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钟刚

编辑：杨梅菊

“年度计划”是《打边炉》每年年初都会循例推出的专题，众多艺术工作者的回应，以地方为线索予以集结。

这是一项需要花时间联络沟通和整理的工作，其意义，并不在于构筑一部指南式的行动目录，“计划”只是一种切入的角度，艺术工作者们的日常行动、思考和言说，经由梳理，是一个塑造和肯定自身的过程。而这种寻找、收集、整理和保存，经过时间的累积，逐渐显出了“微观-档案”和“地方-图景”的意义。

这项工作依然在继续。今年，我们共邀请到38位在北京生活的艺术工作者，围绕如下六个问题展开讨论。本文按中文姓氏首字母倒序排列，发表前经《打边炉》编辑部删选。

艺术家

疫情三年，很多展览延后以及取消让我对时间有了比之前更多的不确定性，总是会再三的确认时间，以及预估更多的风险。甚至非常简单的事情也会如此。至于工作方式，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随着年岁增长，时间增加了一些厚度，之前每年都像轻轻翻过一页薄纸，这几年变成了厚厚的一沓硬纸壳。

如果说有那么一件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那就是下决心站起来走去工作室。这是最初的一步，最简单的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之后种种工作上的难度都不是难度。

当下能想到的最大的奢侈，是疫情的时候出门，放开之后居家。放松的时候喝口茶。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其实什么都不会做。

艺术家

疫情这三年真是一个漫长的煎熬期，去年下半年，因为北京健康宝弹窗，我有三个半月没有回到北京，一直在外面浪，最后还是从燕郊“偷渡”回来的，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疫情最大的后遗症就是：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恐惧和迷茫感，好在一切都结束了，从噩梦中醒来的感觉。去年12月底798厂里空无一人，太魔幻了，永远都记得那种死寂的场景。新的一年还是按原计划去做一些数字艺术的国际化交流项目，今年我和某重要博物馆有合作，是关于数字艺术和古代美术交往的课题。今年想出国去看看展览，被困了三年，太希望去国外旅行了，特别想透透气。

对于我来说，时间和空间是一体的，它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时间就是一条虚拟的长河，很多时候是顺水推舟的渡过，但有时也是需要逆流而上的......

我在少年时候会有强烈的愿望去做一件事，像一个虔诚而偏执的教徒。今天就没有这么极端的想法了，就是按计划和时间节点去工作，少年时是靠激情去推动，而今天人到中年就是以一种理性和绵延的态度去工作，也许点点滴滴就是生活的本质。

世间最宝贵的是时间，浪费时间就是“奢侈”。所以能安静地发发呆、喝喝茶、翻翻书，一个人在书房里就是“放松”。

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最想去做一个旅行者，少年时读武侠小说就喜欢浪迹天涯的感觉，人在旅途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切都充满了未知的悬念。

艺术家

很难说疫情直接给了我个人什么影响，一切似乎还是和从前一样，这也许是和自己一直蜷缩在角落里有关。但所见所闻和被迫离开的朋友给我的影响更大一些，除了在黑暗的天空中响彻的汉语，那些看似日常平淡的事或许有更持久的意义，她似乎是一直在生活中为这短暂的时刻做着准备，以响应更激烈的呐喊。

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似乎已经无感，除了身边每天长大的孩子在提醒时光的流逝。但他的天真又似乎把生命力重新注入到自己的生命里。

眼下，对我而言只有一件下决心去做的事，就是不要成为自己不想做的那种人，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本来就不具备那种能力。

从事艺术创作本身就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所以我们都是一群奢侈的人。当然如果什么都不做也很奢侈，放松和奢侈可能都是一样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如果不做艺术，我会做一名医生。结合年少时的经历，可能还会是一个不错的中医。

艺术家

疫情三年，让我对一切重新再认识，对未知更有兴趣。对我而言，时间越来越意味着理性抉择。“下决心”也是理性抉择的一种吧，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就是好好活着。

我理解的“奢侈”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而“放松”是放下执着。如果不做艺术，我想云游四方。

艺术家

疫情三年重新审视自己和生活与其间的这个环境的关系，当病毒最后扩散的时刻如风一样的传播肆虐开来，感觉极不真实，恐惧沒有了，死亡是如此平淡。以“活着”和“活下去”的名义开始工作，不分过去和现在。与此同时，时间也渐渐成为一些数字，某种节拍，合着衰老跳动。

回望这些年，决心好像随时都在下，但很快会被下一个决心否定。最终证明决心是不需要的，决定最终来自于意志的惯性。而奢侈就是可以自己决定生活于其中的时间和空间。

我如果不做艺术，那希望会去做一个思考人生的闲人，或者是去做一个纯粹的工匠。

策展人

疫情后感到自己老了。我86年生人。小时候，大人总是说我是“蜜罐里的一代”，但我很少有这种感觉。被剥夺和缺失感一直困扰着我，我老是觉得被爱、被关注和被认同是不够的，觉得世界上无人理解自己，唉声叹气。当然这个可能跟我性倾向的身份有关。

去年年底，疫情在社会面上蔓延开来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呆在上海，阳了，不敢出门。我买了很多便利店的三明治堆在冰箱里，这样可以不出门吃饭，不传染别人。孤独久了，恍惚间明白：这个世界本是无人可以依赖。既然无人依附，之前希冀被他人认可、理解和赞扬等等万般渴求，又是些什么呢？从二十出头刚工作，直到疫情开始两年，十几年，我保持着高强度工作，牙咬碎了，往肚子里吞。别人夸赞文章写得好之类，会暗自开心；别人批评，觉都睡不着。这些“别人”到底是具体的、实在的某个人，还是空想出来的真理裁判者，我却总没搞懂。那么，我到底是为了谁，或者为了什么在工作呢？

