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是展览与受众之间最为传统和主流的沟通形式。无论知识背景和价值倾向，有所“看”之后必有所“感”。当我们想要去反思和推介一场展览之时，这种“感”都是不可忽视的。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希望有一千个观展者，便有一千篇宣扬着自我独立视角的观展文章。

图 | 展览主海报，图片来源于海报设计方Smith广告公司网站。

展览地点

柏林国立博物馆群（詹姆斯·西蒙画廊、新博物馆）

展览时间

2022.05.13-2023.01.08

展览单元

第一部分（詹姆斯·西蒙画廊）：泰瑟尔岛、阿姆斯特丹、圣彼得堡、美国、中国和日本、巴黎

第二部分（新博物馆）：特洛伊、迈锡尼、雅典

为纪念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诞辰200周年，柏林国立博物馆群（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举办了特展“施里曼的世界：他的生平、他的发现、他的神话”（Schliemanns Welten: Sein Leben. Seine Entdeckungen. Sein Mythos.）。施里曼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家境贫寒，通过经商积累了巨额财富，到中年才开始从事考古活动，根据《荷马史诗》发现了其中记载的特洛伊遗址，被视为现代田野考古学的先驱。过去与施里曼有关的大型展览，都重在展示他发掘的古希腊文物；本次展览则首次以施里曼的生平为主题，不仅展示了他的考古成果，还详细介绍了他在考古之外的人生经历。

展览以施里曼1870年开始寻找特洛伊古城为界，按时间顺序分为两部分，分别位于詹姆斯·西蒙画廊（James-Simon-Galerie）和新博物馆（Neues Museum）。两座场馆毗邻而建，都坐落在柏林的“博物馆岛”上，隶属于柏林国立博物馆群。观众必须先从詹姆斯·西蒙画廊开始参观，然后经两座场馆间的广场进入新博物馆。参观中，观众身边展板上的地点不断变换，整场参观就好像观众陪同施里曼走完了他的一生。

根据策展团队成员玛丽昂·贝尔特拉姆（Marion Bertram）博士的介绍，展览有两条线索：明线是施里曼的生平和发现，按时间顺序叙述，用地点串联起来；暗线是施里曼如何营销自己的形象，制造出种种“神话”。明线的叙事灵感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故事——他们拥有坚定的意志和超群的能力，四处游历，排除万难，最终达成目标，满载而归。这也是施里曼在自传中采取的叙事模式。

图 | 展览第一站“泰瑟尔岛”

走进展览，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画面是汹涌的海浪和摇晃的航船，画面上的文字像是航海日志。这一布景营造出紧张惊险的氛围，给观众制造了第一个悬念：这是什么地方？做记录的人是谁？他是否有幸生还？

走过这幅画卷，一块题为“泰瑟尔岛”（Texel）的展板揭示了答案：这是施里曼19岁时在荷兰泰瑟尔岛附近经历的一次海难。当时，他正乘坐一艘从汉堡出发的移民船，准备前往委内瑞拉。这次海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放弃了移民南美的计划，也没有返回汉堡，而是带着推荐信前往阿姆斯特丹，由此开始了周游世界的生涯。观众也随着施里曼的旅途，前往“阿姆斯特丹”展区。

和惊心动魄的“泰瑟尔岛”展板相比，其对面介绍施里曼童年和家庭的展柜朴素得多，以文字、照片和文档为主。1822年1月6日，施里曼生于今德国北部梅克伦堡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因家庭贫困，他14岁就结束中学学业，到商店做了学徒。施里曼在自传中声称，父亲在1829年圣诞节送给他一本耶雷尔（Georg Ludwig Jerrer）的《儿童世界史》 （Weltgeschichte für Kinder），这让他了解到了《荷马史诗》的故事，立下了寻找特洛伊的志向。针对这则广为流传的故事，展览在入口右侧的角落里展出了一本《儿童世界史》，在展品说明中暗示这个故事未必可靠：施里曼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学习希腊考古学，1875年才第一次提到该书对他考古的影响。所以，这个故事很可能是施里曼成名后编造出来的。

