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甘肃天祝慕容智墓（公元691年）出土了大量唐式纬锦均属陵阳公样款式，而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7世纪末到8世纪初）出土的唐式纬锦中既有团窠联珠、团窠花卉环的陵阳公样，也有少量属于皇甫新样的花鸟纹样。根据苏颋在开元九年（721年）第一次入蜀后罢织皇甫恂首推新样锦的记载，并结合新出《皇甫恂墓志》，可以初步推定皇甫恂在成都担任益州大都督府司马时（716—717年）时首创并织造新样锦。这与慕容智墓和热水大墓出土织锦的情况刚好吻合，说明了盛唐时期的丝绸设计时尚恰好在这前后发生了重大转折：唐式纬锦从以团窠花卉动物纹为主的陵阳公样，变成以散点排列的写生花鸟为主的皇甫新样。这一趋势对中晚唐的丝绸纹样设计有着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唐式纬锦、陵阳公样、皇甫恂、新样锦、慕容智墓、热水一号大墓

从唐代工艺美术史或是唐代丝绸艺术史的角度看，纬锦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而在唐代纬锦的纹样设计中，何稠仿制波斯锦、窦师纶创制陵阳公样和皇甫恂推出新样锦是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目前，关于这三种织锦的基本种类和特点，笔者认为基本已经厘清。其中，隋初何稠仿制波斯锦的图案应该是带有强烈波斯风格的联珠环团窠动物纹锦[1]，初唐窦师纶的陵阳公样应该是以花卉纹样作环的团窠动物纹锦，而盛唐皇甫恂新样织锦图案应该是打散的写生花鸟纹样[2]。但从陵阳公样过渡到新样锦的准确时间和具体过程，还不是很清楚。恰好近年甘肃天祝慕容智墓出土了大量7世纪晚期的唐系织锦，而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和2018血渭一号大墓的年代也逐渐明晰起来。所以，本文拟对这两大墓葬出土的唐系织锦进行比较，并结合文献上关于皇甫恂的生平经历，探讨唐式纬锦从陵阳公样到皇甫新样的交替演变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的唐式纬锦是有着典型唐代技术和艺术风格的斜纹纬锦，它们采用多种色彩的纬丝显花，经丝在这里被分为明经（固结经）和夹经（显花经）两组，其组织结构都是三枚斜纹纬二重。（图1）所谓的唐式纬锦与中亚或西域纬锦有着多方面的区别，而其中最明显的区别是唐式纬锦经线通常加有S拈，而中亚纬锦的经线加有Z拈。[3]

图1.三枚斜纹纬锦的组织结构细部

慕容智墓出土的唐式纬锦

201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位于天祝县的唐代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总体保存完整，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可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出土大量完整丝绸服饰的唐墓。[4]墓主人慕容智在出土时头戴帽，枕鸡鸣枕，面盖覆面，身着13层服饰，除此之外还有多层丝织衣物叠压置于墓主人周边，棺上还有丝绸被褥覆盖。目前见于报道的唐式纬锦已有多例。[5]

此锦用作锦缘紫绫襕袍（G:29-1）的领子和两袖。襕袍身长135厘米，通袖长243厘米，右衽，主体为紫色团窠对凤纹绫，内衬黄绢。

黄地宝花团窠对狮纹锦采用典型的斜纹纬二重组织，纬线起码有三种色彩。其纹样是花瓣式宝花作团窠环，环内一对狮子背靠背跃起，回头相视，团窠环外还有十样小花作为宾花。图案循环可根据左袖上的织锦进行推算，经向约在22厘米上下，纬向约在24～26厘米之间。（图2）这一图案与热水大墓所出宝花团窠对狮纹锦（见下文图11）非常相似，只是窠内对狮跃起的方向恰好相反。

图2.宝花团窠对狮纹锦纹锦复原（根据考古报告重绘）及实物

此锦用作黄地宝花团窠鹿纹锦半臂（G:44）的上身面料，右衽。半臂身长93厘米，其中织锦部分约60厘米长，通袖宽86～87厘米，裙部为深蓝色菱格纹罗，背衬灰绿色重格菱形纹绫。

黄地宝花团窠鹿纹锦采用了典型的三枚Z向斜纹纬二重组织。纬线起码有五种色彩，浅褐色作地，浅蓝色作为鹿身的主体，另有深褐和深蓝显示鹿角、胸毛、眼睛、鹿耳以及鹿身上的装饰团花，另有白色作为纹样勾边。图案是典型的瓣式宝花作为团窠环，环外以浅褐色作地，环内以白色为地。一只大角鹿昂首站立，纬向相邻团窠中的站鹿方向恰好相对，而经向相邻团窠中站鹿方向一致。团窠之间有葡萄纹的十样花作为宾花。图案尺寸可根据半臂上身织锦进行推算，一个团窠的直径约在36厘米左右。如将一个团窠内一只站鹿作为一个图案单元来估计的话，一个单元大约经向在40厘米上下，纬向在44厘米左右。（图3）