我们“蜜罐里的一代”，成长环境的生活基础殷实，没怎么像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人那样忍饥挨饿，或惶恐随时随地被战争和不可救治的病痛抢掠生命。恰好因此，我们更加害怕失去殷实的生活，遇见危机，第一划过脑子的念头，是依附和顺从，以求自保。这没啥错。每个人都有不做英雄的权力。

现代人，之所以现代，就是因为他们不再为了神的最高价值，或者某个意识形态的最高理想奋斗。老一套的道德观念，看来崇高，是获取“别人”认可的捷径，终究是圈套。精神独立的意义在于：人们有权力把逼促他们的“别人”眼光撇开，自顾自“贪生怕死”，也不受指责。当然，自顾自地勇敢，自顾自地惊醒，自顾自地为他人奉献，也存在于选择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说，保持独立，个体面对极端状况的突袭时，才能脑袋清醒，不恐惧自己受制于对方，不希冀完美的救世主下凡，而能站出来，睁大自己的眼，为自己说两句话。

艺术的魅力，在于它提供可能性，不在于它提供立等可取的价值。不幸的是，之前的工作中，我总是不经意间沉迷艺术提供的价值，沉迷“主奴辩证法”中优先的位置，即“别人认为我是个（有光环的）策展人”“别人认为我很‘学术’”“别人认为我值得尊重”。庆幸的是，现在意识到了，“主”和“奴”之间互相的绑定与依附，“主”和“奴”同陷泥淖。

渴望爬出泥淖，虽然照旧不能脱俗，却能甩掉不轻的包袱。对认识艺术，这份轻松受用且难得。读过书的聪明人，太容易搭盖符号的、巧言的高塔，将艺术引向艺术以外的地方。如果这是策展，那么，策展有毒，对艺术有所戕害。

艺术家

疫情这几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比病毒更厉害的力量，它朴实无华、简单直接，很原始，有着无限的能量，就像人类第一次使用的火种，是浑噩的，不受约束的，也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坏到让人怀疑所谓文明的进程，文明在这火种面前只是一张纸，显得苍白无力。

特殊时期突然中断之后，一下回到了疫情前的状态，感觉生命中有一段时间被抹去了，节奏变得更快。现在更加珍惜这种没有阻拦的时光，总是着急要去干点什么，发现所有下决心要去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多了很多工作的乐趣。能正常工作就是幸福，这在疫情期间是奢侈的，不工作的放松就是无所事事。对于我来说工作只限于艺术创作，其它的工作我可能无法胜任，也没兴趣。

策展人，写作者

疫情及管控政策，还是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是转折？不过动荡期内，我还是幸运的，因为一些机缘（主要还是多亏了艺术家朋友们），我得以在国内各地穿梭，去到文化丰沛的云贵、川藏，繁荣热闹的江南、广深，丰满了时间，拓展了见识，甚至也有了精神的洗涤。

在或多或少幻灭与虚无夹杂的周期，反而感觉更饱满了，幸运幸运。就是这些感受和知识要沉淀，也要更多的思考与研究，如果实际点地转化为展览，又有一些压力。所以轻松享受是一面，挺奢侈的，“下决心”有所转化是另一面。不过现在已经有定下的计划，由出行的启发和对人文主义地理的畅想，会开启系列的长期展览项目，那么出于责任，也将会是一种持续推动的动力。

艺术还是带来意义的，很难想象不做了要如何？或许做个厨子，可怜还得从切配开始。

今日美术馆副馆长

疫情三年，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母亲，所以很多人在谈及疫情对个人事业发展的消极影响时，他们会说：“你什么都没耽误！”确实我很庆幸，也因为这种转变感到非常的幸福和充实。因此，新一年的工作反而更加积极，更有针对性一些。换句话说，也希望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形象。

“时间”是一股流动的力量，又是一种平衡关系，来调配工作和生活之间的节奏；有时是累积的力，就比如在今日美术馆的工作马上要跨越12年的年关，对我而言，这个时间基础是极为厚重的，也是极其有意义的，回望这12年的时间，工作和生活又是很难剥离开的。同时，“时间”越来越意味着一种跨度，比如“人到中年”。

我的感受是，年轻时，因为内心总爱追求积极的意义，付诸于行动的时，往往想得少，先做事。步入“中年”，仔细想一想，需要“下决⼼”去做的会更宏大一些，就比如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生态起到改善和积极作用的事。像口号，因为你所做的事，可能只是“炮灰”，没有厚重可言，价值系统的建立和共识需要经历更长时间，更多人的共识与建构，所以这个决心，还在于“时间”。

常被师长朋友提了建议，说你可以“读个博士”，“博士”于我而言，就是“奢侈”的代名词，是我硕士毕业后，就赋予它的定位。当时的心境是一旦全心投入工作，就很难折返再追求学业。现在的心情是，时间都去哪了，潜台词是，对阶段发展和提升非常有必要，但难以下决心去做的事。反而有时间，我愿意放松会看“直播购物”。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想做美食评论或者是吃播。

艺术家

我是个停不下来的人，疫情三年也在做事。新年忙着新的事，做一本书，有关798、有关艺术市场。设想它很厚，时间都在里面了。

岁月递进，对我来说急迫感也明显增加。时间与空间不是此消彼长，时间少了，空间挤一挤一般都会有。对时间做出阶段性规划就变得重要。除了做事情，享受人生也很重要，疫情之后空间变大，包括朋友聚会、交流、吃喝玩乐。

