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商业一窍不通，向来是博览会的局外人，但今次不知怎地收到“影像上海”（PHOTOFAIRS Shanghai）的官方短信，被当作“藏家”发卡。我在这方面天赋不足，激不起角色扮演的乐趣，话虽如此，多年来如果有点时间的话，还是都会带着一种观察“例行公事”的心态走一遭，不为别的，只为“知情”。知情也没有什么用，就像一条不落地刷朋友圈并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这是我的毛病，甚至不能用好奇心来掩饰。但我并不孤单，这个行业内的大部分人，出现在一个地方或另一个地方，只是为了确证同一批人会在同一个场合出现。

上海展览中心大剌剌敞开的入口令人一呆。它大到甚至不能被叫做一个入口。它太大了，像裸露了什么真相。若不是这里曾经有一道拉链一样的铁门还像伤疤一样缝合在脑中，我几乎要以为它原本就如此坦诚而不设防。但这难道不就是它本来的样子吗？我为内心的惊乍感到羞愧，迅速意识到这三年来自己在不觉中适应了什么，又在什么时候暗中调整了内心的标尺。现在这个入口要重新校准我的感觉系统，用它“无垠”的开口拥抱我，却是一个失重的拥抱。有点像刚高考完的学生，从咬着牙根的三年桎梏中解放出来后，站在浑然不知风在哪个方向吹的大学门口，感受到一种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如今的入口袒露出马场一样宽阔的地基，并再一次让我认出展览中心所环绕的小广场。广场如果有入口还是个广场吗？这是个好问题，如果不是在提问的时候就预设了答案的话。但这会儿大踏步走路的足底兴奋让人畅快得无暇思考。我几乎要像马儿一样在空旷的广场上驰骋起来，不过很快就意识到，空旷是因为人少。

检票口没有人排队了，内场也不复从前人头攒动的景象。展场的空荡令人吃惊，第二天就已显得场面冷清。对于曾经见证过这里作为亚洲最大影像交易平台的重要与蓬勃，藏家日几乎无人空手离开的人来说，这番光景可谓凋零。最初几年，海外画廊珍视上海市场，把最优秀的作品和藏家资源带到这里；后来，海外画廊仍然来，但作品还是前一年的作品；再后来，海外画廊不来了，国内的老牌画廊还坚守着阵地；而今场面也难以为继，仅剩的30家参展画廊中，不少是我未曾听闻的新画廊，有些则是一度消失又重操旧业的画廊。想到这里，我竟有一秒钟的时间代入了藏家的心情。可是一个路人不明就里的愁绪大约只会引发藏家和画廊上帝般的发笑。他们的每一步决策都经过权衡利弊的计算，有些离开，有些留下，不过是冷静的判断和经营。国际画廊陆续退场，国内年轻画廊趁机入场，也是各明其势，各取所需。这种变化并非突如其来，早已暗流汹涌地走过了漫长的时日，只是要在三个年头之后，才充分显形。更不必细说，“影像上海”的萧条和香港巴塞尔的繁盛，在疫情的藩篱拆除之后，暴露的就不仅仅是媒介主题、博览会规格和等级上的差异。作为内地的第一个后疫情博览会，上海的冷遇反映的不过是中国市场的普遍遭际。

令人意兴阑珊的，却不是人气的低落，而是物相的重复：各展位间卖品的交叉重复，以及今年展品与往年展品的重复。画廊的翻新，也难掩面孔的陈旧。好看的作品依旧是那些好看了很多年的作品，依旧令人驻足赞叹。尽管也有一些亮眼的新人新作，但整体市场依然面临作品乏善可陈与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这些年在封闭循环中耗散的动能与激情，还来不及酝酿与积蓄，而年度交易大会，总急于营造一种复苏的信心。但这种信心在对行情的担忧中漏掉了底气：为了促进销售，装饰性和绘画性的影像作品成为多数画廊的首选，而这样的选择不一定真的促进了销售。在主展区门可罗雀的格子间，我竟生出一些幻觉，仿佛它们是三年结束后尚未拆除的亭子与网格，透露着时过境迁的尴尬。这种尴尬，弥漫在一种假戏真做或真戏假做的热情咨询与介绍之中，以及一些看上去难以分辨是藏家、发烧友还是老法师的人颇具见解的点头、会心一笑或滔滔不绝的品评之中。预览日与我擦肩而过的更多是沉默孤独的闲逛者，似乎也无心于作品细节或买卖行情，在各个展位间走马观花。我竟猜想他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突然收到了“藏家”或“VIP”的体验名额。偶尔听到身旁的人询问的价格，也萌生一种眩晕的错觉，仿佛在内循环之中我们依然拥有良好的消费力。但体面的定价是否能为初出茅庐的年轻摄影师带来长远而稳健的职业生涯，还是个不太体面的疑问。

主展区的状况可能只是暴露了行业生态的急遽变化，真正难堪的部分则赤裸在外围展区。缩水的会场让位给了五花八门的赞助商：镜头商、华为P60、抖音视频、保时捷汽车等等。尽管这些区块在往年的博览会也是常规操作，但今次的不修边幅则尤其显得七零八落，在动线设计上还让人无法完全跳过。然而，令人尴尬的并不是艺术博览会的在商言商，而是越是商业之处越需要学术的嫁衣。在光谱的另一极，与这些不加掩饰的暴力商业展示相反的，是作为安慰剂的学术策展在这里不合时宜地出现。事实上，它不能安慰到什么，这种拧巴的结合体只会让严肃的人感到不适，而让玩世的人觉得不够有趣。“洞见”板块在2016年的成立试图弥合学术和商业的边界。而这一板块今年由策展人杨紫所带来的展览“格物外景”，事实上并没能使人在这个苏式古典主义的堂皇厅廊里出神地连接到陌生时空的“外物”。这些优秀的展品本该焕发的奇异能量被强势的博览会时空吸收和吞没了，在人来人往的喧嚣中显得软弱无力，退缩为展台上的物，甚至看上去不像一件有魅力的商品。它们待在一个身份错位的地方，故而发不出声音。又或者，任何对该展览的批评其实都更加不合时宜，因为它一开始就明明白白地委身于一份策展订单的命运。所以，我在期待什么不该期待的呢？然而，当看到一些美术馆机构、基金会纷纷出现在新增的展示单元，并奉献出一些看似学术向的展览或局部作品展示的时候，我又再一次陷入了同样的困惑和执迷。

我在整个博览会逗留了不到一个小时，出来等车之际，又在小广场的喷水池边待了一会儿。春光明媚，和风柔软，四月看起来不再是“最残忍的季节”了。我突然想起一件在这次博览会主展区看到的作品，史阳琨的《晚春》。这位纪实摄影师曾经拍摄过许多重要的新闻现场，如今拿出的这件偏向艺术的作品，对我来说，仍然是对特殊时期社会新闻现场的一个更为广大的隐喻。那些枝蔓横生，黑白倒错的负片现场，在今年春天依然清晰可辨。已是晚春，上海的天气还那么凉爽，这种异变大概意味着四月过后，便将开始另一个酷热难耐的夏天。在各种惊变成为习惯而令人熟视的时代，“影像上海”的变化只是整体性疲态的一个切面，不会激起任何涟漪。毕竟在生存都有危机的时候，保持活着的姿势，比怎么活着更重要。正思路纷乱地想着，车子已经来了，我又匆匆奔赴另一个展览的开幕，去看看同一批人，会不会出现在另一个相同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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