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沃土中，传统文化馥郁芬芳

近期，电视剧《我们这十年》热播，第一单元《唐宫夜宴》一开场就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观众不仅从中看到了舞蹈工作者对作品的热爱与付出，也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穿越古今、承古开新的魅力。

电视剧《我们这十年》第一单元《唐宫夜宴》剧照

从诗词歌赋到笔墨纸砚，从梨园春色到丝竹弦乐，今天，越来越多人爱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以全新的打开方式融入时代生活，带给大众丰厚的精神滋养。

传统文化持续升温

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和合共生——故宫·国博藏文物联展”，以400余件文物探寻中国“和合”文化的历史渊源。红山文化玉龙、良渚文化玉琮、明代景德镇窑青花瓷……行走其间，如同打开了一幅中华文明历史长卷。

观展人群中，既有身着汉服的年轻女子，也有专程带孩子前来观看的父母，还有白发的耄耋老人。“好多文物都在以前的历史课本里出现过，看到实物一下就鲜活起来了。”25岁的张怡静说，每次走进博物馆，总能获得再出发的力量。

从引发“故宫跑”的“石渠宝笈特展”，到“何以中国”大展，近年来，一个个精心策划的文博展览不断点燃大众心中蓬勃的文化热情。据统计，2021年全国博物馆举办展览3.6万个、教育活动32.3万场，策划推出3000余个线上展览、1万余场线上教育活动，网络总浏览量超过41亿人次。

传统文化不断升温的同时，也以更加可亲可近的形态走进大众生活。比如各大文博机构近年来纷纷推出的文创产品，用巧思妙想激活了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从故宫博物院的朝珠耳机，到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从国家图书馆的甲骨文钥匙扣，到甘肃省博物馆的“马踏飞燕”毛绒玩偶，“把文物带回家”已然成为新潮流。

当节假日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成为社会风尚，当传统文化类节目视频屡屡刷屏社交平台；当重大考古发现揭晓总能引发全民围观……传统文化已经润物无声地走进大众心里，激发起更多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守正创新焕发活力

传统文化热离不开文艺工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深度开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简单复古，而要古为今用，守正创新。如何让泛黄的故纸堆里、博物馆展厅中沉甸甸的历史记忆，转译为可感可知的时代故事？当代文艺工作者作出了自己的探索。

近年来，诸多文艺作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当代，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加以匠心演绎、创新呈现，赢得了大众的喜爱。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以戏剧化的结构和影视化的表达对典籍进行可视化、故事化、直观化的艺术转码，让今天的观众识读古籍经典、触摸中华文化；水下飞天舞蹈《洛神水赋》以精巧的构思重现曹植名篇《洛神赋》，让“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洛神”仿佛穿越千年，跃然眼前；节目《经典咏流传》用“和诗以歌”的形式，将传统诗词经典与现代流行音乐结合，注重时代化表达的同时，也深挖诗词背后的内涵，展现了中华诗词、音乐之美；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以一位故宫研究员的视角穿越时空，讲述了传世名作《千里江山图》背后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东方美学的温颐敦厚，更有时代精神的表达，打通了传统与当下。这些根植中华文化、赋予时代审美的文艺作品涌现在电视荧屏、网络空间、表演舞台上，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触达更多人。

演员演绎水下飞天舞蹈《洛神水赋》（视频截图）

此外，科技的日新月异，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发展、转化开辟了新的空间。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手段的运用，让人们足不出户即可“云游”各大文博机构，感受非凡的视觉体验；数字化技术让传世名画化身千百，走近寻常百姓，在更广泛的传播中实现保护与传承；融媒体的呈现方式，有效助推了传统文化节目跨媒介、跨学科的视听融合探索，实现了新与旧、古与今的交融。在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各种各样的打开方式，焕发出时代活力。

不论是主题开掘、形式创新，还是技术革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始终为本。只有忠于内核精神的讲述、符合当代审美的表达，才能让更多打动人心的作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处走来，让那些凝结着先贤智慧的文物、文字、故事、遗产生动讲述，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薪火相传海外“圈粉”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日前，在太空执行任务的意大利女宇航员萨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在社交媒体上引用中国东晋时期书法家王羲之《兰亭序》的名句，表达在太空的所见与所想，并配有从太空中拍摄的中国风景照片，引发中外网友热议。