所谓“下决心去做的事”，大体指做个人的大事，很需要又不容易做到的事。去年开始数字化了大量八十、九十年代拍摄的底片，那个时期开辆北京212汽车跑遍东西南北，有意识地记录（不是纪实）了世纪末之前的黄土地、水乡、长江三峡，还有北京、上海的日常生活场景。那时的路况不同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庆幸自己捡了条命。

因为意识到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才感觉那个时期做的影像记录的重要。二十世纪里好像没一个国家的时间像中国的这么紧凑、历史消失的这么快。提炼出一个好的概念，建立起一个好的系统，把材料变成一套书，是我下决心在做的事。

其实，能在这个年代保持做事已经很奢侈了，夫复多求。我更愉快的放松体验，是做完一件特想做的事情高潮之后的放松，比如在印刷厂连续几个白天晚上盯完开机印刷打样，交付装订后的轻松。还有做作品的放松，概念确立形式尽可能放轻松。

如果不做艺术就做商业了。在中国走这两条路都不易。

策展人

疫情三年，我心理上实际一直是抵制受到影响的，脚步不停，在不同地点感受到了不同的时间，对比起来，可以明白一些事，理解一些人。未来一年仍然要在“不受影响”的状态下展开工作，不做艺术是不可能的了。关于下决心，事实上，现在我能下的都是决别心。

一直以来，我做艺术的时候也没把自己当成做艺术的人，保持真诚和朴素，对我来说就是放松了。奢侈，就是在荒原里凝视一堆火，而我就在过着这样的生活。

策展人，艺术顾问

建筑师，建筑写作者

疫情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特别的观察世界的窗口，或者在时间河流中创造了一段有着特殊航速的水道。总而言之，一切原来平常的或者不平常的，从今以后都更不会“平常”。我学会了对不平常习以为常。

“时间是你的朋友”——我逐渐意识到这话是个谎言。但是时间的压力也促使你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时间创造了新的空间意识。一切有关时间的事物都表现为空间，或者空间的变化。

2007年毕业之后，我一口气策划了三个重要的大型展览，三年三个，分别在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包括在德国国家收藏馆所策划的“活的中国园林”，和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中国馆，里面包括了至今都算是最具思想性、知名度和行动力的中国艺术家，也有今天也难寻觅的空间资源和历史机遇。本来以为这件事只是专业之外的调剂，但是它们却成了我这辈子最轻松，也最自然的艺术经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机遇，但是机遇并不是每个人每段人生都能有，这就是奢侈。而“放松”，就是生命的下坡路。

想象一下，如果不做艺术工作，作为一个建筑师，我想改变我生活的小区。或者，我梦想一个类似于世外桃源那样的地方——在美丽的风景中建成一座漂亮的建筑都不是最难的事，难的是说服一群人和你一起生活。

艺术家

疫情这三年，了解到什么是“从容”，真正重要的是其实是修心，不为外境所扰太重要了！另外一点，是体验了当代历史，整个历史太大，但是仅把这放在中国近代史中，你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乃至一个人！

新的一年，希望能谨慎的面对周遭，尽量避免生活中的“视而不见”和“充耳不闻”，珍惜每个时刻的觉察，尽可能的细微。

在我的认知中，“时间”是一种延续性的假象……“时间”让“每一个人”成为“每一个人”，“时间”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更像是“觉知”的连绵不断的刻度，它并不是单位均匀的直线，更像是曲线，而且是充满节奏感的曲线，这根线可以帮我判断另一个我的存在状态，以此来调节我在生活中与艺术中的行为与策略。

目前我正在进行的工作是动画长片电影，这就是我觉得如果现在不做老了会后悔的作品，我的“决心”是为了“不后悔”。

于我而言，奢侈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某种心境，比如“清风明月我”，能享受这个的就是奢侈。放松就是用“心”做事情的时候的状态。

如果说不做艺术⼯作，那要看什么时候，在今天不可能不做“艺术”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比“艺术”更好玩的事情了！如果在清代，我可能参加革命党，到处旅行用亲身体验去经历旧朝庭制度的种种腐朽与不堪，并一一针对性提出改制的方案，做大量的社会田野考察并逐一记录成册，并配好插图，清亡之后出版；如果在明代，我去倒买倒卖欧洲的机械钟表玩具，向欧洲工匠提要求定制一些特别的产品，比如慈悲像和忿怒像可以定时切换的菩萨像，敞开衣裳没有心，只有一支钟表……并游说寺院接受这种非传统样式的佛造像；如果在宋代，去当土匪，认萧照当大哥……学习好如何制墨。

疫情三年，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影响是全社会都陷入到一种普遍的情绪之中，这种情绪在疫情前就弥散在社会各处，由于疫情的出现，使得这种情绪不再表现为一个身份或者一个阶层的自我焦虑，而是一种生命的普遍共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我最近几年思考艺术的原点。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越来越感同于本雅明所做的比喻，他说，只要你的脚立在浪花中，新的浪花就会继续拍打它。我的工作是为了让生活从时间的温床上迸发起来，停留片刻，然后再回到时间的温床上，起伏往返。

我记得几年前在打边炉的采访中，曾提到我对中国现代以来美术史叙事的一些想法，我近几年的策展与写作也在有意识发现并叙述其中的活性话语。严格的说，它有时会偏离历史叙事的所谓“客观性”，因为我更关注历史话语中的潜能，这种潜能需要想象的连接与激发，无论是在艺术实践层面，还是话语实践层面。

有时候，你感到的幸运，在别人看来，就是奢侈。现在太多的信息干扰，能做到不分神做点事情就是放松。艺术对于我而言，是美好的，是积极的，这对于艺术工作者是最大的幸运，即便不再工作，艺术对于自己而言，仍然有亲和力与吸引力。

