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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投降:珠三角76位艺术工作者的年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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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23-02-23
策划:钟刚
编辑:陈颖
子静:心可以碎,脚不能停
南方收藏家联合会会长
不想过多谈论疫情了,只想对自己说,心可以碎,脚不能停。
我现在经常忘了时间,或者说有意地忽略它,对时间的感知,都在女儿不断长高的身高之中。当下,我感觉也没有什么不得不做的事,就是把应该做的事一件一件做好。美术馆目前暂停,更应该把“南藏会”做好。我们还是想为南方的当代艺术生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我而言,真实才是最奢侈的。真话很宝贵,留给听得懂的人!真心很珍贵,留给值得的人!我一直是一个很紧张的人,在未来,我希望可以做到睡前一刻什么都不想,5分钟入睡,到达真正的放松状态。
如果不做艺术工作者,就去做一名户外玩家或一名园艺师好了。
朱兵:在火里还能画画
艺术家
疫情三年,我看腻了各种狂欢的话语,发现了沉默,并开始学习沉默。沉默时画画,画面能滤掉多余的喧嚣。绘画本身的力量,是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通过色彩和造型显现的,所以,画画的不需要观念,需要闭嘴,这样,我们身上的秘密才显端倪。
我的工作状态比较随机,一定要做的,就是每天在工作室里画画,但我下决心逃离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完美形式,因为“完美”统治我们的时间太长了。像北野武表演的那样,在火里还能画画就是奢侈。
随着年岁的增长,时间没有以前那样紧迫了。就像一场球赛,下半场开始了,偶然能进入加时赛,就得感谢命运了。这时,忘我就是一种放松。所以,如果不做艺术,那就做个到处瞎跑的徐霞客吧。
周力:“放松”可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艺术家,华侨城盒子美术馆艺术总监
三年过后,现在更多的感受就是“终于结束了”,“的确是结束了吧”。期间,我一直在努力调整生活和工作的各种安排,还会有很多预料不到的情况,只是正常了一些,觉得容易了很多。希望大家都能尽快回到正轨。
“时间”不是一种概念或哲学,而是人感知世界的基本方式。我活在时间里,而不是在它的对面。我一直有珍惜时间的习惯,这点并没有什么改变。
严格来说,我并没有需要“下决⼼”才去做的事情。我认为人不能靠“决心”去做事,人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该作什么。而“奢侈”是相对的,对世界上的很多人来说,能解决温饱,能健康、简单、自由地活着,就已经是奢侈了。
我理解的“放松”,就是自己的能量以最自然平缓的方式流动的样子。做事的时候可能是放松的,懒惰却不一定能放松,因此“放松”可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比如一棵树什么时候是最放松的呢?是光合作用的时候呢,还是晚上的时候?
我并没有把艺术看作一种工作,它就是我需要的东西。如果没有做艺术,我可能还是会做艺术。因为它一直存在于我的生命中。
周赫:反复练习
万境艺术创始人
疫情带给我的影响是与不确定性共舞,面对变化带来的不安、恐惧和愤怒,从反抗、接受到就地展开新的搜索,反复演习之后,对于变化就开始脱敏,并习得了快速应对的心态和行动。新一年的工作,更加专注于向内生长,训练核心。“放松”是一种相对的状态,就像硬币的正反面,对我来说,也是对 “从自我设限到自我突破”的一种反复的游戏练习。
疫情所带来的恍惚感对于“时间”的概念也产生了怀疑。回忆起来的只有一个个人和一件件事,至于“时间”,似乎不那么重要。生活上,我不再那么焦虑“年龄”,工作上,也不再执着于“年限”的KPI,而更关注所遇到的人和事的此时此刻。
经历了过去三年,“下决⼼”去做的事情,是自我健康的学习和管理,从家人再到朋友,所爱的人“永远健康、永远陪伴”好像太天真了,换成“再久一些、更久一些的健康和陪伴”。
钟嘉玲:被“线”隔离的生死
艺术家
疫情三年,很多关系需要尽全力在线上与线下的“无缝连接”中维持。希望解决“无缝”,就是三年里最主要的工作。
2020年,疫情开始后的一年,父亲开始长期住院。医院限制亲属探望,但值得庆幸的是,那是一所小医院,管理不严,父亲得以在众多兄弟姐妹的陪伴中走完最后一段路程。死亡可以在日常中来临,就像人感到饥饿就会吃饭那么理所当然。亲眼看着自己的至亲在死亡面前努力地挣扎,不愿放弃,对于我来说很震撼。父亲抓着铁床边的把手,倔强的神情让我难忘。那么多孩子中,唯有在香港工作的妹妹因为防疫隔离政策没能及时赶回来,只能一边通关,一边在视频通讯中陪伴父亲走过这段路,父亲看了看手机中的妹妹,用最后的力气念出了他最后的牵挂。从线上到线下,父亲在一声声“爸爸”的喊声中闭上了眼。生死的隔离同时发生在线上和线下,我想这是世界上最让人难受的分离。
1945年出生的父亲经历过没饭吃、没书读的年代,他受过被嘲笑和被侮辱的苦,这导致他从来不愿意太多提起他出生的地方。他经历了经济发展得最好的年代,有成就,也有落魄,到最后,也赶上了疫情开头的一年。父亲离去后,那边有父亲不愿回去的家乡,这个城市也没有属于我们宗族的山头,面对着落叶要归何处去,我才意识到什么是“外地人”。“客家人”的概念在我们生命中如此凸显。父亲过世那段时间,我继续在创作2019年就开始断断续续进行着的作品《白云山之南》。“个人的历史”开始吸引我,我想回到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拍摄录像。直到收到“广州三年展”的邀请,我才下决心把白云山项目中的四件作品创作出来,遗憾的是,现场方案因为场地等各种原因,最后只展出了两件作品。
有一天睡醒,我在备忘录写下“时间就像缝纫机”,读取东西的时候是线性,心是缝纫机的方向。你想象有一张大的布,针线落下的地方,时间就开始了。在未来的⼯作计划当中,我想将《读风景的人》拍成电影。
“奢侈”就是身体好,有钱买书,有时间看书,还有时间继续创作和陪家人,走走停停。而“放松” 和游泳是一样的,在加去和减去中找到平衡。
我觉得很难避免不做艺术工作。就算不动手,欣赏也是一项艺术工作。
生活里的“时间”是以一些人的诞生、成长、衰老或者离去为刻度的,我曾经自认为是个时间感淡漠的人,很少有可以清晰记得的时间节点,最近突然醒觉已经有很多人和事要以十年为单位去度量,难免生出些原本极力避免的多愁善感。
工作里的“时间”是似乎永远摆脱不了的疲于奔命感。虽然我毕业后做过的两份工作都不需要分秒不差地打卡上班,享有很多人艳羡的“自由”,但要命的是最终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彻底消失,想起乔纳森·克拉里写的《24/7 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还有刚刚瞥见一篇题为《时间的道德化》的讲时间焦虑的文章,心有戚戚,大抵众生皆苦吧。
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有得选择的手艺人是不错的选择。我总能在一些日常的劳作和交往中获得放松,比如为家人做的日常琐碎的活计,修补点什么,做做菜,或者三两师友的无主题闲聊。但奢侈于我,是拥有停顿、放空甚至放纵的间隔,而不需要感到心有愧疚和焦虑。
赵趄:从不回头
广东时代美术馆馆长
回看疫情三年,忽然发现“时间”都不见了。这三年给我最大的影响,可能只剩下憋屈。然而,虽然一身疑云,却也从不回头。
对于未来,我对什么事情都不“下决心”,还要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面前,保持无所事事的放松状态。所以,如果不做艺术,那就去卖楼好了。
张宇星:充实才是真正的放松
趣城工作室(ARCity Office)创始人和主持设计师
对趣城工作室而言,疫情并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这三年里反而还完成了不少事情,比如“沙井村民大厅”的改造项目,去年也启动了顺德小布村的更新计划、南头古城更新项目以及一些城市策展项目。这三年的工作还算饱满,说明以创意为核心价值的微型工作室,在面对高度不确定的社会变革时,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对我个人而言,疫情造成的影响也许体现在心理和思维方式上,我的心态反而是更放松,更敬畏自然。当我们理解了“不可抗力”这种过去一直只写在书面合同上的词,才真切地感受到力所不可为,而更要珍惜可为。所以刚进入2023年,我们已经开始非常忙了。
时间不仅仅是个人感悟,它是我们的核心理念,也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和主要的工作对象——无论是微更新还是微改造,或者城市策展,我们的工作几乎都是在历史遗产的场景下顺应时间、表现时间和创造时间。对于我个人而言,时间不具有单独意义,其唯一的原则就是连续性。时间是一条连续的生命流,是日常生活的连续流,只有将它放在连续流当中,才是有价值的。切片或断代式地看待历史和时间,是对时间的破坏。
关于下决心要去做的事,还是一直在说的一个写作计划。我一直都在写,只是没有将它纳入到一个高强度的重要工作计划当中,心里还是希望能把它看作第一要务,但与日常工作还是有矛盾,所以,如何平衡时间一直是我平常思考的重要问题。
奢侈和放松这两个词对我来说是同样一件事,都是自由——不是行动的自由,而是内心的自由。大多数人普遍都处于不同缘由的焦虑状态,放松就是从心里彻底地放下,放下就是自由,但自由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稀缺资源。这种自由并不是一切皆空,对我而言,空无并不是放松,充实才是真正的放松,充实并不是焦头烂额地忙,而是真正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愿意投入全部精力的过程,这是我个人的一种哲学。
我从事的并不是那种打了引号的艺术,也不能被定义为“艺术家”。我所理解的艺术,是每个人的必需品,特别对于当代人而言,艺术可以关联到所有的工作,关系到每个人的想象力,生存状态甚至世界观。在某种特定的状态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比如科学家、程序员、工程师在灵感迸发的状态下,与音乐家、画家的状态是一致的。所以,艺术不是一份工作,它是每个人血液里的精神,一种气质,一种灵魂,很难与生命隔离开来。
张近慧:权利和尊严,只是一个幻觉
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今年寒假时间比较长,广州二月的阳光温和明亮。三年,身在其间,长得似乎没有尽头,回首又觉短暂得仿佛转瞬即逝,感觉真实而空洞。疫情三年看到了有生以来都没见识过的人性和荒谬,体验到了无力感和绝望。这种影响,像雨后了无痕迹的田野,透过地表渗进了深层。同时,疫情的经历令人清醒,扯去温情脉脉或潜意识中的自我欺骗,对个人来讲,幸或不幸,兼而有之。
新的一年,我没有设定明确的计划,工作方式相对自由。交叠的空间和生命秩序的视觉逻辑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内容,多维度拓展感知的边界。把艺术当作一种事情(或事业)去做,艺术就失去了魅力,背离了艺术的初衷。艺术本质上是一种自发的状态,是意识和感知的外溢,这是一个自然生发的过程,任何外在的干预都会成为某种阻碍,从而使之沦为形式。疫情之后更加意识到这一点,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外在的阻碍,更加自由。自由,对我而言是“奢侈”的。
随着年岁的增长,时间对我来讲越来越宽松,可以更加从容地处理工作和生活。不再匆匆忙忙,开始关注事物表面之下的内在秩序和逻辑。自然界中生命的自我生长、修复、变异、调整、延续或灭绝……拉长时间的纬度审视和观察,宇宙中神奇的生命拥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则和张力。无目的的林间散步和旅行,是我所理解的放松。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会选择从事和植物相关的工作。
张涵露:一边打磨,一边追逐
社区实验室策展人
疫情开始后,我来到广东工作,所以这三年我都在南方。时代美术馆给我的信任和空间,让我能够开始实践一直想探索的一种策展方式:去到社会现场和社会性艺术创作的现场做策展,也许,这里使用“策划”或者“策动”更准确。三年中暂停的国际交流有好的一面,就是精力投入相对集中,使在地的工作更扎实,也找到了方法和节奏;但跨地连接仍然是必要和急迫的,因此,今年开年的展览“Open Group:我们在你之中”,希望能重启这样的隔空对话。在理解他们创作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和乌克兰在社会政治和艺术史上都有很多可对话之处。
策展涉及到非常多的协调沟通和行政性劳动,工作是被时间表推着的。时间带来经验,策展是在经验中打磨的工作,但是射手座讨厌重复,所以时间对我而言是一边打磨手艺一边追逐新经验,总是不够用。
新的一年,社区实验室已成为一个独立运作的迷你机构,这意味着我们要同时兼备生产和维持两方面的工作,和不同人建立不同的关系,这里面充满着新经验。
这些年对我来说奢侈的是读小说和看电影,放松的也是。
曾有从事新闻和电影的想象,都不太坚固。写作是长久的挂念,如果有天不做艺术工作,期待能够专注写作吧。
余雅文:我更相信当下的感知
艺术家,生活工作于深圳
疫情三年给我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不确定性。疫情结束后的新一年里,希望摆脱过去的“被束缚” 与“被控制”,回归正常的工作方式(随时随地到工作室创作,随时去看想看的东西)。
“时间”只是一把衡量生命的尺子,我不会太刻意地去在乎时间和年龄的问题。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我更相信意识和当下给我的某种感知,再去作出某种反应,所以“时间”这个概念于我而言是比较虚的存在。因为这种随性,过去的二十多年当中,我都没有过多的计划,到了某个时期,我认为我想做什么 ,我就会立刻去做。今年,我更想挑战一下之前没做过的东西,例如影像和不同材料的工艺。
如果不做艺术,心理咨询师是我一直在想象的职业,和人交谈时,我也会设身处地想象和理解对方,每个人的处事方式和对事物的理解方式,一定是境遇造成的。
银坎保:何处是家园?
