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权转载自：耳朵里的博物馆（ID:erduolidebowuguan）

作者：朵朵编辑部

片子没多少人关注，连个豆瓣评分都没有，一如片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石窟，和默默付出的石窟守护人。

01

从西到东，千年一窟

是一部别样历史剧

石窟是跟随着佛教，一起进入中国的。

新疆便是石窟艺术在中国的起点。

公元3世纪，古龟兹人在中国最西端，开凿了最早的石窟群——新疆克孜尔石窟。

虽然石窟作为佛教的载体，是从印度传来，但是它们一落地克孜尔石窟，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用矿物颜料多层晕染，让人物肌体产生立体感，是古印度的凹凸法；用粗犷有力的铁线描勾勒形体，又是典型的龟兹画风。

诸神的服饰还保留着印度的思维，面孔却换成了典型的龟兹人形象。这为后来遍布全国各地的石窟做好了“二传手”的准备。

然而，因为公元10世纪开始的宗教纷争，克孜尔石窟中留下了很多被伤害的痕迹。

晓是如此，到了14世纪，随着西域佛教的沉沦，克孜尔石窟也就此沉寂。直到20世纪，在西方的探险热潮中，克孜尔石窟再次出现在众人视线里。

然而，这也意味着，它所承受的伤痕更多：

每到一支探险队，便会对石窟进行一次盘剥。比如经典的伎乐图，便是被德国探险队盗割走的；

他们把绝美壁画分成小块带走，并在揭走小块的同时，对周边壁画产生破坏。

当西来的佛陀走进敦煌，印度造像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就有了一场伟大的相遇，一次心领神会的交融。

很多画都有中国书法的风格影响，当用线技巧融入洞窟，壁画的形象便变得更加灵动。

再加上隋唐时期佛教的盛行，壁画和佛像，已经逐渐摆脱印度风格的印象，民族感变得更加强烈。

也是因为如此，在莫高窟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佛教故事片段，还能感受到唐代俗世人物的生活百态。

完全中国化的飞天也是在这里诞生的。

而被称为莫高窟“姊妹”的榆林窟中，西夏壁画的水月观音形象，更是有一种远离尘嚣的意境美。

敦煌连续十个世纪的壁画、彩塑，记录了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轨迹。

在这里，我们可以抛开别人打包总结的艺术史要点，自己去发现那些被遮蔽的绝世高手。

02

古代石窟，当代艺术

是生命新的融合

这部纪录片总导演王新建曾执导过大型纪录片《河西走廊》，执行导演秦川、安秋、奇博文等也都有很多石窟纪录片的代表作。

但面对1800年的中国石窟史，5986处石窟寺和摩崖石刻，只有3集150分钟的总长度，从哪里切入呢？

他们选择了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过程。石窟是人造的，而石窟艺术的演进，正是由无数大小人物共同上演千年的连续剧。

来自河西、中原和南方地区的能工巧匠们，就为佛祖换上了汉族人的衣装、相貌和表情。在坚硬粗糙的石头里，北魏工匠在云冈找到了一种超然而自信的微笑。

远看，你会觉得大佛在微笑着向你召唤；近看，你又会发现大佛高高在上，神情威严。

云冈石窟中，同样是古老文化和当代艺术的结合，龛眉是中国的传统屋檐，装饰却是希腊的忍冬纹；诸神的形象中，更是有所保留，有所改变。

因为对佛独有的精神需求，势必也会让佛像的形象，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而微笑，便是“中原化”的重要象征，仅仅是云冈石窟，从早期到晚期，我们便可以鲜明的感受到，菩萨不再高冷，飞天穿上了罗裙，佛像更加空灵。

中国审美被正式融合。

面对纷繁精致的石雕，经常可以看到导演仰头细看，惊叹，研究。

就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去看时一样。

但重要的是，他也在引导着只会惊叹，但看不出门道的人，怎么去看一个石窟，怎么看待历史。

而不是到此一游拍个照就走。

千姿百态的雕像，色彩绮丽的画像，在工匠的手下，有了表达的欲望…

在那一瞬间，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文物，而是充满生命力的个体。

比如宁夏最大的石窟群——固原须弥山石窟，其中历经8.5级的海原大地震，依然神奇保存下来的高达7米的北周大像，便拥有着自信的微笑，这抹微笑还被宿白先生称为是“须弥之光”。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石窟中，即使洞窟幽暗，也挡不住佛像的嘴角微笑。甚至在有形象中，完全摆脱庄严、雄伟的形象，以当地孩童的造型造像，充满人性的温度。

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坐落着最大最早的交脚弥勒，带着明显的“云冈痕迹”，微笑已然来到中国东北的大海边。

当传播有了载体，便会以实质的形式打开一个又一个封闭的文化圈，石窟艺术便是如此，它们真实的记录了时代艺术和人们内心的变化，然后融合之后，形成了新的生命体，永存于世。

这种无声的方式，让你知道，你的祖先，到底是怎样的人。

03

择一事，终一生

是石窟人的修行

在纪录片《石窟中国》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生活平淡无奇，没有大喜和大悲，他们吃的苦并不痛彻心扉，他们的奉献并不感天动地......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一辈子都在为文物“续命”。

一笔一划地修复、一块一块砖垒墙、对一尊尊佛进行辨识考证和记录、给洞窟的每一寸拍照…

新疆龟兹研究院赵莉，因为在大三时看到教学片中的克孜尔石窟，便暗自定了“终身”。一毕业，她就背着行李，来到克孜尔石窟。

那个时候生活还很苦，大家住的都是土坯房，不仅没有电和电话，还要每天爬山“通勤”。

但这样的艰苦没有吓退赵莉，她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赵莉的工作是走出国门，遍访各国博物馆，搜集流落在外的壁画。

如今，她已搜集到465幅克孜尔流失在外的壁画图片，并通过研究和对比，找到它们原本在石窟中的位置。

除了赵莉这种负责流失壁画的工作，临摹则是还原石窟的另一种方式。

壁画临摹师郭峰也是大学一毕业就来到石窟的，不同于赵莉的工作，他的工作是冷清的：独自一个人，在清冷的洞窟中，用画笔和壁画对话。

而且，临摹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除了孤独，还会有一些抢救性临摹，比如站在水里，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画作。

1956年便来到敦煌石窟的李云鹤，已经90岁了，这位已经工作半个世纪之久的老人，依然在修复一线：

“我倒不感孤独，因为这么多的菩萨和塑像都在一块儿，它就是不会说话，你越看它越有意思......”

是呀，一笔一笔地描绘，修复并不是一件很快的事情，五天修复出一平方米，就已经是极大的进步。

但在老先生的心中，与其说是工作，倒不如说是信仰。

而拥有这样信仰的石窟人，还有很多很多，从研究者到修复者，甚至平凡至石匠人。

来自当地有名的石匠村的刘建设，修复龙门石窟已经50年了，一辈子和石像打交道的他，一直都在保护文物的路上。其中一尊大佛，他在刚工作的时候，就参与了修复，当时那尊大佛的脸上有纹路，身上还有大窟窿。

50年后，他又参与了第二次修复。是的，一次修复，并非一劳永逸，时光会试图改变塑像，而石窟人则需在时光的手里，尽最大的力量保留历史的凭证。

记得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我们都是历史的过客。

但因为有这些人，我们走了，石窟还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