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时代美术馆主展厅于2022年10月8日关闭 © 广东时代美术馆
策划：打边炉编辑部
编辑：悉通（实习生）
美术馆是一个“舶来之物”，中国的美术馆运营者经常需要在“美术馆的定义”和“日复一日的运营”之间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我们无法照搬舶来的理念，西方有相对完善的制度为美术馆的运营不断输血，而中国民营美术馆，缺乏赞助体系的支持和输血。在中国民营美术馆的实践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如何进行自我造血的棘手问题。毕竟生存事大，没有生存的保障，美术馆的专业和未来无从谈起。
我们目睹疫情这几年对中国民营美术馆造成的冲击，有从业人员的离开，有标志性场馆的关闭，有美术馆品牌的黯然退场。背靠时代中国的广东时代美术馆在今年夏天以名为“凛冬将至，匍匐前进”的公众号推文暂别观众，“凛冬”指资金缺乏导致的美术馆实体活动暂延，“匍匐”则描绘了一个美术馆对于前行的无奈和迷茫。广东时代美术馆的“匍匐”让人叹息之处在于，他们几乎尝试了美术馆自我造血的所有方法，但他们依然生存堪忧，最终被迫让机构工作停了下来。
脆弱的中国民营美术馆，经历了三年疫情的考验，前路会是如何？在美术馆生存之路上，追求的“自我造血能力”，真的可以实现吗，或许这是一个陷人于绝境的道路？美术馆在中国，是否能够找到变通之道，进而在现实的处境当中找到切合实际的方法与路径？这些看似遥远的问题，随着民营美术馆的危机加剧，变得普遍而急切。
在美术馆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许是时候要分清何为谬误，何为歧途，何为我们真正值得去追寻的道路与未来。
2022的北京，真是太难了！全部是内耗。疫情这三年，各行各业中活下来的，真的是一个奇迹。我们还是蛮幸运的，当然也有遗憾，比如我们想在三影堂十五周年之际举办的大展取消了，而2020年由于疫情，十二年来坚持做线下展览和评选的三影堂摄影奖，国际评委也无法亲临现场，后续2021年的摄影奖就此也暂停了。但是说现在难，其实2008年经济危机给机构带来的危机也是很大的，当时三影堂才成立第二年。那时北京的草场地、798，国际画廊一片，开幕的时候都是美食、好酒、跑车，热火朝天，但是2008年的冬天就倒了一大批国际画廊。当时我们看着身旁的画廊一个个的倒闭，看到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个时候真的是过了今天晚上就不知道明天怎么办。可是哪怕到了这种时候，你还是有你的自由度，你还是有自己能够决定的事情。2008年的冬天，三影堂就是开着门，一场展览搁在空间里，拉很长很长的时间，观众要来看就来看，虽然寒风凛冽，我们就是开着门，欢迎每一个到来的人。当时就有一种信念，你如果关上门，可能就再也没有明天了，那再说什么好听的话都没用。经历了那个时代之后，这三年反而能够比较自然地去处理一些事情，我们的团队也成熟了。当然，因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如中心的展览计划常常被打断，这更是使人焦虑。幸而，我们在南、北有二个空间，这三年我们的展览也没有中断，每年也筹办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这得益于我们充满朝气的执行团队，即使在最难的时候，也不言放弃。民营美术馆本身的土壤就非常贫瘠，要能在这里扎根，需要看到未来，才能有把它做下去的定力。十年前，在本土，很多人对摄影的认知还是认为摄影不是艺术，摄影的平台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还是非常薄弱。这些年来摄影在发展，观众也在重新认知摄影这个媒介。2008年国际画廊的关闭为什么冲击那么大？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中国藏家对摄影感兴趣，基本要靠国外的藏家和画廊。经历了这些年，摄影逐渐有了自己的基础，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壤，这都是靠大家一点一滴地为摄影的生态贡献出的、一份自己的热量。像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成都当代影像馆、上海摄影中心、光社影像中心、影上书房等等，都是民营机构，这是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我很早就说过，如果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只有我们一家做摄影的民营机构，那我们也不一定能走得很远。如果没有艺术机构的生态，说明我们土壤有问题，不易生存。你独自一家就是孤零零的，有多元的生态，这个领域才能繁荣起来。
