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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浪鼓咚咚响》:真实感,要藏而不露 | 导演白志强自述

2023-02-25


公路喜剧电影《拨浪鼓咚咚响》于25日正式全国上映。在此前的点映现场,台下几百位观众为他唱起生日歌,作为主角的导演白志强却一时恍惚。

始终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白志强此刻站在聚光灯下,而几度陷入资金困难的影片也即将上映院线。

站在40岁这一人生节点,曾拍摄《道情》、《声命》和《边走边唱》等知名纪录片的导演白志强,推出首部剧情长片。极少担任电影监制的知名编剧芦苇(作品《霸王别姬》《活着》)任监制。白志强表示,首次拍摄故事片,剧本创作是弱项。便邀请芦苇担任剧本指导,最终改稿十余遍。

《拨浪鼓咚咚响》的故事发生在白志强熟悉的家乡陕北,展现了一次救赎之旅。

成人与孩子在旅途中进行身份与情感的互补,一心想要寻找父亲的毛豆偷偷钻上苟仁的货车,而此时丧子的货郎却只想手刃仇人。寻亲和寻仇的两条路无意间并行,泪水和欢笑在其中上演。

《拨浪鼓咚咚响》起源于一位留守儿童的梦想,他期望在父亲肩膀上观看的烟花也最终在结尾处绽放,毛豆的原型也来自于此。这也是白志强在拍摄《边走边唱》时,关注到这一群体并进行长期志愿服务后产生的念头,“拍一部献给留守儿童的电影”。

在漫天的烟花中,白志强却遗憾于一切太过绚烂,有所违背故事的真实性。尽管这是一场在剧组只有七块钱的情况下,蹭来的烟花。

白志强坦言镜头拍得更美、更好看、更抒情,于他和他的团队来说更加容易,而“一个故事片要做到藏而不露,其实很难”。

影片从灯光、构图和美术等都力求真实,粗粝感的镜头关注的是底层群体。

影片中没有一名专业演员,苟仁的扮演者惠王军本是出租车司机;毛豆的扮演者白泽泽从近千名农村小学生中挑选而来。主创团队几乎都是白志强的业内朋友,很多人甚至没有工资。

制作这样一部没有任何光环,艰难探索中的电影,白志强坦言,一度觉得走投无路。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浪鼓咚咚响》陆续参加各大电影节。

好在结果反馈是好的。如今,《拨浪鼓咚咚响》获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北京国际电影节“优秀制作中项目奖”等奖项,并在FIRST电影节、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等展映。

在大象点映的发行下,这部影片也终于得以在全国院线上映。“对于票房的心态很平和,能把它带到观众面前,对导演来说,就够了。”白志强笑言。

近期,在上海首映后,艺东西/东西文娱对话了导演白志强,谈到了从前期创作到院线的一路过程。

下为导演自述。


单纯善良的毛豆,遇到久经世事的苟仁,他们的世界观形成很强烈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就能揭示出主题。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父亲的设置,毛豆有原型,而父亲的设置就是演员惠王军,他有类似的经历。

他从小挺有演员天分,但是上中学时,他爸爸打工扛化肥,出意外去世了。他是家里的老大,有弟弟和妹妹,就需要辍学去打工。在各工种间倒来倒去的过程中,结识了自己后来的媳妇,两个人彼此喜欢的不得了。

也在打工的过程中认识了好哥们“白明明”,处的特别好,既是老乡,又在一块打工,甚至一块打架,相互保护对方,算是患难与共的生死兄弟。后来惠王军孩子得病,到处带着孩子治病,基本上是倾家荡产,最后媳妇觉得太苦,就和他离婚了。他确实是看透了世事,变得很冷漠。

所以他和苟仁的设置有点像,不同的是苟仁的孩子去世了,所以更加冷漠。我们给苟仁写了很详细的前情设置。

苟仁特别溺爱孩子,孩子早早学会叫爸爸,比叫妈妈还早。他的儿子赖赖,爱吃猪肉翘板粉,这是陕北的一个特色。每到冬天,苟仁和赖赖把土豆从地窖里挖出来,做成粉条,再买新鲜的黑毛猪肉。赖赖特别心疼爸爸,一直帮忙干活,老想着替爸爸分担一点。

赖赖喜欢扭秧歌,扭的特别好,这是苟仁最骄傲的事情。结果有天扭着扭着就栽倒了,发现是肾衰竭。他走遍中国的大小医院,治这个病需要透析维持,还得换肾。白明明说他能找到肾源,苟仁很信任地把最后一点钱给他,结果他拿着这个钱一去不返。

苟仁在医院里面看病没有钱,熬不下去,给医生下跪求人,结果被轰走。赖赖都看见了。但赖赖特别懂事,知道病不好治,家里也没钱,就闹着要回去,喊着不治了我难受,说“你就让我轻松一点,不要折腾我”。苟仁就把赖赖接回去,看着孩子身体每况愈下,一天天浮肿,赖赖疼得要死还在假装轻松,假装镇定,赖赖就是这样的懂事。


