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专访

编者按：2022年11月16日，时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50周年，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与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庆祝《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50周年——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论坛”在澳门开幕。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出席开幕式并作题为《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的主旨报告。本报就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相关问题对关强作了专访。

问：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背景以及有何意义？

答：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七届大会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公约》缔约国已增至194个，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对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已成为国际共识，以突出普遍价值为核心的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应用，为延续全球文化和自然多样性，增进不同地区和民族的交流互鉴，推动构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源远流长、绵延不断。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和物质馈赠，为后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和不竭的力量源泉。遍布广袤国土的文化遗产，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内涵丰富，外延宏阔。截至2021年底，全国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总数超过76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这其中蕴含的文明演进成果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肩负着历史和国际重任。

自1985年加入《公约》以来，中国秉承公约精神，不断深化拓展遗产保护事业，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已成为《公约》的坚定拥护者、积极推动者和模范实践者。2021年7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召开，习近平主席向大会致贺信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践行新发展理念，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不断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加强交流合作，推动文明对话，促进交流互鉴，支持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共同守护好全人类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问：中国拥有56项世界遗产，这些世界遗产是如何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

答：多年来，我们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化遗产走向世界，在全球视野下绽放光彩。

1987年，长城、明清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等首批6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1年，随着“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成功，中国已拥有56项世界遗产，其中包括38项文化遗产、4项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涉及考古遗址、石窟寺、古建筑、文化景观、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遗产运河、遗产线路等全类型，时间纵横近百万年，空间跨越近5000公里，囊括了中华文明各历史阶段、各发展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展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独具特色的价值追求，反映了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借鉴的文化传统。在《公约》框架下，通过世界遗产申报，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在世界舞台彰显无穷魅力，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弘扬，中国的世界遗产现已成为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重要名片。

问：中国的文物事业在世界舞台上日益绽放光彩，请问中国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答：多年来，我们致力于推动中国文物事业接轨国际，在博采众长中创新发展。

以《威尼斯宪章》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国际文件在国内业界得到广泛关注，引发关于保护理念和方法的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世界遗产管理、遗产地能力建设、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机制和工具带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和借鉴。在此背景下，中国文物工作立足自身实际，积极汲取世界文化遗产在价值认知、保护原则、保护实践等方面的宝贵营养，兼收并蓄、互学互鉴，实现创新性发展。我们坚持“价值引领”和“最小干预”原则，开展长城、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布达拉宫、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等一大批研究型文物保护项目；建立文物影响评估、遗产监测预警和预防性保护体系，使保护管理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前瞻性；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对标世界文化遗产，健全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推进文物保护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加强人才培育和队伍建设；注重规划先行，切实加强对文物和周边环境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注重利益相关者参与、旅游开发行为管控与遗产城市可持续发展，启迪公众对遗产保护深刻的理解和自觉参与，实现文化遗产价值的社会共享。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极大拓展，并探索形成了兼具国际视野、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理论和实践体系，为国际文化遗产事业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问：多年来，在推动世界遗产保护国际合作，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中，中国有哪些举措？

答：多年来，我们致力于推动世界遗产保护国际合作，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多次担任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主席国，与世界遗产中心及其专业咨询机构积极开展深入合作，第28届和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先后在苏州、福州举办，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在西安举办，充分体现了文化遗产大国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实践和国际对话的基础上，发布《西安宣言》《北京文件——关于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等多个国际文件，使文化遗产保护的东方理念和传统得到充分理解尊重，促进不同地区多元文化融合发展。中国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多次派遣专业队伍援助开展柬埔寨吴哥古迹、蒙古博格达汗宫、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缅甸蒲甘地区佛塔等重大遗产保护工程项目，在肯尼亚、孟加拉国、埃及等十多个国家开展联合考古，与塞尔维亚等国开展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技术合作，举办中非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为支持各国文化遗产实践、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运动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中国始终践行理念共通、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理念，挖掘弘扬文化遗产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通过世界文化遗产合作传播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把文明交流互鉴转化为世界和平发展的深厚动力。

