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打边炉编辑部

编辑：杨梅菊

未来一年将会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

和疫情前的正常状态相比，我的展览遭遇了不断取消、推迟或调整，策展数量明显减少。在策展具体工作中，更是不断面临审查，以及由疫情过度防控导致策展项目的支离破碎。

对一个独立策展人来说，最难的就是，难以独立实现、落实策展项目和难以把握不断变化的疫情防控。

中国当代艺术主要缘起于民间空间，而其中遭受的挤压、递减已初见端倪，未来一年将会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作为介于之间的独立策展人的身份来说，也就开始逐渐缺失了话语平台和展览机会，谈何乐观？！但我不会切换方向，更不会妥协，只能死磕、死扛。

中国当代艺术，包括策展，一直处于各种困境和夹缝之中，只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的程度有所区别罢了。惟其如此，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魄力和魅力所在。或许需要根据急剧变化的现实，面临和迎纳更为艰难的挑战，适当调整方向、策略和方式，积蓄和转化力量。在我看来，策展就是一种对被束缚能量的抗争、表达和释放，拒绝逃避和躺平。

过去三年，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展览。因为大多数计划好的展览都被推迟或者取消了。其中有一个我在疫情期间为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策划的许宏翔个展，也因为长沙疫情管控的原因被推了3年。今年年初得到消息，总算可以在四、五月份落地，这些情况对于美术馆往往是既不可控，也很无奈，因此很感谢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的坚持。从策展的数量来说，我今年落地了四个展览，其中有《流动的平面》和王礼军在广州美术馆的《雕塑的方法与目的》，王礼军个展碰到了最后一波广东疫情，开了关 ，关了开，展览的工作人员非常辛苦。三影堂的展览还好，顺利地开了。总之这些不确定性让我非常被动。但是展览少也有好处，让我想得更加清楚了。憋久了，反倒顺畅了，想说的话也多了。

在策展的具体工作中，过去一年遇到的问题和麻烦太多了，没有运输、没有国际交流、意识形态的收紧、观众的不稳定、各个城市疫情管理方式的随意，一个展览的开放背后是诸多不易。

这一年或者说三年，对一个独立策展人来说，最难的是没有展览可以做。大家好像一下不需要展览了，所以我做了转型。转型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不在经济上依赖展览。既然是独立策展人，那我得先独立。其实我想把策展做成爱好、而不是职业。

关于未来，我没法预测。说说我自己吧。今天是我自己做公司的第九年。懵懵懂懂、坎坎坷坷、认认真真走过了九年。疫情的管控使其不得不转型，由一家策展机构，变成了一个品牌和设计公司。这个艰难的2022，我们做了4个展览，也做了23个品牌和平面项目。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团队能够在“动态平面”的路上走得更远，我希望将动态作为理想、将展览作为爱好，用策展的方式做品牌，以理想的方式做策展。不依附于任何的艺术机构，坚持做“美术馆的软件”。悲观来源于这个职业可能没有那么多需求，或者无法实现理想。既然没有雇主就成为自己的雇主，没有活人会被尿憋死。

也没什么职业和方向可换的，能够活下去就不错。今年希望可以在我的办公室做一个小的空间。空间不大，但是可以和有意思的设计师合作。希望我可以在上海开一个工作室，也不用大，就是找个落脚点。希望这两个新年愿望可以实现。

我觉得不光独立策展人，每个策展人都需要独立。人要活70到80年，我们以前以为一个美术馆可以100年，但在中国不行，30年对于民营美术馆都是不易，还没独立，馆没了、或者馆的方向已经发生了改变，这都是很正常的，在艺术史上，又有哪个运动可以坚持30年？经济下行，和地产相关的美术馆开始关闭，山水美术馆消失了、时代美术馆蛰伏了、深圳的OCAT 听说也将转变方向，可惜之余，也能想见以后会有更多美术馆关闭。对于所有的策展人来说，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不要成为美术馆的附庸。

其实美术馆最重要的是培养独立策展人，让这些策展人带着机构的基因延续下去。机构是躯体、策展人才是灵魂。还有就是，策展人大部分时候都在做与展览无关的事，展览没有那么美好，需要现实一点。我们很多策展人喜欢叫自己写作者，但是你反过来看看作家和诗人，经济富庶的时候有他们的身影、经济艰难的时候有他们的文字。他们并不会因为经济不好而消失。而我只想做个业余策展人。

