与保护等社会性方面,到家庭与婚姻、老人与福利、宗教信仰、社会就业等制度性议题,也包括关注性别、心理健康、种族等个体化方面。设计以微小、柔软的介入发生在社会生活各个不同的维度上,将日常生活相关的知识与经验给予创造性的重塑,并将它们重新带入当下的日常生活之中。设计实践本身展现为持续将资源转化为价值,以问题促进变革的过程。在深圳南头古城这个类似城中村的地方,我们尝试以五个主题的足尺实验来思考社区空间的改造方向:将一个原本只是“通道”的消极空间,通过简单的铭牌和具有空间权属意味的形式设计,进行空间功能的引导与重组,使之在不同的时段里具有充分的使用弹性,既可能是一处摊贩经营的处所,也可能是邻里交往的院子。在已经没有梧桐树的梧桐巷,古典诗词被拓印在空间角落以符号的形式来强化“梧桐巷”的场景感和叙事性,重新塑造属于这里的独特性(图5);将到处散落、被大家频繁使用的椅子进行新的排列,以创造出临时性的公共交往空间;和孩子们一起,发现和设计了属于这个地方的游戏地图和游戏空间;以及将便捷而高流量进出的无名巷道命名为“东二门”。所有这些看起来“轻微”的设计介入,其实是对长期隐藏在社区内部的运作系统和空间活力的一种优化,设计在这里尝试的是对日常生活进行积极的引导和干预。


图5.梧桐街的诗境叙事


当设计介入日常生活与社会的运转成为一种可能,设计的方法与路径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变。正如曼奇尼指出的那样:“正因为世界早已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在频繁地使用自己‘与生俱来’的设计能力,‘人人都是设计师’这句话已不再只是可能性,而是一个无论我们是否原有都必须面对的现实。”[20]不仅是每一个平凡个体的日常需求需要得到关注,事实上每一个体都有着设计自己生活的能动性和潜在的创造力,让他们参与到设计活动的全过程之中已然是一项得到广泛认可的工作方式。对设计师来说,设计作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不再表现为某个局部领域的专业化技能,而是体现为如何处理复杂生活、生产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能力:如何设计方案、制订计划来将利益相关者组织起来,发现他们共同的愿景与行为习惯,发现合作的可能和推动力,搭建交流、协作的平台和设计具有前瞻引导作用的策略与战略,描绘蓝图、提出设想以促进更积极的对话、激发互动和共同行动的协作,以指引手册、导则形式而不是终端产品或具体服务,来引导行动计划的开展和实施,并在观测过程并给予调校的建议。在这个过程中,设计者需要洞悉社会内在的组织与运作机制,领悟文化的深层影响力,使设计的组织过程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系统,形成更为广泛的公众参与、协同设计而不仅仅是用户参与,这其中也包括管理者和政策的制定者。在与韶关市乡村振兴公益基金会合作开展仁化县车湾村的乡村振兴设计实践中,我们运用最大化差异度量的MaxDiff调查法开展了参与式乡村调研,开展一系列村民参与的问卷活动和交互式讨论,与村民分享分析成果、寻找共性议题,并深入分析乡村的社会阶层建构与运行机制,发掘“关键”人物并组建参与主体和核心团队,尝试探索共同行动的动力机制。设计研究从产业角度提出地方农产品“原产地”概念,并综合村民意见,选址下廖小组靠近小学、村委、祠堂的几处公共场所的闲置空间进行环境的优化提升,将边角废地变身兼具休闲活动、农产品交易加工的微型共享花园(图6),创造出“共建共治共享”和“生态可持续”的社区公共生活。同时,正如德·塞托所描述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战略”(Strategy)和“战术”(Tactics),我们常常将自上而下的种种行动视为战略性的,而将自下而上的力量或行动视为战术性的。设计应该成为具有主动性和参与性的社会活动,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可能性置于更开放的协作平台之上。协同设计的过程使设计者看起来更像是创造社会对话的发起人、协调人和组织者,推动跨专业、跨领域的协同合作,并提供多维度的建设性方案与建议,甚至包含对多个子项目的一揽子计划在一个较长时间里进行的运作与不断校正。因此,在教学实践上,我们也不再将设计训练的目标局限于功能的合理化以及视觉意义上的造型处理。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专业化的设计工作对于社会的积极建构作用,跨领域的合作也时常被纳入教学的安排,包括“设计策划”“品牌与空间“在内的课程引入了社会学、传播学的相关理念,强调通过链接空间要素,以缝合与织补创造空间价值,同时鼓励以资源整合作为具体的设计策略。