千年前的名句，穿越时光、跨越语言障碍，在茫茫太空引发一个外国人的情感共鸣，如此浪漫，如此瑰丽。这正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绵延隽永的生动体现。

近年来，中国人面向世界拥有了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不仅爱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投身其中，为传统技艺的传承发扬注入源头活水。他们以年轻人的理解和表达为传统文化增添时代新意，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推陈出新，并广泛借助新媒体力量，不断扩大海内外传播力影响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力“圈粉”。

“能再帮我一个忙吗？能不能再捏一个‘冰墩墩’？因为我家有一对双胞胎。”今年北京冬奥会期间，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体验面塑制作的视频，受到海内外网友广泛关注。教摩纳哥亲王制作面人“冰墩墩”的，是“北京面人郎”第三代传承人、95后郎佳子彧。从大学毕业后，郎佳子彧一直尝试用老手艺做新题材，还借助短视频等媒体平台，让更多人看到了传统面塑不一样的一面。

国风浪潮中，还有许多像郎佳子彧一样的年轻人。在法国街头用古筝弹奏传统乐曲的95后彭静旋，让很多外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中国传统乐器的魅力；一袭长裙，脚踩竹竿，在水面翩然起舞的90后姑娘杨柳，赋予了独竹漂这门古老技艺全新的魅力；还有广受关注的李子柒，外国网友在她的视频中看到了田园诗意的美丽中国。

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滋养年轻人，年轻人的创新创意激活传统文化。在与年轻人的互动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拔节生长，开出馥郁芬芳的花朵，香远益清。（人民日报海外版 赖睿）

10月29日，“中华文化天府论坛——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广汉市举行。中国考古学会成员，四川省考古学会首任会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杰出教授霍巍发表了主旨演讲，以《拓宽三星堆文明认知的新视野》为题，结合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现，分享了关于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的研究成果。

研究三星堆文明的维度

霍巍认为，认识三星堆文明有3个重要的维度需要把握，分别是三星堆与古蜀文明的关系、与中原文明的密切联系、与其他文明之间的比较互鉴。

用比较考古学的眼光来看待三星堆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能够获得不一样的收获。例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眼形器表现了古蜀人的眼睛崇拜，而古埃及也有眼睛向外突出的器物；三星堆的太阳轮形器与叙利亚出土的彩陶壶“撞脸”，简洁直观的太阳造型如出一辙。

如果从中华文化交流的宏大视野上看，三星堆所处的中国青铜时代与域外文明产生交流影响已经具备了充分的条件，有可能吸收某些外来文化的因素。尤其是古蜀地处交通要冲，汉武帝派遣张骞“凿通”西域，开拓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其动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中亚、南亚发现了从蜀地输出的蜀布、枸酱、邛竹杖等特产。

阐释三星堆文明的意义

谈及如何去阐释三星堆文明的文化历史意义，霍巍认为，文化比文明的范围更宽广，文化以符号作为象征，所有的人类行为和行为产生的文化都来源于对象征符号的使用，艺术宗教就是特定的文化表现。

三星堆考古最大特色是出土了青铜面具、头像、各类人像或神像等一批具有浓厚神秘色彩、造型夸张怪诞的器物群，尽管迄今为止尚无法对其进行准确命名以及进行具体功能推断，但总体上可认为其与神灵、祭祀、沟通天地这类介于“人神之间”的行为活动有关，所以考古界多数人主张将8个器物坑均命名为“祭祀坑”。

而这一罕见的仪式特点，与历史上的颛顼帝“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等原始仪式相契合。证明类似仪式场景的文物已经在三星堆出土了，例如8号坑出土的神坛有一个完整的祭祀、仪式的场景。

此外，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神兽同样值得注意，比如龙形有翼神兽，具有鸟类飞升的意义；比如猪的图案出现在龙的背景下，可以联想到古人认为“猪知天时而生育能力强盛”，早期先民以猪作为北斗的象征，这和三星堆之间的联系能否成立？霍巍认为，虽然目前还有待讨论，但至少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导向。

关注三星堆考古的现象

在发言的最后，霍巍还分享了在三星堆考古中发现的重要现象。

第一是朱砂的发现。朱砂是重要的国家资源，存在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表面和木箱子里。