问：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举背后蕴含了哪些时代意义？

答：多年来，我们致力于推动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诠释世界遗产精神。

人类文明的整体演进，离不开文明的对话、知识的传播、观念的碰撞，新的文化表现形式正是在开放与包容中不断孕育。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持续40年推动丝路沿线国家跨国合作所取得的首个、突破性进展。三国在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紧密合作延续至今，成果丰硕，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典范。在此基础上，中国积极倡导、发起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和申遗国际合作，建立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遗城市联盟，多次举办相关国际会议和学术活动，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各国代表和专家学者的对话交流，深化国际主题研究，广泛凝聚专业共识。多年来，以文化遗产国际合作为代表的“一带一路”人文交往走深走实，借由文化遗产的纽带和桥梁，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正在沿线国家民众中探索形成。

本次论坛邀请到来自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同行，共同分享各国各地区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保护、管理方面的重要成果和宝贵经验，探讨推进海上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的策略与路径，探索建立保护申遗合作、协调机制，我们期待让“海上丝绸之路”同“陆上丝绸之路”一样，作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早日得到识别、保护和传承发展。 

问：《公约》已走过50年，中国在世界遗产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展望下一个50年，中国将在世界遗产事业发展中开展哪些工作？

答：展望《公约》下一个50年，中国将继续与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推动世界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为了更好地应对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众多新的危机和挑战，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与各国和国际组织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分享中国遗产保护的保护经验、丰硕成果与深入思考，更将继续积极参与世界遗产研究、管理、保护各项国际事务，推进“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系统开展跨国联合申遗、联合考古、援外工程、展览交流等各领域合作。

我们将把推进海上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作为践行《公约》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全力推进，继续秉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合作，逐步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技术、理念、政策、人才等领域的交流，推动建立跨国联合申遗工作机制，与各国一道提升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利用水平，为人类和平、多样性延续和可持续发展带来更新、更多、更强的驱动力和引领示范作用。

我们期待，用世界遗产的语言，向世界展现真实、广阔、厚重的“海上丝绸之路”形象。

我们期待，在世界遗产的舞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国家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博物馆运行评估办法》《博物馆运行评估标准》的通知

今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关于印发《博物馆运行评估办法》《博物馆运行评估标准》的通知，一起来看看吧。

（国家文物局）

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应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对外开放

当前，北京新增病例和疫情涉及区域持续增加，呈现多点发展态势，疫情仍处于进展期。对此，北京市文物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各馆应按照《北京市文物局关于博物馆恢复开放工作的通知》（京文物〔2022〕605号）要求，凡具备开放条件，均应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对外开放。对行程卡显示有7日内京外旅居史的人员，原则上暂不接待参观。

北京市文物局要求，继续做好观众入馆行程卡查验工作。观众进入博物馆，均须在做好测温、扫码、限流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基础上，做好行程卡查验工作。对行程卡显示有7日内京外旅居史的人员，原则上暂不接待参观。各馆应根据进返京人员须严格执行“三天两检”“七天三不”的防疫要求，对观众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对于已经购票或预约的观众，应及时予以全额退款或改签。对于预约参观的环京通勤人员，应按照现行防疫政策，查验相关证明后，按常规防疫要求接待参观。

北京市文物局提出，保证博物馆“应开尽开”。各馆应按照《北京市文物局关于博物馆恢复开放工作的通知》（京文物〔2022〕605号）要求，凡具备开放条件，均应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对外开放。如确需闭馆，请于闭馆前五个工作日将闭馆情况报北京市文物局备案，说明闭馆原因，同时通过官网、微博、公众号等各类宣传渠道做好公告说明工作。

