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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楠:白光

原创 2022-12-30

南楠



受访:南楠

采访及编辑:陈颖



EDA艺术空间位于深圳福田区一个科技创业园内,初次拜访,从一片整齐的物流仓库以及写字楼中间穿过,不由得想象起一个艺术空间与它所身处的环境之间,会发生何种关联。空间的创办人,年轻艺术家南楠(Nan Nan),正于此举行她在深圳的首次个人展览“白光穿刺 Tingling”,以极其个人化的细腻情感,探索着如何以绘画语言回应自身与周遭的关系。


展览围绕着艺术家的个人状态和成长轨迹展开,作品的形式和面貌,只是这一切的引子,而非结果。在这一点上,策展人王澈与艺术家都有一致的认识,在他们看来,作品创作的背后有着一个复杂的个人化运作机制,而绘画的本初,就应该是这个机制对于现实所作出的反应。


展览期间,打边炉与南楠有过一次对谈,谈话间,我们尝试在南楠身上拆解一些标签,试图通过她的个案口述,来理解“九零后”、“海归”、“深二代”这些群体的成长轨迹,以及正在面对着一个怎样的时代现实。在南楠的回应中,我们看到,对于艺术家而言,时代与环境,乃至他们这一代人的流动视野所及,都只是那道“白光”,她从自己身上寻找到的刺痛感,就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记录。






痛感是缘由


ARTDBL:“白光穿刺”这个展览主题里,“白光”是什么?“穿刺”了什么?


南楠:这次展览的作品是从2021年开始创作的,我在英国生了一场病,回国后不久就经历了疫情,从思想上,我慢慢开始发生了一些转变。这些新的作品,画面都比较贴近于我的日常,对我来说,每一张作品都触碰到了情感的点。“白光”就是那些挑起我敏感神经的现实,生活中的摩擦和感受,并不是擦身而过的,它们会穿过你的身体,留下一些痕迹。穿刺是有痛感的,痛感是我作画的缘由。


生病和疫情可能是一个节点,在那之前,我生活的环境比较单纯,天不怕地不怕,以为宏观的才是本质的。然而,讲大道理,就会忽视掉很多细节,以至于忘记到底是哪些东西引发创作的。当我被推到了现实的面前,对生命的看法渐渐变得谦卑,这时,我才发现“宏观”是虚无的,是空洞的,触动我的,都是生活中一个个微小之处——我是处女座,我的人生原本就格外在乎一些无关紧要的、诡异的细梢末节,而我一直没有正视它们。这个展览,是想把对我而言重要的情感和状态体现出来,即便有些情感是隐秘的,是克制的,就像《触碰》里两个轻轻依偎的蓝色小拇指,在我看来,这些小细节提供了情感的释放口,比敞开一扇门的感觉更浓烈。


在我看来,绘画不像文字,它是一个不讲逻辑的乱序过程,当灵感随着我情绪而变化,抓到那一瞬间的感觉,就像哈利·波特抓到了小金球一样。入门第一张作品《眼神落在了棱角上》,是来自手机里存档的一张过往的照片,照片里,一只非常特别的昆虫,像刀片一样,停留在了金属桌子的边沿。在当下那个瞬间,小昆虫触发了我的灵感,但是当我在不同的状态之下观看,甚至随着画面的行进,这只细微的生命体却不再是焦点,我的兴趣点转向了金属质感的桌子与空间所构成的关系,昆虫在最后的画面中被完全抹掉了。在画面里,我探索的是大环境带来的情绪,生命体即便消失,也不会影响大环境的成立。


南楠的手机存图之一


南楠,眼神落在了棱角上,100×100 cm,布面油画,2022



ARTDBL:你和策展人王澈的合作,有哪些碰撞?

南楠:我与王澈有一些共同点,比如我们都很看重行走,都认为作品只是结果,背后是复杂的。作品应该回归本质,回归到对真实、对生活的反应之上,而不是出于其他理由。因此我们商量展览的时候,并不想要以作品为导向,去提供完整的系列和故事框架,而以我个人的情感为导线,每一张画都代表了一个状态,以不同角度的“当下时刻”,回归到绘画的本初。我渴望交流,而不只是摆出作品。



画的是自己


ARTDBL:你曾不停地在不同的国家行走,行走如何影响到你这些在按下暂停键后创作的新作品?