图 | 耶雷尔的《儿童世界史》

阿姆斯特丹”展区用剪影展示了几位在这里帮助过施里曼的人物。在荷兰，施里曼开始为从事国际贸易学习外语。他一生共掌握了12门语言，被时人视为语言天才，其学习方法也广为流传。展区的一角用视频装置和展柜介绍了著名的“施里曼学习法”，其主要步骤包括背诵外语文章、用外语写作、请母语者批改等。视频中，策展团队成员模仿施里曼的老师，依次用不同语言朗读同一句话。观看这一视频的观众，既可以站在施里曼的视角，跟随视频学习外语，也可以扮演施里曼的老师，对着视频装置说自己的母语。展柜则展示了19世纪末介绍“施里曼学习法”的文章，指出这一方法得到了他本人的认可和推广。

接下来的两个展区是“圣彼得堡”和“美国”。“圣彼得堡”展区的叙事从1846年开始，这一年施里曼被派往圣彼得堡担任商务代表。该展区展出了他在俄国交易的货物，如染料、矿物、军服等，并介绍了这些物品在当时为何有利可图，让施里曼成为一方巨富；还通过展板上的照片和书信，介绍了施里曼在俄国的妻子和子女。“美国”展区则通过地图、账本等物品和图文并茂的展板，展示了1850—52年施里曼在美国“淘金热”中的活动。1852年，施里曼从美国回到俄国，直到1864年都主要居住在俄国；因此，按照时间顺序，“美国”展区被设计为“圣彼得堡”展区中间的一个小插曲。

1864年，热爱旅行的施里曼开启了环游世界之旅，经印度前往中国和日本，于1867年出版了游记。在中国，施里曼到访了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在日本，他先到了外国人聚居的横滨，然后又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到了当时少有外国人踏足的江户（今东京）。“中国和日本”展区就根据他的游记，展示了一些他重点描写的物品。这些展品反映了施里曼观察东亚文明的视角，以及当时的东亚民众对欧洲人的态度。

图 | “中国”展区的场景布置。背景是描绘中国商业街的画作，红色展板上的文字引自施里曼的游记，展品是人力车模型。右边的人物是德国著名演员卡塔琳娜·塔尔巴赫（Katharina Thalbach）扮演的施里曼，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他在中国的见闻。

图 | 19世纪中国官员的官帽和顶珠。施里曼注意到了顶珠的不同材质和颜色，并试图解读它们的含义。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在他后来的考古活动中也有所体现。

图 | 歌川芳员《横滨见物图绘》之《异国人》，1860年。当时的日本刚刚开国不久，日本人对外国人感到十分新奇，这幅浮世绘就反映了日本画家对他们的印象。施里曼是第一批前往日本的欧洲人之一。

走出“中国和日本”展区，观众经展板组成的长廊来到“巴黎”展区。这一展区使用的主要媒介是文字、照片和文档。1866年，42岁的施里曼移居巴黎，开始在巴黎大学进修。展板上展示了他修读过的课程，包括古典语文学、考古学等。这时的考古学仅限于研究地表的遗迹，尚未建立一套发掘地下遗迹的科学方法。施里曼根据古希腊文献的描述，到希腊和小亚细亚考察古迹，收集文物。1869年，他把考察报告作为博士论文递交给罗斯托克大学，获得了该校的博士学位。同年，他和俄国妻子叶卡捷琳娜（Jekaterina Lyschina）离婚，同17岁的希腊女子索菲亚（Sophia Engastromenos）结婚。这场婚姻也是他考古计划的一部分：施里曼希望迎娶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喜爱《荷马史诗》的希腊女性，让她协助自己考古。展厅出口处的展柜展示了他的博士论文和学位证书，展板介绍了他和索菲亚的婚姻。索菲亚这个人物在展览的第二部分还会多次出现——她的确如施里曼希望的那样，成了他事业的得力助手。

展览的第一部分结束于1869年。此后，施里曼踏上了田野考古的旅程，观众也走出詹姆斯·西蒙画廊，进入与之相邻的新博物馆，参观展览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施里曼在土耳其和希腊的考古活动，以及他的晚年生活。新博物馆展厅中希腊风格的立柱，正与展览内容相得益彰。

展览第二部分的第一展区是“特洛伊”。展板文字介绍了施里曼发现特洛伊遗址的历程：1870年，施里曼开始在土耳其寻找特洛伊古城。他受到英国人弗兰克·卡尔弗特（Frank Calvert）的启发，认定希萨利克（Hisarlik）是特洛伊遗址的所在地，1871年正式开始发掘。施里曼认为，如果在同一地点一直向下挖掘，就可以在最下方找到特洛伊战争时代的地层。1873年，他果然发现了一大批金银器和饰品。他用《荷马史诗》中特洛伊国王的名字，将这批器物称为“普里阿摩斯的宝藏”，让妻子索菲亚戴上发掘出的金首饰拍照。展览展出了这张著名的照片，并指出索菲亚并不在发掘现场——这只是施里曼为提升知名度制造的又一个媒体事件。

