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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暐之:革命英雄主义的真实与浪漫——评原创民族歌剧《风雪大别山》

2022-11-30

本文转自:中国戏剧杂志



“风雪大别山”,这五个字饱含着传神的视觉感和丰富的行动感:逶迤的山脉,被洁白笼罩,一支红色的队伍,在呼啸的风雪中,顽强跋涉,一眼望不到边……大别山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大别山革命老区有太多值得纪念、传扬的英雄故事。白马尖,大别山主峰;多云尖,大别山次主峰;天河尖,大别山第三高峰。三高峰均在安徽境内,因此,安徽省选择大别山题材进行文艺创作,是责任使然。


2022年8月28—29日,由安徽省歌舞剧院创作出品的原创民族歌剧《风雪大别山》,在安徽大剧院成功完成首秀。本剧主创包括作曲莫凡、编剧杨刚、导演廖向红、指挥孙莹等。《风雪大别山》是安徽省歌舞剧院首部原创民族歌剧。61年前,由黄祖谟执导的电影《风雪大别山》是安徽电影制片厂成立之后拍摄的首部故事片。同为“首部”,“一山两演”,当年的电影已经淡出观众的视线,如今的歌剧又在艺术和精神上实现了双重的接续与传承。


1

立体化复线结构讲述英雄故事


民族歌剧《风雪大别山》的创作历经数年,剧本数易其稿,目的就是实现与歌剧表达最为契合的艺术效果。剧本创作之始,导演与作曲就同步进入,形成了编、曲、导共同商讨、共同创作的统一集体,剧本几经修磨,最终定稿,形成戏剧化、音乐化、舞台化“三位一体”的合理结构。

该剧讲述了大别山的两个家庭两代人六位人物,共同为中国革命奋斗和牺牲的故事。两个家庭,既有共性的一面,即同样的信仰,同样的执着与坚守,同样的付出与牺牲;也有个性的一面,主要是不同的出身,进而形成了引领和被引领的人物关系。

开场时,郑从义、吴红英夫妻是在大别山开展革命斗争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有理想、有文化、有见识;林天祥、李秀珍夫妻则是大别山区被反动派压迫的穷苦农民,走投无路的林天祥激愤之下要和地主老财拼命,共产党员郑从义告诉林天祥:“要反抗,要斗争,团结起来把身翻……”在郑从义、吴红英的引领下,林天祥、李秀珍也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

《风雪大别山》为双主线并行发展的复线结构。这个“复线”是以人物命运和现实行动为参照进行的双线设置。全剧共两幕六场,再加序和尾声。一幕的三场戏,属于“行动上”的“复线”,戏剧走向是“合—分—分”。第一场是整个戏剧的铺垫,两条戏剧线处于“合”的阶段,表现林天祥夫妇在郑从义夫妇的带领下,走上革命道路;第二场开始,两条戏剧主线分别形成,同步发展。一条是郑从义、林天祥的前方“战斗线”,一条是吴红英、李秀珍的敌后“斗争线”;第一幕第三场,依然是两条线并行,但是两条线中的主体人物发生了变化,因为郑从义和李秀珍已分别牺牲,所以敌后的核心人物为吴红英和幼年林小芳,前线的核心人物变为林天祥和幼年郑云龙,这一变化为后续戏剧的发展埋下伏笔。

第二幕的三场戏属于“情感上”的“复线”,戏剧走向是“分—分—合”。二幕一场,已经是革命即将胜利之时,晋冀鲁豫野战军某部师长林天祥带领部队回到了大别山,郑云龙已经成为一名解放军连长;此时,大别山游击队政委吴红英带领游击队员配合解放军主力进行战斗,游击队员林小芳为部队送情报,林天祥、林小芳相见,虽然都有似曾相识之感,但大战在即,没来得及细究,这对父女便擦肩而过。二幕二场,郑云龙受伤,被送到游击队驻地疗伤,吴红英无意中发现了郑从义的怀表,意识到这位年轻的连长就是自己的儿子,但是同样没有来得及相认,郑云龙就因为任务紧急返回部队。

二幕三场,时间已经是新中国成立的两年之后,两家人终于在“大别山革命历史展览馆”重逢团圆。至此,两条戏剧主线得到合体。第二幕的三场戏基本以抒发情感为主,是亲人间对于重逢的期盼和渴望,在强烈的情感推动下,戏剧也发展到最高潮。


2

意象与写实并举的舞台呈现


本剧故事发生在1929年到1951年间,时间跨度大,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极富传奇色彩。上半场三场戏重“行”,下半场三场戏重“情”,因为有“行”对于人物命运的铺排,所以“情”的深入和展开就格外具有悬念,引人入胜。剧本呈并列关系复线结构的戏剧发展,在时间上有可能重叠,这也要求舞台呈现必须是对时间、空间的立体化搭建。


