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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川:“画抽象是一场自我的修行”

原创 2022-10-27



对 大多数人来说,看到以时间排序、跨度几十年的展览容易轻易将其划分为“回顾展”,但艺术家王川却并不试图如此定义自己在深圳坪山美术馆的最新展览,“我觉得这是一种让观者更好走进抽象的方式”——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王川就开始画抽象,近40年来从未改变,也因此,他成为中国艺术界名副其实的“变革先行者”。

“王川:方-圆”展览现场,坪山美术馆,深圳,2022。图片:由坪山美术馆提供

深圳 还是深圳


这场名为“方-圆”的展览被坪山美术馆纳入其“深圳当代艺术家”的展览序列,不过,与其说这个序列关注的是深圳本地的当代艺术家,或许说它关注的是与深圳“有机缘”的艺术家才更显贴切:与前几回的主人公薛峰、沈少民相似,王川也是这座城市某种意义上的外来者——至今难改的乡音向人们昭示着他的川渝地区出身。但深圳之于王川确实是个不得不提的坐标:在深圳成为经济特区的最初几年内,王川就来到了这座城市,也正是在这里,他真正完成了自己从具象到抽象的创作道路转变。

“王川:方-圆”展览现场,坪山美术馆,深圳,2022。图片:由坪山美术馆提供

1982年,王川在四川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后被分配回原单位工作。之后的几年中,他因感到生活压抑几乎画不出什么作品。1984年,深圳一家纸刊的编辑来到成都,王川得知刊物需要美术编辑,希望寻求人生新可能性的他决定前往深圳,同时开始重新审视人之存在与创作的问题,而这种关于个体价值的思辨也与85思潮的理性批判之风不谋而合——彼时,伴随着先进技术、产品和管理经验的引进,大量现代哲学和文化方面的著作被引入中国,年轻的艺术创作者们更明确地意识到独立思想的重要性。尽管当时的深圳还是一片“文化沙漠”,但王川保持思考:“到了深圳后,我开始回想,在美院画的画是把感情直接复制在画布上,内心潜意识还没有发掘,我们的想象力根本就没有体现出来,什么是人的创造力?空白,我觉得自己的想象力还是空白。”于是,被困惑交织的王川产生了极复杂的心理感受,创作出了一批关切自身内在焦虑、彷徨与压抑的作品。

“王川:方-圆”展览现场,坪山美术馆,深圳,2022。图片:由坪山美术馆提供

也由此,从美院毕业到1985年的几年间,对精神层面的关注促使王川进行对形而上问题的思考,这也成为艺术家风格转变的重要原因,他逐渐走上抽象创作的道路。本次展览中最早的一件作品《1985 No.20》就创作于1985年,虽然材质仍是王川熟悉的纸本水墨,但由于艺术家已把重点落到超越经验层面的抽象领域,此时的水墨创作与传统水墨画中的因循旧习已完全决裂,反映出一种关乎生命的“形而上的纠缠”。

王川,《1985 No.20》,纸本水墨,136×54cm,1985。图片:由艺术家及千高原艺术空间提供

实际进入到坪山美术馆的展厅之中,观众会对地面设计感到眼前一亮,展览的时间轴被明确标注在地面,而展厅内的空地上则有黑色的圆形块面——这个大黑点并非动线的一部分,而是向王川1990年底于深圳博物馆艺术沙龙中举办的展览“墨·点”致敬。在30年前的那场展览中,墨点悬挂于地面、墙壁与天顶,营造极其先锋的视觉效果,当时人们欣赏艺术展的体验感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鲜的、具有冲击力的感受,在那些散布于空间各面的墨点中,仿佛不小心就会陷入黑洞。对于那场展览,艺术史学者吕澎将其定性为“笔墨符号推进的逻辑归宿”:“那些‘墨·点’不是裁剪的结果,而是‘凝聚’的呈现。”30年后回到深圳,当年引起轰动的“墨·点”在坪山美术馆的展厅中再现,它再次成为王川对笔墨理解的凝聚,它指向纯粹的精神性。

“王川:方-圆”展览现场,坪山美术馆,深圳,2022。图片:由坪山美术馆提供

空性与修行


1998年,王川被诊断出胃癌第三期,随后他决定放弃化疗,在前往喜马拉雅山的旅途中,因被蚂蟥叮咬的经历而奇迹般重获新生,“2001年的时候,我去尼泊尔,接触了藏传佛教,受到很大的启发,慢慢理解到了空性。”在患病和医病的数年中,这种因极端情境而产生特殊感悟使王川对抽象创作这一形式达成了更深刻的理解,绘画也逐渐从一门“手艺”成为了某种支撑:“(当时作品中)那些线条的曲折、拐弯、前推、后挫全是下意识的。这种不思索的状态,实在是生命的无奈,在那种情境下能画画就很幸运了。因为当时只有这支笔,只有这张纸,只有这点颜料和墨汁,也只有这条命,完全契合了——当你有很多选择的时候就会滥用,画面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做出来的,没有生命的本能感。当时的另一个意外收获是对毛笔有了新感觉,放弃了对毛笔的执念。想法单纯了,毛笔也就不当毛笔,画面上就出现了在意识之外的东西。”

