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司法研究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决定成立中华司法研究会文物司法研究分会、文物司法研究分会专家委员会 

12月1日上午，中华司法研究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再次当选研究会会长。周强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中华司法研究会职能作用，积极为中华法治发展建言献策，希望海内外华人法律界同仁携起手来，共同推动中华司法研究和中华法治进步，凝聚力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

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华司法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研究会章程修改草案，选举产生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和领导机构，聘请第二届理事会特邀顾问，确定研究会法定代表人。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成立中华司法研究会文物司法研究分会、文物司法研究分会专家委员会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贺荣主持大会，并当选常务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马世忠作第二届理事会人选说明，并当选副会长、中华司法研究会文物司法研究分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明作章程修改的说明和关于中华司法研究会分支机构设立及有关负责人选产生的说明，并当选副会长。

当日下午，马世忠主持召开中华司法研究会文物司法研究分会、文物司法研究分会专家委员会组建专班工作会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陆进出席会议并讲话。（文宣）

第六届文明古国论坛部长级会议召开

12月4日，第六届文明古国论坛部长级会议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会议由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主持。与会嘉宾围绕文化遗产保护、打击非法贩运文化遗产等内容开展交流研讨。中国、亚美尼亚、玻利维亚、埃及、希腊、伊朗、伊拉克、意大利等其他成员国以及联合国文明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拉伯联盟教科文组织、伊斯兰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言。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在发言中强调，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今，古老的文明应当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应从古老文明的历史智慧中寻找应对当下挑战的正确之道，以文明的历史之声倡导正义、正确的文明观；让古老的文明成为联通民心、促进共同进步的阶梯，以历史为镜，聚焦文明交流互鉴之美，用我们对真善美及和平发展的共同追求，拉近各文明间的情感；让古老的文明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人民创造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生活，为人的全面发展厚植文明的禀赋。中方倡议，各文明古国携手汇聚和发扬文明的力量，为共创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表率。文明古国成员要具自陈道，为文明价值谋大同，要逢山开道，为文明古国谋复兴，要养正弘道，为人类社会谋福祉，共同推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世界正经历着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挑战，文化和文明对话是促进全球和平、实现当代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柱，相互尊重、团结互助、和谐共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各成员国重申文明古国论坛作为对话和文化合作平台的重要作用，承诺将秉承文明古国论坛历次宣言中体现的精神，以文明和文化外交为手段加强国际团结和对话，进一步拓展国际关系的文化维度，引导国际社会作出更大贡献。会议通过了第六届文明古国论坛部长级会议《巴格达宣言》。（文宣）

北京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

近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公告，就《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公开征求意见。《实施意见》旨在整体提升非遗保护传承水平，不断深化资源转化利用，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

《实施意见》提出，推出一批非遗特色主题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评选市级非遗旅游体验基地。促进非遗深度融入旅游景区、度假区、乡村旅游和民宿发展，推动非遗特色旅游景区、度假区建设。支持企事业单位利用非遗资源开发产品和服务，用好“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品牌。加强非遗符号的提炼与应用，鼓励旅游景区景点、博物馆、公园等合理利用非遗资源进行文艺创作和文创设计。促进“非遗+互联网”合作，拓宽相关产品推广和销售渠道。支持非遗相关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实施意见》明确，到2025年，全市非遗得到有效保护，工作制度运行有效，法定职责落实到位，非遗保护传承“北京样本”构建形成，首都人民群众对非遗的获得感、认同感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非遗融入生活、服务人民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到2035年，全市非遗得到全面有效保护，传承活力明显增强，工作机制更为完善，保护传承体系更加健全，非遗保护成为广泛共识与社会自觉，具有北京特色的非遗保护传承利用的典范之城基本建成，彰显大国首都形象和中华文化魅力的作用充分发挥。（中国旅游报 魏彪）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条例》发布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条例》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分六章共五十条。

《条例》指出，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承担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主体责任。

《条例》称，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条例》强调，革命文物的保护管理坚持全面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统筹推进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与周边环境保护，确保革命文物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

