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在解读中宣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时，国家文物局提出，将支持北京、西安、大同、南京等地建设“博物馆之城”。这标志着，经过十数年探索实践的这一理念成为推进我国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上升到了国家顶层设计的层面。

“博物馆之城”，当然不仅仅是以一座城市所拥有博物馆的绝对数量来衡量的，而是在于博物馆的特色与质量，更为重要的是，这座城市给予了博物馆什么样的地位，以及博物馆在城市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建设“博物馆之城”，就是要探寻一条博物馆与城市融合共生的发展路径。

“馆”与“城”的耦合增益效应

所谓“耦合增益效应”，可以理解为两个或者更多的个体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产生增力的现象。在博物馆与城市的双向互动过程中，作为文化地标与城市名片的博物馆，也是拉动地方经济、促进地区繁荣的经济桥梁，为城市的发展繁荣注入了新的力量。从文化、经济两方面受益的现代都市对博物馆的反哺，也将会促进博物馆的良性发展，使博物馆拥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保存人类创造力与历史记忆的宝库。人类社会从史前聚落发展到了现代大都市，每一次成长都借由各种类型的遗产留下深深的烙印，传承到了今天。那些历经时间磨砺，具有年代感与历史颗粒度的遗物与遗迹，恰似城市成长的“年轮”与“足迹”，使我们可以透过博物馆的展览“一眼千年”，回望来路，记住乡愁。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大学校”，可以通过博物馆资源的社会共享与传播，成为公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知世界万千气象的课堂，通过潜移默化的知识传授和影响，达到提高公众文化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目的，并以灵动鲜活的方式走进社区、走近公众，让市民拥有更多精神文化产品，有“获得感”。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获得公众情感认同的重要媒介。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这些经由历史积淀与地域熏染的文化特质，在当下社会高速发展、人员交流频繁的时代，是彰显城市魅力与影响，汇聚人才与资源的重要支点。单单从各地博物馆的外观设计，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不同城市的风格与韵味。西安、洛阳的博物馆，多呈现出汉唐盛世的恢宏气势，苏州、杭州的博物馆，则温婉秀美，山水宜人。这些各具特色的博物馆，给“千城一面”的现代都市添上了“点睛之笔”，也让生活、旅居在这里的人们感受到了城市的不同魅力。

博物馆还是颇具吸引力的城市“文化空间”。城市中的博物馆，既像一片“文化绿洲”，给公众一处宁静、放松的场所，在其中感知到文化浸润内心的充实；又像一间“咖啡馆”，是公众交流情感、分享感悟的空间，使人们在博物馆中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温暖。

博物馆也是城市发展动力的重要来源。除了由博物馆各类文化活动而产生的经济收益等直接贡献以外，博物馆还以其巨大的文化附加值及其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使城市或地域增值，并以优越的文化软环境提升整个城市的竞争力。比如说，在一些城市的快速扩张中，考古遗址曾经被当作城市的“包袱”，沦为都市里的村庄；历史街区被视作发展的“障碍”，在旧城改造中灰飞烟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旧工业区，也沦为城市“锈带”而没落与衰败。随着遗址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工业遗产博物馆从理念进入实践，这些考古遗址、历史街区和工业遗产，在经过“博物馆化”之后，变身为城市的“绿肺”公园与文化景观，成为城市有机更新的亮点，而这些博物馆的周边区域，也由此成为带动城市空间再生的热点。

随着博物馆的自身发展及其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促进和推动，博物馆也因之确立了它在城市中的地位，并得到来自社会公众的更多认可和支持，与城市形成了共生、共融的双向互动良性发展模式。

“博物馆之城”的发展思路

九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探索在文化资源丰厚地区建设‘博物馆之城’‘博物馆小镇’等集群聚落”，推进博物馆与所在区域的“统筹协调”“开放共享”。在规划“博物馆之城”的发展思路时，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多个维度入手，以使“博物馆之城”建设既能够推进新时代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又能够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首先是“差异性”。特色鲜明的博物馆可以让“千城一面”的现代都市重新找回“文脉”，不同城市的“博物馆之城”建设方案，更要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与“色彩”。在思考“博物馆之城”的建设方案时，要透彻分析所在城市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充分调研国内不同城市“博物馆之城”的发展思路和具体举措，并参考分析国外一些博物馆较发达的城市的收获与经验，以找准各自城市“博物馆之城”建设的定位、目标，形成差异化特色发展的思路。