艺术家,“岛外DAOWAI”艺术交流空间发起人
疫情三年,几乎颠覆了一切,我对未来仅存的一点希望也被炸飞。大家付出一切代价的三年,以集体沦陷,几乎人人都“阳”的团灭为结局。出走,是我开启工作的最好方式。春节期间,我参加了王澈策划的“走神”项目第二回,进入了闽南地区,一个民间离神最近的地方。
我用路上的体验,描述时间和感受:有一天,在闽南开了约180公里的山路,路过多处庙宇和山村,只见土楼依山而建。我很难详细描述土楼这种巨大如城池般的建筑。以我粗浅的认知,它们是由带着技术和文化从中原来的客家人铸造而成。如我们通过小门进入,建于明代的“齐云楼”,有着600多年的经历。这里语言和技术,都是汉文化彪悍的余风,但最后,也只好从中原退守到偏僻的山区脊梁之中,跟藏于山野的灵性一般,靠着族人的努力行动,捍卫着族群的命运。而“齐云”,却是多么有愿景的词语。站于其中,我不觉想起井上靖的小说《敦煌》里,人与故土的命运,都在历史里,化成了沙漠中的沙粒,掩埋于黄沙之中。闽南族群的文化维系,决定着这里人和事的演变。我们的族人,也是通过福建往南迁徙于雷州半岛。我不敢猜测,几百年前,自己的族人,为何努力到达那个更加艰苦的犄角以求活命。我仿佛看见一群迁徙的战后难民,在努力重建自己的家园。此次,在移动的时间之中,我想到的更多是“何处是家园?”
今天看来,有时间,自由地出走,就挺“奢侈”的。
今年也下定决心,在广州继续推进我在去年发起的“岛外DAOWAI”艺术交流空间的具体工作,在踏实地推进自己创作的同时,尝试让我所理解的艺术,与社区和外界产生更多的交流,让人与人,基于“艺术”,在生活中,有些微妙的对话。
嗯,如果不做艺术,也许当一名越野车手也不错,但未来,一切的安排,都需要神仙搭线。
杨勇:继续浸泡
艺术家、策展人、上启艺术创始人
疫情三年,我相信给自己和朋友们以及全社会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几年,上启完成了一些展览、知识生产和画册出版工作,也实现了一些新领域的突破,建立了更高的目标,年轻的合伙人们也日趋成熟。我个人则在工作、创作、读书、听唱片、旅行和美食中继续浸泡。对于人或事物,则该保持边界感的保持边界感,该释放爱与温暖的释放爱与温暖。真挚的爱是奢侈的,在爱里游泳,是为放松。
年岁不仅给我带来持续的热情和动力,也带来更多的自律和经验,我非常享受时间在我的个人工作和生活空间中所释放的从容和淡定、伸展与运动,有点像听马勒大地之歌的意思吧。
我决定了要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会意志坚定地去完成,包括玩。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估计会做无敌蛋炒饭大厨吧,做个冷静的摇滚乐手也不错,或者去做个皮肤黝黑的农民,猫在地中海的小岛上做做甜品也行,能经常做白日梦肯定会很棒。但这一切好像还是很艺术,哈哈哈哈。
杨小彦:历史就是一场闹剧
中山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疫情三年,居家成为日常,最熟悉的无过于小棉签,最紧张莫过于手机的健康码,生怕黄了,更害怕变红,万一被拉去方舱,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为了排遣恐慌,于是胡乱翻书,没有目的地进入一些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领域。比如,对拿破仑发生了兴趣,于是找来六、七种传记,互相对照,结果就忘记了封控。拿破仑扔下了,马上进入古代地中海文明,尽可能连贯地寻找其中艺术发展的风格轨迹。当然,这是为新学期准备开讲的“艺术欣赏”课程。关键是,在这当中,会无厘头地钻进某一细节,痴迷于其中的变化。
某一个深夜,同样无厘头般,突然发现,历史就是一场闹剧,一点也不神圣,更别说庄严。人到了某个年龄,特别是,当身体遭遇到某些不可控的挫折时,会真切认识到时间的珍贵。而稍不留神,又马上陷入到无所事事之中。这时,我发现,时间原来就是暗藏着黑洞的一个结实的陷阱,而且呈螺旋状,所有喧嚣都会被它吸纳,没有回音。
时间就是一种命。一直想下决心,少参加、甚至不参加无聊的学术活动,好腾出时间,写出一本毕生梦想的书。是该下这个决心了。
过往我所做的,原来以为是一种艺术工作。当每天都被捅喉咙捅到癫狂时,才恍然大悟,那叫什么艺术工作嘛!这样讲,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认真想来,我至今未曾舍弃的,其实就是一件事:写作。开始写作的时候,渴望有人阅读。后来发现这是一种妄想,然后,写就是了。
最后,交待一句,今年我最重要的工作是,写一本书,一本有想法的书,而不是,比如,西方理论概念的拼凑,或者,中国古代美学的呓语。
等着吧。
杨小满:我的选择永远都是“慢一点”
广州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教师
疫情三年,也是面对变化不断调整自我的三年。疫情的影响看似让工作生活因出门难而显得不便,但网络提供了太多的应对方式——线上教学、线上沟通创作方案……同时,网络带来的立场争论也更加明确与激烈,算是在提供着疏解作用吧。在现实与虚拟之间保持观察、保持记录、保持思考,算是这三年给我个人的收获。
在我这里,“时间”是个相对的概念,有“快一点”也有“慢一点”。无论工作和生活,我的选择永远都是“慢一点”。“慢一点”却也是奢侈的。事实上,我有点社恐,任何需要与人沟通的工作,都需要“下决心”。独处对我而言,反而是“放松”。我想不做艺术的话,找一份负责文化审核的工作也不错。
杨国辛:艺术的终极目标直指人类灵魂
艺术家,现任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年初一坐高铁从广州到武汉,车厢内空荡荡的,沿途停靠站上下旅客稀少。按农历,这一天是新的一年开始。年前疫情一百八十度大反转,全面解封!令人向往以久又猝不及防,三年前的年初一历历在目,一千多个日夜好似加长版的一年,从年头封城到又一个年头放开……往事不堪。
清理一下三年时间,大部分都在无奈中消耗,在工作室里发呆远多于“工作”,从无数的手稿和书写的文字中挑出了一部分,更多的是直接卷起塞进了垃圾箱。疫情三年,艺术圈内的一些活动也没停过,开开关关此起彼伏,我提不起兴趣,基本上没露面,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依然岁月静好,我做不到。时间到了又一个节点,原有的思想框架已经无法应对当下的剧变,没有直面新的挑战和思想创新,已被磨掉先锋性锐角的当代艺术更无以为继,留下的躯壳仅能在商业的支撑下,制造一个又一个应景的视觉盛宴,光怪陆离不知所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工商文明的必然。
近期的热门话题是chatGPT、生成性Al、生成性预训练变换模型等等,今年的热门人物Sam Altman认为,Al对全社会成本结构进行重塑,是其革命意义所在。我的疑问是,重塑成本之后的社会对人有没有好处,因为这个挑战不一般,人类社会10年可能就会发生巨变!未来机器人的大脑会超过人类,有超强的逻辑思维,说白了,普通的人脑是无法与有着超强算法的电脑抗衡的!除非将人类进行赛博改造,变成半人半机器的新物种,但这一切必须在科技突破之前完成民主化进程。三年疫情让我们充分领教了算法的厉害,电子锁链无处不在,让你脊背发凉。
科技发明的机器人可以帮助人类实现物质创造,但精神创造和情感成长还是需要人类自已去达成,艺术的终极目标正是直指人类的灵魂。这个精神空间倘能使我胡思乱想,胡涂乱抹,颠覆重建,探索不止,折腾不息。
在时间的流逝中,我既没有计划,更无规划,因为计划没有变化快,规划则是鬼话,一切的思维和创作都是惯性使然。
颜长江:个人与时代再也无法分开
艺术家、摄影批评家、策展人
疫情整三年。可能我们以后要用三十年,来看出它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一个节点。世界已因此改变,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无法忽视,我们必须面对。
于个人而言,是尺度与格局恐怕得作一些改变。生活和心境的改变是被动的,创作的改变必须主动,否则不是当代。两者都不是过小日子了,毫无疑问,不能按疫情前的情况来盘算。个人与时代再也无法分开,你必须在历史与全球的维度上考虑,哪怕只是考虑买什么牌子的洗发水,或拍一张什么样的照片,或临一下哪一家的贴。在我这,都无法不当代。
古典真正地远去了,我们得思考命运。当然命运这个古典概念本身可能也不成立。只是活着,总之活着。
于是对于时间,我不再看重。时间的意义在于内容,你苟活那只是熬时间。被锤打多了,我觉得活够了,活着是为了各种软肋。我也半百有余,于名利得少点计较,得看重真正落得下来的东西。近来整理所有三峡作品,正是此意。回想起来,二十年前,以为自己是在长江边痛苦,其实是幸福,是看到了真正的生活,与文化。我知道什么是钻石。
下决心要做的就是这个作品。以前我只认可五十幅,现在再加五十幅。这个选择过程不容易,要不时掂量,砌这一堵墙,要立得住。这个触发点,正是疫情与时间。社会变了,我也老了,该交待一下,少了对不起那地方,也不能比大师们多。非得做了。
奢侈,就是有几天自己的整块时间,可以想干什么就是什么。这时最放松。对深度中年人来说,确实不可能,时间也是碎片化的。
如果不选择文艺,最想踢足球。足球是另一种艺术。当然,即便踢足球,也会搞点文艺的。八十年代中国队就常有诗,教练写旧诗,门将写新诗。那时的球比现在的好。
薛峰:过去的时间像迷雾一样开阔
艺术家,现工作生活于深圳
疫情影响挺大的。年前参加大万世居“大万不插电”的花园铺设和广州三年展的布展,艺术活动已经调动了工作状态。另外,2月19日在蛇口画廊做的一个艺术项目,是去年9月份就开始准备的,去年和今年的工作自然就衔接了。
现在的时间就像蚊帐一样罩着我,而过去的时间像迷雾一样开阔。对时间的表达已经变了,之前的时间是社会调研,现在是进入产品打造了。
“下决心”是一种常态,就是给接下来的工作要求能否高一点,对自己的行动能否约束一点吧。安静独处是奢侈的,离开深圳是放松的,如果不搞艺术,我将是一个国道驾驶员。
徐乔斯:艺术就是我的瑜伽
独立策展人、艺术评论人、工作生活于深圳
坦诚地说,或许是因为自己是独立的自由职业者的缘故,疫情三年对我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工作也正常,逆疫情策展。另一个原因是,转化心态的方法很重要,有光明就有黑暗,有黑暗也必有光明。这三年的时间韬光养晦,秣马厉兵。我觉得不要去放大所谓的“影响”,该怎么工作还是怎么工作,所以“新的一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在我的人生中,我对未来只下过一次决心——高考五科都交了白卷。