图 | “特洛伊”展区。右侧的展板背景是施里曼考古报告中的特洛伊遗址示意图，中间的屏幕上播放着遗址的航拍视频。

图 | 索菲亚穿戴金饰的照片

当时不少考古学者认为，自学成才的施里曼只关心金银器这样的宝藏，他的发掘方法也严重破坏了地层，对他不屑一顾。针对这一观点，展览把文字和实物结合起来，详细介绍了施里曼的发掘方法和学术贡献。施里曼起初的确不会清理地层，但他的工作仍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他在特洛伊共发掘出了一万余件文物，其中有许多小型陶器、石器等，他都一一收集起来，做了记录。为了体现这一点，展柜内不仅展出了著名的金银器（部分为复制品），还展出了不同地层出土的陶器、石器、青铜器等，标明了它们的不同年代。

展板图文并茂地展示了特洛伊遗址的地层划分和断代过程。晚年的施里曼意识到特洛伊遗址存在不同时期的地层，与考古学家威廉·德普费尔德（Wilhelm Dörpfeld）合作进行断代。1890年施里曼去世后，德普费尔德继续主持发掘，将遗址分为九个地层，现代研究者又加上了最上面的一个地层。这十个地层的时间跨度从公元前3000年的青铜时代，直到公元600年的拜占庭帝国时期。其中，“普里阿摩斯的宝藏”出土的地层是特洛伊II，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战争如果真的发生过，其年代应为公元前1200年左右，对应的地层是特洛伊VII。

下一个展区是“迈锡尼”，展示了施里曼在希腊迈锡尼、奥尔霍迈诺斯（Orchomenos）和梯林斯（Tiryns）的考古工作，以迈锡尼为主。《荷马史诗》等古希腊文献对这些地点的描述，成了施里曼的考古指南。1874—76年，施里曼在地表发现了迈锡尼城墙和狮子门，并在附近发掘了一批贵族墓地。墓地中出土了大量金器，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的“阿伽门农金面具”。这一展区以展示施里曼的发掘地点和出土文物为主，并通过展板介绍了迈锡尼文明的基本情况：它是青铜时代欧洲最早的发达文明之一，其繁盛时期约为公元前16—11世纪。

图 | “阿伽门农金面具”（复制品）。图片来源于展览官网

图 | 索菲亚为奥尔霍迈诺斯出土文物撰写的标签，记录了每件物品的出土时间和地点，体现了施里曼夫妇细致的工作态度。

施里曼追随《荷马史诗》中英雄的足迹四处考察，也有意把自己塑造成当代的“考古英雄”。最后一个展区“雅典”以他在雅典的宅邸“伊利昂宫”（Iliou Melathron，“伊利昂”即特洛伊）为中心，介绍了施里曼的晚年生活。“伊利昂宫”1881年以古希腊风格建成，内饰充满了希腊文学艺术中的题材，以及施里曼本人的考古发现。施里曼夫妇在这间宅邸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展览重点介绍了其中的一位——德国生理学家和政治家鲁道夫·魏尔肖（Rudolf Virchow）。魏尔肖对考古学和人类学颇感兴趣，热心向德国政界、学界引荐施里曼。魏尔肖曾陪同施里曼前往埃及和特洛伊遗址，展览展出了魏尔肖拍摄的考察照片，让观众对这两人的生平都有了新的了解。在展览出口处，策展团队搭建了一条走廊，复制了“伊利昂宫”宴会厅的天花板和地砖图案。天花板把施里曼夫妇的形象融入希腊神话题材的绘画，地砖图案则来自施里曼发掘的文物。施里曼以此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故事联系起来。

图 | “伊利昂宫”宴会厅的天花板和地砖（复制品）

笔者认为，整场展览最重要的展示方式是“展演”（Inszenierung）。根据德国文化学者阿莱达·阿斯曼的观点，历史展示的基本形式有叙述、展览、展演三种，而当下是历史展演的时代。展演最大的特点是体验性，它往往通过多媒体手段，营造历史发生的空间，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感受。