其次是“系统性”。在“博物馆之城”建设中，既要关注大中型博物馆的“头部”带动效应，也不能忽视小微博物馆、类博物馆的社群覆盖潜能；既要关注国有博物馆，也要扶持非国有和行业博物馆；既要关注历史文化类博物馆，也要关注红色文化、工业遗产和社区（村史、乡村）博物馆；在思考博物馆与城市二者关系时，既要将“博物馆场域”作为纪念与记忆空间，也作为社交空间、休闲空间、消费空间等；在思考“博物馆之城”的时间维度时，既要彰显“厚重历史底蕴”，也要反映出“多彩当代生活”，还要展现出“蓬勃未来活力”，以构建“过去—现在—未来”的“博物馆+城市”新形象。

第三是“融合性”。“博物馆之城”建设，要能够激发出“博物馆”与“城市”的耦合增益效应，发挥出博物馆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杠杆放大作用，使博物馆成为“知识传递—文化涵养—精神富足”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空间，通过“激发自身活力—融入百姓生活—带动城市更新”，拓展博物馆的显性功能、价值边界和溢出效应，形成融合式“博物馆之城”发展范式，使“博物馆化”后的城市成为一个“文化浸润与滋养”的空间，以进一步增强博物馆事业的社会影响力和综合贡献力。

第四是“前瞻性”。在思考“博物馆之城”发展思路时，还要聚焦国内外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新成果、新收获，汲取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有机更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新要求，并融入区域经济学、城市规划、教育学、旅游管理等相关学科的新理论、新探索，跟踪信息技术（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的新趋势、新发展，以使“博物馆之城”的建设方案不仅能够满足当下的现实需要，也为未来发展预留充分空间。

最后一点则是“耐性与韧性”。“博物馆之城”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抱着“深耕慢养”的心态稳步推进的。这对于地方政府与当地文物主管部门来说的确是一个考验，毕竟无论是绩效考核还是工作实效都是需要有一些显性成果的。不过，如果秉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和韧性，找准长期目标定位，规划中期发展思路，落实近期建设任务，博物馆就会在“润物无声”的过程中重塑城市形象。

“博物馆之城”的实现路径

建设“博物馆之城”，不仅要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大学校”功能，深入挖掘博物馆“城市记忆”元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使博物馆走向社会，走近民众，成为守护城市之魂、赓续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推动“四史”教育、涵养文化自信的精神家园；还要进一步拓展活化博物馆的“城市空间”作用，彰显博物馆的“城市魅力”影响，激发博物馆的“城市动力”潜能，使之成为公众感受城市温度与活力的平台，获得情感认同、汇聚人才资源的支点，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的来源。在具体规划“博物馆之城”的实现路径时，还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曾谈及，“我国的博物馆体系布局很不均衡、发展质量参差不齐。不同地域、层级、类型、属性的博物馆，在发展规模、速度与质量方面，仍有明显差异……文物系统的博物馆是中国博物馆的主流，占了近80%，以至于人们经常将博物馆和文物直接画上等号。博物馆绝不仅仅只是收藏文物，而是收藏各种类型的人类发展的物证和自然环境变迁的物证。”

