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弗朗索瓦·米勒《拾穗者》，布面油画，1100×830cm，1857年

长久以来，艺术一直被人们视为不需考虑生存后才有能力涉足的领域。而除了少部分成名艺术家不受收入困扰以外，多数皆给人“缺乏财务保障”的印象。这一职业如此不稳定吗？艺术家用缴“社保”吗？今天，时尚芭莎艺术带你了解。

“穷艺术家”仿佛成为了艺术圈魔咒。大多人们熟知的艺术家虽留下了璀璨的艺术成就，生活中却穷困潦倒。英国作家毛姆在以保罗·高更为原型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中，便向读者抛来了这样的问题：天上的月亮与脚下的六便士，如果二者只能选其一，你会选择哪个？理想很美丽，现实却骨感。于艺术家而言，艺术与金钱似乎从来二元对立，高更的经历便可见一斑。

高更曾是股票经纪人，家庭美满，收入颇丰。在决心投身艺术创作后，他辞去了工作，成为了职业艺术家。此后，其经济状况便每况愈下。数年里，他一度从事多种灵活短暂的体力工作以养家糊口：海报张贴、码头苦力……其住所也从巴黎移居里昂，再搬至哥本哈根。

贫穷至死都在困扰这位后来的印象派大师，艺术并未令其生活有任何保障，反而落得妻离子散、老来窘迫的局面。人们不禁好奇：难道艺术创作非要这么“心无旁骛”吗？不能当作“副业”来做吗？高更告诉你，他真不行。这位艺术家曾如此坦言：“如果我不去从事我的天职，我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罪之人。”

为了艺术的纯粹性，不工作成为艺术家的个人选择。而随之带来的缺乏保障的生活便是意料中的结果。那么，其他艺术家呢？事实上，不论是出于对经济的考虑，还是为进入“圈子”，不少艺术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职业：教师。

保罗·克利《Senecio》，40.5×38cm，1922年

保罗·克利《Clarification》，70.5×96.2cm，1932年

教师，意味着稳定的收入与相对自由的创作时间。抽象主义先驱保罗·克利（Paul Klee）便曾在包豪斯任教。虽然其初心是为社会培养年轻艺术家，但不可忽略的是这份工作的确给予了克利中上阶层的生活水准——“丰厚的薪水、体面的工作和由格罗皮乌斯设计、附带大工作室的宽敞房子”。

后期包豪斯经济状况不佳时，格罗皮乌斯曾试图为其减薪，但被克利断然拒绝。而令人艳羡的收入也使其拥有无忧无虑的创作机会。在这一时期里，他曾去埃及旅行，还与同在包豪斯任职的康定斯基等人成立了“蓝色四人组”（Die Blaue Vier）......

瓦西里·康定斯基《Circles in a Circle》，布面油画，98.7×95.6cm，1923年

转观国内，不少艺术家亦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正如克利与包豪斯一般，在艺术院校任职不仅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还是艺术家“圈内人”的佐证，与同僚共事和职业所在更令艺术家收获一定的话语权。譬如刘小东与何多苓：前者自1994年起至今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后者则长期任职于成都美术学院，也于川音美院任客座教授。

何多苓《乌鸦是美丽的》，布面油画，89.9×70cm，1988年

何多苓《野苑女墙No.2》，布面油画，200×300cm，2019年

“教师”惠及艺术家职业生涯已无需赘言。且无论国内外，作为“正式职业”的教师与其所在院校都会按时向国家缴纳社会保险，这减轻了艺术家的大部分生活压力。某种程度而言，艺术家教师也与院校共生共荣，此谓双赢。而“双重职业”的保障外，还有诸多艺术家已走上了财富自由的道路……

刘小东《三峡新移民》（局部），布面油画，1000×300cm，2004年

艺术界不乏自己开公司“当老板”、艺术与财富双丰收的人生范例。如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安迪·沃霍尔与杰夫·昆斯就将自己的工作室逐渐发展为“公司”，助手负责创作，自己则负责打造个人的“品牌形象”。作品供应速度快、又受市场喜爱，获得财富自然轻而易举，甚至其工作室中还有不少“借力”出道的助手。与这样名利双收的艺术家谈论“社保”，似乎就变为了“夏虫语冰”。