随着年岁的增⻓,“时间”意味着自然的全部,意味着真实的力量。自己拥有自己的全部时间,自己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可以没有目的地度过时间,对我而言最为奢侈。最为放松的状态,就是没有目的地度过时间,而不感到慌张和焦虑。如果引用经典,那就是《瑜伽经》的第一章第二句经文:“止灭心识的波动”(चित्तवृत्तिनिरोधः Cittavrttinirodhah)如果不做艺术⼯作,我会去系统地教授瑜伽的知识,但事实上,艺术就是我的瑜伽。
吴建儒:最需要的,是不被过去困扰
写作者、编辑和独立策展人,往返于香港和广州
疫情这三年对我来说是个难忘人生阶段,2019年初,我开始了在广东时代美术馆的工作,就在疫情即将结束之前的2022年9月,美术馆关门了。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所负责的媒介实验室恰好是个讨论非物质化展示机制的契机,但随着疫情对社会、经济和生活的各方面打击,行动终究被现实挫败,并且这种挫败几乎是行业性和集体性的。在当下,自由地研究和交流的环境是奢侈的。对于新一年的工作心态是拥抱未知,接受所有可能性。
随着年岁的增长,时间越来越客观,它既可以意味着读书超龄了,也可以成为职业资历的积累。但对于女性从业者来说,需要下决心的事情太多了。最需要的是不被过去的概念和想法困扰,大到如何拓展合作的人和机构,小到是否需要提出某些不合时宜的想法,这些都需要下决心。
对我而言,想要放松的时候我会看看植物、抱石。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会考虑做环保。
吴美曼:针扎进去,才知肉痛
巽美术馆馆长
年年岁岁的开端时,总爱说点什么积极的话,以及规划一些计划,以避免方向跑偏时产生的虚无情绪。在过去三年恶劣的环境中生存,诸多的不确定确实为我们的不足带来了更合理的解释,可事实显然有点不同,大家同样都艰难,有人就是做得很好,为何自己没有,值得反思。
时代的信息在获取与编造中完成了转译,“现在意味着什么”的决定是重要的。美术馆在这个过程中,继续保持着与地方连接和对话,探讨新的可能,除了常设的展览项目,公共教育及公共空间的多样性实践,也将会继续做更多的投入。地方的问题意识是参与全球对话的样本之一,如何形成上下文关系,是挑战,也是鞭策。
在三维世界里,时间仅仅是一个标尺,它几乎等于变化本身,让肉身的体验多了一个时钟记录仪。而工作呢?工作让我保持清醒,尤其是社会性的工作。在真实而现实的处境中,总有做不完的事和更深的困惑,创造它、解决它,也包含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美术馆的运营工作琐碎而复杂,但又必须,当然,这里会涉及到机构工作边界的问题,日常消耗了很多的时间,基本也就没有生活的空间,工作是生活的大部分,也是“下决心”的一种结果,于个体而言,任意的概念在没有行动前都是空谈,只有当一切都看似不可能的时候,决心才有莫大的价值,而往往,让价值实现的,也许是决心过后的行动力。
“奢侈”与“放松”或许是一体两面的事情,选择了一个热爱的事,并获得一定的支持得以实践些想法,参与艺术的生产传播,亲身感受一些受此触发的转变,特别是在小城市,这种转变让人很上头,盼望着不是一种幻觉。奢侈其中的一面是“物以稀为贵”,艺术本是,美术馆本是,可社会投向它的是张单程票,但并不妨碍奢侈的故事继续流传着,且让更多的人上了车。艺术实践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自由”是,我会适当创造一些自由,让自己获得这种轻松,但也不能太多,怕上瘾。
做不做艺术,是瞬息与永恒的问题,而此两者是辩证的。不做艺术,这项辩证就消失了,多没意思。
王尤:摸索规律,调整方向
独立策展人,万尤引力实验室创始人
疫情三年是我成长最快的三年,也是最慢的三年。个人的阅历和心智在这个时间到了新的阶段,工作按照新的规划往前进行。比如建立了万尤引力实验室,和朋友一起在北京丽都开了The Cure Room(一体两位的酒吧+艺术空间)等等,这些规划较之前是有质变的。但是疫情三年的制动迫使按照计划向前行进的事情变得缓慢而乏力。事办得更慢更没有效力,掌握的能力却更多更全面。我一直没有一味悲观和被动的看待这段特殊时期(也是特殊的环境),而是从这场紧急制动里摸索出了一些发展规律,也一直在调整工作和合作模式,更调整了工作的发展方向。回头看这所有的发展并没有以“疫情开始”或“疫情结束”作为某种端点,就是感受它穿过,让它流过。
以前觉得最奢侈(浪费)的事情就是放轻松,所以会在一个时间序列里尽量同步更多事情,把关注范围尽量扩大,目标是让自己变成一个高速的多任务处理器。现在努力让自己保持轻松,努力一个时间只专注一件事。比如,我正在学习吃饭的时候不看视频,减少交谈,专注品味食物、认真感受食用它们的感觉。
本科在北电面试的时候第一次被问过如果不做艺术会做什么,看来这对艺术工作者而言也是个永恒的问题。那个时候我说可能会演戏吧,但是现在我想不出来,因为目前还没有那个想象介质,如果真有一天因为某个原因做不了艺术了,那就顺其自然。
王绍强:小步快跑
广东美术馆馆长
从2020年到2023年,我们经历了太多关于时间和生命刻的考验,整个过程似乎十分漫长。无论社会还是文化环境,都在重新定义着时空和生命。在茫然与徘徊中,新一年开始了,爆发式的忙碌连接着一天又一天……时间,总是不够用。生活与工作不知不觉成了岁月蹉跎。忙碌的时间既分散又整合,仿佛是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成为了前行的全部。
我很少有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都是面对着日常的工作,但实际上,每件事都需要“下决心”,可能是工作习惯也是一种态度,很难改变。作为一个美术馆的管理者,艺术管理、研究、展览、教育等等工作与思考,基本填满了整个工作的过程,专注和决绝于每一件事,才让我坚持到了今天。
从某个角度上讲,时间和精力对我来说就是“奢侈”的,美术馆工作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当然,少做点也不一定看出什么问题,但经过日积月累就会发现,我喜欢小步快跑的工作方式,细水长流,所以比较苦,睡觉的时间都不够。
“放松”则成为了我在工作与生活之间的一个调节与平衡点。日常中紧绷的神经,需要一种有效的疗法,喝茶、做做作品对我来说最有效,创作属于自己内心的世界,从小我就喜欢自己动手琢磨点东西。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该会失业,不可想像,这是假命题!
万丰:汲取力量,寻求出路
生活在香港的写作者和策展人,“岛聚”编辑
疫情三年于我是因祸得福。无法到处走动让我做了一些早该做的事,安下心来一点点重新认识香港的艺术现状。其实也不安心,更多是焦虑和困惑,面对疫情前和疫情中的此城状况,面对隔离中无法返回的陆地和家人。风浪滔天,大家都一身疲惫,困顿于现实的泥泞中,这种身体性的感受是最直接的,一些超越历史的真实也借此显露出来了。
三年里看了城中绝大部分展览,见了许多人,组织了松散、临时的共同体,写了一些文字。不是出于某种要书写地方艺术史空白的抱负,也不觉得自己与此城的重新连接是身份认同的和乡愁的另类召唤。只是汲取力量,寻求出路。三年的“不移动”让我对“移动”产生特别的兴趣,对人与地方、人与文化主体间变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好奇。新的一年,新的研究和策展项目“青喉”会陆续展开,沿着华人身份、离散和迁移的方向去认识现实的复杂性和未来的可能。这不只是艺术的工作。对我来说,这可能是生活本身。因此我不太考虑“如果不做艺术工作,那会做什么”的问题。“时间”在此是关键的因子。我们总从历史中来,向未来去,这当中的“当下”充满变数。要怎么“过生活”、要怎么含着“青喉”中的一腔毒液和热血走下去才是重要的。
陶显:时间是创作中的酸甜苦辣
艺术家,现工作生活于深圳
2019年下半年,我从纽约搬回国内,还不到半年就遇到了疫情。疫情期间,我又从从杭州搬到了深圳。所以,从感官上来说,我的整个生活状态在这三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疫情比较严重的去年,我经历过被隔离,封城,预定的展览被取消或推迟等等,外部环境的种种限制和不确定性让我产生了很多迷茫和痛苦,我也这其中疯狂寻找如何做到真正的精神自由。
2022年,我在国内做了第一次个展,为了准备展览,我一个人闭关生活了很久。如今,时间在我看来就是一种非常主观的存在,它是以我完成一张创作的跨度来计量的,它从一秒一分一小时的刻度变成了创作中的酸甜苦辣。
如今,疫情时代算是逐渐远去,而我现在又开始准备今年6月份在飞地艺术空间的个展,生活的本质对我来说好似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当我转头看看工作室里的新作品,发现它们确实变化了很多。
今年对我来说是艺术人生里比较重要的一年。除了预订的展览和博览会是必须要花费大量精力对待的工作外,那个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就是离开工作室去新的地方游历一阵子,这对我来说即是放松和奢侈。为了逼自己重新迈开脚步,我在几个月前就更新了护照和签证。最后,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可能想重新回到学校学习一些哲学和心理相关的知识。
唐卉茜:艺术具有疗愈作用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艺术中心经理
疫情这三年,更了解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节奏也慢下来了一点点(阳康之后,反应也比较慢一点)。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关注当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有好身体,才能做好工作,才能继续为爱(艺术)发电。艺术是具有疗愈作用的,能带来如同躺在阳光下的草地上、海边的沙滩上、大理的小院子里看云那样的放松感觉。未来,我希望能在所策划的活动中,加入艺术疗愈的理念,给参与者带来不同的艺术体验和疗愈身心的感受。所以,如果说有件需要“下决⼼”去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永远热爱艺术——怎么可能不做艺术呢?不做艺术做什么呢?不做艺术,什么都不能做啊!