第二是象牙的使用。在一些研究殷商时期的重要文献中记载，象牙是重要的祭祀材料。金沙遗址出土的肩扛象牙纹玉璋，描绘了古蜀人用象牙祭祀的场景。三星堆5号坑出土的象牙经过了加工，有雕刻等工艺，这为研究象牙等功能提供了线索。

如何拓宽三星堆多学科研究的新局面？霍巍建议，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在霍巍看来，多学科的联合攻坚不仅仅在于自然科学，还要发挥人文学科的重要作用，除了考古学之外，还有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中医药学中的神话学、艺术学等等都应参与进来。（华西都市报 曾洁）

陕西蒋刘遗址发现仰韶晚期大型环壕和成人墓地

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人员在蒋刘遗址发现仰韶晚期大型环壕和成人墓地。据介绍，大型环壕和成人墓地是近年来仰韶考古特别是仰韶晚期考古的重大发现，为深入分析关中地区仰韶晚期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资料。

蒋刘遗址位于陕西省泾阳县蒋刘村东北。2021年，为配合项目建设，考古人员在项目用地内清理了丰富的仰韶晚期遗存，包括灰坑、窑址、瓮棺葬等遗迹200余座以及大量陶、石、骨、玉等遗物。同时，通过全面揭露式发掘，基本明确了蒋刘遗址的东南边界。2022年，考古人员在2021年度发掘区域西侧继续开展蒋刘遗址考古工作，在全面揭露的基础上，发现了仰韶晚期环壕和墓地。

据介绍，此次发现应为环壕西南段，揭露长度约100米，呈西北——东南弧形走向。调查勘探显示，受泾河河谷垮塌影响，蒋刘仰韶环壕北部已不存，南部残留部分平面略呈半环形，长度约1200米，环壕内遗址残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2021年发掘遗迹均位于环壕内，2022年发掘灰坑、窑址、房址等遗迹绝大多数亦位于环壕内。发掘表明，环壕西南段系人工挖掘而成，形制较为规整，口宽底窄，剖面呈倒梯形。环壕内堆积以黄褐色、灰黑色淤土为主，出土陶片较少，器型常见仰韶晚期典型的尖底瓶、敛口钵、夹砂罐等。

确定环壕范围和结构后，考古人员开始有针对性地探索环壕内外的聚落功能区划，特别是找寻环壕外的相关功能区，最终在环壕西南段外发现蒋刘仰韶墓地，墓地距环壕最近约15米，发现集中分布的成人墓葬58座。墓地似经规划，墓葬间无打破关系，绝大多数为东北——西南向，墓主头向东北，朝向环壕。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形制可分为带二层台竖穴土坑墓、偏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三类，以带二层台的竖穴土坑墓数量最多。

58座墓葬中均未明确发现葬具痕迹，但部分尸骨可能用编织物包裹后下葬。“割体”现象较为常见，手掌或手指被割离的情况较为多见。另外，还发现墓主头部套于陶罐中的“套头葬”以及墓主盆腔内留有胎儿碎骨的现象。

30座墓葬中出土随葬品，包括骨器、玉器、石器、石串饰、绿松石串饰、陶器等，数量较多，但偏类严重，以笄形骨器占绝大多数。这些骨器出土位置比较固定，多位于墓主左臂外侧，数量由数件到三四十件不等，成束放置，长短不一，器型有别。

据了解，蒋刘遗址考古工作基本廓清了蒋刘遗址的范围和布局，为进一步分析蒋刘仰韶聚落的功能区划奠定了重要基础；蒋刘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是陕西地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考古收获。

较之仰韶中期，蒋刘环壕规模更宏大、墓葬分级更明显，暗示着蒋刘仰韶晚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层次分化，是仰韶晚期社会更加迈向文明社会的重要物质体现。此外，墓葬中数量丰富的笄形骨器是仰韶考古的首次发现，出土位置明确、埋藏背景清晰，其功能或与早期纺织手工业有关，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新闻网 阿琳娜）

仰韶考古首次发现笄形骨器 或与早期纺织手工业有关

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人员在蒋刘遗址发现仰韶晚期大型环壕和成人墓地。其中，墓葬中数量丰富的笄形骨器是仰韶考古的首次发现，出土位置明确、埋藏背景清晰，其功能或与早期纺织手工业有关。