“王川:方-圆”展览现场,坪山美术馆,深圳,2022。图片:由坪山美术馆提供

多年来,王川的习惯是不打草稿,他追求一种“画进去”的感觉,“人真正进入画画状态时脑子是空的,手眼都是协调的。整个过程无法预设,有时手跟着眼走,有时眼跟着手走,孰先孰后,没有计较,没有障碍。”在他看来,抒情抽象的要义就在于不可重复与不可思虑,有时甚至需要依赖一些惯性,“这些惯性在起作用,它可能是我过去的学习经验,也可能是前世的某种东西。我反复比较了自己的线条与别人的差别,总觉得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是习气呢还是个性呢?修行人对此的解释都不一样,我相信这两者在方式上肯定有区别,但在终极上是重合的。”修行之于王川,是让他提醒自己保持内心的纯粹与干净,因为他始终信奉最简单的信条——画画的前提是真诚。

“王川:方-圆”展览现场,坪山美术馆,深圳,2022。图片:由坪山美术馆提供

落实到具体的层面,王川将其叙述为一个“既掏空自己,也填充自己的过程”,这种微妙的状态在其创作中真诚地显现了出来:本次展出的作品中,除点线面的抽象构成元素之外,进入画面的文字也是一条重要线索,在2003年左右的几件纸本作品中,文字时而悬置于画面表层,时而隐匿于深处;而在2019年的两件近作《不垢不净》《Hong Kong》中,文字已经成为画面的主要构成元素,只是人们无法从中读取完整的信息。

王川,《人行天桥》,布面油画,140×200cm,2006。图片:由艺术家及千高原艺术空间提供

在王川的全部作品中,这类带有明确象征意义的符号向来不算主流,艺术家将其视为一种“视觉图画”,与抽象线条无异,“中国人能看懂这些字,但西方人看不懂,他们就是看结构和美感,所以我还是在意这些文字的结构,怎么样把里面那种构成进行放大。但我不希望画面过于‘清楚’,所以也会用手抹一抹。”因而,作品中留下调整的痕迹,但王川并不试图掩盖,只从整体判断表达的适度,“不过分”是他认为修行的另一种自然要求,“抽象画不需要什么都讲,想讲的东西差不多,张力足够就不要再动了——不能八面玲珑什么都想要,那就成了祥林嫂。”

王川,《无形的盒子》,布面丙烯,194×162cm,2016。图片:由艺术家及千高原艺术空间提供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王川为人熟知的意象“盒子”开始出现。盒子之于王川,更像是一个回应时代的形式符号:“人们都说现在有太多诱惑、太多信息,把我们的心挤满了。其实我的盒子也有些这方面的隐喻,人心就像这个盒子,你可以往里面装东西,也可以清空它。真正清空以后,你会发现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交流非常畅通。”从这个角度来看,盒子是王川对空性之理解最落地的表达,这种“清空”实际上仍然是类似修行般的理性操作,一如他常说的“画什么不重要,怎么画才重要”。

王川,《幻景》,布面丙烯,100×100cm,2022。图片:由艺术家及千高原艺术空间提供

对于欣赏者,王川也保持绝对的尊重:“画画和看画是两回事,绘画完成后,我乐意接受观众的各种投射,也能享受这种快感,只是这种快感与作画的快感不一样。看画是一种智力游戏,画画是一种生命游戏。这两种游戏都有必要。”坪山美术馆的展厅中陈列的几件最新作品名为《深圳》,当我问及这是否是巧合时,艺术家轻松置之:“它们就是今年在这里创作的,干脆以深圳命名,观众一目了然——我是在深圳画的,看的人也在深圳,解读的权力交给他们。”

王川,《深圳,深圳!》,布面丙烯,200×150cm×3,2022。图片:由艺术家及千高原艺术空间提供

“王川:方-圆”展览现场,坪山美术馆,深圳,2022。图片:由坪山美术馆提供

如今的王川笑言,近几年来自己越来越像个宅男,隔天去一趟工作室,有时也参与深圳城中的各种开幕和艺术活动,“可以看一看、玩一玩,我都快70了,别把自己搞那么紧张”——随性是王川最外显的性格特质。至于未来,他说自己只想从当下出发,“只要走到哪里画到哪里就好了”。


文丨Yutong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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