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人民艺术家》杂志第201904期，内容有删改

从设计国徽到为共和国制作第一批纪念邮票，从创作动画片《哪吒闹海》到为首都机场创作巨幅壁画，他用丰富的艺术经历写就了20世纪中国艺术的重要篇章。

张仃的美术启蒙是在寺庙雕塑壁画的熏陶和民间的婚丧仪式的种种装饰中完成的。

梨花盛开的四月二十八日庙会，是张仃最高兴的日子。庙中壁画上的全本《三国演义》以及佛本生故事，画得极为丰富，吸引了少年张仃的全部注意力。

报纸上登广告，函授画像，报名者赠九宫格、放大器和炭精粉。张仃的父亲就给他报了名，交了钱。学习的成果之一，就是照着父亲的照片放大一张大画。此画一出，全镇震动：“怎么可以画得这么像。”

1930 年在热河省朝阳与父母合影（左一为张仃） 

张仃美术馆供图

于是父亲信心倍增，从外地给他买回了权威的《芥子园画谱》。画谱中的梅兰竹菊高人逸士，张仃不感兴趣，童心未泯的他倒对太白仙人偷桃图很感兴趣，于是将整张的窗户纸，用墨和水彩画了一张大的。这下不得了，镇里人都来索画，窗户纸一捆一捆地送来，摞得老高！

1932年，16岁的张仃只身来到北京住在表姐家，他报考了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并被录取，主攻国画。张仃特别崇拜鲁迅，一种强烈的“艺术为人生”的冲动促使他从中国画转向漫画。

在抗日战争前夕，他和上海的漫画刊物取得联系，发表了大量针对反动政策的讽刺画。凭借着敏锐的政治敏感和擅长的造型才能，张仃很快成为漫画界的中坚力量。张仃在《上海漫画》《泼克》《时代漫画》《扶轮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漫画作品。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仃参加了叶浅予为领队的漫画宣传队，并成为在武汉成立的全国漫画家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成员。1937年冬天，张仃代表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到西安筹建西北分会，在西安出版《抗敌画报》，并主持漫画训练班，携带漫画宣传队所作漫画作品一百余幅在西安、华阴、渭南、临潼、三原等地巡回展览。1938年，在《抗战漫画》第一期封面上发表漫画《兽行》，以特写方式面向全世界揭露日军法西斯暴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漫画界救亡宣传队在南京，

张仃在其作品前留影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山西临汾失守，大批文化人流入西安。他们组成抗日艺术队，公推张仃为领队，北上陕北榆林，到内蒙古伊克昭盟（编者按∶今鄂尔多斯）做抗日宣传，对于团结内蒙古人民抗日起了积极作用。

抗日艺术队在陕北榆林工作不到一年就解散了，队员们各奔东西，张仃则留在了延安。

延安有句话“张仃到哪里，时髦就跟到哪里”。具有很强设计意识的张仃总爱给身边的小环境动点“手术”，吃穿住行用的东西，总喜欢自己动手设计。主持作家俱乐部时，他把椅子全设计成折叠的，烫上一个作家俱乐部的徽记，座椅里面绷上麻绳，外面蒙上本地产的灰毛毡，再用土印花布扎上两道蓝边，一把格调高雅的沙发折叠椅就出现在延安的土窑洞里了。

在延安，张仃就开始搞徽标设计。除了作家俱乐部徽志，他还主持了历届留守兵团生产展览会的设计，为延安生产的产品设计包装装潢，甚至中共“七大”的投票箱，也是由他设计的。

张仃在延安组织作家俱乐部

1942年，张仃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他开始收集整理陕北三边剪纸，并自行印制木版年画。抗战胜利后，他把这一兴趣带到东北，在任东北画报社总编辑期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农民画刊》，在东北发动新年画运动，并把新创作的年画带到哈尔滨郊区靠山屯，组织农民进行批评座谈。进了北京担任美术院校领导职务后，他更把发掘、保护和抢救民间艺术当作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不仅把民间艺术列为美术院校学生的必修课程，还把过去被视为下里巴人的民间艺人请进美术院校任教。

延安使他从小受到的民间和民族艺术的熏陶上升到了自觉的理性阶段，使他比较早地确立了走中国气派的艺术道路的决心，终生受益不尽。对于张仃来说，延安是他少年成名之后的一个沉淀。

共和国建立之初，亟需形象设计。这项工作的具体落实执行，从无形到有形，从抽象到具象，就历史性地落在张仃的身上。

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的设计师。1949年7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秘书长办公室第五次工作会议决定制定政协会徽，要求会徽的设计图案能体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层大团结”的精神。这也是共和国最早的标志设计。

