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博古题材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展示人物鉴赏古玩情景的故事画，另一种是完全由古器物构成的静物画。前者由于表现的对象复杂多样，需要充足的布局空间和细致的笔触进行描绘，多见于卷轴画的形式。相比之下，后者的表现则更为自由，古器物的样式、数量、排布方式等均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布局和灵活调整，因此更适合运用于各种物品的装饰。清代的织绣种类多样，除了用于观赏陈设的欣赏性织绣外，还有人们日常的服饰用品等实用性织绣，据传世实物所见，其中以博古为主题的装饰主要为第二种类型。

在这类由古器静物组成的博古图中，画面的构成样式十分多样。有的以一种或数种古器物进行构图，这是博古图常规的表现形式；有的是将古器物与各种花果或一些寓有吉祥意味的物品混搭并置，画面内容丰富，在实物装饰中更为多见；有时，为了规整画面或设计的需要，图中还会引入博古架，通过博古架的分隔形成图式骨架，对古器物进行排列。其时博古图的含义外沿逐渐扩大，凡集合有铜、瓷、玉、石、函册、卷轴等器物的图画皆被列为博古图之属。

对于欣赏类的博古题材织绣，如镜心、绣屏等，其组织布局上更倾向于绘画性表现，器物的排布具有一定的自由度，构图时注重物象大小、远近以及空疏留白等视觉效果。以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深蓝缎绣博古图镜心（图1）为例。绣品以深蓝色缎为绣地，其上绣有方鼎、香炉、箸瓶、梅瓶、蒜头瓶、花觚、水盂、山子、书册、卷轴等十余种器物，并插摆有花卉果实等。器物的形态各异，构图时按照高低大小参差错落排布，使画面内容虽多却不失条理。器物的造型优美，装饰精致，如居于画面中心的蒜头瓶，长颈、鼓腹、圈足、瓣状瓶口，瓶颈上雕塑一只蓝背白腹的小螭龙，头下尾上蜷曲盘绕，形态生动可爱，瓶腹饰如意云鹤及江崖海水纹样，瓶中还插有盛放的牡丹，古朴清雅之外又寓吉祥含义。通过综合运用平绣、网绣、钉金、打籽等刺绣技法，同时利用变化多样的针法和色调丰富的绣线，器物的材质质感及装饰纹理被表现得细致入微，十分逼真。

图1 清 深蓝缎绣博古图镜心

另一件米色江绸地苏绣博古图镜心（图2）的绘画性布局更为明显。绣品以米色江绸为地，采用苏绣技法绣插花博古图案。图中近处摆放一云龙纹水盂，当中插珊瑚为饰，其旁放置一块如意足龙形盖砚，稍远为一云蝠海水纹青花梅瓶，瓶中插有数枝花叶繁茂的菊花。瓶、盂之外，另有两轴手卷与一本书函散布。图中的器物摆设错落雅致，富于意趣。画面左上方空白处有墨笔题书唐初诗人骆宾王的《秋晨同淄川毛司马秋九咏·秋菊》：“擢秀三秋晚，开芳十步中。分红俱笑日，含翠共摇风。碎影涵流动，浮香隔岸通。金翘徒可泛，玉斝竟谁同。”与画面的内容相应和。诗题末尾为乾隆年间一品大员韩鑅的名款，并钤“韩印”“序东”朱印。画面右上角另有一“明窗净几”印。为了细致表现各种器物的纹理质感，除了大面积的平绣外，绣品还灵活运用了多种刺绣技法：如以钉线绣勾勒花瓶、木座等器物的边缘轮廓，突出其空间的立体感；又如用极小的珊瑚珠和珍珠以穿珠绣绣菊花花瓣，花朵精巧生动，形象饱满。整幅作品构图疏朗，色彩清雅，绣工细致，针法灵活，诗、书、画、印一应俱全，展现出不输笔墨的画意风格。