爱自由爱生活爱艺术，用无界理念生活和工作的人

疫情三年，让我感受到自由的缺失，所以得继续站着，让心自由地行走。随着年岁的增长，“时间”对我意味着更短或没有。在这短促的时间中，如果有一件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是第一次的死亡。

我所理解的“奢侈”是自由，“放松”是“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要”。如果不做艺术工作，那就，做梦吧。

我从李津兄在顺德和美术馆的个展上拍摄他的画中人物。很多人都说像我现在的样子。就借他画的，冒充我的肖像吧。感谢李津兄，抱歉没打招呼就直接用了。

艺术家

三年前，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令我们始料未及，惊慌失措。随着疫情的反复变异，不断地摧毁我们仅存的希望，伴随着疫情的延续，社会良知的堕落也在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和底线。岁月无常，冷暖难料，只能在惊慌失措中应对延续下来的诸多工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面对生死的宿命，时间宝贵，工作就意味着在有限的岁月中，留下一点生命的印记而已。也正因此，现有的⼯作计划当中，感觉有很多很多紧迫的事情要做，学术任务，艺术计划，乡建理想。所以我所理解的奢侈就是能有自己更多的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满世界溜达，不受限制。

越过表象，我们所说的放松，肯定首先是心情的放松，但心情是随环境而变，环境我们不能左右和把握，只能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对我来说，做不做艺术真的无所谓，在我的生命中，感受、体验和享受生活很重要，如果不能做艺术，我会找一个地方去种树，树比艺术重要。

北京魔金石空间创始人

疫情刚开始的几个月，很多计划好的工作被迫搁置，非常焦虑！再到后来一段时间的状态感觉很虚幻，仿佛周边的所有都漂浮着，抓不住也就懒得搭理！2020年年底由于基因遗传三高原因身体开始报警，医生朋友一句半玩笑话却是警示了我：“在你还能运动的时候就赶快运动起来，不然就只剩下吃药打针了！”想想也是可怕。2020年12月1日开始我终于戒掉了抽了30年的烟，也开始并喜欢上跑步，跑步可以让发散的思绪渐渐回笼、聚焦，随着身体的节奏平稳的去演算，会很快速地理清思路。

说来有趣，从小时候画画到美术学院毕业至今，没有能够坚持成为一个艺术家，却满怀激情创办了魔金石空间，15年中有过质疑和纠结，质疑过当下画廊对艺术家的意义，也纠结过自我存在的价值，现在已是释然！回头想想，可能艺术本就存在于骨子里，想想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为有才华的艺术家工作，同时又能够解决生存问题，虽然辛苦但却不觉得累，已是幸运的啦！

如今，疫情终于过去，接下来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把魔金石空间的每一个展览品质做到更好，以精准、精彩的呈现和诠释艺术家的工作为展览宗旨，为观众搭建一个最佳进入艺术家思考系统的通道。

所以，对今天的我来说，“奢侈”就是为喜欢的优秀的艺术家工作，艺术家也认可和尊重我们对行业发展的认知和工作思路！而在工作之外，能够听着音乐跑跑步是目前最放松的状态！

我运气比较好。在疫情刚开始没多久就认识了我合作伙伴洪峰，开始筹备我们的机构。在这两年多的过程中一直在做策划、设计、建设、装展工作。做一个新机构本来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疫情当然影响了我们的资金运转，去年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如果今年没放开就会特别困难。可是刚好，我们筹备得差不多了，社会也放开了。所以新的一年也应该不错。

我没怎么体验过奢侈，可是现在觉得最奢侈的事情是度假旅游。时间紧张，如果能有一段完全能放松的时间，这很奢侈。近期我肯定做不到。如果我自己能赶到事情的前面，让事情赶上我，那段时间应该能放松一小会儿。目前看不到那一天。

年龄越大时间过得越快，所以得明白这个资源接下来怎么用——用在什么事上、在什么人上。其实这样想变得很简单。下半辈子做关注声音的机构，把它运营好，做个有价值能留下来的事情，这个决心很早就下了。

如果不做艺术⼯作，会做什么？面对这个问题想了半天想不出来，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做艺术的意义和原因。

教授、艺术家

疫情三年，我还真没受多大影响，跟着节奏走吧，韬光养晦该干啥干啥，相信疫情总会过去。新的一年有机会把养晦的东西展示出来吧。

对于作为个体的人而言，时间是个概念，需要时用它来提醒自己，比如工作。不需要时可以忘掉，比如生活。如果说有⼀件需要“下决⼼”去做的事情，那就是尽可能的挖掘和释放生命的潜力，突破自己的极限，生成一些有意义的想法和作品。

相比之下，“奢侈”就是能在工作与兴趣之间建立持久有机的联系，所谓的异质同构最好，内心与外在保持平衡，我认为就是放松。如果不做艺术⼯作，那就做任何有兴趣的事，如果艺术变得无趣，也可以放弃。

龙星如：“世界”很近

策展人，研究者，博古睿学者

虽然从时间的物理概念上，疫情三年已经过去，但现在似乎对我来说仍然不是一个可以“总结”的状态，这三年很多积累在身体和心上的细碎的感受，或许需要不止三年来内化和理解，尤其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是如何作用于微小的生命的。

最近一直在计划去完全不是美术馆或艺术机构的地方做展览，或者做更加“不是展览的展览”，现在还谈不上特别清晰，但应该会是一个想要多试试的方向。说起新一年，可能还会希望可以在不担忧贫穷的前提下，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精细工作一个项目的，这在我看来非常奢侈。