时间过得很快,像时空飞船,“嗖”的一下就过了。不知不觉,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待了快十年,在这里,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也感受到了这所学校和周围的人都在共同成长。今年是来深圳的第十年了,从不那么习惯到慢慢喜欢上这里,从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到如今拥有如此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时间也是亲切的,像是我的朋友,陪伴着我。对我来说,时间是奢侈的,与你爱的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奢侈,既要爱,又要在一起,就更为奢侈。
孙晓枫:为衰老做好准备
策展、绘画和写作者,游食者
疫情三年感受最深的是个体的无力感,同时加深了对权力的厌恶感。三年提供了足够的思考时间,以前从来没有删除过微信里的联系人,但这三年里,删除了很多人。有些厌恶感必须落实到一些人身上,必须具体化。未来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少应酬,尽量回到安静的个人空间。
个人创作方面回到语言的探讨上,不想太在乎外部的评价和干扰,同时也为衰老做好准备。三年中很多次想过衰老的方式,如何在衰老之中享受一种边缘生活的自在,如何处理好身体与精神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一回应身体的要求。这三年里加重的痛风不是没有理由的,构成了身体机能对于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以及工作方式的限定。隐喻了中年生活的全部。
对于新的一年我并没有太多的兴奋,因为目标越明确,越难有兴奋点,只希望所有的计划能够在可控范围中得以展开。当然,工作中也不会强求更多的获得,而是把工作细化、规范化。协商在未来会变得更加重要,只有协商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消耗。
随着年岁的增⻓,“时间”是唯一值得珍惜的。到了这个年份,没有“下决心”一说了,工作与生活中许多事情都是一个协作的结果,不会因为个人的意志产生更大的变化,你偶尔占了上风,其实证明条件在向你倾斜而已。并非是你“下决心”的直接结果。当然,在面对某件事的时候,你要很清楚自身的责任并负责完成,当然也需要讲求技巧和策略。未来最重要的事情是孩子,父母带她们来到这个世间,第一责任人就是自己。孩子可以犯错,但父母不能过于腐朽和荒谬。
“奢侈”就是坚强的意志,悲悯之心,人格独立,自在,自由。人的一生能干干净净,很难。
“放松”就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保持一种有教养的清寡之心。不卑不亢,不忧不喜。
如果不做艺术⼯作,我会继续读书,种植、写作(不是作家的那种职业写作)和做饭。或是养一群猫看它们撒野。
苏芷庭:仿佛做了三年的梦
深圳大学艺术学部教授
这三年最大的影响是强大的无力感产生的一种无奈,人人脱不了干系。客观环境让我第一次产生一种非常虚幻但又切实存在的境遇,这种感受多半是对个体内心世界的拷问,相较于工作而言,思想的颠簸才是最悲情的。当一切回归原本,所有的状态又重新拾起,仿佛做了三年的梦,现在醒了。
“时间”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并不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它并不具体地意味着什么。事情都是按照计划在推进,没有特别突如其来的无措感,一个你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在我看来是不需要花费力气应对的,一切都是顺其自然,顺势而为。这种平静、从容、淡定,就是最大的放松。
如果是发自内心的想法,我没有什么事是一定下决心去做的,但人生总是要有目标和追求。作为一名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我认为我应该在属于我的平台上有所作为,所以也认真思考做了计划,推进是顺利的,过程充实但平静,似乎没有什么是在意料之外的,我很幸运。不做艺术的话,我想我可以做个好厨子。美味从不会过时,那种给人带来的幸福感是最纯粹的,我会陶醉。
沈少民:2023,没有工作计划的一年
艺术家,深圳大学本原设计研究中心公共艺术研究所主任
很多人都认为疫情结束后2023年可以大干一场,可我认为2023年可能是我最迷茫的一年,因为你无法计划也无法左右周围的大环境,太多不确定性让你不再计划,观望变成你的工作状态,过去三年所有的不顺都可以算在疫情身上,今天疫情结束了,更大的危机也许才刚刚开始,这是让人思想的一年,该来到的一切都会像梦游一样悄悄地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梦游
路上
被一个盲人盯上了
一个哑巴
告诉我一条
只有聋子才听说过的
逃离路线
他说
闭上眼睛
四周都是路
沈丕基:整个世界在倒退
艺术家,实验音乐人
疫情三年,空间的限制反而给出了一点时间,最近看到很多人都在重新规划自己的工作。我个人决定的事情是回归到绘画上,创作一些本来想表现的东西。以前对放松的理解都是技术方面上的,现在更希望是能够不着急,从头再来,倒退到最初接触艺术的形式,如果以前干的都不算,还是挺舒服的。整个世界好像也在倒退,反正转了一大圈,最奢侈的还是时间。
如果不做艺术,这个很难回答,首先得把艺术戒掉,如果人人都是艺术家,那估计还得和人离得远一点,才知道能做点什么。
秦晋:保持幽默感和好奇心
艺术家,广州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油画系教师
疫情三年对我的影响看起来不是很大,我可以在家工作,学校授课也可以线上。但是,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我和一些彼此信赖的亲人朋友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产生了争论和分歧,按理说,每个人有不同看法其实很正常,但这段时间的争吵和分裂却是难以弥合的那种类型,因为“它们”不见得是生活小事,而是常识层面的分歧。
我意识到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其实需要分多个层面去理解,比如审美的、伦理的、政治的,以及宗教方面等等。一个人的态度在这几个层面的叠加态可能就是复杂的,比如一个艺术家也许会同时保有审美上的激进和伦理道德的保守。但一个人对常识的认识则更多来自于一种思维的长期塑造和朴素的生活经验。在这个常识的层面产生的分歧,就是深刻的,这对我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我还在努力理解这些撕裂为什么集中在这三年里发生,它的根源在哪里。
我明显感觉到,未来的生活和我过去的经验与期待将会完全不同。接下来我需要继续打好自己的基础,继续学习,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和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年年岁岁流逝,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时间的管理依然那么重要。我推荐斯蒂芬柯维的“要事第一”的原则,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教给学生们的所谓的“四格时间表”,它对于把控作息节奏和整理价值观都有好处。不是把事情都排满去完成就是好的,闲散、打瞌睡也可以非常重要,能保持幽默感和好奇心,就非常好。
我理解的放松就是“没有恐惧”和“无所谓”。放松需要天分,也可以练习。有的人很懂得如何去缓解和释放紧张。我经常感觉紧张,但是我想,如果下一分钟我就会死,这一分钟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走出去和别人交谈。我想,如果不做艺术,我会去开餐馆和做园艺工作。
庞伟:你是谁,才是最重要的
景观设计师、诗人、杂物和图书收集者
疫情三年,加剧了无常感,加剧了我的“魏晋”式生活态度,既然“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既然“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我想它多少催促了我们一定程度的觉醒,你没有一定程度的觉醒,就断断对不起这三年。(其实,三年真的完了吗?我其实也十分地不确定或者恍惚。)
来日已是一个不断缩水的存量,时间愈发变的珍贵了,因此,绝不会把时间花在令自己不快的事情上,绝不会为自己不同意的人和事去虚耗应酬,绝不做自己不喜欢的题目和项目。
如果有这么一件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那这件事可能是我还没真正活成自己,我期待一个更充分的自己,一个更释放和释然的自己,一个更不畏惧和更不纠结的自己……这件事没必要等下辈子,这辈子最好就把它做了,这算是我的“工作计划”吗?我不知道。
奢侈就是拥有好多时间,好多精力,好多智力,好多才华………好多钱,当然也算。
我打过坐,我曾经学习什么是放松,放松是想象你如同一块自然融化的黄油,或者春天,你是一块河里的冰块,放松是在野外自在的小便,看尿液闪亮地打击在泥土野草上……
杜拉斯说过,她不做作家,可能就是个妓女。我想人们做什么不做什么,的确很重要,但也不重要。就像你嫁给谁或者娶了谁十分重要,但也不重要一样,你是谁,你的根子里是谁,才是最最最重要的。不少艺术家像狗屎一样,艺术只是他们的伪装和皮而已,我希望他们不要做艺术了,他们当然也做不好妓女,他们爱去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不关我的事。
南楠:无所事事也很重要
艺术家,EDA艺术空间主理人
每一天都很重要,有些事情想做就去做,不要让自己错过,再来后悔。努力很重要,但不要去强行要求结果,放平心态会让结果走向更好的方向。
时间只是一个度量。原来会觉得如果好像没有高度地利用每分每秒,就是浪费。现在觉得,只要是当下的选择就很好,无所事事的时间也很重要,不需要像要切腹一样地去“下决心”,听起来好吓人,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家人在一起的回忆,能够任性地活着,就是奢侈了。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选择最合适的生活目标,我一直是这样做行动决定的,目前有七八成的达标率,我觉得挺满意的了。
不做艺术工作的话我也不知道诶,我好奇和感兴趣的事情都还蛮多的。可能会想去做赛车手吧!