在“施里曼的世界”展中，“展演”几乎无处不在。展板的排布方式限制了参观路线，让观众只能按规定路线走完施里曼的一生，整场参观就仿佛跟随他一起旅行。各展区内部也都运用了“展演”的手段，通过布景、展品、声音等方式营造体验感。例如，观众走进“伊利昂宫”宴会厅的复原场景，不仅可以欣赏装饰图案，还会听到优雅的古典音乐，从而联想到这里举办的舞会。展览插入了许多视频，其中有不少以施里曼的第一人称视角呈现，这种叙事方式增强了“展演”的临场感。观众在展览中观看这些视频，就好像直接同施里曼对话；施里曼的扮演者塔尔巴赫是德国国宝级演员，她的知名度和精湛演技也增强了视频的吸引力。“展演”的元素甚至延伸到了展馆之外：展览两部分之间的广场上立着三块展板，它们一面是《荷马史诗》中英雄战士的想象图，另一面是史诗中对应的文字描述。观众进场、转场、离场都需要经过这个广场，广场上的展板与展览的内容相互呼应，扩大了展览营造的“历史空间”。

图 | 通往“中国和日本”展区的走廊。观众必须穿过这一长廊，才能进入下一展区，这模拟了施里曼前往东亚的漫长旅途。

图 | 广场上的展板，描绘了特洛伊战争中将领驾驶战车的场面。

从观众的热烈反响看，“展演”手段的运用非常成功：截至2022年10月27日，已有超过十万名观众参观了这一展览。馆方因此延长了展期，把展览结束时间从11月6日推迟到了2023年1月8日。

根据展览官网的介绍，展览要把施里曼的生平和考古两个“世界”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因此标题中的“世界”是复数，展览也分成了两个部分。展览副标题的三个关键词是生平、发现、神话，三者看似是并列关系；但在实际参观中，笔者发现观众往往会在第一部分的“生平”处花费很多时间，参观第二部分的“发现”时已有些疲劳，而作为展览暗线的“神话”如果不刻意寻找，又没有导览指点，很容易被忽略。展览图录的导言明确指出，施里曼不是英雄，却把自己“展演”为英雄；展览摘取、运用了他人生中戏剧性的元素，但并不重复施里曼本人的英雄叙事。然而，笔者在第一次独立参观展览时，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施里曼人生的传奇性，以及他与古希腊英雄的相似之处。这可能是因为整个展览都以他的探险经历为线索，“英雄之旅”的叙事通过一个个场景的“展演”得以加强；破除“神话”的展品和文字说明则较为零散，缺乏整体结构上的冲击力。例如，入口处的海难场景给观众带来了极强的视觉震撼，而破除施里曼童年“神话”的《儿童世界史》偏居一隅，很容易被观众忽略。

此外，如果不跟导览，部分展品缺乏背景介绍，会显得有些突兀。例如，“中国”展区展出了吸食鸦片的工具，配文只说明了它们的材质、年代和用途，却没有说明19世纪的中国为何鸦片泛滥，这和施里曼又有什么关系。听了策展人导览，笔者才得知施里曼在游记中表达了对中国人吸食鸦片的不满，而整个展区的展品都是根据他的游记选择的。展览图录也介绍了中国鸦片战争的历史。又如“特洛伊”展区同时展出了不同地层出土的文物，其中有一批罗马帝国时期的石像和石碑摆在展厅侧面。导览以一块罗马石碑为例，说明施里曼发掘出的文物时间跨度很大。但是，展品说明并没有写明展厅中的所有文物都是施里曼发掘的，那么观众就可能认为这些罗马文物和他无关，从而错失了一个深入了解施里曼考古方法和成果的机会。

无论从学术性还是公众影响力看，“施里曼的世界”都是一场优秀的展览。它首次把施里曼的生平和发现置于同等地位，运用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了施里曼波澜壮阔的一生，特别是他考古之外的人生经历。它还向观众们阐明，考古不等于寻宝；施里曼的考古方法虽然还不成熟，但他有着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也愿意和学术界交流，这促进了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展演”的展示方式，更是成功地营造了历史气氛，增强了观展时的沉浸感，让展览内容深入人心。这几点都可以为未来的考古展、人物展提供借鉴。

作者 | 宋舒杨

柏林自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邮箱：shuyang.song2@fu-berlin.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