我大部分时间精神都很放松（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放空的时间过长，有点活得过于飘渺了），放松的感受对我来说通常是极为安静，然后能感觉到瞬息之间无数细微因子的变幻沉浮，会觉得和“世界”很近。

我是一个年龄感很弱的人，但“时间”此刻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具体的东西，我的整个博士研究都是关于科技基础设施/技术的时间性展开的，希望将来可以和大家分享。如果不做艺术的话，我会写小说，或者试试当兼职舞者。

艺术家

疫情及人为制造的灾害，仍在继续，如恶性肿瘤一样漫漫扩散。过去三年，由于我是武汉身份，在北京和外地做展览，得到几次“特别对待”。封控最严的时候，连一墙之隔的工作室也不能进去。这场疫情带来的困境是叠加性的，尘埃依旧飞扬，深不可测。说到“新一年”这个词，似乎有点无感了。如何巩固自我的时间，这是个问题。我想今后的工作会从艺术的角度，会更多思考我们赖以生存这块土地，它是如何变异成现在这个模样的。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对于我来说，时间正在老去。从地理上，我经历了在武汉、西藏、广州、北京几个不同时期。虽然每次迁移的城市和工作都不太一样。但有一样东西总是贯穿始终的，就是对“时间”的记录和表达。有十年的时间，我主要从事电视台纪录片工作。在广州电视台还创办了两个栏目《纪录与真实》《个人电视》。我后来的一些作品，也与纪录片工作有关。我对时间的流逝有种莫名的感动，它里面隐藏着人的命运的东西。作为个人的时间，它又是私密的，重叠的，梦境的。时间是需要返回的，你才能看到他本来的样子。时间显示真相。

现在手头的工作，是把我过去拍的素材整理出来，大约有一百多个小时吧。去年小区被封的时候，关在屋里憋闷，回看了一部分录像带。没想到二十年前的影像还很清晰，里面记录了90年代到2005年的广州、武汉、西藏和北京。那些年DV机随身，遇到什么拍什么，漫无目的乱拍，无意间它成为了“第三只眼”。很多影像内容也是才看到。二十几年前的事情，现在完全忘记了，有很多意外的发现。

在近半年时间里，我痛失两位亲人。因为疫情管控，病人的正常救治都变得异常艰难。在生与死之间，你的眼晴里所看见的，几乎全是无奈和冰冷的表情。网络上也是，非常无望。这个时候，回到正常的生活，人成为人，突然变成了“奢侈”的事情。

我理解的放松，应该是心灵和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吧。我在做作品过程中，会有片刻的安宁。人生总是苦多乐少。也许，死亡才是人的终极“放松”吧，哈哈！如果生命真有轮回，我会做个园艺师，让树木花草自由疯狂的生长，直到我无法进入它的领地。

教授、批评家、策展人

疫情三年，带给我的是活动范围的缩小。这个范围即包含物理空间，又包括心理空间。物理空间不用多说，大家的经历都差不多。心理空间的缩小带来的影响是正反两方面的：反面来说，你能明显感觉到缩手缩脚，慢慢演变为得过且过。不再积极去争取很多事情，对世界、人生、事业、周围人的看法与以往相比，都有了些许不同。正面来说，对自己的状态，以及以往的策展、批评、研究有了更多的审视和反思。对宏观环境认识更加具体化了，对精神层面的自我磨砺来讲，因为更加内化和深入，从而辐射面倒是更加宏观了。

“时间”这个概念明晰出来，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对我来讲，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物理性的存世时间，这个无疑是慢慢变少的，这给任何人都会有有压迫感。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有一种可改变快慢的时间，也就是通过增加同一时间长度事业丰富性和后续性，来使这个“时间”更加充盈。第三种时间是一种假象，这涉及到对生死、生命本质认识的不同，在这里不多谈。

对我来说，的确存在着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就是把文化艺术和更具超越性的精神世界进行链接。说起来比较抽象，具体来讲通过策展具体去挖掘、推出一批新的艺术现象（其实早就存在，但是不被人重视）。如果没有条件，就自己去进行艺术创作，或者写作。

我所理解的奢侈是物理空间允许你精神的放飞，现实条件能够实现你对精神案例的推出。我所理解的放松貌似躺平，实则精修。如果不做艺术，那我可能会是个僧人，或者是个道士。

策展人，写作者

过去三年对我来说不止是“影响”，它肯定是我个体生命轨迹的转折点。在那之前，我是一个普通人，在那之后，我知道我将永远只是“幸存者”。在某种意义上，经历了这一切以后，我们所有人都是某种程度的“幸存者”，概莫能免。当然，虽然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但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感受、认知和选择，只是就我自己而言，我选择在余生中做一个“幸存者”，在这种根本的残缺、悖谬和不可能中生存，在关于浩劫的、一种卡拉马佐夫式的记忆中生存。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实在无颜面对那些我敬重的朋友，那些失去声音的生命，那些没能幸存的人。以后的所有工作，都是一个幸存者的挣扎：在糊口的同时，告诉自己要努力多做该做的事，承担一个幸存者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已经四十岁了，在这个节点上往回看，“时间”带来通向智慧的可能，同时也有知其不可能为的遗憾和苦涩。这么说来，可能最大的奢侈，还是有充足的时间，能够去恰当地做一件事。但这几乎是一个矛盾的愿望：成为独立策展人以来，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在没有机构或团队配合下完成展览是多么耗费时间与能量，也越来越苦于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做到计划的六、七成。但反过来想想，此前在机构中做策展的所谓“高效”、“统筹”和“创造性工作”，无非是把各种看不见的、重复繁冗的工作交由同事以及实习生来承担。虽然我曾自诩算是这一行业中从事基础劳动相对较多，时间较久的，但每每也会在私心和良心中小小挣扎一番。