《条例》强调，重要事件和重大战斗遗址、遗迹，不得迁移，具有重要影响的烈士事迹发生地等，不得变更。

《故宫里的大怪兽背后的儿童心理学》推出

孩子的心理变化是复杂的密码，受到教师、同伴、家长、环境等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应如何正确解码？《故宫里的大怪兽背后的儿童心理学》视频栏目于近日推出，希望能让家长在和孩子的共同观看中，了解孩子的想法，学到科学的方法，增进亲子沟通，用“心”助力孩子成长。

《故宫里的大怪兽背后的儿童心理学》由腾讯视频知识频道联合中国科学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程黎教授推出，围绕当下大热IP《故宫里的大怪兽》中备受孩子追捧和喜爱的神兽和主人公开展。深入分析主人公李小雨的成长经历，揭示不同性格的神兽们对她成长的启示与影响，分为亲情、友谊和成长三大主题来解读儿童心理，帮助家长更了解自己的孩子。

聚焦当下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故宫里的大怪兽背后的儿童心理学》探讨了家长与孩子的相处、孩子的交友选择与友谊维系以及孩子的成长变化，将动画中的神兽与主人公小雨的互动与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常见的问题相融合，将心理解读与视频印证相结合，带领家长站在儿童的视角分析问题背后的儿童心理学。

在备受家长关注的亲子关系上，程黎在视频中针对动画片中角端与天书的相处、小雨和妈妈的相处、张昊阳和父母的相处等多处情节，指出了现在家长和孩子在观念、沟通和陪伴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如家长的高期望给孩子带来的过度压力造成的悲剧、家长形同虚设的陪伴给孩子造成的安全感缺失和自卑等。程黎还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如为孩子学习设置小目标，积极采用心理可及的陪伴方式等。

孩子经常会在同伴交往上出现矛盾，进而为孩子造成心理负担，影响学习效率，节目中对此问题进行解读，搭配动画片中的特定片段，给出家长切实可行的方案。

同时，在贯穿孩子一生的成长问题上，节目以备受孩子们喜爱的主人公小雨作为例子，对其从自卑、退缩、自我否认到自信、勇敢，有担当的成长历程进行深度剖析，分析挖掘隐藏在背后的原因，如孩子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独特优势、过度在意外界评价等。对此，程黎教授在节目中给出了家长容易上手的解决办法。

据悉，该视频以周为单位进行更新，将在1月上旬全部更完。（中新网 高凯）

良渚文创为何圈粉无数？

2022年的余额不足一个月，良渚2023周历已上线。精美的外表、厚实细腻的纸张、实用的设计，让网友直呼“希望2023年快点到来”。

近两年，文创几乎成为各家博物馆的标配。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良渚文明再次引起世人注目。良渚博物院围绕良渚文化、良渚元素进行文创开发，发展势头迅猛。

据介绍，目前良渚已累计开发文创产品十三大品类500余款，圈粉了一大批粉丝。这个情况，在浙江并不多见。浙江是文博大省，在考古、遗产保护、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都有着不俗表现，但在文博文创领域，“能打”的比较少。

良渚文化回形针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供图

相比之下，良渚文创在浙江算是属于领跑位置。为何良渚文创圈粉无数？

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表示，或许这在于良渚文化的当代表达。“文创产品要‘有温度、不高冷’，可以让人们把博物馆带回家。”

于是，就能在良渚博物院看到这样的文创产品：根据良渚代表性玉礼器玉琮设计的青瓷茶具，选取陶器上刻划符号与企业联名出品晴雨伞等。

而最受游客欢迎的，也恰恰是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如五颜六色、形态各异且价格亲民的冰箱贴，就是爆款产品，甚至有人专门前来良渚博物院收集这些冰箱贴。

今年3月，“良渚福佑”系列文创产品发布，让良渚元素以国潮文创饰品的形式出现。玉璧和良渚三叉形器被设计成项链吊坠和手链上的装饰物，金手镯上的小坠子刻有良渚神徽。

这批饰品既典雅又时尚，网友评价“秒杀各类国际大牌”。也有网友表示，他们购买这些饰品，不仅是因为它制作精美，还因为其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极具收藏价值。