旋转舞台是当今舞台艺术中比较常用的手段,用多媒体营造风雪氛围,也是环境体现不可或缺且完全可以预想到的。然而,通过有机运用,这些看似司空见惯的技术充分而又准确地体现了导演立体化的戏剧时空思维。


本剧使用的转台采用内外两圈螺旋式转台组合而成,两组转台可顺向或逆向叠加、错峰旋转,当内外转台合并为一个主体时,通过整体旋转,在转台的外侧又形成不同的空间切面,如房屋、崖底、战地掩体等。转台在充分满足不同戏剧场景对于舞台空间立体化视觉体验需求的同时,还将“山”的现实特征和精神内涵,真实且意象化地表现出来。视觉上看到的是沟壑纵横、盘旋崎岖的山脉,绵延不绝向远方动态延展;当风雪中行进的红军队伍穿行在山中之时,又感受到革命队伍蓬勃的生命与活力。


笔者对剧中一个场景印象深刻,那是郑从义和李秀珍牺牲之后,吴红英带着幼年林小芳,林天祥带着幼年郑云龙,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行走,此时两组人物分属不同戏剧空间,在错峰旋转的转台上,两对异姓的“母女”“父子”不断交错。与此同时,还有一支红军队伍在“流动的山间”穿行而过,蒙太奇的戏剧表现演绎着三个时空的人和事。在有效节省戏剧时间的同时,赋予了作品更丰富的想象力和真实感。


作为反映大别山革命斗争的作品,这部歌剧有比重较大的合唱场面,有些合唱内容属于叙述和烘托性质的,但是导演并没有将其简单做画外调度处理。如一幕三场尾声的合唱,不仅有吴红英、林天祥等角色在场上,还利用舞台空间分割,让老百姓与红军同时出现在舞台上,从声学的角度实现了合唱最佳的效果;从戏剧的角度,也将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二幕二场,当吴红英发现受伤的解放军连长可能就是自己离散多年的儿子郑云龙时,百感交集:“难道是他,我的小龙?”此时,女生小合唱响起:“风静林无语,三更夜色深……轻轻来呵护,精心疗伤痕……”这段女声合唱在剧本中提示为“幕后”,但呈现时导演将其安排至台前,通过转台和底台的高低差,形成上方女生小合唱、下方吴红英母子的立体化表演区。静谧的夜,女性柔情的歌声划破夜空,直抵人心!这段戏剧调度让原本可能单调的戏剧,从视觉、听觉和情感三方面都得到了非常好的诠释。


3

音戏交融、雅俗兼具的民族化音乐


《风雪大别山》的音乐具有浑然一体的结构,连贯统一的乐思,精心精致的配器,化用恰切的民族地域元素,与戏剧紧密结合的准确表达,让作品具有了“音中有戏,戏中有音,音画一体,雅俗兼具”的当代民族歌剧作品的艺术质感。


首先是用音乐塑造人物。本剧中,每一个人物都有代表性的旋律或人物特征乐器,在体现人物个性的同时,也赋予一定的象征含义。


郑从义,男高音。人物音乐主题取材于安徽六安霍邱县民歌“车水号子”,小号为人物特征乐器。郑从义是革命的先驱,他就如同一个勇敢的号手,吹响了大别山革命的冲锋号。郑从义既是一个现实个体的形象,又是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的象征。当郑从义牺牲的时候,小号演奏出悲壮而震撼的旋律。剧中,郑从义在一幕二场就牺牲了,但是当吴红英、林天祥、郑云龙怀念或想起郑从义的时候,小号声都会适时响起,昭示着英雄精神的永存。


吴红英,女高音。人物音乐主题来自金寨民歌“打一把苦菜当晚饭”,风格上就是“振颈红”,高亢激越的旋律是吴红英这位久经磨炼的革命战士的象征。琵琶、小提琴、板鼓等乐器在特定戏剧场景和情绪状态下的使用,形象地体现人物内心复杂情感的变化。一小段小提琴solo,一般出现在和党旗有关的场景,比如,一幕一场吴红英绣党旗,一幕二场吴红英在悬崖底死里逃生后看到党旗,小提琴抒情明亮的音色,仿佛光明的指引;吴红英从悬崖底醒来,恍惚中不知自己身处何处,敲击的板鼓和安徽庐剧元素的引入,强化了音乐表现在特定环境之下的节奏感和紧张度;琵琶一般出现在吴红英内心情感波动剧烈的时候,如当她看到受伤的云龙身上的怀表,琵琶急切的弹拨正是她内心激动情绪的显现。