说到放松，我感觉自己不工作的时候都还挺放松的。如果不做艺术，我想找一个不需要说谎的工作，那就已经十分幸福了。

一代人总会背负一个烙印，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没想到属于我的时代烙印是如此来临的。在2019年12月25日我还在武汉，当时医疗系统工作的朋友跟我说起传染病的谣言，我也只是开玩笑说可以买点医疗股票，即使事件已经给了我预告我也并没有任何准备，直到逐步锁国，封城，管控小区，居家隔离，到我的身上不能动弹。

我曾经幻想过如果我因为什么原因坐牢了，我就可以找机会把自己一直想写的小说完成。我也以为只要我足够闲，我备忘录里的那些灵光会得以完善，但是我都没有做，我就只是在等待这件事情如何过去。在那段时间里，时间开始变得扁平，看不到未来，也不知道过去的那些还有什么价值。

通过豆瓣的记录我知道这三年时间我看了1109部影视作品，除了吃喝拉撒睡就是看电影，也没法出门，除了限制还有惶恐，到了后来，我怀疑这样子是否是真的在活着。于是我决心找到一切可以出门的机会开始出门，为了出门而出门，没有目的地就选择公园，空旷透气，把自己当做一个游客重新开始认识这个城市的各个公园，远的近的，过去毫不在意的。看着公园里其他的游客，大家似乎都是逃避到此，找到摘下口罩机会好大口呼吸，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氛围在这其中蔓延，从未想过自由地呼吸是如此奢侈的事。

随着解封，人气逐渐恢复，我的心情也渐渐放松了，新的一年我甚至办了一张北京公园年卡，也许把公园年卡上所有免票的公园都逛一遍可以是我的新年计划，至于别的则毫无头绪。一如三年前疫情还未开始前的我，即使走到我面前预告，有计划又能如何呢？

三年了，打上了这个烙印的我应该变了很多，但似乎我在用一种固执抵抗这些变化，我仍然相信等到事情真正来临的时候自己可以好好面对。至于艺术工作，做一个作品，做一个展览已经无法满足我对艺术的渴望，填充我的艺术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过一种只属于我的人生，把活着当做是艺术，用没有计划突如其来的死亡来收场，就很好。

疫情使许多计划落空，也改变了我对大多数事情的期待，大多数是降低甚至放弃，但也有提高了的。疫情，以及所有借口疫情制造出的内外阻力让我时常感到倦怠，而抵抗倦怠业已成为我新的“日课”。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能够在抵抗倦怠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做出一些真正有价值的表达，无论是写作还是策展。

时间越来越变成行动前需要严肃考虑的因素，也有越来越多的事因为时间不够而被放弃或无限期搁置。以前我觉得为了某些“关系”，要学会怀柔处事，但现在更加在乎这种处事原则背后到底要消耗多少时间，是否值得，以及不予理会的代价是否可以承受。有时候，他人向我展示出的、或者我本人向外展示出的不宽容不是因为别的，恰恰是因为时间不够。

正因为艺术的纯度最高，也最脆弱，所以所有和艺术本身相关的事情都要决心。所谓的“下决心”不是说会犹豫，也不一定意味着步步为营、机关算尽，但毫无疑问，从事艺术是需要勇气的，而所有勇气的形成都需要做好那种放弃其他东西的身心准备。

我所理解的“奢侈”是，拥有多于“足够”的自由度。我所理解的“放松”是，目光如炬但不紧绷。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会做其他以表达为中心的工作。

2020年，我生下了我的第一个孩子，在2022年又怀上了老二，疫情期间更多时间用于陪伴家人。同时，BCAF（北京艺术当代基金会）长期以来的国际文化艺术交流被迫中断，我们一边等待重新启动的可能，一边调整重心，尝试把艺术项目放到线上，并加强在国内的艺术公益项目落地。回想当初入职BCAF的时候，我就在想在国内做艺术公益基金会必须得有决心和耐力，如今我已经在基金会工作6年，仍然在时时提醒这份“决心”。

疫情之初的直播活动《妈妈爸爸艺术节》一周时间调动了80多位艺术家参与，为疫情中的家庭带来慰藉；“乡村儿童美育”也在2020年启动；我们策划了延续性项目“可持续设计资助计划”，鼓励更多创作者投入可持续领域的设计和营造，也获得了不小的关注。

对“时间”观念的重塑倒不是因为年岁增长而带来的，事实上有了孩子以后，我的时间开始变得非常碎片化，作息也全部都得调整，反而觉得非常充实。对我来说，“奢侈”就是自由，只不过自由的定义也会随着环境和心境不断变化。“放松”就是自在，别和自己过不去。

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可能还会选择做老本行传播工作。时至今日，大学毕业在《新周刊》的第一份工作仍然对我影响深远，可以说我的人生观、方法论都是在最初五年的工作经验中获益的。

疫情三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家里，尤其是去年，过得提心吊胆，感觉随时会被“围剿”，即便是今年疫情结束之后，去医院时，还是习惯性的拿出手机准备扫码。阳过之后检查身体，检查出了些问题，迫不得已续上了中断多年的医保，活得像个老人，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了医院专家割韭菜的雄心，也真切体会到了舌头乐队的一句歌词“狐狸和土狼寻找着野兔子的窝”。

居家久了，渴望跟朋友们见面，见了面，却没有多少话想说，待的时间久了，反而想赶紧回家。有一种仓惶逃离的感觉。这三年，时间已经破碎了，所以，消耗时间不那么焦虑了，反而变成了一项有乐趣的事。