良渚文创发展势头虽猛，但马东峰坦言，和“老大哥”故宫相比，良渚文创还处在起步阶段，在文创产品开发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年来在博物馆界，故宫可谓“独领风骚”，也几乎尝试过所有文创可以渗入的领域。

良渚推出的国潮文创产品 童笑雨 摄

如宫妃服饰、乾隆字画都成了披肩、手机壳等；故宫的猫成为新一代流量密码，被广泛应用到各类文创产品上。据悉，到2020年底，故宫已开发生产13098种文创产品。

良渚文创的路怎么走？记者认为，还是要强化品牌形象，也可以结合文创+饮食类，如根据良渚遗址悠久的稻作文明，打造稻作观景+稻米饮食文创。

良渚文化的玉器也代表了中国史前治玉水平的高峰。马东峰说，接下来良渚或将设计系列和现代人生活相关的玉文化文创产品。“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遗产和现代人产生共鸣，让年轻人去认识我们的古老文明。”（中新网 童笑雨）

北京考古：探寻城市之源

第一次拨通电话的时候，王晶正在工地上和队员们探讨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中的新发现。

1974年，两座西周大墓的发现让琉璃河遗址走入人们的视野。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堇鼎和首博的镇馆之宝伯矩鬲（俗称牛头鬲），都出自这里。至此，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逐渐被揭开。

崭新的故事要从2019年讲起。伴随着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的重启，王晶这一代年轻的考古人走入考古现场，走入3000多年前的北京城。

然而，琉璃河遗址考古只是近年来北京考古事业的一个缩影。北京城的历史，在考古人员的手中，徐徐展开。

张中华在圆明园考古现场，向媒体介绍最新考古发现。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太保墉匽”

一组铸有相同铭文的青铜尊、卣、爵等器物，为北京三千余年的建城史提供了不可置疑的实证。

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清楚地记得，这些青铜器出土于去年冬天。“1902号墓葬是偏中小型的贵族墓，面积仅有7平方米，能够在这么小的区域内出土青铜器，已经算是比较惊喜了。”

王晶和队员们将几件青铜器整体提取到室内。清理过程中，首先打开了青铜卣的器盖，发现器盖内壁和器身内底部都铸有相同铭文，且比较清晰。“当时，第一眼就看到了‘太保墉匽’的内容，感觉非常兴奋。”王晶表示。

卣中铭文可辨识：“太保墉匽，延宛匽侯宫……”大意为：“太保在匽筑城，随后在匽侯宫进行宴飨。”

史书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铭文中出现的“太保”“墉匽”“匽侯宫”等内容，有力地证明了3000余年前，周王重臣召公，亲临燕都也就是今天的琉璃河燕都遗址所在地，建造了燕国都城。

北京大学副校长孙庆伟表示，青铜提梁卣上的铭文以无可争议的文字资料为北京三千余年的建城史提供了实证，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上具有独特价值，堪称“北京之宝”。

去年出土的错盖三千年的青铜簋也饶有趣味。M1901新出土的铜簋与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考古研究人员根据铭文推断，这两件簋的盖、身在下葬时应是混淆了。

自2019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多家单位，对琉璃河遗址的城址区和墓葬区开展了考古工作。

大幕拉开，琉璃河带给人的惊喜不断。三年间，琉璃河遗址新发现了宫殿区之外的成规模夯土建筑，发掘了小型夯土建筑3座，清理了西周早期墓葬5座，新出土青铜器、玉器等各类文物百余件。

遗迹类型丰富、遗物内涵复杂的琉璃河遗址，不仅是北京三千余年城市文明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例证。

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为大家介绍考古发掘使用的工具。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今年，琉璃河遗址考古的重点是城址区。王晶介绍，目前，考古人员正在对琉璃河城内的一夯土遗址进行发掘。“这个建筑规模较大，符合西周燕都遗址的气象。遗憾的是，城内夯土建筑被晚期堆积破坏，打破情况严重，恐怕很难再复原建筑本身的房屋结构。”

与此前发掘的墓葬区不同的是，城址区发掘难度更高，有更多叠压打破关系，更多复杂现象。“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在不断克服这些困难。”王晶说。