图3.宝花团窠鹿纹锦纹样复原（根据考古报告重绘）和实物

此锦用于绿地缠枝葡萄团窠立凤锦半臂面料（G:29），衣长约88厘米，其中上部为锦，下部为摆，两袖宽69.5厘米。上半部为绿色地缠枝葡萄团窠立凤锦，肩部为无团窠的对麒麟纹锦，下半部为黄色方格纹绫。缠枝葡萄团窠立凤锦以三枚斜纹纬二重作为基本组织，纬线三色，绿色为地，白色显一足独立、回首展翅凤凰的主题纹样，及缠枝葡萄藤蔓构成的团窠及宾花纹样，但其中的葡萄叶和凤喙则由棕色纬线织成。半臂背部织锦保存最为完整，左右宽49.5厘米（其实为经线方向），上下长53厘米（其实为纬线方向，即织物的门幅至少在53厘米以上）。测得一个团窠单元的经向循环为21厘米，纬向循环为22厘米。但每个方向上都有两个以上、方向相对的立凤团窠保留。（图4）从图案的完整性来看，一个门幅中很可能有四个团窠排列，即一个门幅宽度可达88～90厘米，应该属于大张锦的规格。此锦纹样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缠枝葡萄团窠立凤“吉”字锦（EO.1201）极为接近。[6]（图5）据我们的实测，缠枝葡萄团窠立凤“吉”字锦为红白双色斜纹纬锦，原件已残，存约27厘米×25.6厘米，团窠单元约在30厘米左右，较此件绿地缠枝葡萄团窠立凤锦稍大，属于中窠规格。

图4.绿地缠枝葡萄团窠立凤锦纹样复原及实物

图5.缠枝葡萄团窠立凤“吉”字锦纹样复原和实物

此锦用作紫地小宝花纹锦护膝（G:57）中心面料。护膝总体呈圆形，直径约30厘米，四周以土黄色罗作缘，缘宽约7.5厘米。正面内芯直径15厘米，为紫地小宝花纹锦，背面整体衬有黄绢。紫地小宝花纹锦为S向三枚斜纹纬二重组织，紫色为地，绿色为花，浅褐色勾边。图案循环单元经向、纬向均约为8厘米。（图6）这是唐代早期十分典型和流行的小宝花纹锦。

图6.紫地小宝花纹锦

慕容智墓还出土宝花纹锦镜衣一枚（G:16-1-2）。镜衣呈圆形，直径12.5厘米。正面呈四瓣状，中心处可以打开，并有纽绊扣合。正面主体为深紫地花瓣纹锦，四瓣边沿、镜衣边缘及背面主体为黄地小宝花纹锦，内衬黄绢。

黄地小宝花纹锦为Z向三枚斜纹纬二重组织，局部斜向有变。黄色为地，浅褐色为花。此图案的宝花排列较为少见，只有一种纹样单元进行二二错排，宝花直径约为6厘米，图案循环约经向9厘米，纬向7厘米。另一件深紫地花瓣纹锦其实为某宝花纹锦的局部，但无法测得图案循环。织物属S向三枚斜纹纬二重组织，起码有紫、蓝、绿、黄、白五种色彩的纬线，其中紫色为地和勾边，其他各色显花。（图7）

图7.宝花纹锦镜衣（背面纹样和正面形状）

根据出土墓志记载，墓主人慕容智是大周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被封为喜王。他的父亲就是吐谷浑最后一位国王慕容诺曷钵，母亲为唐朝著名的弘化公主。慕容智为其第三子，于永徽元年（650年）生于吐谷浑王城伏俟城，663年随父母逃亡至今武威地区。大约在成年后，至唐都长安入侍宫廷，担任禁卫军职，官至“守左玉钤卫大将军”。慕容智智勇双全，望重边亭，誉隆藩邦，但因病于天授二年（691年）三月二日薨，终年42岁。在慕容智墓出土文物中，以大量丝织品最为难得。这批丝织品绝大多数保存相对完整，类型多样，形制清晰，其中有宝花、对狮、翼马、立鹿、立凤、麒麟等，是极为罕见的唐代丝织品类型标准器群。从以上介绍的慕容智墓出土唐式纬锦可知，主要包括两个类型：一是团窠宝花纹锦，宝花虽有大小，但造型规律相去不大；二是花卉团窠环中的凤、鹿、狮子等动物纹锦，即我们所认为的“陵阳公样”。