我没什么工作计划，很多工作都是别人催着推进，推进能力越来越弱。答应别人的书稿，也没心思去动笔，真希望人工智能软件帮我干这些事情，反正它越来越会说人话。我基本上不怎么去“下决心”了，下过的决心都被冲散了，所以没有什么要去特别确定的事情，不确定变成了常态，也活得比较临时一些。对我来说，奢侈就是能连续睡好觉，然后能学会放松。如果有一天不做艺术工作了，或许就真正的开阔了。

葛宇路：与其说需要决心，不如说是判断

疫情三年，带来的影响太多了，对未来预期的改变，对历史的重新学习，对人性的理解，多少都发生了改变，有些不好公开说，有些想说也不知道怎么说。至于新的一年，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没停过，似乎也不再能够回到以前那样在窗边晒太阳发呆的模式了。这部分时间基本分配给了各类交流学习，策划活动，布置展览等。这种调整也多少是受大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知道艺术家终究还是靠作品说话，所以总的来说我还是在努力保持平衡，以及在创作上的精力分配。

时间越来越清晰的意味着“度过”，这个概念最早是从谢德庆那读来。但当我发现同龄人开始在不断循环的状态中，重复自己的生活和回忆时。我开始试着去想象余生要如何自处，这时，度过是一个很精准又辩证的概念。他也让艺术和活着上升到了同一个高度。

生活中需要下决心的事会很多，我预感以后会更多，比如要不要停止给父母治疗之类的电视剧剧情，以后大概率都会成为现实。但工作计划中则琐碎得多，与其说需要决心，不如说是判断。好在判断不存在对错，只取决于你是否践行和坚持。

什么是奢侈呢？我想了很久也没有非常确切的答案，可能就是稀有，罕见，醍醐灌顶之类的吧？而放松，那就是随心所欲呗？其实我尽量不做，也不喜欢做艺术与否的判断，同时我也不喜欢去区分工作与非工作，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不做艺术还能做什么”的问题。

疫情像潘朵拉的盒子，已经被打开尤其是被实现，妖魔鬼怪甚嚣尘上，每个人都在劫难逃地直面这场跨越时代的转折。但无论如何，艺术还是要做的，以往我们是在“夹缝”和“边缘”中站立，现在只能是砥砺前行地抵抗绝望了。

既然时间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仍可以依据稍纵即逝而又持续不断的时间，在“此时此地”的历时与即时之中，处理自身与时间的抵牾，寻求和转化为一种毁灭与再生的持有之上。

去年，有艺术家朋友给我算命说：你来年将是一种主动“输出”的状态。如果这是一句谶语，那我以往更多的是“输入”了。因此，我正在通过我的策展实践、经历和记忆的写作，“输出”我曾经在场的认知与觉知。

从我的经验出发，可以自我把握地做自己喜欢的，并自认为有尊严、有价值、有意思的工作，且能养家糊口。对我来说，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放松。如果不做艺术工作，你会做什么？说实话，不知道！仅此而已，却也足够。

我发现“疫情三年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种影响非常复杂难以言说，这三年的信息量太大了，希望这种深刻的记忆不要变成陈冠中笔下的《盛世》。如果非要说影响，可能这三年让我意识到自己更渺小和更微不足道一些。电影《艋舺》有这样一段台词虽然矫情但是好像有这个意思：你知道吗？风往哪个方向吹，草就要往哪个方向倒，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以为自己是风，可是最后遍体鳞伤，我才知道，原来我们都是草。

随着年岁增长，我特别怀念青春期可以熬夜到天亮，或者可以一觉睡到中午的时光，现在这两个事情都不可能了。三岁的时候，一年的时间是三分之一，三十岁的时候一年是三十分之一，一年越来越短，属于自己的时间逐渐减少，因为要花时间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于是真正的放松是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即所谓的闲，同时真正的奢侈不是富足，是富足感，大学时代看刘小东的《生命的富足》摄影集就有这样的感受。

因为上述的感受，我很少下决心做一个事情，我去年的时候听黄霑的老歌《随遇而安》，歌词写道：“滚滚呀红尘翻呀翻两翻，天南地北随遇而安”。我随遇而安，我也会珍惜每一次劳动。所以对于我自己的工作来讲不存在2022和2023的区别，每年都一样。

我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就好比2008年我来北京其实是想考电影学院导演系，成为一个导演，却去了美院现在在做策展一样。

2019年上半年时，我终于领略到了人性全方位的邪恶：既变化多端又彻头彻尾。这彻底粉碎了我的三观。有了这种经历后，疫情三年反而相对平静。生活节奏被迫放慢后，多出来大量时间，沉思世道和人心，学习和体验新的范式，在开放中纠错，在行动中体会“尽人事，顺天命”……

也是在这种状态中，我逐渐体会到“时间”高于“空间”，很多真相，是在时间中才能逐渐显现出来的。“当代艺术”对“当代”的侧重，让从业者情不自禁地把“当下”当做全部，这可能是职业病。

世事转眼成空，肉身必然朽坏。把一件事情推进到自己能力的极限时，会涌现出奇妙的感悟——对事物、对他人、对自己——这是我需要下决心去做的。

奢侈，是出乎意料的恩典。和自己的努力毫无关系，但自己居然白白领受了。细思极奢侈、极感恩！而如果尽心尽力的同时，又喜乐地听天由命，我感觉这种放松很美妙。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会做什么？不知道，船到桥头自然行……