直到最后一刻,他躺在苟仁的怀里说:“爸爸等我没了,再把我妈接回来,再生一个弟弟,我们家日子还是能过,我死了你不要难过”。

苟仁整个崩溃,随着赖赖的死,他所有希望全部破灭,那一刻他心里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手刃白明明,玉石俱焚。这是前期设置。在这个父子情的鸿沟上,我们再看这个故事会怎么发生。


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首先得真诚,得真实。如果没有真实就谈不到真诚,真诚则是作者和观众之间非常基础的交流方式。

有人觉得这部电影摄影拍的不好,非常老土。其实这个评价对我来说是褒奖。因为能做到这个程度,其实下了很大功夫。

我带着摄影和美术研究,如何拍才能看上去非常质朴,才能和影片表达的核心匹配。其实挺难,最后我们摄影的策略就用了一个“藏”字。

为了看上去更加真实,尽量把技术手法都抽离,我们首先排挤黄金分割的构图,所以画面中的人脸有时就靠中间一点。其次也很少看到逆光勾轮廓,能用自然光就不用做的光,如果要做光,也是绝对临摹自然光。

(痛打白明明)那场戏还拍了两次,第一次拍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在拍戏,所以我拍的不满意,后来又补拍了一次。本来那场戏群演是可以拍照的,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碰到打架)也有很多人拍。穿帮其实在于手机型号,不过可能观众也会有另外的解读。

另外,孩子的剧情设置和苟仁的身份设定也要从现实逻辑上考虑。毛豆要从农村往外逃,必然要遇到人才能带他出去。村里来最多的就是一个卖货的,其他陌生人很少。而且发现了也会很快送回来。只有卖货郎到处跑,有时还捎人家的货,所以小孩就有了出走的契机。


跟我情感勾连最大的是这些普通老百姓,底层的打工族和留守儿童这并非说我以一个俯视的角度去看待苍生,而是我就是他们的一员,我也跟他们一样,像一棵野草般随波逐流,不同的是我拥有电影这种媒介。

我总觉得属于多数普通人的情感在大银幕上经常是缺失的尤其这些底层人的故事,所以想要为他们来讲故事。

(影片中选择2008年也是出于这个原因),08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魔幻的时代,它是中国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开始猛烈推进的时期,同年举办了奥运会,向世界证明我们的强大,但是在我的生活中又感觉离08年很远,有那种疏离感。

回到电影领域,我特别喜欢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因为他也是站在普通老百姓的视角。他在他的电影里勾勒出一片世界,叫贾导的宇宙。《山河故人》之前的作品我都特别喜欢,但是还达不到震撼。《山河故人》让我震撼,他的故事当中穿插了其他的故事,一下从一个单线的故事变成了三维的故事。

我特别喜欢的电影还有《勇敢的心》,刷了很多遍,每次都能给我带来一些力量。因为它说的还是老百姓的视角下,面对压迫不公的反抗。它带给人一种力量感,同时很浪漫。

还有《太极旗飘扬》《赛德克·巴莱》这种我都挺喜欢。这些偏类型的电影之外,在艺术上我喜欢《偷自行车的人》,在剧作上喜欢李杨拍的《盲井》。



我人生打开的第一扇大门就是上大学。

上大学之前,我记得上电脑课要戴鞋套,摸电脑是一件难事。上大学以后我就看着同学们把机箱拆开,内存条之类的都拔下来,我就惊讶这么精密的东西你们都敢动手拔吗?让我很震撼。同学们聊的东西也是截然不同,于是迎来了第一个对于人和生活的反思期,部分课本上讲的和我理解的不一样,现实和理想也不一样,我好像知道了一些真相,所以就变得比较叛逆,有了许多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们试过组乐队,写歌做演出,但后来我把吉他砸了,觉得“六弦难叙真情”,表达力度不够。又开始拍一些表现主义的照片,觉得也太委婉。受一些学长和当代艺术圈的影响,我们就做行为艺术。试过裸奔,当时我们在尝试如何回归自己,我们时常在生活中迷失,“你到底是谁?”。当抛开一切,把衣服全部脱下来,曝光于大众之下,将所有附加的,甚至是道德和其他约束全部一瞬间放下的时候,你再思考你是谁。

现在回忆起来是一种自我的抗争,对固化要求,挤压的一种叛逆,因此尝试过各种表达。

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做剧照、摄影、副导演,再到北京去做话剧。再后来就觉得应该去拍纪录片,因为我在剧组中是没有语言的,它只是一个工种,没有自己的表达。

而且拍纪录片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是意义深远,它不光要取悦于当代,更重要的是在书写历史。第二是有可操作性。

所以当时就弄了一个摩托车,借了一台摄影机,还有朋友送的一个小踏板,就跟着人家唱戏的。一年后拍摄了第一个记录长片《道情》。

我觉得只要在拍片就在表达,存在就有意义。所以继续跟着盲人说书,拍了《边走边唱》,又拍了陕北民歌主题纪录片《声命》,拍《声命》的时候就有拍故事片的想法,但是当时合作的编剧生意太好,顾不上写。后来我就说你不写的话,我就自己动手写,才开始了故事片的写作。