南楠:有个词叫“卧游山水”,即肉身停留,精神畅游。游历的过程也会形成作品,比如《作曲 #1》是我在巴塞罗那的时候画的,里面的空间感和色彩来自那个城市,在我看来,巴塞罗那就是长满青苔的泳池。疫情之下的停留,对我而言不失为一件好事,包括生病,都是一个反思和回顾的契机。实际上,行走的经历都已经被身体吸收了,只是未能及时形成认知,需要安静的时间进行归纳和分类,这时反而可以更细腻地体会,又形成了另外一种心情。



ARTDBL:你曾经的抽象语言探索也是从过滤性的回忆中提取而来,在新作中似乎完全转向了对个人情感的回应,你是如何考虑这种转变的?


南楠:我也想过就此形成固定的语言,但生病过后,我却想要去挑战更多,毕竟我还年轻,为何要作茧自缚?《三文鱼酒吧》是我生病完之后的第一张画,记录了我从几何感向叙事性转变的过程,可以明显看出不同思考的叠加。我试图打破原来的语法和结构,我原来的绘画像在搭积木,追求稳,追求合理,注重眼神的游走,有大有小的布局,这些都太乖了,我需要矛盾和碰撞,撇去可视化,追求更多的进化。


抽象是主观的,是自下而上的,自己本身拥有了多少,才能看得到多少,这就是抽象画的魅力。但画面其实很诚实,罗斯科对抽象的研究,也抵不过他的人生经历,他后期的作品是黑色的,没有艺术家能逃得自己的情感和经历。


黎巴嫩艺术家伊黛尔·阿德楠曾说,她写的就是她所看的,她画的就是她。我喜欢绘画的原因,是因为画面骗不了人,什么样的心态都能从画面中体现出来。我那段时间对帘子这种半遮挡的元素使用得比较多,我可能是无意识的,后来有一位年纪偏大的阿姨,看了我的画后,问我是不是生过什么病,她说作品让她想起了她自己的状况。我当时被击中了,可能连我自己都没有发现或者正视自己的情绪,但画面莫名其妙地就表现了出来。也许我在画的就是我自己。


南楠,三文鱼酒吧,30×40cm,布面油画,2018


历史的反应

ARTDBL:你的作品如果只关注自己的故事,那么当下和周遭这个时代之间,是什么关系?

南楠:我的绘画是我对现实的反应,我是现实的接受者,时代过于宏观,我只能是我自己的记录者,记录我对于时代的认知和感受。白光穿过了我的身体,才形成了这些画面。人们不是听了大道理,就能深刻地理解这个道理,反而当你拨开细小的裂缝,才能做到看山是山,或者看山不是山。我原来只是思考自己的个人表达,现在是通过“我”,去探索共同的经验。

面对现实的状况,艺术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唯一能做到的,是以个体去影响个体。


ARTDBL:伊黛尔·阿德楠也说过,艺术是一种情感的语言,画画带给她快乐,但她从没忘记悲剧。她的画面也是轻盈的,但透露着历史的厚度。崔灿灿提出过“断裂的一代”,你如何看待被贴在九零后身上的这些标签?


南楠:作为艺术家,所谓的时代使命,想背负就背负,不想背负就不背负。这是不能要求的。如果说九零后艺术家只关注自身与个体叙事,也是因为一种无力感。我认为九零后艺术家,大家都很明白,每个人的力量都非常有限,尤其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也别以为美国就很自由,过度的自由,反而是不自由的,“keep you foolish, keep you drunk”,在娱乐过度的假象之下,享受自由的永远都是少数人。但中国的教育更不会告诉你,除了指定的方向以外还有哪些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完整地经历过义务教育的人,常常都很乖,思维反而没有五六十年代的那些人灵活,而从八零后的一代人开始,从幼儿时期到中学时期,都只能被动地接受教育。而且,在独生子女的政策下,九零后这一代,一出身就被严严地捆绑住,肩负着很多压力。


这些都很现实的问题,不能再拿八九十年代那种野蛮的生态,来对标九零后这一代所面对的,已经拥有了完整系统与秩序之下的环境。我就随便问一问,刚来深圳的这一代,哪个人是乖乖地发财的?深圳原来的水货卖得多么光明正大,就是那么一个混乱的时期,可是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在现在的系统之下,如果父辈没有铺好路,怎么去做呢?大家现在似乎都很清晰,就像在日本,年轻人很少去创业,因为大家都默认了自己的等级和生活,觉得折腾不出水花来了,香港也一样,香港年轻人两大志愿:医生、律师,就是想着在唯一能拿工资的情况下赚到最多。九零后的这种认知,即便在八零后身上也没有那么明显地突出。


实际上,我认为并不断裂,它是历史的反应,是六零、七零、八零埋下的种子,当时埋下什么种子,现在开成了这样的花。都是传承下来的,不是突然蹦出来的,他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南楠,令人懊恼的情绪,120×120cm,布面油画,2022


ARTDBL:谈谈你的成长路径?