疫情三年，带给我最大的影响是清醒，不存侥幸，认清现实。外部的环境，已经没什么好说的。活着就得做事谋生计，我对自己的要求，尽量保持平常心，真实，放松，不违心，能做一点是一点，选择不做什么，比起争着做什么，更重要。独处多一点，离嘈杂喧嚣远一点。

过去很长时间，总觉得时不我待，时间是赶着过。近几年观念变化大，时间意识突然就松弛下来，状态其实是越来越好。年过四十，以前那种紧迫感包袱也慢慢放下来，回头看，这是一个不太容易的过程，又似乎自然而至。

我这个人，算是不太能专注在做某“一件事情”上，东搞西搞拖延症，自我刨析，总是想法多于实践。个人的时间，也往往被大量的阅读、电影或各类信息消耗掉，进多出少，行动就跟不上。确实一直是有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而且下了很多年很多次的决心，那就是专注“写字”，写毛笔字，写好文字，下决心的过程往往也是找自我或者塑造自我的过程。疫情间刚找到一点点初浅感觉，还需要真正静下心来，克服散漫性格，下更大的决心。

自由就最奢侈，适意是最放松。一个人，不自降标准，不必非要去做什么，就是最大的奢侈，也是最好的放松。

生活没有如果，艺术对我来说更重要是兴趣，是爱好。真正的爱好不多，除了艺术，平常就是宅家看书，写字，每周两到三回羽毛球，间歇外出游荡，亲近自然古迹。能把兴趣和爱好发展成为工作，得以养家糊口，已很满足。如果真可以选择，我情愿不工作。

疫情三年，影响最直接的是去年九月底在西部戈壁滩的一个项目，我们好几次穿越几百公里的戈壁荒野从一个地区绕道进入另一个城市，目的是为了做一次核酸检测，辗转反复最终全被隔离，项目还没开始就已待续。疫情这三年里所有计划好的安排随时都面临变更，虽然工作大多不能如期但还是做了一些我认为主要的事，在UCCA对《新佛说造像量度经》说明式的展出，接着又继续根据这套“造像说明”对等身造像完成了金属铸造并安置在了五祖寺，在广东美术馆七号空间的个展“大地惊雷”梳理了从2012年以来我在自然文明与荒野环境中的创作。疫情影响让本该展开实践的工作受到了限制，停顿下来的同时也让我对创作多了一些思考的空间和深化的过程。新的一年必须从行动开始。

今天，时间，越来越意味着此时此刻，把人当作一段时间的刻度来看，此时此刻能指向已经模糊化的过去，不确定的未来决定了此时此刻的生活和所做的工作。对我来说，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推迟了5年的《新佛说造像量度经》经变画壁画计划在今年完成，在我居住的公寓里。另一件就是前面说到的去年在西部戈壁上待续的项目，想尽早完成——塑造一颗巨蛋。

我所理解的奢侈就是凤毛麟角。我所理解的“放松”是一种智者了然的精神状态，假装“放松”装的好也算。有回归自性和大彻大悟的人所做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是我理想中最“放松”的状态，这是奢侈的。好的艺术能使人“放松”。

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想去火星，或做一些与之相关的工作。

程大鹏：没有了要把时间“夺”回来的激愤感

疫情三年最大的影响就是很多事不得不停下来和慢下来，世界突然变了，多数时候倒觉得很快乐。所以新的一年开始工作的时候反倒没有了要把时间“夺”回来的激愤感。年岁的增长让我在平常越来越刻意忽视和回避“时间”，刻意让自己尽量从容，只有过生日的时候感慨一下。但忽视时间，不意味着不拥抱变化，工作和生活之中都一样，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每天发生一点点变化，改变一下眼前的自己。不管是身体上，头脑上，还是习惯上。

奢侈的字典定义是：超出人们生存发展需要范围的消费品，现在对我们来说可以理解为自由。我所理解的“放松”是什么？应该就是，该想的不想，该做的不做。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会做厨师，让自己的付出即时有回报，幸福指数高。

疫情三年最大的影响是面对不确定性更有耐心了，更加珍惜可以按计划执行的机会，新一年的工作依然是按部就班，跟疫情前比较的话，变化不大，只能说更淡定一些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时间在感觉上变快了许多。可能“时间”就是活着的琐碎吧？是生活中的具体的事务，连接成了“时间”，如果什么也不做的话，应该体会不到时间的存在吧？

我是一个惰性很大的人，感觉每天都有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那些一直被拖延的事情需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能去做。我理解的奢侈就是尽情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常年的自律也或者是身体机能的老化，喜欢的事情虽然有很多，却很难不加节制地尽情去做了。

我经常会把自己放进大尺度的时空坐标系里思考，在千万年的历史进程中，在如此浩瀚地球上，渺小的我终我一生能干些什么，所以我不太会给自己设立过于明确而远大的目标，踏踏实实地活在当下就好，应该说我一直处于比较放松的状态。

做艺术工作之前我曾是一个外企高管，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什么行业都可以做。从事艺术工作后，我肯定做不了其它行业了。

和很多人一样，疫情让计划搁浅、让事情变得不确定。但对我来说，最大影响是让我看到了一种脆弱性，社会系统、人性等等，所以坚定变得更重要了。在这种脆弱中，时间当然更紧迫了，也更顺其自然了。对我来说，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是整理一下自己的写作，编出几本集子吧。但迟迟没有动手，大概是觉得以后还有“时间”。

事实上，艺术本身就是很奢侈的，它时常是多余的、无用的。但我喜欢张彦远的这句话，“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所以说，不要太在意结果，但要能够承受结果，做到这一点，才可以称之为放松。

如果不做艺术了，那就写诗、做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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