张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设计

开国大典仪式的美术设计者。1949年，张仃参与天安门城楼的装饰配置工作，其中，他利用张灯结彩这一传统文化语汇，于城楼巨柱间加挂八个灯笼，以民间的方式使阴沉的空间被点亮和激活，为天安门做了全新换装，使之更具亲民色彩。此外，对庆典所用标语、旗帜、游行车队、参演人员的特殊服装等张仃均进行了设计。

张仃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国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宣告成立，共和国形象的艺术设计成为当时的重要任务。开国大典之后不久，中央便决定国庆一周年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正式悬挂国徽。而国徽的设计任务则具体交给两个设计组负责：一组是由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的一批教师；另一组是由张仃带领美术学院的一批教师。

张仃的方案构思是：1.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环五角金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3.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是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梁思成组的方案构思为：“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求其由古代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图案”。

最终，中央认为国徽当中一定要有天安门的形象，张仃小组的方案被接纳了。1950年，张仃亲率工人，将一枚直径超过三米的巨型国徽，庄严地悬挂在了天安门上。

1978年春，张仃接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纲彩色宽银幕动画片《哪吒闹海》美术总设计的邀请。张仃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原因很简单：18年前，张光宇应同一个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邀请，为彩色动画片《大闹天宫》做美术设计和人物造型，为中国的动画片赢得了蜚声国际的盛誉。这样一次向张光宇致敬的好机会，张仃当然不会放弃。为此，他参阅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到青岛沿海村落体验海洋生活，并创作写生稿。

张仃 《哪吒闹海》人物设计稿之哪吒（莲花化身）

张仃 《哪吒闹海》人物设计稿之家将

张仃吸收了中国门神画、壁画里的有用素材，采用装饰风格，简练的线条，配以民间常用的青、绿、红、白、黑等色彩，设计绘制了哪吒、李靖天王、家将、太乙真人、龙王、三太子等人物造型。

比如哪吒形象，哪吒穿着红肚兜，闪着两只乌黑机灵的大眼睛，显出稚气，手拿混天绫和乾坤圈，脚踩风火轮，脱胎于古代的年画娃娃，贴近观众对于哪吒的想象。李靖大红袍罩身，显出为官的身份，色彩华丽，有分量。衣角底下露出一块护膝铠甲，说明他是武将。东海龙王以青绿色为主，这本是传统的色彩，用在这个瘦骨嶙峋的残暴人物身上，更显出其性格的冷酷……

《哪吒闹海》动画片

影片上映后，引起社会轰动，成为继《大闹天宫》之后第二部享誉海内外的彩色动画片经典之作。该片先后获得了1980年戛纳电影节最佳放映奖、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美术片奖、菲律宾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儿童片特别奖。

张仃是中国壁画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也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当代壁画复兴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幼年时期观看家乡寺庙壁画时种下的种子。

1958年，经国家批准，由张仃、张光宇主持的壁画工作室正式成立，祝大年、袁运甫、朱济、申玉成等成为壁画工作室的第一批教师。工作室成立之初，壁画专业在张仃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开拓性的建设工作。然而，特殊时期的风暴摧毁了这粒已经开始蓬勃生长的种子。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壁画专业撤销建制，张仃复兴中国壁画的美好愿望被迫暂时搁浅。

1991年5月，张仃在贵州苗寨写生

特殊时期结束后，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张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实现复兴中国壁画之夙愿。首都国际机场的建成，成为张仃完成此大业之契机。他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壁画专业学子纷纷召回，将五十多位不同年龄层次的壁画家及青年学生凝聚到一起，将压抑了十余年之久的呼之欲出的创作激情再次点燃。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机场壁画群题材内容、设计方案、制作工艺、语言材质、风格形式的研究之中。

1979年9月26日，张仃主持设计的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大型壁画群工程落成。机场壁画被视为一种新的壁画样式，在随之而来的全国范围内的壁画运动中，成为壁画家们竞相模仿的对象。机场壁画也将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推向一个新的时期，此外，它还带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室内设计专业的迅速发展。

1979 年夏，张仃（中）、张一民（左）、楚启恩（右）

在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哪吒闹海》绘制现场

绘制：张仃、申毓诚、楚启恩、李兴邦、王晓强、张一民

实习生：张浩达、徐平

原作尺寸：1500×340cm

原作位置：候机楼二楼东餐厅（东壁）

机场壁画整体设计完成之后，张仃继续为中国壁画与壁画教育事业的发展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艺术设计教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变革，这是一段曲折漫长、艰难而又辉煌的探索历程。在这段历程中，张仃的艺术设计教育及管理活动具有开创性的奠基意义。在70年的艺术生涯中，张仃面临过许多次抉择，做出过许多次转变。尽管每一次都充满风险，但他以大胸襟、大气魄、大风范和大情大义，肩负起历史和社会责任，在险境中开出了艺术的新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