都兰热水大墓出土的唐式纬锦

在663年吐蕃灭吐谷浑后，最后一位吐谷浑国王慕容诺曷钵率一支投奔唐朝，生活在甘肃，而大部分吐谷浑人则留在青海境内被吐蕃所统治。在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人墓葬主要分布在海西州都兰县、德令哈市和乌兰县境内，尤其集中在都兰县。目前已经发掘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是热水一号大墓（俗称“九层妖塔”，本文简称“热水大墓”），此外还有2018血渭一号大墓也极为重要。前者出土丝织品已见于相关论文，其中包括大量唐式纬锦内容。[7]而后者仍在整理之中，只有少量残片通过新闻报道透露出来，但没有看到唐式纬锦的相关内容。[8]

热水一号大墓由许新国先生于1982年在都兰察汗乌苏河北岸考察时发现。该墓早年曾被马步芳部队所盗，但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调查、研究和发掘，其形制已基本清晰。墓葬的覆斗形封土总高12米，封土之中有牛、羊、狗、鹿、马等动物殉葬坑。墓室位于封土下方正中位置，平面呈十字形，由墓道、墓门、廊道、东室、西室、南室和中室组成。其中中室应该就是墓主人棺木所在，虽然未见人骨，但出土了大量丝织物残片，是大墓中最为珍贵的发现。织物种类有锦、绫、罗、绮、绢、絣、缂丝、夹缬、刺绣等。锦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大类，除经锦之外，还有大量的纬锦，其中包括中亚风格的纬锦和唐式纬锦。从目前出土唐代丝绸来看，唐式纬锦中包括四个小类：一是联珠团窠纹中的动物纹样，即何稠所仿制的波斯锦；二是宝花纹样；三是花卉团窠环中的动物纹样，即窦师纶的陵阳公样；四是散点排列的写生风格的花鸟纹样，即皇甫恂的新样锦。这四类唐式纬锦在热水一号大墓中都有所出，我们在这里选择其中若干重要文物进行介绍。[9]

此锦是热水大墓出土所有大窠联珠纹锦中保存最大的一件。虽然已很残碎，但通过拼合、复原，还能显出原来的图案面貌。复原后可以推算，织锦为长宽均在110厘米左右的大张锦，幅宽也约在110厘米，并在两侧存有幅边，上下均有裁边，是一件极为典型的斜纹纬二重唐式纬锦。黄色纬丝作地，紫、棕色勾描出联珠圈和花树对虎的主要纹样轮廓，棕色作树干和虎斑上的一些层次，绿色为树叶及虎身的层次，整个色调较为平和，已没有任何分区换色的现象。

整个门幅内有两个联珠环，所以环的直径约在50厘米上下。每个联珠环由上下左右的四个回纹和五个一组的20个圆珠组成。环内居中有一花树，树上绿叶黄花，分成四簇，树根生于山石状物之上。左右对虎作相扑状，一足着地，三足腾空，张口瞪目，虎尾上翘。虎的造型采用半侧的立体写实，与普通全侧的有所不同，虽不及全侧法使用得那么娴熟，但已达到相当水平。环外宾花也较为复杂，与宝花相类似，直经约达38厘米。（图8）

图8.黄地大窠联珠树下对虎锦（纹样复原与实物）

此件织锦残长87厘米，宽16厘米。看来原为一件袍子的锦缘，侧面缝有葡萄纹绫残片，应是袍子的衬里。锦的基本组织为三枚斜纹纬二重，黄地上显蓝、白、棕色花，纹样保存尚属完好，比较清晰，花窠甚大，主花图案直径达33厘米，经向循环为34.5厘米。主花中心是蓝色圆圈，周围绕以白色联珠纹，然后是六出巨大的蘑菇形花芯，在蘑菇状花芯之间伸出六朵侧面的花，其外包有卷状花瓣，花瓣之间从后面又生出朵花，层叠反复，显得较为浑厚。可惜宾花图案已不甚完整，仅露出花瓣的尖角。（图9）

图9.黄地大窠宝花纹锦

此锦残长29厘米，宽12.5厘米，紫地上呈蓝、绿、棕、黄四色花，是一件典型的S向三枚斜纹纬二重织锦。花型完整，环式团窠以各种花蕾头连成，立凤双脚立地，姿态颇有早期朱雀之雄健，但凤头呈三角状，已带有外来的因素。图案经向循环17厘米，纬向循环13厘米，底部有黄、褐、黄、绿的纬线色带，应该是分隔图案区域的色区。（图10）