蒋刘遗址位于陕西省泾阳县蒋刘村东北。2021年，考古人员在蒋刘遗址清理了丰富的仰韶晚期遗存，同时，通过全面揭露式发掘，基本明确了蒋刘遗址的东南边界。2022年，在2021年度发掘区域西侧继续开展考古工作，在全面揭露的基础上，发现了仰韶晚期环壕和墓地。调查勘探显示，环壕内遗址残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

考古人员在环壕西南段外发现蒋刘仰韶墓地，墓地距环壕最近约15米，发现集中分布的成人墓葬58座。墓地似经规划，墓葬间无打破关系，绝大多数为东北——西南向，墓主头向东北，朝向环壕。

58座墓葬中均未明确发现葬具痕迹，但部分尸骨可能用编织物包裹后下葬。“割体”现象较为常见，手掌或手指被割离的情况较为多见。另外，还发现墓主头部套于陶罐中的“套头葬”以及墓主盆腔内留有胎儿碎骨的现象。

30座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包括骨器、玉器、石器、石串饰等，数量较多，但偏类严重，以笄形骨器占绝大多数。这些骨器出土位置比较固定，多位于墓主左臂外侧，数量由数件到三四十件不等，成束放置，长短不一，器型有别。

考古专家介绍，大型环壕和成人墓地是近年来仰韶考古特别是仰韶晚期考古的重大发现，为深入分析关中地区仰韶晚期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资料。（中国新闻网 阿琳娜）

段渝“解码”青铜时代神权文明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到底意味着什么？三星堆出土的神树，是否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扶桑”“若木”“建木”有关？带着这些疑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段渝对此展开了演讲。

金杖与雕像是神权的物化表现

首先，段渝将话题放到了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金杖和雕像上。在他看来，金杖与雕像是神权政体的物化表现。“三星堆金杖有着多种特权复合的象征意义，标志着王权（政治权力）、神权（宗教权力）和财富垄断权（经济权力）。这3种特权的同时具备，集中赋予一杖，象征着蜀王所居的最高统治地位，意味着夏商时代的古蜀王国，是一个典型的神权政体。”

段渝还指出，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大批各式青铜人物雕像，它们的服式、冠式、发式各异，显示了不同族类的集合。“它们所展示出来的图景是以作为古蜀群巫之长的青铜大立人为中心，以作为西南各族首领的青铜人头像为外围所形成的有中心、分层级的人物像群，用以象征古蜀王国以宗教掩盖政治，以文化代替暴力，使控制合法化的现实情况，展现出三星堆神权政体在跨地域政治社会中的强大统治。”

青铜神树是沟通天人的“天梯”

造型精美又栩栩如生，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神树，曾让无数网友试图解读其中所暗藏的古蜀谜语。在论坛中，段渝引用了《山海经》《淮南子》等古文献中对于“扶桑”“若木”“建木”的记载，认为学术界可进一步将关注放到“建木”的描述中。在段渝看来，青铜神树是三星堆神权政治领袖往来于天人之际传达神意的“天梯”。“而神树上的飞龙，是古蜀王的登天工具。人面立鸟，则意味着神人借助于神鸟可以登天。在古蜀人的诸神中，惟有众帝能够上天还下，高居于群神之上。”

最后，段渝还将目光放到了2019年以来三星堆丝绸痕迹和丝蛋白的发现中，他认为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丝绸，是神权政治权威的象征。“这表明，三星堆文化时期，不但三星堆的丝织工艺和丝绸使用已普遍存在，丝织工业达到很高水平，而且丝绸已经成为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的重要象征和物化体现，同时表明丝织业已是三星堆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相当高的地位。”

（华西都市报 李雨心）

推动科技考古融合发展

如今科技考古各个研究领域的确立和完善，正在全面丰富、充实和拓展考古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科技考古在考古学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过程中已经发挥、并且还将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指出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近年来，我国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和丰硕成果。其中，考古发掘与研究水平的大幅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推动考古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当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逐步推广，正在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加强科技考古研究，推动其融合发展，对于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考古学已经逐渐发展成一个以人文科学研究为目的、包括大量自然科学研究手段的学科。能否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各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之一。

