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全球史叙事视野下

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路径

正视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困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在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时面临两方面的困境：有时候，过于“趋异”，表现出以本国叙事和本国话语为中心，导致传播的预期与效果之间呈现出较大偏差；有时候，又倾向于“趋同”，有意无意地迎合西方话语和西方偏好，缺乏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主体构建。

“趋异”所造成的传播效果偏差，既源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也由于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在一段时间内缺乏受众意识和精准传播自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在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方面，国际受众往往处于没听过、听不懂、不认同的状态。一些国际传播内容非但没有增进中西方之间的认知和理解，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的“他者意识”。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或自身国家利益考虑，持续对中国进行污名化、妖魔化，进一步强化了海外受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久而久之，海外受众对于中国的形象呈现出选择性接触和对抗式解读两种状态。这就为中国国际传播“走出去”增加了阻碍。

一味迎合西方社会偏好的“趋同”策略，在另一个维度上同样强化了中国的“他者”形象。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交媒体的兴起，我国在国际传播领域意外涌现出一批具有显著传播效果的案例，如李子柒、阿木爷爷等。有些研究者试图通过这些成功案例反推其成功原因，并希望从中总结出有效的国际传播策略。然而，从内容上看，这些案例主要展现了“中国的乡村生活”图景，符合西方视角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神秘古老的东方大国的想象，经过“美化”的乡村生活也同样符合西方艺术审美的取向。但是，这并不是真实立体的中国全貌。尽管这些案例从流量数据上看是“成功”的，但其本质上仍是依循西方既有的中国想象对“中国故事”进行选择性地演绎和编排，满足了西方受众的东方幻想与猎奇，却在文化意义上增强了中西身份上的差异感，强化了西方叙事下的中国古老、神秘乃至相对落后的刻板印象，这并不是我国想要构建的更具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因此，从这些个案的传播结果来反推其“成功”原因得出的传播方法，可能会使得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走向片面，距我国塑造新时代大国形象的目标渐行渐远。[1]这种国际传播的工作和研究，看似实现了“走出去”的目标，但实际上却是直接将西方叙事和西方标准“请了进来”，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我国国际传播工作的自主性。

直面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事的陷阱与挑战

历史叙事，强调历史记录（包括声音、文字、图像等）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过去某一时段的绝对客观存在，而是人基于过去某一时段发生的客观存在进行的主观性阐述。[2]这就意味着，所谓的历史记录并不是绝对的事实本身，而是在史实发生时某些记录者从一定的视角、立场和文化习俗出发所做的记录，这必然只是历史真相的某些侧面。而当这一已蕴含视角或立场偏差的历史记录经过后人的再研究、再阐释后，这些侧面又会再一次受到书写者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故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说。因此，当代普遍流行的全球历史叙事本质上并非完全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而必然受到世界格局、国际话语权、文化领导权等方面的深刻形塑。

当今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叙事形成于历史学科化的西方启蒙时代。这一时期的进步史观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划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三段。[3]显然，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划分，实际上是根据欧洲历史发展脉络而进行的。虽然随着对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批判以及全球史观的出现，这一三段式的分期逐渐被“古代—古典—现代”取代，淡化了“中世纪”这一充满欧洲色彩的叙事方式。[4]但三段式的分期法仍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叙事逻辑。特别是，这一分期方式底层的“现代性”逻辑更是成为西方构建世界各国叙事框架、构建全球受众认知框架的利器。

“现代性”是启蒙时期留给现世最具总括性的概念遗产。当时的哲学家认为，其所处的时代区别于过去一切时代，已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从而形成了“现代性”这一概念。[5]因此，现代性自其诞生起，便蕴含着褒义进步的意涵。启蒙时期发生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等，也作为使启蒙时期有别于之前任何一个时代的原因，与现代性勾连起来，成为现代性的标志。因此，科学主义、工具理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也具有了褒义进步的语义。与其相反，非科学的、非技术的、非资本主义的便被认为是所谓“过去”，从而是落后的、需要改变的。

然而，诞生于欧洲封建社会体制、适应欧洲地理文化格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启蒙运动及其思想遗产，本身就带有欧洲自身的时空语境。这场旨在推翻封建皇权和宗教神权的革命，表面是政治权力从封建贵族阶级转移至新兴资产阶级的“光荣革命”，但是其实质和源动力则是，新兴资产阶级亟需通过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夺得政治权力，来保障其财富的进一步积累和贸易的最大限度自由——分封制的社会政治体制阻碍了贸易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西方新闻传播史的书写往往会将近代新闻业的诞生与资产阶级贸易自由联系在一起，建立了以贸易自由、言论自由等为基石的自由主义哲学和历史观。然而，西方内部不断完成自由体制构建的同时，西方面向全球其他地区的殖民活动也在轰轰烈烈地展开，贸易自由的结果逐渐演变为“黑奴贸易”的自由。即便如此，从西方历史叙事中诞生的一系列“现代性”价值观，却颇为讽刺地随着欧美全球化（殖民活动）的进程渗透到世界其他国家。