图10.宝花团窠立凤纹锦

此件织锦残长26.5厘米，宽18.5厘米，以黄色纬线作地，并以蓝、暗红等多色纬线显花。现尚存有两个团窠的图案，虽然褪色情况较为严重，但花形完整。其图案由连续的八瓣侧视花朵组成环式团窠。在图案风格上，与同墓出土团窠宝花立凤纹锦、黄地对孔雀纹锦同属于“陵阳公样”。团窠内为两只相对站立的狮子，前腿扬起，狮尾上翘，呈跃起状，躯体肉丰骨劲，充满力量和活力。两狮之间点缀有一花草图案，其宽度刚好是图案纬向循环的一个单元。所以可以推测，此件织锦的纹样循环单元约在18.5厘米左右。（图11）

图11.宝花团窠对狮纹锦

此件黄地缠枝大窠对孔雀纹锦残长46厘米，宽33厘米，也是典型的三枚斜纹纬二重锦。其环式团窠由卷草构成，窠内是两只相对站立的孔雀，口衔珠串，尾部上翘，两翅微微张开，两爪紧紧抓地，十分生动有力，细部刻画更为仔细。其褪色严重，但初步判断约有5～6种色彩。团窠之外以黄色作地，团窠之内以白色作地，显色纬线还有绿、褐等不同层次。根据残存部分推测，织锦的经向循环约为41厘米，纬向循环约为43厘米，已属于大窠图案的尺寸。（图12）

图12.缠枝大窠对孔雀纹锦实物与纹样复原

此锦还残存宽7.2厘米的一长条织物，属于典型的S向三枚斜纹纬二重组织。黄色为地，遍地的卷草花卉，其中有一对狮子和一对衔着花蕾的鹭鸶。每一区域中均有三种色彩显花，白色和褐色作为狮子、鹭鸶和花卉的主色，另以蓝色和绿色在不同区域中变换勾勒狮子翅和尾、鹭鸶头和翅，以及花卉藤枝和卷叶。

这类织锦在热水大墓的出土物中虽不多见，但也有黄地狮凤穿花锦、紫地飞鹤穿花锦等若干实例。其纹样具有明显的写生味，在排列上没有一定的骨架，也没有团窠那样的规律，只是根据纹样的本身需要来进行排列。花卉多是折枝，风格写实，逼真生动，再在花丛中穿插以狮、凤、鹊等动物等纹样，使整个图案有一种场景的效果。（图13）

图13.黄地狮鹭衔花锦

关于热水一号大墓的主人和年代，考古界和学术界一直有着很大的争论，归纳起来有吐谷浑邦国国王、吐蕃派驻吐谷浑地区的高级军政官员、吐蕃贵族墓葬等多种说法。对此，仝涛和韩建华的观点相对一致，并最为精辟。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藏文文书中有两件与吐谷浑密切相关，即《大事纪年》和《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前者以编年史的形式记载了650—747近一百年间吐蕃发生的重大事件，其中包括吐蕃与吐谷浑的关系。后者记载了706—715年间吐谷浑王室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从中可知，吐蕃的赞蒙墀邦公主于689年嫁于吐谷浑王。而当时的吐谷浑王坌达延墀松在675年贡金鼎，此后在687年、688年和690年又主持了三次吐蕃冬季会盟，在694年去世。[10]所以热水一号大墓主人应该就是坌达延墀松，也与热水一号大墓的时间相当，他很有可能就是墀邦公主的丈夫。而墀邦公主在706—715年间已是年轻的吐谷浑王莫贺吐谷浑的母后，协助其子参与各种政治大事，如征收赋税、清查户口、主持庆典、娶妃、会见金城公主等。从这里看，墀邦公主在715年还依然在世。如以墀邦公主689年出嫁时为20岁计，715年为45岁，如她能活到60岁，则死时已是开元二十七年（730年）。所以说，在热水一号大墓中埋入的随葬丝绸，虽然大部分属于694年坌达延墀松死后入葬时的物品，但也会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墀邦公主入葬时的物品，年代或会迟至715—730年之间。

唐式纬锦图案从陵阳公样到皇甫新样的转变

唐式斜纹纬锦是从唐初开始流行起来的。目前所知最早的斜纹纬锦出土在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蒙恰特佩墓地，是两条极残极残的残片，根本看不出图案，但可以看出其组织结构是典型的中亚斜纹纬锦，其经线加有强Z捻。所以推测这是所知最早的斜纹纬锦，年代在公元5世纪前后，其产地不应该在出土的地点费尔干纳，而更有可能是在撒马尔罕到布哈拉一带。[11]