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把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各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称之为科技考古，其内涵是以考古学的研究目标为指引，聚焦考古学研究的问题，应用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对考古遗址进行勘探，对遗址所在区域进行调查和取样，对出土的多种遗迹和遗物进行观察、鉴定和测试，对各类与考古研究相关的资料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统计，以获取更加丰富、更加全面的古代人类活动的信息，在考古学研究思路的指导下，经过归纳、分析和探讨，从整体上拓展考古学研究的领域，深化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提高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体现考古学研究的价值。

科技考古大致可以分为数字考古、年代测定、古DNA研究、同位素研究、有机残留物分析、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陶瓷器科技考古、玉石器科技考古等12个领域。这些领域的众多科研成果，为考古遗存测定了绝对年代，为古代历史提供了科学证据，涉及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方方面面的研究，勾勒出古代历史发展中的诸多细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要进一步做好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强化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不断融合，进一步推动科技考古的发展。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努力加强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在考古调查和发掘之前，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要共同参与设计和规划，结合不同的考古实际状况，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同时要和考古人员一起开展野外工作，如考古勘探工作要结合探铲钻探，大致搞清楚遗址内的布局，为合理地设置探方、有计划地开展发掘提供思路。在考古发掘和整理过程中，要有计划地采集碳十四年代测定系列样品，保证碳十四年代测定的科学性。要对古代遗址形成及废弃过程中的自然环境状况进行研究，认识制约或影响当时人的各种行为的自然环境背景。要采集出土的人骨和动植物遗骸，开展形态学、DNA分析和食性分析，科学地把握当时人的形态、基因特征及包括病理现象在内的各种信息，认识当时人的食物资源的种类、比例及获取方式及演变，了解当时人利用动植物进行祭祀、随葬及战争的行为。要对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石器、玉器、容器内的残留物及特定环境里的土壤进行各种物理和化学分析，认识有关古代人类生产工艺、原材料来源及当时人的一些行为特征等内容。只有以考古学研究为主线，把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多学科研究的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古代社会。

2.加强学科之间的相互沟通。现在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分别来自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相关学科。考古学和自然科学分别属于不同的学科，有各自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因此，要把科技考古研究推向前进，原来从事考古研究的人员和原来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互相都有一个学习对方的过程。前者要认真了解自然科学家探讨物质世界的各种方法和原理，开拓研究思路，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而后者则要注重认识考古学家是如何去解释古代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充分利用多种仪器设备的性能，开发各种考古资料的价值。全部研究人员只有通过知识结构更新的过程，才能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全面、有效地运用在勘探、考察、鉴定、测试、分析各种与考古相关的资料中，而这样的研究结果才能与考古学的目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现出多学科研究的学术价值。

3.以考古学文化和区系类型观点为指导开展研究。考古学文化和区系类型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把对特定遗址的某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的具体看法，放到这个遗址所属的由多个遗址组成的考古学文化层面上去认识。如果属于同一个文化的其他多个遗址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我们要把新认识和从其他多个遗址里已经得出的认识进行比较，把握他们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以求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如果其他遗址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所做的遗址数量不多，我们则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从考古学文化层面上提出的科技考古的研究结果，必须建立在对一定数量的遗址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上。

4.推动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总结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年代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这些方法的形成首先都是依据考古学实践的需要，借鉴别的学科的方法，然后在考古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实，使之逐步适应考古学的研究，成为考古学自己的方法。重温这些方法的形成过程对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通过借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球科学的研究方法，逐步建立起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人骨研究、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有机残留物分析、食性分析、古DNA分析、成分和结构分析等诸多研究领域，获得了一系列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再一次证明科技考古的应用价值，强调了考古学的科学性，增强了考古学的科技含量，显示了考古学能够全方位地对古代社会开展研究。我们要努力做好科技考古研究，有意识地完善研究方法，积极推进考古学方法多样化的创新过程。

科技考古正在助力推动中国考古学研究进入黄金时代。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学科发展进程，放眼整个人文社会学科，没有一个学科如考古学那样，呈现出如此快速发展的趋势，呈现出如此众多的学术生长点。当年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建立，为确立中国考古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科技考古各个研究领域的确立和完善，正在全面丰富、充实和拓展考古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科技考古在考古学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过程中已经发挥、并且还将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今后，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科技考古，进一步加强科技考古与田野考古的密切融合，推动中国考古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力量。

（人民政协报 袁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