白天，王晶会和队员们在考古现场进行田野发掘，晚上回到室内，整理一天的照片、记录、图表，“我们会定期开例会，讨论新发现，有时也进行一些分享和公众考古活动。”

这样的工作对王晶和队员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用王晶的话来说，就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虽然辛苦，但大家都乐在其中”。

夏天的时候，为了让工地内的光线更充足，容易辨识，即便再热，现场往往也不搭棚子。冬天的时候，为了对遗址进行更好地保护，有时考古人员会给它们盖被子、搭棚子、加暖气。

“土遗址由于可展示性不强，往往得不到大家的重视。”在王晶看来，需要和天气奋斗的不是人，而是遗址。“有时候，我们甚至会牺牲人在野外考古的舒适度，来更好地保护遗址。”

目前，琉璃河考古发掘团队共有四十余人，包括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技师、合作高校的研究生和民工师傅，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

能够深度参与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工作，王晶感到十分兴奋，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神往已久”。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她，研究方向就是夏商周考古。“上学期间，老师也经常提到琉璃河遗址。”王晶回忆。

谈及对琉璃河遗址的考古期待，王晶表示，琉璃河遗址真正的辐射范围、建造城市时的布局理念、城内与城外的关系以及不同人群的生存状态，是他们一直想要去搞清楚的。

寻找城墙

与此同时，通州东部，路县故城遗址的发掘也在进行。

2016年，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通州区潞城镇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发现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及其周边的墓葬群，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

今年，考古人员在东汉水井中发现了木、竹简牍，这在北京地区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

当时，路县故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孙勐正和同事清理城郊遗址区东南部的一个水井，发现了封泥匣。封泥匣一般附在简牍上，中间下凹处填以封泥，汉晋时较为常见。

他和同事据此推断，水井里面有简牍和封泥，于是一点点仔细清理，最终发现了木、竹简牍。

受保存环境、条件的限制，木简、木牍的出土在南方及西北干旱地区较为常见，在北京的遗址中出土十分难得。孙勐介绍，木简、木牍容易受损，目前还是以保护为主，以后会在做好保护工作的前提下进行解读。

两汉道路的发现，对了解和认识城郊遗址区的范围与界线十分重要。此次考古还首次发现了魏晋时期最大规模的窖藏。孙勐介绍，窖藏以铁器为主，种类丰富，包括日常生活用具、农业生产工具、兵器等。他猜想，这可能和魏晋时期动荡不安的背景有关。

《汉书》《水经注》《后汉书》等史料记载，路县设置于西汉初年，属渔阳郡；王莽改为通路亭，隶属于通路郡；东汉改“路”为“潞”，始称潞县。该城址就是两汉时期路（潞）县的治所。

2016年，找到城墙，确定城址的边界，是孙勐和同事面临的任务。最终，考古人员通过全面调查、局部钻探和重点发掘，基本确定了城址的位置、范围和形制。

这也是孙勐第一次专门从事城址考古。他表示，城址考古工作持续时间长、涉及内容多，比较复杂。

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并行

新世纪以来，北京进入各类建设历史最快增长期，考古工作为配合这些建设全面展开，工作量呈几何级数增长。

标志性节点出现在2014年。当年，《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实施，明确要求旧城之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和旧城之外2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工程，要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由此，“考古先行”的原则正式确立。

“北京对遗址、遗迹的保护由被动式保护变为主动跟进式保护，走在了全国前列。”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中华回忆，那时，社会各界对地下文物资源的保护意识有了明显提高，参与地下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的热情高涨。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中华。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这些年，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现场，人们常常能看到考古人员的身影。考古研究不仅在北京老城的整体保护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也配合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2017年，考古人员对明清时期的西板桥及河道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为探讨北京中心城区明代以来内金水河水系的历史面貌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去年，正阳桥明代镇水兽的出土，对研究正阳门前护城河及防御、水利、交通体系等具有重要价值。

在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金中都考古首次发现护城河、城墙、马面等外城城墙体系，还发现了东开阳坊、开远坊、显忠坊等城址遗存，对研究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古代城市更迭具有重要作用。