针对我国博物馆目前存在的类型相对单一、层次不够丰富、空间分布不均衡、有“高峰”无“高原”等发展态势，在规划建设“博物馆之城”时，首先还是要立足一座城市已有的博物馆基础，把有限的资金更多地投入到盘活存量博物馆资源、促进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而不是单纯追求博物馆数量的增加，或者是大体量、大手笔的新馆建设。其次，是辩证分析现有博物馆的数量、类型、层级、活力的关系，并结合所在城市的特色与优势，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优化博物馆层次布局，有针对性地补齐类型、层级、空间分布等不同方面的缺项短板，尤其是关注与支持小微博物馆、社区（乡村）博物馆、类博物馆等这些“全天候”、市民身边的博物馆，以形成覆盖广、丰富多样的“博物馆之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020年下半年，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开展了第四批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工作。从通过定级的520家博物馆评估数据来看，一级指标中“综合管理与基础设施”的平均得分率最高，达77.5%，“藏品管理与科学研究”仅有51.5%，二级指标中的“展览和教育”平均得分率为69.2%，“公众服务”为68.7%，“影响力”为56.3%，“学术研究与科技”则仅为 31.4%。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近年来我国博物馆在类型、数量、馆舍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学术研究、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却还有许多可提升空间。

因此，在“博物馆之城”的建设过程中，重点还是要聚焦在博物馆的自身能力建设方面，这是“博物馆之城”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也是新时代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内部能力提升方面，不仅要加强博物馆的收藏、保护、研究等基础功能，还要增强博物馆对各类人才的集聚作用，以提升博物馆的科研学术水平；同时也要通过探索与实践富有活力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增强博物馆的教育、服务和传播效能，以提升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在强化博物馆内部建设的基础上，还应当充分发挥当地博物馆行业协会的指导、协调、监督等作用，促进馆际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加强博物馆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公共卫生安全、游客人身安全等的综合能力，为“博物馆之城”的建设筑牢安全防线。

近年来，随着文博热潮的兴起和信息共享方式的迭代更新，社会公众对博物馆的展示传播有了更高的要求与期待。时代特色鲜明、主题内容创新的展览，丰富多彩、层次多样的公众教育活动，生动鲜活、独具匠心的文化创意产品，正在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博物馆教育体系，使博物馆更加富有时代气息和社会存在感。

在建设“博物馆之城”的过程中，挖掘博物馆藏品的历史、文化内涵与艺术、科学价值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通过“挖掘价值”，将“专业化”的知识转化为社会公众的精神食粮，转化为文化产品输出的资源和文旅融合发展的动力，并合理适度地运用不同类型的共享展示传播手段，融合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方式，促进博物馆资源的创新转化。此外，还可以进一步探索“馆—馆”“馆—校”“馆—企”“馆—媒”的联动共赢模式，加强与各类学校、图书馆等其他社会教育机构的合作，以及与城市、社区的联系，并且借力文化创意机构的研发实力、产业资源和运营网络，发挥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的各自优势，形成辐射式的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实现博物馆资源的社会共享。

建设“博物馆之城”，不仅仅是要发挥“博物馆+城市”的复合叠加作用，更是要激发出“博物馆与城市交融发展”的耦合增益效应。单霁翔先生在十多年前就曾呼吁，“博物馆必须对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做出积极回应，重新检讨博物馆在信息化时代与学习型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实现博物馆功能与职能的不断拓展。通过特色化、生态化、社区化和人性化发展”，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博物馆如何与城市交融发展，首先是要走出博物馆的“物理围墙”，依托图书馆、美术馆、书店、社区文化中心、历史文化街区等公共文化空间，让博物馆的精神文化产品走近公众；同时，还要突破博物馆的“心理围墙”，让博物馆在城市文化公园、绿廊步道，甚至综合商业体、公共交通等不同场所中都能“可感可见”，探索博物馆融入城市生活的常态化、可操作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在“博物馆之城”的建设过程中，要以“博物馆化”来浸润和塑造城市的“文化风格”，使城市的“硬质化”与博物馆的“软关怀”交融共生。

如果从一座城市“大都市圈”的空间格局来考虑“博物馆之城”的建设，就不仅要关注城市的核心区域，还要按照中央关于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要求，关注博物馆与“大都市圈”内乡村与自然生态区域的融合发展，以地质、生态类国家公园，民俗展示园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为借力点，引导鼓励生态博物馆、乡村博物馆、类博物馆的发展，让“博物馆之城”建设成为“大都市圈”成长的文化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