马玉江:这不是一个放松的时代
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现居香港
疫情这三年我一直在画画,把《母与子》系列补充起来。疫情之后,我延续之前的工作方法,正在进行的是:从2023年1月1日起,我每日去超市,找寻当日到期的物品,找到并买下来。计划持续一年。
时间对我而言意味着“同时”,比如今年是2023年,并不是今年的时间是2023年,而是今年的我们与2023年同时。
2015年我的一件作品,叫《太和街盗窃事件》,是2014年我赚的钱,除去花销最终帐户上剩下两万六。我去盗窃,被警察抓,警察上诉,我找律师,律师费花了两万六。最终法院判守行为一年(香港刑事案件的一种判罚),不留下案底。我以这种方式把钱花掉。
奢侈是生活中不必要的必需品。比如我一个学生,买几十万的包,生活中很少用,但一年用那么几次的场合能满足她的虚荣心。好的时代人类用真理、信仰、美来填充精神世界,坏的时代人类用虚荣心。但无论用什么,人类的精神世界总需要填充,从这个角度讲,奢侈又是必需品。
放松是一种状态,决定这种状态的是关系。比如有多大本领办多大事,就不可能紧张, 但如果顺序颠倒,不可控的事情太多时,人就不可能放松。总之,这不是个放松的时代。我也应该不会不做艺术。
卢杨丽:“自由自在”是人生最大的奢侈
深圳坪山美术馆副馆长
疫情三年,既魔幻又现实,很多国际合作计划都无法开展,希望可以尽快全面开放,实现无障碍国际交流。
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时间走得越来越快,很多事来不及思考,时间已过了。我们总习惯把时间分成过去、现在、未来,但实际上时间转瞬就成为过去。过去不复存在,现在稍纵即逝、未来尚不存在。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拥有过时间,但又利用它做了很多事。如何更好地掌控有限的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023年,我想希望能早起,尝试用一年时间持之以恒做某件事。
疫情之后,我对“奢侈”有不一样的理解,我觉得“自由自在”是人生最大的奢侈。
“放松”,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以前学画时,老师说要“放松”点画;运动时,教练说得最多就是“放松”;工作时,也经常听到“放松点”。最近流行一个词“松弛感”,我觉得放松其实就是对“松弛感”的掌控。焦虑其实没必要,松弛感才是王道。
在这里“艺术”的含义是广义还是狭义?我觉得日常很多工作与生活其实都与艺术息息相关,很难界定。狭义上讲,不做艺术,我还有很多事可以做。例如,继续我的珠宝鉴定学之旅,或开个珠宝首饰店等等。
刘羽:回归常态
美成画廊主理人
疫情三年最直接的影响是出行不便,而我工作中很重要的部分恰恰是向外的对接:走访艺术家、拜访藏家,与其他同行交流,这些工作都深受出行不便的困扰,也因此导致一些项目暂时搁置。自12月开放之后,随着我们的社会生活逐渐回归到常态,我的心态发生了巨大转变,也许是在乐观的心态和日渐平稳的现实状况相互作用下,觉得一切似乎在向着平顺的方向前行。
时间越用越少,让我更加珍惜与艺术同频共振的每一个当下。
疫情过后,面对艺术事业的心境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的时间里我们做了许多令自己内心愉悦的展览,然而总觉得工作还可以做得更深入一些,所以接下来下决心要做的是迭代我们工作机制,试图通过这个调整让每一场展览更加丰满。
在深圳这样的环境下,能够拥有用来“消磨”(浪费)的时间,是奢侈的。在繁琐工作之外,无目的地探索有趣的新领域,应该算作一种放松。物质条件允许的话,我可能希望做一个行者。如果是换一个工作赛道的话,可能会选择做一份跟大自然相关的工作。
林于思:工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艺术家,现生活工作于广州
疫情三年,增加了一些于事无补的紧迫感。实际上,工作是生命的一部分,年不年的无所谓,我只对他人和事件有时间观念,一直没什么自己的时间观念,只有“今天没有既定事项”,我才可以放松地画画。所以,可以决定不想做的事情都不去做,是奢侈的。
不做艺术的话,我应该是一个身体孱弱的“二世祖”,所以我每天都要数次下决心,从椅子上起来,走到画面前。
林奥劼:继续活着、工作
艺术家,广州画廊总监
对我而言,疫情当中最大的影响,是家人有疫苗后遗症。但无论怎样,也要继续活着、工作、活着、工作、活着……
随着年岁的增长,现在的时间越来越需要安排和计划,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是早睡早起。至于做艺术、想艺术嘛,本来就够奢侈的,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会去跳街舞。我认为的放松,就是没有焦虑。
梁铨:当下即永恒
艺术家,现工作生活于深圳
疫情三年,失望。没有新的工作计划,活着,每天动手干活,船驶向何处不得而知,也兴趣不大,时间就是生命,当下即永恒,只希望明天像昨天那样,即奢求了。
对我来说,每一件事情,平常的如上街买菜,都要下决心,因为做好一件事太不容易了,不专心立马漏洞百出。放松就是什么都不想,发呆。眼睛一对焦,即不放松了。
不做艺术的话,去做工人?怕单调重复。农民?怕毒日头。军人,血统不够红。商人?拉不下脸。学者?读书太少。想来想去,写写短文八卦,报纸空白填充。每个月拿点零星稿费,小饭店吃点豆腐干喝杯黃酒的酸文人吧。
李文海:心安理得地脱离现实
建筑杂志编辑,做一些非传统专业媒体的工作,也做点设计,策划一些展览
有天在侨香路看到一个穿得不错的年轻女人趴在小区门口哭嚎,很少在公共场合看到一个体面人崩溃,印象很深,后来听说她是一个被辞退的幼儿园老师。前几天跟同学说起这个,听到另外一个故事,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建筑师下岗了,只能靠省钱过日子。我随口说一句,把多的房子卖了呗。同学说,一听就知道你脱离现实太久了。现在深圳的房子不仅卖不出去,租都租不出去。真的吗?感觉生活要逼死有钱人了。
疫情三年,说不明白带来什么影响,新的一年,是否真的是新的?这是一个问题。我的直观感受是越来越懒了,这种懈怠很难说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更像是一个亲手创作出来的,你自己都还不太熟悉的东西,不完全消极,但肯定不太积极。有的建筑学院现在招不满学生,建筑师转行成为流行话题,这听起来都不太好,但同时,火热了那么多年的建筑行业终于得以喘息,是时候建立一个新的观察建筑职业的角度,能做的事情很多,但好像也谈不上下决心一定要做。
对我来说,“时间”是观察尺度;“奢侈”是能心安理得地脱离现实;“放松”是需要警惕的东西,还是应该努努力。我做的工作顶多是和艺术擦擦边,但能体会其实这样的工作很累人,如果有可能,希望能投入那些仿佛吃了兴奋剂,不用总是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工作,比如救助流浪小动物。
李婷婷:做艺术是幸福的
美成空间总监
过去三年让我对曾经认为熟悉的字词有了更具体、切身的体悟,比如“风云变幻”、“朝令夕改”。这种过往从未有过的新社会体验,完全打破了我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驱使我开始有意地审视过去积累下来的感受上的、视觉上的惯性经验。在这种影响之下,我发现自己可能跟工作更加同频了,因为好的艺术(尤其是当代的艺术)也会激活我们质疑与反思的细胞,所以在开年后第一场展览“繁华”,与艺术家何迟共同工作时,非常顺利丝滑。而接下来,我下决心要做的,就是克服“社恐”,多去表达。
“时间”是俏皮的,好像是细水长流,但需要它的时候却溜得很快,所以我们总是在赛跑。尤其在深圳,每个人都在跑,自己不往前跨两步,都显得有点不合群了。这时候谈奢侈,我觉得是这些能用来大量挥霍的东西吧:金钱、时间、知识、感情、才华、感受力……可遗憾的是,我拥有的都不太多(哭)。至于放松嘛,可能只有在大脑能够放空的时候了。
我非常羡慕音乐人,他们能够把内心涌动的各种情绪——愤怒、幸福、悲伤、或者激昂,转化成乐曲分享或宣泄出去;我也崇敬考古学家所做的工作,可以跨越时间与古为徒,充满想象力和浪漫。这两份工作应该和做艺术一样,都是幸福的。
Tim Lee:从防守转进攻
魔灯院创办人
疫情三年,最重要的影响一定是思考和决策都瞬间巨变,因为社会范式在过去三年发生了“事实前提”的变化,事业方向因此完全不一样了。回顾这三年,最重要的是为魔灯院构建了对抗不确定性的商业模式,这个构想有幸已经逐渐成型。今年最重要的工作,是从战略目标、外部协同策略到内部组织结构等等作出改变,不断夯实、扩大业务版图跟品牌影响力。一句话以概之,就是从防守转进攻。
随时年岁日增和事业发展的变化,时间意味着克制,什么是一定要做,什么要优先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亲自做。当然,还要思考什么是想做、该做,但还是做不了。
“奢侈”是冗余;我理解的放松,是思考的时候散漫、无目标、不负责,太忙,鲜有这样的时刻。
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在艺术领域而言,当然是魔灯当代艺术博览会了。首先感谢打边炉的认定,我花了些时间才确认自己是个“艺术工作者”。如果不介入艺术领域,我相信还是有不少选择,正如现在在做的会员平台事业。反过来,我在思考日后是否会加大投入在艺术领域工作的时间,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个行当有意思,我也有渊源。祝大家新春愉快,旗开得胜。
李明昌:画饼无异于自我谋杀
艺术家,工作生活于广州
惭愧,没有什么计划,有也是临时性的,比如最近整理一些和刺客有关的文字,其他基本不会有什么变化。害怕计划,也害怕被计划。有人总是说语境改变不了,改变自己,这是扯淡,画饼无异于自我谋杀。愿景的背后没有改变,所谓的计划都迟早会被搁置或者改道。计划是奢侈的开头,时间会帮你算清,也可能是丢掉才能重启吧。谈到决心,它的底色是凉薄,你要多积极才能下决心,在一厢情愿的洞穴里待久了,决心这种能力也退化得厉害。
相信许多人会同意余秀华的一句话:活着,放弃大词。
这也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不做艺术,会做什么?那就活着,不画画的时候,呆着,或游走。
李燎:系统搭建者的骗局
艺术家,工作生活于深圳
这三年最大的感受是减少了走动,但又多了很多走动,这些让人变得很自闭,也很理所当然,形成了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逐渐割离的状态。期间已经促使我做了一个长期项目,心态是反正也干不了别的。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的努力是逐渐让时间真正地消失掉,这种公共化的契约带来的体系压力,是系统搭建者的骗局,我们只有解放了时间,才有空腾出手来,至于做不做什么,取决于手有没有腾出来。
对于大众眼中的奢侈,我们一般能解构掉,但作为形容词,我基本没思考过什么是奢侈,相对还是很平静,不太会奢侈。因此在日常里,倒也没有需要“下决心”这么严重的事情,是得衡量,那对我来说应该是生活,如何完全放松下来,如何处置自己的生活。我想对事对己持有平常心,就是一种放松,当然,最终目的是消灭时间,去好好做、好好玩、好好感受。现在似乎到了休息的时候,我准备走走,想想有没有好玩的事。如果不做艺术⼯作,我会开个小卖店,里面有卤水和啤酒,白酒,威士忌。
李公明:普通公民的责任
广州美院美术史系教授(退休),现任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艺术设计与创意产业系教授。
疫情三年,虽然我仍然坚持读书、专业写作,但是心情总是难以平静。去年开始,我在同仁公众号《越秀山边》发表了一些时评文字,以履行一个普通公民的责任,很感谢读者和各界人士的支持。新的一年里,也将继续努力,关注公共事务,关心公民社会的建设。对于今年,要说“下决心”做点什么,有点严重了,应该说希望完成写作计划。
通常都会说“时间”意味着生命,还可以补充说,时间应该意味着充实的生活内容。我觉得可以把工作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写作、谈话、乱涂乱画。所以我理解的“奢侈”,是时间上的宽裕,那么在看片、煲剧的时候,就是“放松”了,自己开心就行。
李霞:人生需要重建
云美术馆馆长
疫情三年,我以为与其他人一样,经历了焦虑、压力,甚至一度觉得失去了“自由”和“希望”。直到2022年底,在疫情管控全面开放时,才明白,这三年里真正失去的最宝贵的东西,是“时间”,与家人的陪伴的时间,和回覆以爱的机会。然后,过去生命的里所谓的脆弱,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无病呻吟,生命的存在才是最值得珍惜的东西。
我想很多人,都是咬着牙艰难的走过了这一关,走进2023。从坚持,活下去,到为未来,再出发,虽然这个过程有很多东西不可改变,但至少我们可以坚持改变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譬如:给予、分享、共建、共情。结束也意味着新的开始,至少我们还有机会重新出发,那已经是很值得庆幸的事情。
我想许多人的人生状态可能都需要重建,或许是更加张弛有度。这个时候,更要从容!