考古工作在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大兴国际机场、冬奥会、世园会等国家重大项目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2021年底，北京考古研究院完成副中心考古发掘56项，发掘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发掘古墓葬、道路、水井等各类遗迹近万座。副中心发现的古代遗迹数量多、延续时间长、形制齐全、器物丰富、分布集中，与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建立起立体结构、内外互动的遗迹系统。

在张中华看来，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形成了双赢的局面，“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得到了落实。

“下一步，不仅是配合城市建设，我们还会做一些主动性的考古工作，对北京的地下文物资源、北京城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他说。

张中华站在圆明园考古发掘出的稻田遗迹里。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走向公众

伴随北京考古事业的迅速成长，近年来，“公众考古”的概念也慢慢进入大众视野，越来越多的人走入考古现场，尤以圆明园考古工地为代表。

2016年，圆明园首次在微博、微信、直播软件等新媒体上直播考古实况，向公众展示西洋楼遗址区的远瀛观考古现场。张中华回忆，当时考古人员还是拿着一台手机直播，设备简单。

谈起最初向公众开放考古现场的决定，张中华坦率、微笑着说，自己最初表示了反对。“当时，我还陆续写了好几封抗议信。”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圆明园考古工地向公众开放以来，他们收到的都是公众的鼓励。他越来越感到，工地越开放，公众越能包容和理解。

最近一次直播中，他表示，公众考古确实给考古人员带来了一些新挑战。比如，考古人员接触的都是专业领域知识，如何把这些内容通俗易懂地向大众科普，需要花一番工夫。但他常常身体力行。

乐此不疲的还有王晶。在近日举办的第二届北京公众考古季中，北京市文物局邀请20组家庭走进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共同探秘“最早的北京城”。

二十组家庭在王晶和队员们的带领下，实地体验考古勘探及发掘工作，试用探铲、观察土样、收集陶片、记录信息等。在与公众交流的过程中，王晶发现，一些人是带着好奇心来的，能够问到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听到自己和队员的讲解后，才发现考古原来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走的时候，公众收获满满，还对他们报以微笑，让他们照顾好自己。

“模拟考古不会破坏文物本身，还能让公众了解考古发掘的流程以及考古过程中要记录的信息。”王晶说，“如果以志愿者或者临时队员的身份真正参与考古发掘，则需要经过专业培训，不是拿上手铲就能直接上手的。”

回顾这几年与公众的接触，王晶感慨良多，令她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去年冬天。

2021年12月19日，《2021琉璃河考古新发现》的网络直播，引发了大众对燕都遗址和主动性考古发掘的关注。通过直播，观众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考古队员们在零下的室外环境里，站在满是泥泞的墓坑里艰苦工作，嘴里不停地呼出哈气，衣服上挂着冰冷的泥浆。

直播后，有人将满满三大箱暖手宝，放在了遗址外围董家林村口的岗亭，托人送到了考古工作站，还特意将快递单信息撕掉，只留下了“房山群众”几个字。

三箱东西封箱不动，被妥善存放。当时，王晶和队员们希望找到这位“房山群众”，表示感谢，并邀请他一同参观遗址，近距离感受考古工作的魅力。遗憾的是，他们最终没能找到这位好心人。但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一直让王晶感到很温暖。

尽管目前考古工地上的事情繁多，但王晶表示，对于短视频、直播、媒体的报道等，他们一直保持开放、欢迎的态度。“毕竟，公众考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

张中华在圆明园考古现场介绍最新考古发现。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特别的一年

今年，对北京的考古工作队伍来说，也是特别的一年。不久前，新组建的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正式揭牌。至此，北京考古队伍已经走过了70余年。

从1951年成立的文物调查组到文物工作队，再到文物研究所，如今的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名称的变化体现的是北京文物考古事业波澜壮阔的历程。

去年5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建设工程考古事务中心）与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北京市文物保护事务中心）整合，组建了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今年2月，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调整设置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并保留了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牌子。

“名称的变更，体现了北京对考古工作的重视。人员组成上，我们也进行了优化，利于今后考古事业的发展。”张中华说。

根据北京地下文物资源的特点，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设置了燕文化、辽金元、明清三个考古研究部；此外，还有文物保护研究部、文献资料研究部等。“科技考古、实验室考古、文物的现场保护等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对文物保护工作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张中华表示。