图6.仁化车湾村下廖村民广场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和德·塞托的“日常生活实践”都提示了以空间新的使用方式来创造新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空间的创新就是对空间内容的创新,是对日常生活的再设计。库哈斯在设计西雅图图书馆的时候,事实上是一次对图书馆原型空间的批判与创新,是对信息时代的图书馆进行空间上的全新定义。在借助新技术支持的自动分类系统建立新的图书分类方式的同时,将其作为图书机构的内涵转义为信息的存储库。图书馆也不仅仅是阅读的地方,而是聚会、交流、讨论的场所。被重新定义的图书馆也因此拥有了别具一格的空间形式,其充满流动性和多功能属性的公共大厅更像是具有多重角色的社交中心,整个建筑也以极为开放的姿态面向城市打开,真正成为城市的“客厅”。我们在设计教学中设置的“表皮与空间”课程训练,以及毕业设计“空间新物种”的主题,亦是对这种空间新的“可能性”的实验性教学。在设计训练中着重强调去关注隐藏于空间背后的组织机构是如何运作和运转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商场事实上指代了特定的社会机构类型,深入这些机构内部去了解新的趋势与新的可能性,并赋予其相应的空间形式,建筑表皮或者说外显的形态不过是对这些社会机构运作、运转机制的形式匹配与响应。(图7)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来看,则是进一步关注信息化、无线互联、新媒介这些新的时代特征,带来了哪些运营、消费和体验模式以及社交、工作方式的新变化,充分理解这些变化都将重新定义空间的组织与类型。对空间设计来说,设计工作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具体空间操作演变成场景塑造,以支持、促进服务提供方、服务使用者之间的对话、测试、调整、改进。


图7.非洲裔移民生活综合体设计(毕业设计)






结 语



任何设计归根结底都是对这个地方日常生活的回应,在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经验和服务目标的“现实主义”教学理念已经是一项共识,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感知、更积极地参与空间生产的设计策略成为明确的学术立场。务实是一种特别被肯定的“态度”,我们鼓励从生活到社会、从实验到实践,以现实主义的方法与实践实现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干预,反对程式化的分析和设计过程,小心回避抽象术语、教条化范式影响下的专业化训练导致的惯性化操作,鼓励“微观”的角度与姿态成为一种常态,强调对观察能力的培养以及空间经验的把握和积累。几乎每一项设计训练都强调极尽抵近身边生动、鲜活、充满细节的日常生活,建立更为感性的观察角度和体验方式,要求接触现实生活中被专业术语抽象化处理的生活截面,真实、有质感地接触遗漏和消隐的各种细节和本质,努力接近社会的内部生态与结构。


以微观、日常为立场,以根植地方的生活为实验背景,接近日常、接纳日常、向日常学习,以及批判性、策略性地塑造日常,我们希望在保持对设计基本问题关注与实验的同时,将思考和实践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到更宽阔的、对日常生活更具兼容性和包容性的领域,在城市生活的背景尺度和生活的微观尺度之间取得平衡,在思辨的态度和强调直面问题的方法论之间取得平衡。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1] [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90页。

[2] 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鲍德里亚用了一个完整的章节来论述这一现象(第十章“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3] [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55页。

[4] 同[3],第277—278页。

[5]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第141页。

[6] 同[5],第142页。

[7] 1980年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ICSID)对“工业设计”的定义。

[8] 陈红玉:《设计与现代性》[C],《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第八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论文集》,2010,第157—160页。

[9]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8页。

[10] 同[9],第9页。

[11] [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613—615页。

[12] 《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是列斐伏尔对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的继承与运用。

[13] 同[11],第571页。

[14] [英]纳撒尼尔·科尔曼:《建筑师解读列斐伏尔》[M],林溪、林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1,第60—101页。

[15] [日]田中一光:《设计的觉醒》[M],朱锷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7—18页。

[16] 沈康:《艺术介入:一种批判性的环境设计策略》[J],《装饰》,2022年第5期,第64—68页。

[17] 李冠羽:《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国际包容性设计发展概况及其热点研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22年第5期,第183—187页。

[18] [意]埃佐·曼奇尼:《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M],钟芳、马谨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第13页。

[19] 同[1],第181—184页。

[20] 同[18],第36页。


来源:《装饰》2023年第1期
原文:《日常生活批判与设计的立场——基于地方实践的设计策略
作者:沈康,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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