李耀:见步行步
常驻深圳的策展人、艺评人和艺术机构实践者,现任深圳坪山美术馆副馆长
疫情三年,覆盖了我在坪山美术馆至今三年半的大部分时间,长期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之下保持机构的活力与冲劲,工作量和难度可谓有目共睹。疫情防控给我的直接影响是需要付出双倍甚至更多的精力,才能做到正常时期的平均产出。
随着年岁渐长,“时间”开始显现其紧迫与残酷的一面,承受亲人和朋友的离逝,很多想做的事和想去的地方都没达成,权衡利弊取舍和做减法变得更为重要;经历了之前的无序与不可抗力的严酷之后,也懂得了见步行步的良苦用心。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我更加相信当代艺术的本质即对生活现实的观照与回应。于我而言,艺术和生活的边界在不断地模糊化,没有什么工作是需要下决心的,反而是对于生活的信念和决心,在不断的明晰与强化。一语总结:工作应该属于生活的一个子项,而不是生活之外的对等物,只要是为了生活,就自然的做下去。
“奢侈”对于我来说,体现为有大量的时间为肉身与精神的证悟和价值的理想而行动。
“放松”于我而言,就是跑完步或者爬山运动之后的松爽与自如。“如果不做艺术工作”,对我而言并不成立,因为我已四十岁了,半生的学业与积攒的实践和精神都围绕着艺术而来。只要还能继续生活,就会继续艺术。
李慧:积淀尚微,审慎选择
策展人,造云社CLOUDMIND联合创始人,目前主要在负责至美术馆展览策划和运营工作
疫情期间,难以明确中长期的规划,需要在不断的变更和修正当中,“见缝插针”地把计划的展览和活动落实。因为空间的物理阻隔,交流有所减少了。不过在这期间偶尔放缓的节奏里,也开启了一些“观照自我”的时间。现在疫情告一段落,至美术馆的展览计划在团队的推进中如期实施,年前筹备至今的新展前几日顺利开展,未来会以展览为主拓展公共美育的活动。
工作近几年覆盖了大部分的时间,今后依然会保持这个节奏。过去的时间留下了一些思考和经验的积淀,而未来的时间要做很多选择和实践。作为90后,确实是积淀尚微的,未来的时间里需要审慎地做选择,更多地通过落地展览去实践。2023年,忽略掉疫情因素,安排未来的时候,时间变得已知且更为明确了,我将会把更多的时间会放在展览研讨和落地当中,以及尽可能多一些安排时间与业内同仁交流。
今年给自己定了一个关键词是“尝试”,这意味着很多事情都需要“下一点决心”。在展览策划的工作中,希望能有一点新的突破,把目前正在运营的至美术馆更“活化”一些,包括呈现更多有价值的展览和美育内容的输出。
关于“奢侈”,有难以留住之物,比如真实的“爱”和“情感”;或是失去不可复得之物,比如健康的身体;以及予人启迪之物,如思考和输出有价值的观点。
工作忙碌时,小憩的片刻,屏蔽环境干扰,尝试用“观察者”的角度抽离开,是片刻的精神“放松”。平日闲隙,周边去逛逛同仁们呈现的展览现场,是一种身体和精神都非常“放松”的时刻。总体来说,现在的节奏还是忙活一些,会在自我调节中舒缓节奏,只要做到心无挂碍便是可“放松”的时刻了。
暂未曾想过离开艺术行业,依然会在艺术行业尝试深耕。如需有答案,那么可能会是练习专职写作,尝试实践儿时的梦想。
黄一山:新一轮焦虑和挑战
艺术家,现为广州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油画系讲师
疫情三年,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与周边的交流变少了,感觉事情没那么紧张,因为很多事情都可能因为疫情而被延后,对于有拖延症的人来说,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像我这种爱“宅”在工作室的人来说,在创作节奏上似乎也没有太大影响,像之前封控,我和助手都被封控在一个区域,所以正常“上班”。在创作内容上,倒是有少量和疫情发生关系,比如2020年的《苦恼者》,还有就是在疫情最后一年,用大概半年的时间创作了两件名为《楼宇》的视频绘画,描绘了城市人们居家的生活。之前的节奏也不是很快,所以也没有累积很多作品,新的一年又变得紧张了,交流也慢慢变多,节奏也快起来,或者又是新的一轮焦虑和挑战。
再过一个月,我就正式步入40岁,所谓的不惑之年。事实上还是有很多困惑的。对我来说,时间更多给了工作,时间的流速和作品的进度相互参照,然后以个展为节点。不计代价做自己想做的作品是奢侈的,在今年的工作计划中,需要下决心的是8月份个展的方向,所幸的是现在已经趋于成型了。谈“放松”,只能在很好地完成这些事情之后了。
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还是会做艺术工作。应该说如果不从事艺术创作,我还是会做艺术有关的事情,比如做文创产品,这是我比较有兴趣的。
黄炜坚:在地方“搞事情”
汕头半日美术馆主理人
这几年汕头大部分时间都很太平,不需要口罩,正常生活,反倒多了些大城市的朋友和游客来“避难”。要说影响,2019年,因为疫情,我离开北京提前回到家乡,闲着没事,就参与到半日美术馆的设计和筹备工作,原计划只是做一个陈列古代、近现代藏品和交流的空间,当时也没想到,接下来的生活和工作都是围绕美术馆和故乡展开。
扎根故乡后,越发着迷于小城的独特性和生命力,也希望在地方“搞事情”。都说三十而立,时间多少会带来些紧迫感,着急多做点成果出来,但又很清楚,在“省尾国角”要做好一个美术馆,是一场持久战,只能靠沉淀,才能真正在地方发生点作用。说来轻巧,运营过程中也会有动摇,要决心,也要放松,才得以更从容些,减少不必要的内耗。常自我提醒只能干艺术这行,不给自己留太多退路,先专注于眼前的人和事。
当然,未来很难预设,只是这么一说。
胡赤骏:遵循自然的自生秩序
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湖庐自然艺术空间构建者,广州Loft345艺术空间创建者
当你心怀美好时,时间是不需要计较的,我赞同这句话:“时间是可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关键是我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三年的疫情让我觉得时间变多了,无意之中体会到独处的好处,做事变得更加专注。生活节奏的突然放慢,使我有机会重新审视和疏理自己无序的过去。今年,我下决心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要疏理过去三十年创建“湖庐”的生长过程。这种与自然共生的关系,让我发现遵循自然自生秩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人为过度的设计,总让自己认识到边界在不断地受限。
我觉得放松,首先指的是一种生活状态的放松,其次指的是创作状态的自由放松。我不喜欢头顶着乌云那种压抑的状态。至于奢侈,也就是一种放松自在的感觉:比如能躺在一只带桨的橡皮艇中,喝着自己精酿的IPA,随风漂流在湖中,举目观看日月星辰的感觉,这是一种危险与暇意并存的状态。疫情放开后不久,我就来到大卫·梭罗生活过的瓦尔登湖,脚踩着松软的落叶,遥望清澈的湖水,体会着他给人类文明塑造的另一种价值观。
如果还有耕牛的话,我会去粤北山村里学放牛,又或者是当个乡村园艺师,能更加亲近自然。
胡斌:一边做事,一边肢解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策展人、艺评人
疫情三年带给我的直接影响是,所策划的展览很多不能到现场来把握,很多研讨活动都是通过网络。没有亲临现场、凭借线上沟通就将展览做出来,我觉得是不真切的,没有那种一步步推进空间实践的身体体验。但是线上活动也给我提供了一种“隐蔽”的感觉,可以在一个相对自如的“独处”空间来展开工作,不用面对人山人海的场面,虽然知道线上实际上有很多人在场。不过,疫情期间看到整体社会的状态,心情始终是沉郁的。放开以后,艺术圈活动报复性增长,对于我来说,又面临新的问题,似乎要重蹈手足无措的情形,心理抵触加剧。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体体会,并不代表否定放开的重要意义。
我总是有种想逃避的感觉,虽然每次还是扛起一项项任务。也许总是在被动地应对各种事情,使得我自己并没有一个“下决心”要去做的事,总觉得所做的事并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如果说稍微还有点坚持的话,就是始终保持了对于本领域观察和研究的状态,不失时机地写一点点还能与同行交流的文字,以不致于完全堕落在各种俗务之中。但是我的写作经常也是源于他人的邀请,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认知,并将受邀的一个个研究项目慢慢连接成具有个人视角的“系统”。羡慕那些充满豪情推进自己宏伟蓝图的人,我总是一边做着事,一边又将自己所做的事情肢解得“片甲不留”。
何志森:任何形式的自由,都是奢侈的
建筑师、策展人和教育者,跨界组织Mapping工作坊创始人
随着年岁的增长,“时间”带来的只有悲观。三年的疫情带给我一种强烈的无意义感,肉身大部分时间失去行动的自由,伴随而来的是孤独、不安定和沮丧。这三年里我所做的任何一件工作,在社会激荡和个体的遭遇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至于2023年如何重启,我不敢有太多的奢望,只是决心要做一些收费的工作坊,让自己活得稍稍体面一点,也希望今年做的每一件工作都能给予我一点点力量,让我继续前行。
任何一种形式和意义上的自由,都属奢侈的。放松是什么?不知道,被压迫太久了,就不知道该如何描述了。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只是碰巧在一个看起来不像美术馆的美术馆工作而已。即使将来什么都不做了,我想我也不会从事艺术。艺术家是一个多么崇高和伟大的称呼,我觉得我不配。
韩⻜:艺术是我的自留地
项目制作人
三年期间,每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我来说,也是重新审视自我(生活和工作)的契机。放慢节奏,在冲击下沉淀,在安静中开始。新的一年,顶上空间延续以往的理念,开始在顺德⻘田营造一个介于地方生态、当代艺术和文化交流之间的多元平台,鼓励与支持艺术工作者展开更多研究与实践。
人生不同阶段感觉到的时间流逝不一样,当下的感知是“时间减少了”。一方面可能是没有静下心专注在具体事情上,敞开感知由主动走向被动。另外,日常体验也在重复规律的工作中渐渐麻木,时间在心理感知层面消失得更快。继而带来的分心、迷茫与迟钝,也是一种警号,提醒我重新对时间感知发问与思考。
工作中做决策是时刻发生的事,我认为“下决心”是需要⻓期坚持的事。关注艺术生态的多样性则是其一,为艺术生态做点事情也是,这些年在“做什么”与“什么也不做”中,努力尽可能地做一些事情,希望能坚持地做下去。
“奢侈”是个贬义词,我理解它就是冗余的、浪费的。奢侈并不是不可及的东⻄,反而是我们要去主动控制的。一边控制多了,另一边自由就多了,精神层面上能更凝练,那么生活上就会规避掉那些多余部分。
“放松”是个中性词。自然状态的“放松”是美好的,如做项目时,各样事情都恰当地出现在应有位置时,那就是自然放松的状态。主动状态下的“放松”很容易就是松散、懈怠的,我会警惕它变成是一种消费,所以它并不放松。有时放松是一种劫后余生的释放,是一阵阵喘着气的痛,就像激烈运动之后肌肉的酸痛,同样也不放松。
我一直都不是单一的艺术工作者,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艺术于我更多是心目中的自留地。
郭赟:承认“夹缝”状态
批评家,独立策展人
疫情三年,恶之花绽放,灵魂上的共振就是一种奢侈,放松,反而是走向庸俗。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艺术与文化,并且,必须承认某种事实的“夹缝”状态。
我策划的大多数展览都与“时间”有关系,随着年岁的增长,要开始接受死亡,算计剩下的日子。每个人都会死,因此不计得失,只问过程和时间的痕迹。如果不做艺术,还可以渔樵耕读,放马南山!接下来,我下决心开始写书!