1. 现在看上去是民营美术馆自身在发生变化，其实这是大的时代在变化。有些机构改变了或者暂时关掉了，但是你不能否定它们在自己那个时代起了作用，它们都有其自身的意义。2. 我一直觉得，一个艺术机构，做过有意义的展览，曾经灿烂过就有价值。油罐不会去想很远的事情，我们就是专心做好现在能做的事情，这是我理解的一种很“当代”的思维方式。3. 油罐是非营利机构，我们做的事情并不是仅仅为自己的兴趣而做，有的观众可能只来一次，只看了一个展览，但是如果他留下了文化记忆，这里的展览对他有启发，我们就很开心了。4. 做艺术机构，需要自己持续有足够的热情，一直往前走。哪怕现在对一件事有热情，十年后没有同样的热情了，不做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5. 做机构，办展览，最终是要努力把事情落地，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没太多别的。6. 我们油罐的广场上呈现了马丁·克里德的霓虹灯作品，“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alright.”这个作品是我们在疫情时点亮的，也表达了油罐对待艺术的态度，无论在什么时候，艺术都是鼓舞人心的。
民营美术馆在国内的生存土壤和环境中，首先是要活下去。没有像西方模式的社会力量或政府扶持，没有像西方美术馆市场化的营收平衡，说直白了，国内民营美术馆没法像西方美术馆那样发展，西方的现成模式在国内水土不服。国内的民营美术馆从何处输血？如何造血？这个问题事关生死，决定美术馆的生存方式，也会影响美术馆的发展模式。
现在绝大多数民营美术馆都是依靠母体生存的，几乎没法独立生存，这是个事实。依靠母体输血存在的时候，要看清决定生死的关键点，找到平衡办法。因为母体情况和条件不同，美术馆应该会有各自不同的活法才对，而不是都努力按照定义活着。
况且，适应母体需要，本身就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任何一个母体给美术馆供血，都会看中美术馆的某种价值，但母体的发展使得情况随时发生变化，对美术馆的价值需求也就随之变化。一般来说在母体与美术馆的关系中，美术馆大多是被动的、边缘的、势弱的，能否释放或转化体内的能量，维系好与母体的关系，是活下去的关键。而美术馆的定义和属性，肯定是满足生存条件的情况下的追求和坚持。不论一个美术馆在社会中的角色是艺术品牌，还是公共文化场所，一个活的艺术品牌，要比一个死掉的公共文化场所更有意义吧。母体生存和摸索自我造血的办法，这两个问题不一定是不相关的，可以结合起来考虑。例如在泰康空间，我们围绕的是“学术”，而美术馆处处皆“运营”。泰康美术馆目前尚在筹备期，届时将落户泰康集团总部大厦。大家都知道，泰康多年以来的计划是在城市公共区域建馆，现决定回归集团大厦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经济下行的影响。相较之前的泰康空间学术研究关注“1942年以来看当代”，未来的泰康美术馆将以“中国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美术”为线索展开学术研究的体系框架，向前跨越了一步。另一方面，泰康空间近20年主要面向艺术行业的专业人群开展互动，而泰康美术馆将面向公众，因此，机构运营将非同日而语。不变的一点是，泰康集团依然是泰康美术馆的强大后盾，泰康艺术事业仍然需要依赖母体续航。集团多年支持当代艺术发展，而运营泰康美术馆每年的投入，势必远远高于支持泰康空间，董事长和集团对此有着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如何让艺术事业在发展中持续”始终是做美术馆的首要问题。泰康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专业的美术馆，对我们自身来说，就是要求学术、运营和管理的专业化。美术馆机构运营和管理方面将是全新的挑战，学术方面，泰康虽然有多年的实践做基础，但如何展现和输出，需要转换适用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好展览”不光是指学术方面，而应该是综合评分，没有好的运营能力和管理水平，学术孤掌难鸣。做“好展览”本身就是对美术馆很高的挑战。如果一百年后的人回顾今天的社会文化价值，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映射，美术馆汇集、保护和展示的现在的艺术品，会在那时散发出声音，讲述一百年前的故事。唐昕，泰康保险集团艺术品收藏部负责人，泰康空间总监。