杰夫·昆斯的工作室

杰夫·昆斯与瓷器版的《Balloon Dog(Blue)》

当然，此状况也是少数。2015年，艺术评论人苏珊·琼斯（Susan Jones）于《卫报》（The Guardian）发表了文章《艺术家的低收入与地位是国际问题》（Artists’ low income and status are international issues）便揭露了真实的艺术圈现状。

琼斯在文中展示出多个国家的艺术家生存情况——多数艺术家皆处于最低财务生存底线的状态，面临着低工资或者无工资的困境。即便在艺术行业发达的英国，身在市场的艺术家平均年薪也仅有一万英镑，这些“薪资”仅能支付生活所需的66%。而在充满潜力的艺术市场韩国，近一半的艺术家月收入只有291英镑。

朱塞佩·贝诺内（Giuseppe Penone）《Le Patate》，1977年

光鲜title外的凄惨生活并非刻板印象，“个体户”是绝大多数自由艺术家的状态。我们熟悉的如梵·高、莫迪里阿尼等艺术家在生前的经济状况都曾不堪。甚至约翰内斯·维米尔不仅在世时画作销量很低，甚至还因贷款为家庭留下了累累债务。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CHRIST IN THE HOUSE OF MARTHA AND MARY, CIRCA》，布面油画，160×142cm，1654-1655年

而艺术界的“死亡效应”则更令人心寒。在文章艺术家去世=价格一定涨？中，我们便讨论过艺术家生前与死后价格的巨大落差：数不胜数的艺术家都是在去世后市场价格才得以飞跃，终被艺术史认可。而在口口相传的故事中、人们饥渴地挖掘其艺术的沧海遗珠外，贫瘠、疾病与落魄才是真实人生的模样。不提“社保”一事，这些艺术家甚至曾不得不被隔绝于主流社会之外。

面对这样的状况，有人却发现了“商机”……

Art Pension Trust的Logo

APT联合创始人合影，右二为莫蒂·施尼伯格，2007年

2004年，一家名为“艺术家养老金信托基金”（Art Pension Trust，简称APT）的公司应势而生。同为MutualArt创始人的莫蒂·施尼伯格（Moti Shniberg）为APT设立了计划以给予艺术家集体保障：该基金以纽约、洛杉矶为首，向伦敦、北京、柏林等艺术中心扩散。基金会于当地招募250位艺术家参与项目，艺术家则每年为基金提供一件作品。当基金出售其作品时，40%将归艺术家所有；32%将存入资金池，日后分配给集体；另外28%则用于支付APT的管理费。

APT艺术家Shirley Tse的作品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APT艺术家Shaun Leonardo《Freddie Gray (drawing 2)》，纸本木炭，2015年

在过去十余年里，APT从其2000名成员中收集了超过1.3万件艺术品，总价值约为5亿美元。正如基金会向艺术家宣传的一般，签约艺术家希望如投资期货一样，将该项目作为一种保险政策以应对市场不可避免的起伏。而足够多的艺术家则可以分散风险，以获得财务安全。

APT曾招募的艺术家Walid Raad作品《Question the Wall Itself》，图源Paula Cooper Gallery

或许可以归结于运营方式不佳，APT为艺术家制造的乌托邦最终幻灭。虽然这次尝试的结局不尽如人意，但却如实反映了“艺术家”仍是尚未受到足够保护的职业。

莫瑞吉奥·卡特兰《Andreas e Mattia》，填充布人物、衣服和鞋子，1996年

纵观中西艺术史，“颠沛流离”虽为艺术家带来不少灵感，但亦为其人生蒙上了一层“悲情”色彩，令诸多向往创作的人望而却步。时至今日，艺术于大多数人而言，仍是“月亮与六便士”的问题。

“社保”仅是反映其困境的一个角度。其实，当今社会已有诸多如艺术驻留、国家艺术基金、私人赞助等资助项目为艺术家创作施以援手、促进艺坛繁荣，而受益者只是少数。为艺术家团体提供可持续的财务支持，或说将艺术家“职业化”，仍是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面对如此现象，我们能迎来转机吗？

编辑、文  于明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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