林天祥,男中音。人物音乐主题取自金寨的“寒音山歌”中的“是花没得菊花黄”。这首山歌四度上行的音乐特征,代表林天祥从普通农民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历程。长号作为人物特征乐器,恢宏辽阔的音色充满坚毅的阳刚之气,也是人民军队坚韧不拔形象的写照。


李秀珍,女中音。“我家住在小山村”是李秀珍的核心唱段,旋律直接引用金寨“西路山歌”中的“郎在高山唱山歌”,因为这首山歌具有很强的地域音乐辨识度,所以其旋律也从序幕开始贯穿始终。二胡是人物的特征乐器,质朴且略带忧伤的音色,代表李秀珍忠厚朴实的农家妇女形象。


郑云龙和林小芳,上半场是童年,下半场是成年。


剧中,每当郑云龙出场,都会有《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旋律出现,因为父母都是革命者,所以这首歌曲就如革命的种子,早已根植于郑云龙的心中。剧中,每当吴红英想念儿子云龙的时候,这一旋律又会通过富有童趣的短笛演奏出来,代表云龙是母亲心中永远的孩子。林小芳,女高音,人物音乐主题选自金寨民歌“慢赶牛”,旋律动听且有民族地域特色,双簧管是人物的特征乐器,其清丽明亮的音色仿佛青春少女的灵动。


本剧中,无论是独唱、重唱、合唱、器乐,都可以捕捉到民族地域元素的有机化用,像唢呐这种民族乐器,也作为特定场景下的氛围烘托,其高昂的音色,表达革命必胜的信心。


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对经典革命歌曲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当林天祥夫妇看到党旗的时候,就有铜管演奏的《国际歌》的旋律出现。郑从义牺牲时,大提琴演奏出《国际歌》的旋律,充满悲壮和庄严。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时,《解放军进行曲》的旋律响起,通过变奏,形成一段非常有力量的进行曲式,而《国歌》旋律的出现,代表革命走向最后胜利。三首经典旋律的有机交织,也书写了一段用音乐表现的人民军队的成长史。另外,为了表现人民军队的一往无前,乐队中还加强了铜管乐器的表现力度,在体现交响性的同时,也增强色彩性表达。



《风雪大别山》中,重唱、合唱所占的比重比较大。在复线的戏剧结构中,有很多场景是需要几个人物在相同或不同的空间,抒发相同或近似的情感,重唱的设置就是为了很好地实现戏剧的这种“复述”。作曲家从内容出发,以多人递进相重演唱的方式,形成人物之间叙事和抒情的呼应。《风漫天雪满地》《盼望着》《为什么》《这怀表》《相聚的时候》等,都是很精彩和动听的二重或多重的重唱段落。《风雪大别山》的序和尾声都是合唱,剧中很多场面也都以合唱表现,比如,序中农民对地主的控诉、被郑从义号召闹革命时的奋进、红军行进在大别山中的艰难困苦、革命即将胜利时的昂扬等,采取复调、柱式、分解等手法,可以准确展现不同场景、不同情绪,观众的聆听感受更加丰富。

本剧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那就是无论独唱、重唱、合唱,无论采取美声、民族方式演唱,演员都能够做到咬字、吐字清晰自然,即使不看字幕也能听清楚歌唱的内容。做到这点实属难得:一是源于作曲家的音乐写作很好地关照了声乐的表现;二是排练过程中,一定有作曲家、导演、指挥给予演员全方位专业的指导和规范的要求;三是离不开演员自身的努力。

《风雪大别山》从角色到合唱全部是安徽歌舞剧院自己的演员,无一外请。这对于平时少有大型剧目演出经验的院团,确实是不小的挑战。令人惊喜的是,演员们的表现都达到了完整呈现作品的专业要求。角色演员中,印象最深的是“父子”二人。饰演父亲郑从义的夏德奇,虽然年纪很轻,但是台风沉稳,音色明亮高昂,富有金属般的质感,演唱富有激情。饰演儿子郑云龙的庄云龙,是非常漂亮的民族男高音,音色清朗润泽,既有原生态的天然,又体现出很好的专业素养,演唱细腻动人,很有感染力。另外,饰演吴红英的郭红玲、饰演林天祥的王兵、饰演李秀珍的张妍、饰演林小芳的庄群等,也都很好地完成了角色的塑造。这部歌剧舞台调度丰富,要求合唱演员歌唱、表演并重,其中不少表演是偏舞蹈化的动作,合唱队都完成得相当不错。乐队在指挥孙莹的执棒下,也比较好地完成了演奏任务。

近年来,中国民族歌剧发展势头强劲,《风雪大别山》当属佳作之列。作为新时代创作的一部民族歌剧,这部作品以现实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演绎,准确诠释出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核,受到专家称许,更赢得观众的喜爱,不失为一部具有当代音乐戏剧审美的中国民族歌剧作品。


(作者系《歌剧》杂志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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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吕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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