疫情期间，倒闭的美术馆肯定是少数，每个行业有优胜劣汰的过程，美术馆也一样，疫情会加速这个过程，但并不是导致美术馆倒闭的决定性原因。如果就此以“不乐观”来定义行业的发展，太过草率。保证展览足够的预算，基本上是做个好美术馆的保障，美术馆要在行业立足，肯定要保证做一个好展览所需要的基本开支。即便是在经济下行期，也绝对不能以牺牲展览预算为代价来解决。我们首先要把美术馆看作一个公共文化场所，其次再讨论打造一个“艺术品牌”。观众要与美术馆产生真正的互动，才能真实地体验好的展览。只有观众在美术馆场所拥有了对艺术的新认识和体验之后，场所才能有效树立起“品牌”，所以“公共文化场所”肯定要放在“艺术品牌”之前。但好的美术馆“品牌”做不出好展览的情况的确存在。能让不同层次的观众看到艺术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才是美术馆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吸引力。以我们成都当代影像馆为例，不熟悉影像艺术的观众可以在这里更了解影像艺术的形式；对于有一定影像艺术认知的观众，可以在这个空间看到更多样的表现和创作方式；对于专业观众，可以看到最高水准的展览。每个观众不同的需求都可以在这个场所里得到满足。没有一个明天是确定的，不仅对美术馆来说是这样，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要坦然面对。
时代的变化会影响社会的各个层面、团体和个体单元，美术馆也不能独善其身。不管有意无意，不管美术馆自己是否愿意，它都在被时代和趋势微改造，它同时也是这种趋势改变的助推器。美术馆的社会意义决定了它无论在任何情况和时代之下，都需要坚持独立的表达来完成它的社会使命。原·美术馆一直以“每个人的美术馆”为宗旨，这一初衷是不会改变的。如何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让更多的人走进美术馆，成为他们内心的起点和归途，这对美术馆的展览策划及表达和传播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一定是频繁的发声，但一定是每一次都掷地有声，有态度。不一定是对场景布展的炫技，而是更务实地考虑空间的利用和作品关系。疫情三年以来，对于整个社会环境，包括美术馆，影响是逐渐加重的，充满了各种中断和不确定。外向联系的中断和减少，更让我们聚焦展览本身的打磨和一些在地化的交流。在更审慎的形势下，美术馆和艺术家守望相助以及与其他机构的抱团取暖。时代之下，各家都在探索各家的生存法则，没有对错，也没有标准，只能是在变化中找相对答案。在某个时间空间的切片中，也许殊途同归，花更紧凑的钱让艺术坚持下去，让它保持相对的独立和自由。在环境的裹挟或是诉求下，美术馆这个公共文化场所突破了“场所”的限制，进行品牌化IP化的化学反应，生长到商业或者社区去，这也许也是艺术“传教布道”的介质。场所的概念更像是大脑中枢，不断产生和发射信号，而艺术品牌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更柔软适配的外壳。就像传教布道不一定仅仅局限在庙宇里一样。原·美术馆的创办人罗韶颖女士，曾经说她希望美术馆能够成为“直抵人心的艺术教堂”，有教无类的“教”。因为教堂的门为所有人敞开，不分层次高低、性别种族。我认为在任何时代和环境之下，美术馆作为精神之岛，为所有人提供养分、传播能量的作用，依然是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吸引力。
我认为美术馆的社会角色本身并不单一，公共文化场所只是美术馆的基本职能，文化品牌也是在疫情之下企业转型或多栖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文化品牌的转向，将成为美术馆最根本的、最难以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
后疫情时代，跟随形势发展，不断调整更新运营思路和计划，是美术馆稳中求进的必然选择。作为非盈利机构，美术馆需要通过多个渠道实现创收，继而为后续展览和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除了稳定的资金之外，做好展览主要还是取决于自有团队与外部团队的高度配合，不管是策展人团队，还是成熟的合作方团队，我认为多方强有力的配合是做好展览非常重要的一环。居安思危，开源节流，正是美术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只能通过更加弹性的运营方法，以及不断巩固自身对于社会的正向作用，加强美术馆对于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未来的松美术馆在不断带来高品质展览的同时，也会更多与行业内外联动合作，对内实现创收并完善美术馆公共教育的职能，对外为大众丰富艺术生活。我们国家的美学教育处于发展中阶段，除了熟知的美院和院校美术系，系统的公民美学教育还有待普及，这正是需要促进美术馆全面发展的原因之一。如果更多元的社会群体能够进军艺术行业，也是为社会前进增添力量。