今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文物局决定，授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称号。申报材料里提到了去年的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

该调查历时近六个月，足迹遍及北京市9个区，共对101处地点进行了核查，行程3500多公里，确认32处石窟寺、33处摩崖造像，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天气寒冷、交通不便等困难。

张中华回忆，那时，正值2021年初北京最冷的时候，石窟寺往往建在山上。张中华和同事一进山就要待很久，没有吃的也没有住的地方，条件十分艰苦。

“考古调查在整个考古链条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工作。通过调查，才能初步摸清遗址、遗迹的分布和保存状况，为下一步的考古勘探、发掘、保护和研究提供依据。”他说。

在张中华看来，探寻北京城市之源的路任重道远。“从金朝到元明清，北京一直作为都城存在，我们希望找到更多北京‘何以为都’的考古学证据。此外，北京处于游牧民族和中原民族交融的前沿地带，我们想要弄清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北京的贡献在哪里。”（新京报 展圣洁）

河南安阳“大邑商”考古正在揭开层层面纱

3300多年前，殷商国都为“大邑商”，商王朝都城究竟长什么样？城市的运转机制是什么？当时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发展如何？伴随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

“殷墟考古将近100年了，是中国所有古遗址中发掘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遗址。”何毓灵介绍说，“我们持续推进殷墟考古，一点一点发掘、一层一层揭示，就是要让3300多年前的国家、城市、人鲜活起来。”

图为考古发现商代道路上的车辙印清晰可见。　麻翛然 　摄

近些年，考古人员对殷墟宫殿宗庙区内进行了新的勘探与发掘，发现面积达6万平方米、最深达16米的大型池苑遗址，其北部还有成片的大型夯土基址，这为殷墟宫殿的布局与演变提供了最新的资料，殷墟宫殿宗庙区布局更为清晰。

其中，殷墟内部的道路系统不断被揭示出来，殷墟宫殿宗庙区南约1公里处发现2条直通宫殿区的南北向道路，洹河北岸发掘出宽达14米的大型道路，道路之上有清晰的车辙痕迹，道路两侧密集分布着居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道路揭示的框架体系为进一步探索殷墟城市布局、族邑分布提供了重要线索。

图为考古发现商代道路上的车辙印清晰可见。　麻翛然 　摄

洹北商城遗址于1999年发现，四周已有城墙基槽，内部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贵族居住区、墓葬等。洹北商城遗址的时代早于传统意义上的殷墟，填补了商代早期郑州商城与商代晚期殷墟之间的空白，是“河亶甲居相”还是“盘庚首迁于殷”之地，谜底值得期待。洹北商城遗址的发现改变了传统“殷墟”的概念，是近20年来商代考古、历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何毓灵介绍，近年，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之外也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商代晚期族邑聚落和手工业作坊遗址，其文化内涵大多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相同，作为殷都之外的重要族邑聚落，拱卫在殷都的周围，殷人自称殷都为“大邑商”，名副其实。

图为考古发现商代道路上铺设的兽骨。　麻翛然 　摄

殷墟已发现铸铜作坊7处、制骨作坊4处、制玉作坊1处、制陶作坊1处等。何毓灵介绍，根据这些作坊遗址的分布，可以划分出南部、西部、东部和北部4个“手工业园区”。这些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发现，证明甲骨文中“百工”的记载所言非虚，让人们看到了商代手工业发展的辉煌。

图为考古发现商代道路上铺设的陶器碎片。　麻翛然 　摄

2016年发现的辛店遗址，位于殷墟宫殿宗庙区以北约10公里处，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发掘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是一处由“戈”族控制下的以铸铜为主体的“居、葬、生产合一”的超大型青铜铸造基地和大型聚落。2021年4月发现的陶家营遗址，西南距殷墟宫殿宗庙区7.2公里，总面积约18.5万平方米。陶家营是洹北商城遗址北部同一时期的重要的伴(卫)城，是目前所知为数极少的商代中期环壕聚落遗址。还有位于殷墟宫殿区南部约2.5公里处的邵家棚遗址，显示可能为晚商时期史官“册”族居住地。