南楠:九零后是第一代普遍能在小时候就用上电脑和手机的,大部分人有机会通过自费留学,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冲击,我认为我们反而是大融合的一代人。我的身上就是多方面融合的状态,我也很难分清哪个我才是自己,有时候这一面跑出来,有时候别的一面露出来。


我16岁就出国读书,那个时候深圳还没有优秀的出国中介机构,对外面的认知尚且一片荒芜,我就一个人出发了,那种独立性,让我觉得基本上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我都可以活下来。我在国内接受到教育只是到初中,并且我的父母也都在野蛮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个性比较反叛,我妈妈是蒙古族,我爸爸是朝鲜族,全家人都有一种游牧的心情,扎根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很大的影响,我对权威也没有很明确的概念,以至于到国外之后,我很放得开,因为那边的老师更平等了。似乎深圳人去了纽约都很容易适应,尤其当学生也没什么利益好图的时候,都比较直接,就事论事,脸皮厚一点,可能在那里会好过一点。你要有自己的立场,如果很没有立场,别人可能就会更看扁你。


到一个地方,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生活,包括回到中国。实际上,美国的思维在日本也不通用,得学会适应那个地方,学会在那里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会更加清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只接触一样东西,可能也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性。



多面性与好奇心


ARTDBL:艺术史上很多艺术家都讲究旅行,如今很多九零后的艺术家都有机会到外面游历,在这个过程中,你一般会关注什么?


南楠:我会关注美的东西。每到一处,除了游历风景,美术馆和画廊机构是一定会去的,我记得在英国的时候,历史人文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动物研究机构,我都会去关注。当我把自己丢进一个陌生的环境,我就会放空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当地人生活的进行轨迹中,去吸收当地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每天的饭菜,我都尽可能地贴近当地人的习惯,进入另一种状态。


我发现,只有跳出自己认知的舒适圈,设身处地,才能拥有开阔的视野,更为包容地看待世界。这种状态下,对于他们的语言和喜好的理解,就会形成新的认知。比如在英国,我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透纳可以画出那样的风景,为什么英国人对风景画那么迷恋。英国人对于自然的崇拜,以及对于肖像画的理解,是能从他们日常的生活和文化氛围里面寻到历史轨迹的。又比如我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才能明白为什么他们拍的电影总是那种压抑的调子,为什么他们对于情感细腻的捕捉总是那么的精准,因为那就是他们的生活。



ARTDBL:你认为在美国的学习,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南楠:我认为是形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绘画先不讲,因为这是必要的工具。我曾经将两张写实的素描画作为作业交上去,但在他们看来,我只是画得很像而已,并没有什么想法。在那里的学习没有标准答案,都是让你自己去思考和寻找到自己的路。实际上,当选择权都在你手上的时候,你是很慌张的,最难的是自己要去做选择。



ARTDBL:经过游历和吸收,在这一阶段,你认为想要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南楠:我需要更大胆。我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看过各种不同的绘画作品,也看过不同的媒介作品,我想要追寻的,是撇开形式以外,精神上的共同点。如果说艺术史上能看到一个艺术家不同风格的演变方向,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对于我来说,我并没有刻意地去追寻个人风格,我希望它是经过了大量的创作以后,自然而然地形成和凸显出来。这不是理性分析得到的,也不是化学的配比。人们都知道大卫·霍克尼的游泳池,但其实他还有很多面,还有肖像,还有舞台设计,实际上,所谓为人所熟知的风格,是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经过了时间、历史甚至市场因素的提炼。对于年轻艺术家而言,过早地用风格框住自己,并不是好事。


我曾经通过纪录片“Tim's Vermeer”,发现原来霍克尼对透视问题有过那么多的研究。他曾写过《隐秘的知识》,在书里,他专门剖析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是如何借助镜子和透镜发展出了透视法和明暗法,在纪录片里,我看到了他为此所做的工作。一个艺术家研究另外一个艺术家的状态,深刻地打动了我。艺术家往往呈现出一个面相,但他们都是立体的,实际上,创作者还可以有很多可能性,一个艺术家可以有很多面,只要保持好奇心,有很多领域可以进行学习。我当时感觉一道新的门被打开了。


南楠,触碰,120×100cm,布面油画,2022



建立支持


ARTDBL:作为“深二代”,在你的成长经历来说,深圳给了你什么?