冯原:我们同在一条船上
从事文化研究和艺术创作,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再没有比疫情和防疫的三年那样直接的告诉我们,社会像一条船,我们是同在一条船上……之所以用船来比喻,你可以想一想,在疫情之下,你既不可能离开(跳船),又高度受制于你处的位置(船上的舱位),然后,你必须与同船的所有人一起接受考验,几乎没有个人选择的自由,这多么像是在一条船上。
现在,疫情像一阵风吹过了,但我仍然没有忘记船的感受,尽管解禁之后这条船无比之大,直觉上并不像一条船,不过我以为,保持这种感受也许有好处。
谈“时间”,还是借用船的比喻吧,假设你在船上,船速加快了,不过你是感觉不到的,除非你问船长,不过,如果船到港的时间提前了,你就有感觉了。心理学家有过研究,他们说一个人在60岁的时间感知会比20岁时快2点6倍。所以我建议,既然在船上,不要去过问船速,你就随船而行吧,管它开得快还是慢呢。我好像也并没有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
“奢侈”必须被看见,才是奢侈,反过来说,不被人所知的奢侈就不是,因此,我理解的奢侈是社交的产物,从社交的意义上,奢侈就是一种显摆,当然这也是对的,人类的文明发展就受惠于炫耀的驱动力,所以总的来说,奢侈、显摆、社交是积极而有意义的。
拥有不要的自由,就是放松。
我只是想更好的理解人类的行为和欲望,我只是想理解它们,并想寻求更好的解释,仅此而已。这不知道这叫不叫工作。
方敏儿:艺术可以做一辈子
过去三年,整个大环境和我自身的情况都有着超乎想象的变化,高尚的品格与德行似乎是一种奢侈。然而,终究算是过去了,感恩,上天还是待我不错,这三年自己的策展和事业发展更具有方向性了,期待未来继续与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合作,策划更多的艺术项目。
正所谓“岁月不饶人”,时间对我而言,意味着“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因为时间真是一瞬即逝,很吓人。需要“下决⼼”去做的事情,是继续“修心”“修身”,以心态平和、没有压力的放松状态,继续透过艺术做更多有意义有意思的事情。
想来想去,如果不做现在的策展工作,估计还是会做有关艺术普及的教育工作,上天让我这么幸运地一直做了二十多年的艺术相关工作,其实十多年前已很认真的想过这问题,但最后还是想不到有什么其他类别的工作更适合我,我估计将来我不是一个真的会退休的人,只是看看到时候工作量多少而已,看到我身边六十多七十多岁的艺术工作者前辈们的活力,我觉得艺术确实可以做一辈子,我估计我没法转行了,哈哈。
方立华:以变化刻印,存为时间的档案
OCTA深圳馆副馆长
有时候感觉就像西西弗斯一样,不断地在往山顶推一块“巨石”,不断重复地劳作,无效且看不到尽头。但即便是无法预料未来,我还是以顺其自然的放松状态,去坚持努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下决心”要做的事情可能是对自己的一种改变,很难说是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但涉及到观看的角度、思考的维度、实践的行动力,判断的开放性等。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的一个经典的时间观,简单地说,时间是对变化的量度。我觉得亚里士多德思考时间的角度很有意思。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活和工作变化的记录,每一个变化都刻下一个印迹,存为时间的档案,当展开“时间档案”的时候,可以思索生活和工作对自身的意义。
我一直很羡慕每天一大清早可以悠闲地喝着咖啡,坐在书桌旁阅读小说的状态,因为很难实现,所以是一种奢侈。回看自己的阅读,基本上是一种“功能性”的阅读,因为是基于研究和工作的需要选择读物,而不是“非功能性”的随意看看“闲书”。
我的女儿经常像只馋猫一样美滋滋地吃着我给她烹饪的美食和甜品,她会说,“妈妈,你可以去开店了,我觉得做得很棒!”虽然是开玩笑,不过如果不做艺术工作,也许我还是可以去试一试做做美食,其实美食也是创意和美学的一种表达方式。
范绮纹:母亲与画廊主
野松画廊主理人
画廊是伴随着疫情成长的。对我而言,工作原本就一直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处理。现在,我思考更多的,反而是开放后会发生什么疫前没有,或是受限而无法完成的新的有趣碰撞。
近年工作计划当中最重要的决定,是成为一位母亲的同时,花更多时间主动走出去。这对自我的时间管理要求也达到了一个顶峰。把时间具象化,更高效的日计划,仿佛会让二十四小时变长一些,所以,目前而言,我认为拥有更多“时间”是在“健康”以外的“奢侈”。
画廊主原本就处于身兼多职的工作状态,我理解的放松,是拥有独处的时间,能安静地看完一本书的时候。虽然仍对许多领域保持好奇心,但暂时还很难想象自己完全脱离艺术后会做什么。
范勃:追问艺术的时代意义
艺术家,广州美术学院院长
三年疫情作为全球性事件,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互动方式,人们的生活当然亦处于这一“危机时刻”的语境之中,经历着各种感知与精神的冲击,艺术家也不例外。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引发出关于生命、消费、离别、现实等与当下息息相关议题的思考,并对艺术在这个时代所承担的角色与意义发起追问。
时间是生命存在的方式,无论是消耗还是积累,都无法比他人更多;同时,我也笃信质量守恒。我理解的“奢侈”,是掌握自己选择生活的能力。无论做什么工作,每个人都应最大化自身的社会价值,到达精神富足、自由快乐、岁月静好的放松状态。
樊林:艺术史照见的危险
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
不久前,在第七届广州三年展学术会议的发言里,我借用了尼古拉·普桑完成于1638-1640间的《随着时光之神的音乐起舞》,描述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在展场中作为核心基底的作品,是汉斯·贝尔廷提到的古罗马神Janus。他是城市街道和住宅通道的维护者,具有两张脸的他,可以同时看到前面和后面。詹努斯也是“初发”之神,给一切事业、月份、年头带来好兆头,因此会出现在“创造世界”的场景中。文艺复兴时期,常以他的两张面孔象征“过去”和“未来”。我们所书写的,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关于时光的寓言,共同面对过去和未来。我的角度在于,艺术史学者要做的事,是根据当代的实践对艺术尤其是艺术史所提供的话语、框架加以检验。艺术史已经成为一个镜子,照见了两种可能的危险。首先,居高临下的空洞设想,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与此同时,日常的书写也是真正的考验。
疫情三年是生命中绕不过去的漩涡,借助它的冲击,更看清自己和周遭。
“奢侈”是学科、专业带来的文明感;越能够贴近这样的奢侈,人就会越“放松”。因而接下来的所有工作都尽量回归人文学所关乎的判断力。
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希望能做个地理学家。就像克劳德·莫奈如果不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他会是个杰出的花匠。
段建宇:艺术需要求真
艺术家,现工作生活于广州
在这三年疫情中,各个省份和周边发生过不少事情,令人感慨。不少家庭因为疫情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失去了亲人。在各种事件发生之后的聊天中,我发现和周边朋友对事情的认识常常不一致,有时完全是相对的,这个让我很清醒地意识到,大家因为各自的生长背景,处于不同的时间隧道,因为认知的不同,会导致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不同。比如艺术需要求真,其实在生活中各种事情求“真”并不容易,很多人愿意接受被糊弄的解释并且愿意自圆其说,这种明确感觉到的落差感让我失落。
我和疫情前比较大的区别,是在朋友圈我不愿意传达太多情绪和想法了,我明确知道了大家对很多事情的理解不一样,就没有了传达和分享的兴趣。疫情对我创作的影响,我还不太明确。绘画因为自身的特点,它在处理现实题材时可能是隐性的。
时间是最珍贵的东西,因为中年,必须把时间分给父母、孩子、家务、工作,其余的时间才是自己的专业追求。有时自己也需要时间学习和发呆。还有,这个年龄尽量不为人情把时间消磨在无聊的展览上和人情世故里,在专业上要有态度,不要和稀泥,在专业里,对人友善也要有界限,不当老好人。
奢侈,肯定不是物质上的,有时是指在专业上遇到能提升自己的朋友、书籍,或者一个几百年前的某个画家的有趣作品(比如戈雅作品里不少小狗面对观众,它的眼光注视,让我相信艺术家的灵魂是能穿越时空的)。还有一种奢侈,是你在不同展场遇到的人(艺术家或策展人),你能感觉到他的眼光很清澈,能感觉到对专业的热爱和尊重,没有名利场烟熏火燎的油腻,在庸俗的专业环境里,这都是珍贵的。
对于“放松”,我没有特别的理解,我在完成一个作品较满意时,奖赏自己看几个流行的电视剧,也会在朋友圈有人讨论演员时跟着聊几句,说一下知道的八卦。
我因为高中数学不好,估计也考不上太好的文科大学,不学美术的话有可能会进入新华书店(我妈工作的单位),但不管做什么工作,我想都会私下钻研、靠近、学习和创造性有关的事。这是我对存在的理解。
戴耘:下决心,反思和批判自我
艺术家,工作生活于深圳
疫情三年,能够让我更深入、安静地思考一些问题。“时间”是经历了这一切后唯一不变的因素,我依然一如既往地创作。下面,我打算把这三年关注的问题以作品的方式展现出来,和大家有个交流。
收获总是奢侈的,因为同时需要放弃一些东西。在未来的计划中,需要下决心的,是对自我的反思和批判,以求能做到放下和松弛。我想,如果不做艺术,我会成为一个艺术的旁观者,去欣赏它。
戴岱:白驹过隙
文博会艺术品运营中心总监、艺术深圳项目组组长
疫情三年对我最大的影响,是病毒对家人的伤害,面对疾病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做的还是太少了。新的一年,对我来说,自己及家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它是我工作、生活最基础的保障。今年我个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新一届的“艺术深圳”筹备及执行工作。“小事成就大事,细节成就完美。”博览会的工作就是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开始,没有捷径,慢慢积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深圳引进更多的优质画廊、美术馆,为深圳培育更多的优质藏家,吸引更多专业人士关注深圳、来到深圳,并扎根深圳。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经历时光亘古的流逝。希望自己能永远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奢侈的人是可耻的,从来没有想过。在一个巨大的空间,一个柔软的沙发,一只牧羊犬,一起躺在里面应该是放松的。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会做个音乐餐厅,自己担任主厨和主唱,欢迎大家光临。
大门:坐等靴子落地
艺术家
疫情三年,最让我觉得惊悚的是,之前四十多年的人生经验完全被打破了,这个世界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我从没想过的。但有意思的是,我那个前几天刚满十八岁的小儿子跟我说,在《动物农场》和《1984》里一切早有预表,具体细节这里不便展开,不然这篇文字的审查是肯定通不过的。总之,我很安慰,孩子们比我看得透彻,想到他们刚出生时,我曾经有过把这个世界变好了再交给他们的妄念,心里一阵苦笑。未来一年,我最有兴趣的只是在坐等另一只靴子的落地,如果这能算是一个工作的话,那就是计划的全部了。
一天天一年年,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了,身体不好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时日不多的感觉,我不想有太多的工作,所以非要去思考时间对我的意味的话,很容易会矫情起来。但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还是有的,就是在等待另一只靴子落地的时候,每天都要去读《圣经》,兼带着关心全世界的新闻,不是打发时间,而是只能如此。