1. 美术馆行业不容乐观，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开源节流是不二法则。在保持美术馆展览方向调性的同时，也要想办法从各方面拓展可能性。我们不排斥任何合作，但即便是商业性合作，也需要有一定的要求与配合。2. 美术馆的价值，在这个更为变动、更为不确定的时代，在于提供一种确定的方法。作为艺术行业的一员，我们需要保持开放与乐观，国内的美术馆之路才刚刚开始，坚定前行吧，时间能让我们发掘更多可能。3. 这是一个更为开放的时代，需要更为开放的合作可能。国内的美术馆在保持独立运作的同时，也可以采取不同地域、不同城市的共赢合作，一起筹备策划大型展览，费用分摊、利益共享，而不是为了预算，降低展览的质量。4. 美术馆角色发生变化，不是因为疫情，而是因为时代的需要。品牌形象不仅仅是为了品牌文化输出，而是为美术馆赋予个性。昊美术馆从5年前就开始把美术馆作为“HOW”品牌来经营，围绕“HOW”衍生出的媒体运作和公教活动等行动，都是在打造一个美术馆的整体品牌形象。
过去三年，“计划”变成了一件很难实现的任务，太多不可控的因素打乱原定计划，由于国际旅行的中断，许多国外艺术家展览也被迫延期。疫情期间，大家都面对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能看到同行彼此为了不盲从、不妥协而付出的坚持和努力。回想一下，疫情期间我们还做了挺多事情的，似乎在被打乱的计划之外，反而有了新的生存空间。在学术的精神空间中，我们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合作研究中国当代艺术，而艺术的实体空间，成都复星艺术中心，在这个期间也成立了。我们从未想过给自己设限，艺术品牌也好，公共文化场所也好，我们希望用复星艺术中心这个平台做点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艺术是有疗愈功能的，越是艰难的日子，它越能给人安慰。端木霞子，复星艺术中心展览部高级总监兼主席高级助理。
这三年产生出一个新的名词：后疫情时代。我们许多计划都被打乱了，银川国际双年展的举办也一直在延期。物理空间上的阻隔，使美术馆建筑空间的功能性逐渐减弱，最直接的挑战是诸如临时闭馆这样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一直在探寻美术馆如何在线上和线下之间寻找平衡和突破口，在不确定性中也坚持让美术馆正常开放。团队基于当时的状况快速调整了工作，及时完善了线上与线下导览系统，拓展新媒体矩阵，完成了一系列展览，我们在顽强地生存中。美术馆在当今社会的消费语境下，观众对于艺术的需求早已经不是观看和接受那么单一，美术馆的角色正在向社交范围持续拓展，在这个范畴下的艺术带给大众的不再是“看懂”，而是“体验”，这样的需求让美术馆本身有了一种全新的职能：“艺术+”，这个“+”代表艺术与不同领域发生连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美术馆自身的优势资源，是不确定性中一种相对的确定性，我认为美术馆的展览继续保持在地性很重要，这是美术馆与这片土地产生的链接。美术馆需要重视对自有馆藏资源的深度研究，关注在地文化历史和当下艺术生态的密切联系，培养有研究和策划能力的馆内学术队伍。这些年，我们所邀请的策展人和艺术家都会以银川/宁夏为核心进行在地性的艺术创作和思考，以最接近受众的艺术表达形式去呈现成果，这样才能加深展览与本地民众的关联。
中国民营美术馆发展历史时间不长，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困难都会随时影响到这个脆弱的领域。如这三年的疫情。面对未来，尽人事，听天命。疫情三年，民营美术馆大都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有的选择暂别，有的选择离开，有的选择坚持。无论什么样的决定，我觉得我们都应该选择理解。任何一个美术馆从业人员的努力工作，其实都是一种理想情怀的付出，难能可贵。民营美术馆的兴建热潮在疫情反复和政策管控下，随着经济发展脚步放慢，也开始逐渐冷静下来。如何运营美术馆庞大的机构和用展览填满巨大展厅，成为了今天很多民营美术馆必须面对的压力。面临预算缩减的具体困难，我们如何在没有充裕资金保证下，从容执行展览，到底什么样的展览符合美术馆的气质，应该如何与时俱进地输出文化艺术价值，提高美术馆的吸引力，是每个美术馆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美术馆独特的展览学术方向和严谨的展览执行方案，是保证高质量好展览的重要条件。美术馆作为一个公共文化场所，只要它的展览质量够好，经过时间历史的积淀，就自然成为一个艺术品牌。各美术馆运营者接下来可能都必须面对如何将美术馆自身的造血功能提高的问题，将展览以巡展方式文化输出，既能让更多观众欣赏到优秀展览，又可以在展览费用上对美术馆有所帮助，我认为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坦率地讲，过去一年中，中国当代艺术机构接受到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可以算作我入行十年以来目睹的美术馆的“至暗时刻”。