图2 清 米色江绸地苏绣博古图镜心

与之相比，实用类的博古题材织绣则更强调整体图案的规整性和适合性，一般会根据所装饰物品的外形对器物的形态、位置等进行设置乃至一些艺术化处理，以满足构图的需要，达到理想的装饰效果。以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几件花卉博古纹马面裙（图3～图5）为例，博古图案均装饰于裙门也即所谓的“马面”部分，在镶边围成的外廓内构成长方形适合纹样。布局上以一件器物为中心，其他器物环绕四周。通过调整器物的大小、形状和位置，同时巧妙地利用花果、枝叶等元素对一些空隙处加以填补，各种图案穿插交错，以舒展均衡的方式排布组合在一起，形成规整的长方形外观，显示出结构严谨而又富于变化的特点。

图5 清 绛色缎地贴绣花卉博古纹马面裙（局部）

博古架也常被用于辅助实用类织绣上的博古纹样的构图。利用博古架内部灵活多变的分格形式，各种大小形状的器物可以自由地进行排布组合，而由博古架的外框构成与被装饰部分相吻合的适合性外观。实例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绿地纳纱绣博古纹扇套（图6），整个扇套被装饰成一座竖长型的博古架，自上而下设为六个分格，分别放置古琴、书函、箸瓶和水盂、鼎式香炉、围棋、画轴。分格采用回字纹边框，根据内置器物的形状围隔成高矮错落的空间，居于中间的香炉所占面积最大，两端的古琴和画轴次之，其余几件穿插在其中的器物更小。另外，即使是处于同一分格内的箸瓶和水盂，在摆放上也有微小的高度差。这样设计使视觉效果产生跳动张弛的变化，避免了器物顺次纵向排列的单调、呆板感，使博古纹样更富于艺术装饰性和表现力。

图6 清 绿地纳纱绣博古纹扇套

清代织绣上博古纹样的广泛应用源于明清赏古、集古之风的盛行。受宋代金石学的影响，收藏、研究古器物作为一件风雅之事备受明清文人士大夫的推崇。如明代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中称：“先王之盛德在于礼乐，文士之精神存于翰墨。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居今之世，可与古人相见，在此也。助我进德进艺，垂之永久，动后人欣慕，在此也。”“人能好骨董，即高出于世俗，其胸次自别。”在文人阶层的倡导推动下，古玩收藏逐渐成为社会时尚，鉴藏之风深入民间。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一书中生动描述了明末的古玩收藏热潮：“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嵇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资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若辇下则此风稍逊，帷分宜严相国父子、朱成公兄弟，并以将相当途，富贵盈溢，旁及雅道。”在这种全民好古的社会氛围中，博古题材自然也广受欢迎，大量出现在包括织绣在内的各种器物用品的装饰上。

博古图本为文人崇古尚雅的意趣体现，转化为装饰纹样时，在表现内容上自然也与文人生活密切相关。如博古图式中常见的器物插花，即是一种文人生活风尚的反映。明代后期，文人圈盛行以古器物养花，认为有神奇的功效。明代袁宏道所著《瓶史》中就有记载：“尝闻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用以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就瓶结实，陶器亦然。”这种时尚一直延续至清代，并升华为博古纹样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与此同时，随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兴旺发达，市民阶层持续扩大，追求美好生活、祈望福寿富贵的世俗化吉祥思想不断发展和深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受其影响，博古图中也融入了各种寓有吉祥含义的元素，以迎合市场需求和大众审美。常见与古器物的搭配如牡丹、菊花、水仙、佛手、灵芝、石榴、柿子、如意、磬、戟等，这些花果物品或插放于古器物中，或摆置于古器物周围，美化平衡构图的同时，通过象征、谐音的方式，表达诸如平安富贵、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吉庆有余、平升三级等丰富的吉祥寓意。另一方面，清代成熟完善的织绣工艺，特别是最富于表现力的缂丝和刺绣工艺，也为博古图装饰在织绣上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编辑：王龙霄  罗思琦

审核：卢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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