（央广网）

全国宗教考古与建筑考古的重大发现

日前，为总结五龙宫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展示遗址研究工作进度，推动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研究，宣传湖北考古最新成果，由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武当文物宗教事务局、武当博物馆承办的“武当山五龙宫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在武当山以线下线上方式召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五龙宫遗址经过两年多的系统考古发掘，目前已累计出土文物1000余件，遗物年代最早为汉。该考古发掘是全国宗教考古与建筑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五龙宫遗址考古出土的石质‘水简’为全国首次发现的明代皇帝敕命‘投龙’水简，简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明永乐皇帝命道教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在武当山举行道教‘金箓报恩延禧普度罗天大醮’的历史事件完全吻合，是明代武当山作为‘皇室家庙’进行祭祀的重要实物。”五龙宫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表示。

五龙宫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五龙村，是武当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唐贞观年间敕建，宋元扩建，明永乐年间大兴，清代之后逐渐衰败，遂成为遗址。

为配合五龙宫文物保护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0至2022年对五龙宫遗址南区进行整体系统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7000平方米。

经科学考古发掘，遗址内发现保存较好的院落、房屋、道路、水池、灶、石雕、水沟等不同类型的20多处生活、宗教类遗迹单位。其中，水池2内底部发现的五龙、龟蛇、火纹及玉兔捣药三组浮雕，跨越宋元时期，分三次雕凿而成，是湖北省内考古发现保存最好的宗教活动场所遗存。

五龙宫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介绍，五龙浮雕围合的祭祀遗址，是国内首次发现唐宋时期具有官方性质的“五龙祈雨”法坛，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对龙的崇高信仰，也是唐宋时期国家祈雨仪式中的重要实物佐证。

五龙宫遗址出土遗物丰富，据初步统计，有陶、瓷、铜、铁、木、骨、石、琉璃等八大类1000余件。除大量勾头、滴水、板瓦、筒瓦、脊兽、脊筒等陶质和琉璃质建筑构件外，还有碗、盘、杯、碟、铜钱、砚台、烛台、镰刀、发簪等生活用器，另有少量的真武像、灵官像、水简、碑刻等宗教用器。遗物年代最早为汉（建筑垫土内发现有汉砖），偶见宋（金），多为明清，延续至民国。

武当山是道教仙山福地，五龙宫历祠、观、宫三个发展阶段，跨越唐宋元明清多个大一统王朝，对研究道教名山武当山在唐宋元明清时期的道教发展史有着重要价值，对研究中国道教发展史也有着重要意义。

专家认为，五龙宫是中国迄今为止考古发掘等级最高、遗迹保存最丰富的明代皇家道教宫观遗址，是宗教考古与建筑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五龙宫宫内建筑集皇家宫殿与道教宫观于一体，融建筑于山水之间，其选址与建筑布局高度契合中国古代道教“天人合一”的思想，利用精湛的建筑营造巧妙地将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是中国古代建筑典范和杰作之一。

在考古学、文献学的研究基础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开展建筑考古复原与研究，与安徽大学、浙江大学开展建筑和造像材料研究，与四川大学开展宗教学研究，均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深化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和科学支撑。

（国家文物局 杨亚鹏）

2022年彩陶坡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勘探到疑似遗迹60余处

21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2022年彩陶坡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勘探到疑似遗迹60余处，对于认识完整的红山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彩陶坡遗址是“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近期规划确定的发掘地点之一。

该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安庆镇北，地理位置接近赤峰市松山区与翁牛特旗的交界处。2022年7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松介绍，在此次考古勘探和发掘中，共勘探面积约3万平方米，勘探到疑似遗迹60余处。发掘主要集中在遗址南部，另外在北部清理了2座房址，累计揭露面积500余平方米，发掘房址12座、灰坑5个、灶址1个。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

考古部门表示，彩陶坡遗址2座大型房址的发现，对于认识完整的红山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专家建议，下一步，对彩陶坡遗址的发掘，要加强区域合作、多学科综合运用，为了解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提供依据。