此后的斜纹纬锦实物基本上都被发现在吐鲁番一带，包括阿斯塔那和哈剌和卓墓地，以及木头沟等地，其中也有为数不少属于唐式纬锦的实例。王乐曾统计了新疆吐鲁番出土的11件唐式纬锦[12]，而唐式纬锦的最早实例或就是武敏介绍的大窠马大球锦，年代在唐武德四年（621年）[13]。从此锦的织造风格和图案来看，明显属于我们所列的何稠仿制波斯锦之类，其流行年代应该是在隋末至初唐时期。

在慕容智墓和热水大墓出土的丝绸中，有着大量的唐式纬锦实物，其中除了团窠宝花锦之外，还包括何稠仿制波斯锦、窦师纶陵阳公样和少量皇甫恂织新样锦图案。现在我们拟对皇甫恂在成都织造新样锦的时间和过程加以考证，并结合两墓出土唐式纬锦实物来看陵阳公样和皇甫新样两组纹样间之间的转变过程。

窦师纶的史料主要见于张彦远（812—877年）《历代名画记》：“窦师纶，字希言，纳言陈国公抗之子。初为太宗秦王府咨议、相国录事参军，封陵阳公。性巧绝，草创之际，乘舆皆阙，敕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官至太府卿、银、坊、邛三州剌史。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14]近年，西安又有窦师纶墓志出土，有学者进行了收集与考证。[15]所以，我们对于他的生平、专业背景及设计思想等已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但皇甫恂还不够有名，在两唐书均无传，在正史中鲜有提及。关于他的记载，首先来自于名头更大的唐代名相苏颋。据《旧唐书·苏颋传》记载：开元八年，苏颋“除礼部尚书，罢政事。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事。前司马皇甫恂破库物织新样锦以进，颋一切罢之。或谓颋曰：公今在远，岂得忤圣意？颋曰：明主不以私爱夺至公，岂以远近间易忠臣节也！竟奏罢之”。此外，《新唐书·苏颋传》所载稍有不同：开元八年，苏颋“罢为礼部尚书。俄检校益州大都督长史，按察节度剑南诸州。时前司马皇甫恂使蜀，檄取库钱市锦半臂、琵琶捍拨、玲珑鞭，颋不肯予，因上言：遣使衔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泽赡军费意”[16]。

关于新样锦或是丝绸上的新样，唐代有大量文献特别是唐诗提及，但大部分都是晚唐时期的材料。就年代而言，开元间皇甫恂所织“新样锦”是最早看到的资料，所以卢华语说，“新样”最早就由开元年间的皇甫恂所创。[17]那皇甫恂究竟是否是“新样锦”的始作俑者？就现有史料而言，《旧唐书》中关于新样锦的记载应该是最为原始的记载，说的是苏颋担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时，“前司马皇甫恂破库物织新样锦以进”。这里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苏颋来到成都之后，看到成都还在生产前益州司马皇甫恂当年所创的新样锦上贡，决定上奏罢免。所以，我们还是基于《旧唐书》来回答涉及新样锦的几个问题。

《旧唐书·苏颋传》明确记载了皇甫恂是在担任益州司马时启动这一工作的，而且还创新了设计，推出了新样。“前司马皇甫恂破库物织新样锦以进”中的“破库物”有点令人费解（或就是“破费库中旧物”之意），但其余的意思总体很清晰：首先，成都进贡蜀锦并非新鲜事，但这次织的是“新样锦”，所以一定是皇甫恂安排“织”的，纹样也是“新”的。所以，说皇甫恂“首织”或“首创”新样锦应该并不为过。当然，这新样锦也是皇甫恂主动“进”的，从皇甫恂在益州当司马时开始一直沿用到苏颋到蜀之时。然后，当苏颋看到之后，立即决定中止生产并停止进贡，但同时也走了一下先上“奏”再“罢”织的程序，但又好像在还没有得到皇帝的正式同意时就罢了。

皇甫恂在成都安排织造新样锦的过程，或可参考王建于唐德宗建中至贞元年间（780—805年）所作《织锦曲》（作于唐德宗建中至贞元780—805年间）中所提到的益州织锦户生产蜀锦时的“起样”过程：

这里的“样”是由织锦户中的长头来“起样”，从诗句中看很显然是一种织成的实样。但这个实样首先要“呈作官”来审批，这里的官极有可能就是像皇甫恂之类的专职官员，但也有可能要再报在京城的将作监之类官员审批。

而《新唐书·苏颋传》说的是，玄宗在苏颋到蜀时让皇甫恂向苏颋索取（在市场上买，或是自己织）蜀锦，但苏颋没有同意。从资料的来源看，《新唐书》成书晚于《旧唐书》，又多加编辑，所以我们把《旧唐书·苏颋传》中关于皇甫恂始织新样锦作为最原始的记载。