图为商代道路考古发掘现场。　麻翛然 　摄

何毓灵介绍，这些不同时期的殷墟外围聚落的发现，对于研究殷墟时期都城的范围、布局，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传播、交流等，对商代早、中、晚期的文化序列的丰富和完善都是突破性进展。

“‘大邑商’地域之广，生产力水平之强，文明、自信程度之高，令人惊叹。百姓生活之安定、物品流通之丰富、文化交融之密切也让人叹为观止。”何毓灵说，“3300多年前的‘大邑商’正揭开层层面纱。”（中新网 王宇 张俊军）

嘉陵江下游首次发现春秋时期巴文化遗存

记者2日从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经历时6个多月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重庆市合川区张家院子遗址考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现一批春秋时期巴文化遗存，填补了嘉陵江下游春秋时期巴文化考古发现的空白。

据介绍，张家院子遗址位于重庆市合川区钱塘镇湖塘村二社，地处嘉陵江下游左岸一级台地上，分布面积约1000平方米。2022年4月至10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张家院子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完成发掘面积675平方米，发现新石器、东周、汉至六朝、宋元、清代不同时期的房址、灰坑、沟、墓葬、柱洞等各类遗迹53个，出土各类遗物小件、标本278件。

图为张家院子遗址全景(上为东)。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院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孙治刚介绍说，发掘出土的遗物包括陶器、瓷器、石器和铜钱等，以陶器占绝大多数，另有少量瓷器、石器和铜钱币，包含新石器、东周、汉至六朝、宋元、明清各个时期，以东周时期遗物最为丰富。

图为春秋时期陶器“陶尖底盏”。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此次发掘填补了嘉陵江下游春秋时期巴文化考古发现的空白。”孙治刚称，历年考古工作显示，嘉陵江流域发现的巴文化遗存的年代主要集中于商至西周、战国时期，春秋时期遗存仅有零星发现，张家院子遗址春秋时期遗存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缺憾，为进一步完善嘉陵江流域的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图为春秋时期陶器“陶素口圜底罐”。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据悉，因张家院子遗址所在的合川地区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处，地处三峡地区和嘉陵江中上游、渠江上游巴文化遗存之间的关键节点上，其发现将上述区域有机串联，将为后续深入研究巴文化的空间分布和变迁提供重要资料。（中新网 钟旖）

山西酒务头商代墓地考古发掘收获丰硕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日前公布闻喜县酒务头商代墓地考古发掘资料。该墓地的发现与发掘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为“匿”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也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

酒务头墓地位于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西北200米处，西距闻喜县城约18公里，东、南距中条山脉直线距离约3.5公里，北距涑水河支流沙渠河约4.5公里。因墓地被盗，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运城市、闻喜县文物部门于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对酒务头墓地展开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5500平方米，共发现“甲”字形大墓5座、长方形中小型墓7座，车马坑6个以及灰坑5个，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600余件(组)。

酒务头墓地地层堆积简单，依据土质土色差异分为两层，第一层为现代耕土层，第二层为商时期堆积层，自东向西贯通整个发掘区。大墓自西向东由早到晚排列，每座大墓的西或西南侧均有一两个陪葬车马坑。

根据“甲”字形墓葬形制与出土遗物确认，酒务头墓地时代为殷墟四期，应为晚商高等级方国贵族墓地。从青铜器中两种族氏铭文的差异性来看，该墓地应为“匿”族墓地。该墓地的发现与发掘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为“匿”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也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墓地的大墓形制、青铜器组合和器型纹饰风格等表现了商文明演进过程的同一性与复杂性，加上该墓地所处的特殊位置，对于认识晚商文化的区域类型、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的变迁、中央对地方管控方式和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等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晚商时期，商王朝南、西、北部的势力范围收缩，山西南部鲜有殷墟三、四期遗存的发现。闻喜酒务头墓地的发现填补了这个空白，该地虽仍属运城盆地范围，但位于盆地东北部边角，且离中条山非常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闻喜酒务头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晚商时期的历史、礼制、文化和商末国家政治结构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太原晚报 陈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