（中新网 李爱平）

推动辛村遗址和河南考古工作迈上新台阶

11月21日，由中国考古学会、省文物局和鹤壁市政府联合主办的辛村遗址考古发掘90周年纪念大会暨中国两周考古学术研讨会在鹤壁召开。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徐良高等70余名嘉宾和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形式参加会议，一同回顾辛村遗址考古走过的90年历程，共商辛村遗址保护与发展大计。

辛村遗址，是指以鹤壁市淇滨区金山街道辛村为核心区域、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址。作为西周卫国文化的核心区，辛村遗址考古发掘始于1932年，开启了我国西周考古的序幕，目前已出土国宝级文物“康侯簋”，发掘国君级大墓10座、车马坑15座、其他墓葬500多座，是集王陵区、铸铜作坊区、制骨作坊区等于一体的都邑级超大型聚落群。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鹤壁市高质量开展辛村遗址挖掘保护利用工程，加快辛村考古遗址公园、豫北文物整理基地建设，《鹤壁市辛村遗址保护条例》出台，推动辛村遗址保护利用走上了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

本次研讨会围绕辛村遗址考古发掘情况、西周考古发现与研究、东周考古发现与研究等专题，系统回顾了辛村遗址考古90年历程以及西周和东周考古发掘与研究近年来取得的重要成果及新进展。

“90年来，两周考古踏着前贤的足迹不断创新理念，拓展研究领域，生动绘制了一部周代文明历史的绚丽画卷。河南省委、省政府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将文物保护利用纳入改革发展大局，推动文明起源夏商周考古、城市考古研究等取得重要成果。”关强表示，希望河南省、鹤壁市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协同多方凝心聚力，努力推动辛村遗址和河南考古工作迈上新台阶。

（河南日报 陈晨 蒋晓芳）

全国首创！山西首座“地下考古方舱”投入使用

放下铁铲、毛刷，拿起三维扫描设备进行全面扫描，生成表现墓葬结构的截图和模型，用于场景再现……眼前科技感十足的考古画面便出现在山西运城垣曲县北白鹅墓地发掘现场，这座实验室就是已于近期投入使用的山西首座、全国首创的“地下考古方舱”。

俯瞰考古现场（央广网发 郭晶 摄）

在垣曲北白鹅墓地的发掘现场，一座近200平米的考古保护棚格外醒目，在保护棚的下面“隐藏”着能进行三维扫描等实验的“地下考古方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们每天则会在里边开展发掘考古工作。

“以往发掘出土文物标本的科学检测送检周期比较长，不能及时得到相关信息来指导发掘工作，所以这一次在发掘现场建立了这个地下方舱，并在里面建了现场的实验室。”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与藏品部主任南普恒介绍说。

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发掘考古工作（央广网发 高海鹏 摄）

北白鹅“地下考古方舱”位于地表下面4.6米处，是国内首个在墓葬椁室原址建立的地下实验室，该实验室不仅将发掘、检测、保护、环境控制、远程监控等多元功能集中在一起，而且体量更小，适合大范围地推广和应用。

作为全省首座、全国首创的“地下考古方舱”实验室，北白鹅方舱的可升降发掘平台，方便了出土文物的调运，避免了考古人员和文物标本直接接触。同时，其先进的多波段光谱探测仪可以清晰地看到玉器下面残存的微量人骨，为判断玉器的功能、用途以及探索棺内纺织品等残留物等提供了线索。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三维扫描（央广网发 安珍珍 摄）

另外，方舱内装有的安防监控系统直接连接到考古工地的视频监控室，由安保人员24小时监控，而另一套远程视频会诊系统，可以与省外的高校科研人员视频连线，通过手机的app控制探头，查看墓葬的各个角落，对发掘清理提供建议和指导。

“目前，依靠现在地下实验室的设备，我们能够完成常规的分析，包括多波段光谱的探测等相关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地下考古方舱'的建立将使考古和科技相结合，进一步推动文物领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南普恒介绍道。

据悉，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地于2020年在垣曲县北白鹅村被发现，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陆续对36座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相继出土500多件（套）文物。

（央广网 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