年拍摄纪录片,让我学会了观察生活,会多一些思考,积累很多的视觉素材,在生活中觉得有趣的,有意思的,好像特别讽刺特别有意义的,都会记,在(故事片)写作的时候,那些素材就会信手拈来。

其次是视觉经验,纪录片不管怎么整,都看着真实。你把人物的动作想象成演员来演,就会发现哪有那么好的演员能演得那么像。那如何把故事片拍的更加写实,可以借用一些纪录片的视觉特征。

打个比方,拍《道情》时,里面有一组人物谈恋爱,那天戏散了,小伙坐在候戏的戏台箱子上,他女朋友躺在他腿上。天特别热,哥们光着膀子,女孩拿手指头一直戳小伙的奶头,小伙让她别戳了,两个人一直在聊着天。你想想我们的电影里哪有这么精彩的谈恋爱?没有这么新鲜的视觉,它是多么的鲜活,你能看到青春的荷尔蒙,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纠织和腻歪扑面而来。在拍乡村的爱情时,有这么一场戏当然就生动了。这种素材就是视觉积累。


早在开拍前,许多人都和我讲这个电影票房会不好,甚至上不了电影院,上了也就是一日游。

为什么这么说?第一,片子的大银幕感不强,不像视效片那么好看。第二,放网络上,没有刺激的情节,没有网感,所以网络观众也不一定喜欢。就算走电视台的路线,(人)也不红,怎么上得了。所以投资人也不投。

但是作为我来说,这个片子不拍,我都觉得瞧不起我自己,别人说两句你就不做了吗?


我们拍摄开始时拉不到投资,剧组有大概一半人就没拿钱,帮我来拍电影,特别感动。很多地方赶时间,有时候没拍满意,差不多也就算了。

比如电影最后的画面,我特别希望那一场戏是有阳光的,有能见度的,因为后面黄河的景色特别好。阳光下的拨浪鼓闪动着,镜子上再闪着光,毛豆追着苟仁的车,喊着让他等一等,但是主任说你不能等了,今天要是拍不完我们就没钱。

再打个具体的比方,过年时,剧组的钱花完了,饭馆和住宿可以再赊账一个月,但是没有加油的钱,贷款来不及,惠王军就找他的朋友借几万块,先把加油的钱借到,车就能动。

后面打击最大的是片子拍完。原来比较乐观,认为片子拍完,这时候他们就肯定愿意投,我再按成本价给,但最终拉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拉到投资。

那段时间是最抑郁的。制片主任和我聊天,发现我语言不对,提不起劲,眼神呆滞,迷迷糊糊的。之后朋友们就阶段性地来包饺子,张罗火锅,弄点啤酒烧烤想让我把状态调回来。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执行制片帮我们报名电影节展,那时后期没做完,我都觉得完蛋了。

特别令人意外的是,上海的电影节入选,First也入选了。我们的一个资方在电影节看到片子之后,决定投资。一下子得到认可,感觉跟做梦一样。

正好我和大象点映的蔡老板也认识很久,20年拨浪鼓入选亚新奖,在上海展演,大象的公司也在上海,电影看完之后,又加深了一层友谊。

后来因为疫情和市场的原因片子搁浅,现在疫情松动,我们又开始聊这个事。尤其是片子的幕后纪录片让大象看完特别激动,说我们的做事方法正像大象当年做《我的诗篇》那种劲,要帮我实现片子上院线的梦想,要把这个担子从我的肩上接到他们的肩上,特别感动。

包括现在的路演,每到一个地方放完电影,底下自发的轰轰烈烈的掌声都让我特别感动。

在徐州,老师们看完以后又带着孩子看,那天竟然把人家电影院都挤满了,排片全放拨浪鼓,一天看了几千人,这个特别令我意外。

正好前两天刚好是我的生日,在路演的时候,影院还送了我一个蛋糕,结果现场几百人自发为我唱生日歌,那一瞬间,我感觉特别恍惚惶恐,好像一下变成了某个明星。


新手导演的市场环境,我觉得比以前要强,客观上说,10年前要完成一部作品,没有发表的平台。大部分的独立创作完全靠自己投资,靠朋友赞助,然后参加独立影像展。但是近年来有创投的环节,只有剧本或者半成品的时候就可以参加,增加了项目的曝光度。还有各个电影节都有创投机会,比如说丝路电影节,海南电影节,First,北影节,投资方从中淘金,可以给年轻导演一些机会。

不过芦苇老师始终给我这样的年轻导演强调,第一不要急功近利,要扎稳马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第二在创作的思想主题上,三观一定要正。第三在技术上,经典的影片中有你要的一切,要去深耕学习,掌握技术语言。

我现在还想拍一部电影,目前正在协商。

特别感兴趣的是东北鞍山上一个叫柏剑的老师和他的孩子们,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老师,一个伟大的爸爸。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搜索他的资料,我就光看他的素材资料,就掉了几天眼泪,特别感动。

我觉得我在陕北,但是也从来没有在陕北。我觉得我的电影就像莫言老师的高密一样,他写的是高密,但其实也不是高密。我相信我去拍莫言老师的高密,也是在拍我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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