南楠:我从纽约回来后,发现深圳和纽约有很多共同点。来深圳的人都是来拼搏的,不是来休闲的,都是为了摆脱原来的状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这和刚去纽约的人怀的理念是一样的。年轻人来深圳工作,就是为了多赚一点钱,我的父母当年也是这样简单的目的。小时候,父母忙于工作,我也没有什么被父母领着上课外班的记忆,更没有艺术这个概念,我第一次看到油画作品,是12岁那年到欧洲旅游,在罗浮宫里看到很多人挤在一起看作品,这种画面从来没有经历过。到了那里,才知道有美术馆这种地方,才发现原来有的城市里,人们都觉得“美”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深圳从来没有听说过“美”,讲的都是赚钱的效率。


我爸爸刚来深圳的时候,环境很艰苦,住的都是铁皮房,夏天非常热,从北方来的人很难适应。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深圳的环境和建筑,在当时都是没有的,当时只在罗湖有一条油柏路,只有一趟小巴,我记得小时候还有坐小巴的记忆,上了初中才开始修地铁。深圳地铁开通第一条线的时候,只有五个站,我还记得小时候拿着绿色的小片片去投币。


深圳是一个很新的城市,所有一切都是新鲜的,在深圳长大,会有一种让你觉得敢于挑战的心情,因为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再高的楼,不也就是那样建起来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也没有那么多理所当然,你会觉得一切通过努力都是可以实现的。



ARTDBL:作为艺术家,你为什么会在深圳开画廊?


南楠:画廊始于我的工作室。我没有在国内院校接受教育,回来以后,对这个地方的艺术生态、氛围完全是陌生的,我也失去了自己的支持系统,我需要找到支持我坚持下去的因素,所能做的就是重新建立,就像我在纽约那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里建立关联一样,这是我的方式。所以,我在帮自己凑齐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也逐渐融入到这里的群体里面。因为工作室,我认识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朋友,其中也有很多和我一样海归回来,有着很多相同的经历,也都失去了自己的支持群体的艺术家。我们发现,很多很好的年轻艺术家,深圳没有画廊愿意冒险去为他们做展览,我很想来做这件事情,通过展览和沙龙相互交流,给深圳这个城市带来一些声音,我认为很有意义。


南楠,渡,76×92cm,布面油画,2022



这是可以选择的时代


ARTDBL:作为艺术家,你在画廊里所选择的艺术家,有哪些自身思考的投射?


南楠:我们选择艺术家主要看重两个方面,作品是其一,我们更看重的是他们作为艺术家的工作状态,对于自己的作品和自己的选择,是否能够负责任。此外,我不会对艺术家进行过早的设定,更希望他们能展现出丰富的创作状态。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还没有经历那么长的岁月,没有必要急着给自己定一个框架,将自己框进去,这就好像为了盖一栋楼而搭框架,楼永远都盖不出框架以外了,还何来的艺术?艺术家不是只有一种路径,不一定非要在框架上创作,才是所谓的正统。


今天的展览大多千篇一律,很难触动人心。今年,我去看了耿建翌的纪念展“他是谁?”,相当触动。他也有很多为人们所熟知的作品系列,但这个展览,从那些不常见的作品和诗句中,更能看到艺术家的探索精神,能感觉到他在创作中开心的状态。上一个让我记忆如此深刻的展览,是在纽约。一个名叫Unfinished的展览,将著名艺术家未完成的作品稿件,或者坏掉的作品展示了出来,人们看到了艺术家的另外一面,原来这些艺术家也是经历了一点一滴走出来的。我在美国的画廊的第一份工作,是参与詹妮弗·圭迪展览,今年看到她在龙美术馆举行了那么大型的个展,这中间已经有10年了,艺术家的积累过程是漫长的。


人们在书写历史,或者卖作品的时候,总是会省略很多信息,或者只放大某些方面,因为每个人的背景、诉求和利益点都不一样,当只向着自己的利益说话,往往就会片面地去阐述艺术家或者作品。要有清晰的视角,才能更为客观地去判断每个作品和每个艺术家的工作状态。作为艺术家,更应该去了解这个行业,更需要拥有清醒的意识,才能看透这些人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路有很多,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做选择的时代。选择走哪一条路,就是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如何面对自己。


作为画廊,我希望展示的方向是多角度的,而不是越来越格式化,过度的形式很迂腐。就像深圳很多大厂的工作理念,附加了很多无意义的形式,慢慢将人框死,而失去了很多灵动的创意想法,以为只要把形式追到,就可以追到精髓,这是本末倒置的。就例如“白光穿刺”,我故意要去做一个跳跃的展览,就是想要让人看到不一样的可能性,走别人成功的路,没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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