当今世界已经历了两波全球化浪潮。第一波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殖民，可以称之为“英式全球化”。其主要方式是通过武力进行土地殖民和资源掠夺，以低廉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进行生产，又在殖民地进行产品倾销，迫使世界各国被纳入宗主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第二波则是发生在二战后的“美式全球化”，美国通过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扩张方式，通过科技、军事、金融、文化等多维度的霸权结构，用更隐蔽和软性的方式使得全球趋于统一，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应运而生——这一概念看似强调两种文化间的彼此沟通交流，但是由于这种沟通交流实际建立在信息自由流动和商业消费主义的语境之中，必然导致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蚀，“美式全球化”在实质上变成了“化全球”。

正是在“化全球”的过程中，西方“现代性”的叙事框架完成了全球构建。这一叙事框架在国际传播中更被衍化成为非欧美模式，就是非现代的、落后的、需要向西方学习、必须转型的叙事框架，其中自然蕴含着贬抑的语义。自此，广大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很难在国际舆论场中赢得注意力，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敌对化。

着力于全球史叙事下的中国主体叙事构建

跨文化传播（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强调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文化杂糅性”，认为两种文化的碰撞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而不同于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带来的文化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这与全球史叙事的世界观也是一脉相承的。全球史叙事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是世界史的一种编撰方式[6]，提倡以一种长时段和大范围的视角看待世界历史[7]。有别于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事忽视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彼此影响、一味强调“单点扩张”的叙事方式，全球史叙事采用“多点互动”的叙事方式，将全球看作一个整体，认为人类社会是在各地区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全球史观的兴起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域的体现。在以反权威、反普遍性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史学领域也对传统的启蒙主义进步史观、西方现代社会的合理性进行了批判，解构了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的基础和基本价值判断。全球史观的史学家认为，一方面，从空间的整体性来看，欧洲在地理上从属于亚欧大陆，与中亚和非洲等交流密切，并非独立发展，[8]地理上的整体性使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各地区之间产生互动。从互动的视角来看，亚洲、非洲乃至15世纪以后美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都对欧洲的历史文化演变及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从全时性的角度来看，欧洲经济占主导地位只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出现的，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其起飞神话也许纯属偶然，未必因其文明的优越性。由此，全球史叙事的理论观点提出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奠定了这一理论的基础。

总的来说，全球史叙事就是一种建立在批判传统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历史叙事，是一种提倡用整体性、互动性和全时性视角看待世界的新世界史研究和实践方式。它力图通过对传统世界史观的批判，颠覆欧洲文明至上的观念，打破以西方为中心从一点向世界扩散和普及、所谓“先进文化”的书写逻辑。从“单极流润”的先进文化普惠世界的发展逻辑，转变为“多极互动”的平行起步、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全球视角下的历史发展逻辑。这一理念不仅对历史书写和研究形成影响，同样为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样性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

基于全球史叙事的思维，当前全球各国正试图建立新型的全球化样态，即第三波全球化。这一历史时期的全球化建立在跨文化传播（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语境下，强调不同文化的独特性，承认文化交流之间必然伴随文化冲突，[9]其过程可能充满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暴力，但这并不是一个消极的过程，而是通过主动构建、引领和带动方式推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互动，从而相互影响、彼此交融，在相互碰撞中诞生新文化的能动过程。跨文化传播概念将全球化与地方化相融合，形成“球土化”的概念，强调本土与外来文化的杂糅性，通过两种文化的碰撞产生一种新的文化，避免了文化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元对立。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0]从全球史叙事的观点来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各文明之间就是通过互动、碰撞、扬弃、交融等方式完成了文化的更迭和进步。因此，在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时，应通过深入了解西方话语的构建和传播方式，在对西方知识和思想资源充分理解和批判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开展国际传播工作、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也要避免简单地站在中国的视角和立场上考虑问题，应当关怀全球问题、关注全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全球影响力不断提高，面临的挑战也不断增多，应从全球史观出发，抵制西方中心主义，维护全球文化的多样性，争夺国际话语权。一方面，面对强势的美西方文化的压力，中国需要用坚定的态度、确凿的事实予以澄清和回应，这是在当前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时不可避免的冲突性的体现；另一方面，中国又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驱动下，主动构建一个更加真诚包容、共生共荣的文化观，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以及与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一起，追求一种新型全球化语境下的文明交流与互鉴。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国内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国际舞台则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世界多元文化中发出“中国声音”。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类新文明将成为人类团结和进步的出发点，我们要真正做到包容、理解、求同存异。面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要学会用有力、有利、有效的国际传播，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理解中国，助力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处理国际事务、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迎接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文系清华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全媒体时代的信息素养教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专业化与大众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104J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