什么都不做,等那只靴子落地,最为奢侈。希望那时候,曲终人散了,跟还能坐到一起的朋友们一起放鞭炮、喝大酒。
邓春儒:入定
艺术家、策划人、村民
这三年被迫习惯了许多事,锻炼出了一些从未想过的适应性。在这种环境下,放松大概是一种入定的状态,可以是画画、睡觉,或者讨论出一些结论来。在疫情的尾段,我被冲击得很猛烈,和太太一起入院,在住院区度过元旦,算是新年温馨又幸运的开始。我对时间没有什么概念,新的一年里,除了早起,也似乎没有需要下决心的事情。
很多人说我拥有奢侈的环境,而真正拥有“奢侈”的人是不容易自知的。如果选一个跟艺术完全无关的工作,最想开个汤河粉店,并且做大做强。
陈晓阳:时间是一切的答案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教授
疫情三年的挑战,是如何在无数不可能中坚持靠近目标,哪怕最终只是部分实现。今后应该也一样,会不断遭遇很多的“不可能”。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认为时间是一切的答案,并没有什么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
所谓奢侈,是可以不做任何不想做的事。放松对我而言,则是在自然里,不用跟人打交道。所以如果我不做艺术工作,园艺和写作都是不错的选择。
陈冈:时间是物理事件
艺术家,越当代Gallery创办人
疫情三年,对个体来说,就是期待已久的Covid-19中招。对宏观世界来说,是一个生与灭的极限周期。我越来越觉得,时间是一个纯物理事件,空间提供日常感知,艺术随时生辉。在未来,我“下决⼼”去做的事情,就是让更多人掉进当代艺术这个大坑,让艺术工作持续演化,随波逆流。
奢侈是新知,放松则是呼吸。如果不做艺术了,那我就干饭。
陈侗:直觉比科学可靠
艺术家,出版策划人,自定义的“社会艺术实践者”,现居顺德青田村
三年疫情等于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至今还没有掌握。在掌握它之前,依靠直觉比依靠科学可靠。
我从来没有真正规划过自己,却真正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是命中注定。
大家都将赌注压在2023,我也一样。“时间”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中意味着长度,只有“日期”才意味着刻度。但是,按照芝诺悖论,生活和工作就像《追捕》中的杜丘说的:哪有个完呢?我们永远做不完想做的工作,只能是不断地重新开始,永远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尽管形式不断变换,尽管不断地画上句号。
“下决心”就是人为地改变生活和工作的习惯,以求有所突破。这些习惯不仅别人看到了,自己也发现了,即便是好的习惯,也可能造成了某种局限性。当然,每一种存在都有其合理性,改变并不是要让自己成为别人,而只是挖掘自己的潜力。
我所理解的“奢侈”就是大而不当,跟贵重、精致没有关系。
我所理解的“放松”就是万事都想得开,不纠结,不执念,从“无所谓”中找到出口和机会。
如果不做艺术,就让艺术做我。
车建全:实际的工作往往靠运气
艺术家,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
2022年的下半年,我几乎没有任何记忆,心理和生理的保护机制自动屏蔽了这个时期。2021年在澳门完成了《不确定性的冥想》,对非常态化的世界做了个人回应。
今年计划启动一直无法实施的计划,身在广州26年,会更多关注两岸三地的历史和文化变迁,地理位置上的便利,文化交叉中的错综线索开放了很多路径的入口,显现出特殊的现场和隐秘的故事。3年来,我做了相关的文献阅读,希望能够把基础功课做扎实,而实际的工作实践往往靠运气,带有很多随机性,太多个人没有办法决定的因素,同时也会在工作中随时受到可能的影响,因此,我也无法想象它的最终的样子。
时间的感知和专注的状态是连在一起的,老天给每个人的时间都一样,看你如何分配,专注一件事的时候,时间会变长,分散就会变短,在我的理解中,这何尝不是一种放松。我不敢有超过一年的计划,专注于当下等于把时间变长,既使这样,仍然没法确定今年开始的计划什么时候才能完成。
能够自主支配时间,是奢侈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对托马斯面临的“不得不”的情境的描述,“不得不做”或许相当于“下决心”去做,我也遭遇了相似的情境,这件事就是完成《两岸三地三部曲》的项目。
2018年,路德维希美术馆长Beate博士曾经给我做过一次访谈,叫作《我想成为一个禅师》,禅师是从人性限制中觉醒的人,不断连通宇宙能量的践行者,因此,如果不做艺术工作,我会尝试成为一个禅师。
常芳:裂缝中看到光
尚榕美术馆长
不确定性的未来,是我在疫情三年间不断警醒自己的一句话。但,不确定性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比“找到确定性”更重要的是“成为确定性”,在裂缝中看到光,在持续升级的考场上交出更好的答卷,是新一年更难但必须要挑战的工作。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是可持续的发展计划。重要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细水长流,艺术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是否有兼顾学术的商业模式,是今年想要探索的事情。
时间意味着交互的碎片,随着年岁的增长,感觉时间在以加速度流逝,总不够用。好在晓得“不住”,所以也更珍惜。我所理解的奢侈,是“我之为我,自有我在”。放松就是告诉自己,你很重要;也告诉自己,你不重要——既敬畏又洒脱,做你该做的事情,并且接受失败和承受委屈,正视自己的有限性,可以活得自在一点。
泡在艺术行业这么多年,除了艺术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想要成为一个动“手”的人,比如:弄泥巴、做木工,或者开个花店。
曾忆城:艺术就是我的局限
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曾在多个媒体工作,现居广州
疫情三年,最大的影响是没法外出与人合作,很多事情都没法做,还能做的,就是在家整理、清理、梳理自己的工作。于是,我把自己过去的作品、教学以及一些老师前辈对我的评论文章整理集结成了一本叫做《不止摄影课——如何照见生活之美》的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去年年底疫情解封的时候开印,现在已经面市了。整理也是放下过去,人就轻松了,轻装上阵,现在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不存在、消失了,疫情这三年带来的深刻的教训,我至今还在消化和反思中。
随着年岁的增长,“时间”意味着最大的祝福,意味着我还有“电”可用。超出自己能力范畴所及的,就是奢侈了,比如我现在还能平安没意外地活着,就是一种“奢侈”。没有执念,不执著,这种放松的状态下,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也许就是好好地活着,这是做事的先决条件。
如果不做艺术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或者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不是艺术。艺术就是我的局限,我很难跳出我自己的局限。
蔡影茜:不投降
时代美术馆学术副馆长,“生滚粥”主播,“一路向南”“泛策展”和“归零学堂”发起者
我家离机场很近,国内航班的话一小时就能从家门到机舱。这种郊区生活,也令我对高速公路的车流和农民耕作的日常节奏变得敏感,城市居民可以不堂食,但农民总要日出而作,他们栽种的农产品,也需要被及时的运往中心区域的菜市场。疫情三年,需要通过飞机起降才能到达的地方,都变得遥不可及。我们可亲身认知的世界范围不断缩小,从不可以跨国,到不可以跨省和跨市,不可以跨区,乃至解封前一个月,从厨房到工作台/饭桌之间的十平方米见方。在坍塌的空间当中,时间变得漫长,过往由一周、一月和一个展览所划定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也变成模糊、粘稠、缺乏轮廓和节点的一团。只有儿子的网课,成为每天重复的节律。
我新一年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十平米见方中展开的,我试图实现空间和时间的置换。如果不再考虑用一个固定的空间去呈现我所熟悉,并且赖以安生的当代艺术,那是不是可以将这些兴趣、友谊和连结拉长,虽然气若游丝,但仍可以生生不息,就像某位好友手机壳上的那句话——“尽量晚一点投降”。不投降既是一种决心,也是一种奢侈。放松就是在世界难以调和的冲突和丰富性之中,找到恒常的关注与发力点。艺术世界,可能是所剩无几的,能抵抗零和博弈或甲乙方关系的领域,如果不做艺术,我希望还能交朋友。
蔡涛:“不闲”,“不忙”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研究策展工作
疫情三年,参与了很多次小区大型排队活动,也突然多了很多自处的时间。这两者同时到来,五味杂陈,都有不浅的体会。最大的“影响”,就是发现小区楼下有那么多好看的植物,百看不厌。步行距离内有一间小型、专业且舒适的老字号图书馆,在里面随便用心随意打盹,工作时有兴奋但不太狂热,到了点就去院子里绣球花丛边来一段八段锦,或者去郊野健步,忘了图书馆,不觉得可惜。“森林里的一棵树啊,不需要知道自己是一棵树”,在这种放松的状态里,我想,不从事艺术,那就回老家,学习捶背、捏脚,笃骨有术,助人为乐。
伟铭老师写给我一把团扇,一面是“不闲”,一面写“不忙”,说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夏阳老师有一幅迷你对联贴在墙上,“忙则心亡,心亡乃忙”。我觉得都有嚼头。我对很多事情都下过决心的,但没什么用。今年会认真配合编辑,希望将十年前一篇讨论战争美术的论文出版了。
艾海:坚持
广州当代艺术博览会联合创始人/艺术总监
疫情开始筹备广州当代,没想到会持续三年,也没想到我们会坚持三年。今年开放了,应该会持续将广州当代做下去,并且将会拓展新的城市,新的博览会。
艺术工作比较广泛,假设不做当代艺术领域的工作,我想我应该会去说相声或者是脱口秀。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处的行业是奢侈的,在这种状态下,“放松”是一种姿态。能做到放松很高级,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下决心”的事情都能进行得更为自然而然,因为时间本身就意味着最为真实的陪伴与成长。
爱米:不活在未来,活在当下
《BE WATER JOURNAL水象》年刊创办人、媒体人
不仅是三年疫情,还包括水象杂志这几年对于自然生态议题的关注与挖掘,让我更为“活在当下”了。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就会希望抓紧完成。当世界的不稳定性在增加的时候,就没有太多长期规划,也认为这样的规划毫无意义。
从世俗的层面看,人到中年时,会发觉时间意味着“经验”。过去所做的一切事情,都随时间累积和转化成了经验,帮助自己去更清晰地生活。在精神层面,没有线性时间,只有此时此地。如之前所说,我只考虑3个月到半年的事情,不活在未来,活在当下。如果最近有一件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就是加印2018年就售罄了的水象创刊号。因为这涉及时间和钱的投入,还涉及后期的销售,一系列工作很多。并且,我们的习惯是,把时间和精力去做下一本,全新的。
现在发觉,很多事情像是“跑马拉松”。奢侈的是,这个人年复一年地还在“跑马拉松”——尤其那些饱含热情、持续投入创作、活出自己的中年人。如果还保持这种状态到老年,那就屈指可数了。
希区柯克大致说过,“当你有一个清晰的视野,心头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事情,你关心的就都是那些具有创造力的事情……当你主动清除了负面情绪,你可以大胆地往前走,面前的路是非常清晰的。”人能活得简单,有轻有重的时候,就能自然放松。如果不做出版,我会做种植相关的工作,半农半X也好,种植花草树木也好,看看个体怎么在最大范围内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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