在外部世界的剧烈动荡下，你会感到既有经验的不足够，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当代艺术机构所积累的种种成功案例与方法论几乎全面失效了。作为一名机构工作者，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坏消息满天飞时，你很难不产生“共情”，尤其在涉及你熟悉的群体或者个人的时候。不得不回到一个“老词”：“冲击-反馈”模式。美术馆这一轮的调整与变通毫无疑问是“被动”的。过去无往不利的地产模式在极短时间内瓦解了，然而新的替代模式并没有如期出现。所有机构都在寻找其他可能性，但由于正处于一个下行周期中，这种寻找的过程势必充满艰辛与不确定。对于美凯龙艺术中心而言，我们依然期待按照既定的计划推进机构的工作，但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中制定的时间表，基本上被冲击的七零八落。2023虽然是回到“正轨”的一年，但挑战仍然很多；我们亦减少了一个项目，将全年的展览数量调整为三个，以此来确保每一个项目都有稳定的支持。对于美凯龙艺术中心而言，我们依然会以保证展览项目的质量为第一准则。必须指出，机构展览的“好”的标准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亦不断变动。曾几何时，我们将展出景观性的、不计成本的大型装置作品视为机构展览成功与否的某种指标，后来又将引荐国外大师展作为美术馆影响力的象征。然而在当下，我反而认为每个机构都需要寻找自身独特的品牌定位与项目风格，寻找你的“目标观众”。对于美凯龙艺术中心而言，我们将继续秉持创建这个机构的初衷，即以艺术家的实践为导向，以研究性为基础，打造一个跨学科与跨领域的交流平台。在最近我策划的“多物种之云”以及今年剩余的其他项目中，大家都应该能感受到我们对于这一既定目标的坚持。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谈美术馆的“造血”能力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首先便要承认，我们的环境是非常“古怪”的。一方面，从中国当代艺术机构诞生的时刻开始，我们大量参照与援引的都是西方经验，然而却忘却了这块土壤的“特殊性”，比如“当代艺术”这个词本身在意识形态上都不完全是“合法”的；其次，在言必称MOMA、泰特与蓬皮杜的语境下，我们事实上忽视了更多机构的规模是中型，甚至是小型规模这一事实。在西方，一座美术馆的“融资”渠道更为多元，尤其是在欧洲以及亚洲的某些区域，“公共资金”（国家+社区）的注入才是机构运转的核心保证，但在中国，这部分是高度缺失的。与此同时，我们亦没有全面建立起美术馆完善的基金会与理事会制度，所以导致机构的融资来源相对单一。此外，我们至今也没有哪家美术馆具备了全球化的品牌影响力并以此“变现”——抛开经济基础去谈所谓机构需要扮演的“角色”，这其中自然有悖谬之处。因此，我认为在中国这块特殊的土壤上，此时此刻正是重新思考当代艺术机构性质与使命的关键时刻。借助“小红书”传播能力的“票房展”与“网红打卡展”似乎无往不利，然而这是以消耗当代艺术的其他重要面向作为代价的——如果我们仅仅视艺术为某种“文旅”或“文创”事业，视其为一种“都市生活方式”，那很多严肃的讨论根本没必要展开。美术馆，或者说当代艺术的美术馆是向公众引介“活着的艺术”的窗口。对于美凯龙艺术中心而言，机构是平台，展览是媒介，策展性是方法论。我们并不认为自身是一个标准的美术馆，而是一个实验性的“艺术中心”——相较于美术馆，我们应该具备更灵活的身段与更激进的价值取向。我一直认为，当代艺术对于公众的吸引力必须来自于这个生态的真正“多样性”，就像一位普通观众走进798，他可以遭遇不同类型的画廊、艺术中心、美术馆、艺术衍生品商店、咖啡馆和餐厅。当代艺术的版图透过观众持续的“漫游”在其面前徐徐展开。或者反过来讲，如果有一天798中只存活着一种生态或者极少数的生态，那个时候才是当代艺术极度危险的时刻。我们未来的挑战性主要在于这个漫长的下行周期何时为止。当代艺术领域并不能在大时代中独善其身，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其无法超越环绕它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因此，一部分的工作必然是“以待天时”，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最近在机构内部的不同部门间也在推进一系列的讨论，涉及在未来动荡的岁月中如何利用现有资源打通各种渠道与环节，令机构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总之，我们坚信前途是光明的，但也做好了道路是曲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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