刘钢，策展人

2022年充满了挫折感和不确定性。首先是投入了很多精力的几个项目因为艺术机构突如其来的瓦解而悬置。年初，蔡影茜邀请我联合策展的“三个争议的场域：漫长的九十年代及其当世寓言”正式启动。与副策展人谭悦一道，我们在上海、柏林、曼谷、巴黎等地招募了几位优秀的研究员，与AAA、Afterall研究中心、Documenta Institute、Ocula建立了研究伙伴关系、搭建了线上的研究平台。之后密集地与几十位艺术家和策展人的进行访谈，每周展开内部工作坊，当然还有新作的委任。

这些共同工作的过程伴随着研究员所在城市的封控以及个人情绪的巨大起落。周遭现实的受限与我们研究的九十年代蓬勃的开放性形成巨大反差。我们逐渐意识到跨境合作的工作方式正是抵抗现实的一种手段。

这个展览原定于2022年9月在时代柏林艺术中心实现，就在准备工作如火如荼之时，5月份我们得到消息，时代艺术中心（柏林）被迫关停。柏林展览的取消意味着这个项目失去了与国际艺术生态直接对话的界面。虽然遗憾，但是展览依然可以移师到广州的时代美术馆。但就在8月初，我们得到另一个更意想不到的消息，时代美术馆关闭展览空间。连续两次霹雳把我们砸晕，一边经历“脑震荡”，一边慌乱地寻找“拯救这个项目”（借用蔡影茜和由宓的话）的方式。但更没想到的是，因机构关停而造成的项目悬置远远没有结束。就在12月份，我得知一个有着相对悠久历史的艺术机构即将被“裁撤”，我和一个艺术家准备了两年的个展项目大概率将无疾而终，而我为另一个艺术机构策划的群展也因为疫情封控和经济下行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而无限期搁置。几个机构的关停都被我赶上了，特别丧。除了和同行简短交流之外，更多的情绪只能自己咽下、消化。

另一种压抑感来自审查，这是很多策展人共同的感受。一年前我策划的一个双年展展览单元遭到了极为严苛的审查。与生态政治有关的一组作品在开幕前几天被撤下。除了“基调太暗”四个字，审查方不给出任何别的理由。不给理由的背后是权力的极大不平等。最终，我们只能用灯光和录像作品的音频重新创作了一个装置，作为残留的鬼魂在空间中游荡，效果竟然不错。最近又有一个双年展开幕，几个策展人友人纷纷讲述了他们各自的审查遭遇。历史的重新阐释最好不碰，殖民和地缘政治亦是禁区，要么绕道走，要么就得做好展览被割肉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方案。这些遭遇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面对审查，策展人如何维护策展工作的价值和尊严？

今年我参加了德国Kunstmuseum Wolfsburg美术馆的展览#Empowerment，是个有一百多位女性艺术家参加的大展。作为女性赋权大使，还为美术馆录制了一段“赋权对于你意味着什么”的宣传视频。录制的时候我一直内心有愧，这一年过得如此局促，我有什么资格谈论赋权？面对周遭的困境，我们这些所谓的独立策展人如何依然心怀希望？如何生成行动的能量？我想，克服挫折的方法可能就是不断地去做，有时候很多事无法立刻看到效果，但是去做就是自我疗愈，就是自我赋权。2022年在瑞士文化基金会和无空间的资助下，我持续推进“北方x人类世”这个研究项目，从东北亚的在地视角出发，通过艺术家共学、集体走访、写作、创作和展览去梳理跨物种联盟的生态智慧、多物种亲缘和生态感知。2022年策划的“从东北出发的生态缠绕”由中国和瑞士艺术家共同参与，通过对于共同议题的关注建立了一个跨国的研究社群。在这个基础上，8月份还组织了艺术家去抚顺的新能源考察。这些工作有着层层叠叠的回响。总之，所谓的“策展”最重要的并不是展览本身，更是围绕议题展开的展览、田野考察、课程、工作坊等事件星丛。越难就越要做，做着做着就有了生机。

我没有宏观展望的能力，就想过好每一天。我与Hito Steyerl等一些艺术家和策展人建立了一个面向艺术家的网络学院，叫做Alternative Art School，已经运营了两年。这个学院的宗旨是鼓励艺术家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方法，通过分享建立全球的艺术家社群。虽然艰难，但我还是相信持续与他人合作、彼此给与、馈赠，这些才是长久应对困境的方法。

于渺，研究者，艺术工作者

*按姓氏首字母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