两唐书中并没有皇甫恂的传和相关记载，但近年新出有《皇甫恂墓志》（以下简称《墓志》）[19]记载了皇甫恂的一生事迹（图14），其中也提到了他在成都任职一事。

据穆渭生先生研究考证：皇甫恂生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死于开元十三年（725年），享年62岁。皇甫恂1岁时更丧父，所以童年自立，周知人事。在其母琅琊王氏的教育下，约在武后光宅元年（684年）弱冠之时科举及第。早期仕官有同州参军、汾州司功、同州司仓、雍州司仓，约于708年前后任富平令。

皇甫恂在富平令任上恰遇景云元年中宗驾崩（710年）要葬于县内定陵，即负责操办营建中宗帝陵之事。由于中宗崩于6月，葬于同年11月，其间不足半年，可见修陵十分迫急。因主持营建定陵之功，皇甫恂在同年被破格晋升为东宫太子左右卫率府之左率府郎将（正五品下），旋即又升右虞候率（正四品上），直接为当时已任皇太子、后来成为一代明君的李隆基服务。但景云二年（711年），由于太平公主擅权，皇甫恂被外放到渭州、银州等地任刺史。

先天元年（712年），唐玄宗登基后下诏：“卿以忠贞，东朝侍从。间逢谗匿，远值外蕃。密疏深规，言犹在耳。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属戎狄伺边，御捍是切，欲召未可，良深眷然。今特赐卿紫袍金带并衣一副。”

可能就是在开元元年（713年），皇甫恂立有大功，入朝奏事，受到了唐玄宗的接见。此后，皇甫恂一下子就官运亨通，先由关内道转任山南道之万州（今重庆）别驾（正四品下），继之转任富庶之地剑南道，历任荣州（今四川自贡）刺史和雅州（今四川雅安）都督，任上也为安定边境，抵抗吐蕃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于是，皇甫恂得以“录功，除益州大都督府司马，兼充剑南道支度营田副使”。穆渭生将这一年定为开元四年（716年），没有说明具体的理由。[20]我也认为皇甫恂在这一年任职益州大都督府司马的可能性较大。《墓志》载：“府缺元侯，我行新政，革而不动，青出于蓝。”查《旧唐书·韦抗传》时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的韦抗是于开元三年（715年）自左庶子出任益州长史的，但到开元四年（716年），便入为黄门侍郎。而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以少府监齐景胄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剑南道防御兼松当姚等州处置兵马使。[21]这里提及的“府缺元侯”，很可能就是指韦抗于716年离职益州入为黄门侍郎，到齐景胄于717年任职益州长史之间存在的一个长史的空档期。而诸州和都督府和别驾、长史、司马（别驾和长史一般不并置）均为上佐，所以，长史空缺之时，就由司马主持工作也很正常。[22]可能恰在此时，皇甫恂开始了“我行新政”。这里的新政是什么？墓志中没有明说，但有可能就是启动了“新样锦”的织造工程。而且，“革而不动”，就是实际革新而表面不动，效果却是“青出于蓝”。

齐景胄于开元五年担任益州长史之后，玄宗又以齐景胄为剑南节度营田兼姚等州处置兵马使，自此始在剑南地区设置节度使。而皇甫恂在担任益州大都督府司马兼充剑南道支度营田副使，可能也正是在齐景胄担任益州长史的时候。

在完成了一次抗击吐蕃的战事之后，皇甫恂得以“以是褒之，徵还本朝”。除司御率，兼朔方军副使。又擢授右金吾将军，兼充剑南道山泽使。最后是除将作少监。将作监掌土木工匠之政，包括皇室各宫，百官官邸、六军仗舍、以及郊庙、城门和王府诸廨。一般设有监二人（从三品）和少监二人（从四品下），将作少监就是将作监的副手。这里从“徵还本朝”，到担任“将作少监”是在哪一年？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开元五年（717年）。

《墓志》载：“皇帝克广孝道，曾修清庙，诏我为使。事毕，除殿中少监，加银青光禄大夫。报功也。绩成将作，列宫室三代之规。荣登御府，精舆服五等之制。”

清庙就是太庙，是供奉皇帝先祖及历代皇帝的地方。后来皇后、宗室、功臣的神位在皇帝的批准下也可以被供奉在太庙，称为配享太庙。

据《资治通鉴》载：开元四年（716年）六月，唐睿宗崩于百福殿。到七月时，太常博士陈贞节、苏献以太庙七室已满为由，请迁中宗神主于别庙，奉睿宗神主祔太庙；又奏迁昭成皇后祔睿宗室，肃明皇后留祀于仪坤庙。到八月立中宗庙于太庙之西。由此可见，太庙七室在开元四年时已拥挤不堪。到次年开元五年（717年）正月，又报太庙四室坏，玄宗问姚崇，姚崇建议：太庙屋材，皆苻坚时物，岁久朽腐而坏。但应迁神主于太极殿，更修太庙。一直到开元十年（722年）六月，制增太庙为九室、迁中宗主还太庙结束。次年八月，又尊宣皇帝庙号献祖，光皇帝庙号懿祖，祔于太庙九室。由此可见，在717—722年之间，太庙就进行了浩大的改扩建工程，其中包括新建中宗庙、修建太庙四室、将太庙七室增加到九室、再迁还中宗等。墓志所载的“曾修清庙”很有可能就是717年修太庙，但这项工程一直延续到太庙的扩建完毕止，是一项浩大的改扩建工程。

直至722年太庙完成扩建之时，才算事毕，大功告成。此时，皇甫恂被提拨担任了殿中少监，加银青光禄大夫。《墓志》说“报功也”，是对他最为隆重的嘉奖。这里的殿中少监即殿中省的次官（从四品上），分掌皇帝膳食、医药、冕服、宫廷祭祀张设、汤沐、灯烛、洒扫以及马匹、舆辇等事务，较将作少监的从四品下有了提升。而“绩成将作，列宫室三代之规。荣登御府，精舆服五等之制”一联，正是对他从事建筑营建修缮和舆服织造制作相关工作的最佳总结。皇甫恂对建筑和服饰的生产和加工，有着独特的心得和贡献，在宫室方面列出了三代之规，而在舆服制度方面，则制定了五等之制。虽然可能是自誉，但可能其贡献确实也不小。

由以上皇甫恂的生平来看，他最大的可能性是在716—717年之间在成都创织了新样锦。

皇甫恂织造新样锦的原因肯定是要寻找一种新的样式。

开元二年（714年），正值玄宗即位之初，求治心切，为了禁抑自武则天晚年以来朝野上下奢侈淫靡的“浮竞”之风，于六月下令在正殿前焚烧珠玉锦绣，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得服用，天下更不得再制作。此时苏颋正任紫微侍郞，知制诰。应该正是他在该年七月先后起草了《禁断锦绣珠玉制》[23]：“其珠玉锦绣等，自今以后，切令禁断，如更循旧弊，并归罪长官。”但皇甫恂于开元四年在成都要织造新样锦，我推测不大可能是在两年之后就违背玄宗初衷重新开始织造奢华织物，而更有可能是进行改革，另僻蹊径，另开新风，把织制难度极大的、以大型团窠纹样为特点的陵阳公样改成了以散点分布、小型循环的新样锦，应该可以省下不少挑制综䌰的工夫。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苏颋。苏颋（670—727年）的名头远远大于皇甫恂。他是唐朝宰相、政治家、文学家，尚书左仆射苏瑰之子，自幼聪明过人，后进士及第，初授乌程县尉，迁太子左司御率府胄曹、监察御史、给事中、中书舍人、太常少卿等职，迁工部侍郎，其父苏瑰死后袭封许国公。开元四年（716年），苏颋随广州都督宋璟一同拜相，担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开元八年（720年），苏颋罢相，改任检校礼部尚书、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开元十五年（727年），苏颋病逝，终年58岁。

据考证，苏颋入蜀共有两次。虽然新旧唐书都记载苏颋于开元八年罢礼部尚书，出任益州大都督长史，但事实上当年他并未入蜀。真正入蜀是在开元九年（721年）的春天二三月入蜀，但九月就返京，时年52岁。第二次入蜀是在开元十一年（723年），时年54岁，春夏间还在朝为礼部尚书，夏秋间则第二次入蜀，担任“礼部尚书兼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一直到开元十二年（724年）春离蜀返京。[24]所以，苏颋罢织新样锦的时间有两种可能，一是在721年，二是在721—724年间，相去时间不远。但目前来看，更有可能是在开元九年（721年），因为苏颋第一次入蜀时应当已知道皇甫恂在织新样锦，所以不会等到第二次入蜀时再进行奏罢。但这里的奏罢，可能只是苏颋为了表示节俭而奏罢，并非是因为蜀锦上织了皇甫的新样。

从史料来看，虽然苏颋罢了新样锦，但“新样”在开元后依然十分流行，唐诗中提到“新样”的不在少数，其中最多的是晚唐诗人王建（765—830年）：

王建《留别田尚书》：不看匣里钗头古，犹恋机中锦样新。[25]

王建《朝天词十首寄上魏博田侍中》：遥索彩箱新样锦，内人舁出马前头。[26]

王建《宫词一百首》：遥索剑南新样锦，东宫先钓得鱼多。[27]

显然，新样起自四川，但新样的纹饰究竟是怎样的呢？王建的诗中多次提到新样锦，其《织锦曲》[28]中描写“长头起样呈作官”的很有可能就是新样：“回花侧叶与人别，唯恐秋天丝线干。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这里突出描写了花丛彩蝶之景。大历进士张何《蜀江春文君涤锦赋》中描写的或许也是蜀锦的新样：“布叶宜疏，安花巧密。写庭葵而不见，拟小鸟而能悉。”[29]卢华语从这些诗赋中分析，蜀地大历时的织锦有花、葵、凤、蝶、莺等花鸟纹饰，可能就是王建、郑谷所描绘的“新样”纹饰。[30]这与唐代开元之后丝绸设计走向自由、冷绿色调为主、题材轻快亦相吻合。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座中唐时期的墓葬出土的花鸟纹锦就很有可能是一件新样锦的实例。（图15）此锦出土时色彩保存极佳，共有真红、粉红、果绿、棕、海蓝五色，以纬重组织织出。织物上有宽为2.7厘米的经向花边，两条居中，两条在边，将织物的整个纬向分成图案相同的两个区域。图案中心为一放射状团花，由中间一朵正视的八瓣团花和外围八朵红蓝相间的小花组成，团花四周有四簇写生型小花和四只衔花而飞的绶带鸟，花鸟之间更有八只粉蝶，一派春光明媚、生机勃勃的景象。[31]这种写生折技花鸟纹样在中晚唐兴起么，代表了一种自然生动的审美时尚。

再看敦煌藏经洞所出有大量花鸟纹的织物和刺绣，以敦煌壁画上的服饰绘画也是如此。其中白色绫地彩绣缠枝花鸟（MAS.857），以缠枝花卉为主体纹样，用墨绿、蓝、黄、棕、米、橙等各色丝线以平针绣成，并钉绣捻银线以缘边，花间点缀有以盘金绣绣成的飞鸟图案，正是一个极佳的实例。[32]（图16）由此可以看到，盛唐时期出现的新样，并未因为苏颋的罢织而停止，实际上在中唐到晚唐时期变得更为流行，这也可以看到皇甫新样对于唐代丝绸图案设计的影响。

图16.敦煌藏经洞所出晚唐花鸟纹刺绣

结 论

本文通过对于甘肃天祝慕容智墓和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出土的唐式纬锦进行比较，特别是对《皇甫恂墓志》相关内容进行考证后，得到了唐开元时期蜀锦中的代表性品种斜纹纬锦图案从陵阳公样到皇甫新样之间演变的具体时间和过程。

1.慕容智墓主人死于691年，其中出土大量精美丝绸，除宝花纹样为前后统有之外，其中多件唐式纬锦均属陵阳公样款式，与陵阳公样的流行年代刚好相吻合。

2.都兰热水一号大墓主人目前定为吐蕃灭吐谷浑后第一代小王坌达延墀松，他于694年去世。但其夫人是吐蕃公主墀邦公主，一直活到715年之后。所以墓中出土丝绸虽然大部分是属于694年之前入葬时物品，但也会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715年之后，极有可能晚到730年前后墀邦公主入葬时的物品。所以墓中所出丝绸，既有北朝时期丝绸，也有唐代丝绸。在唐式纬锦中既有团窠联珠、团窠花卉环的陵阳公样，也有少量皇甫新样织锦的花鸟纹样。

3、根据新出皇甫恂墓志并结合其他史料，可以初步推定皇甫恂在成都担任益州大都督府司马时（开元四至五年，716—717年）由皇甫恂推动的。这与慕容智和热水大墓出土织锦的情况刚好吻合，两个墓的年代刚好处于两个唐代不同时尚的流行时期。

4.皇甫恂首织新样锦的背景可能是因为陵阳公样通常团窠越织越大，越来越奢华，所以玄宗即位之初就下达《禁断锦绣珠玉制》和《焚珠玉锦绣敕》。可能正是因此，皇甫恂才开始试织循环较小、门幅较小、织造稍易的花鸟纹新样锦。

5.苏颋于开元九年（721年）第一次入蜀，很有可能正在此时看到成都生产的新样锦，就马上叫停了。但从史料来看，虽然苏颋罢了新样锦，但“新样”在开元后依然十分流行，唐诗中提到“新样”的不在少数，敦煌藏经洞所保留的晚唐丝绸织物呈现的“新样”案例也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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