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STS历经四十多年的发展已成长为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但它与传播学展开实质性的对话不过是近十几年里才发生的事。STS把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长期以来偏重对工程、军队、交通运输等“硬”科学技术的研究，对图书、报纸、广播等偏“软”的信息媒介缺乏足够的兴趣；而传播学则与之相反，两者即便不是泾渭分明，总体上也交集不多。直到网络社会来临后，信息传播技术(ICTs)超越生产技术，占据社会的中心位置(拉什, 2009: 1-3)，成为STS学者和传播学者都无法绕过的重要对象，也为两者互相参照提供了绝佳契机。越来越多传播学研究吸纳社会形塑(social shaping)或者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等STS理论资源来理解新媒介技术及其实践。“技术系统”“技术拜物教”“技术的社会形塑”等表述进入了许多传播学著作的书名和章节名中(Preston, 2001; Lievrouw & Livingstone, 2006)。国际传播协会(ICA)下也设置了CAT(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专委会。

在传播学领域，技术的社会建构论长期以来也格外有吸引力。传播研究和STS在理解技术与人类社会文化的关系上持有类似立场——“技术决定论”，这一传播学者再熟悉不过的对麦克卢汉等媒介理论家的批判性标签，长期以来也是STS努力批判和规避的对象。技术决定论主张社会的技术基础是影响所有社会存在模式的根本条件，将技术变革(工厂的发展、机器的引进或者工作的自动化等)视为社会变革的最重要力量。1980年代，STS出现大量研究试图逆转技术影响社会的简单因果逻辑，以克服简单技术决定论的缺陷(Boczkowski & Lievrouw, 2008)：无论是主张所有新技术推出过程中都涉及参与者不同理解与阐释的“解释弹性”理论(Collin, 1985)，还是强调技术仅仅是阐释性叙述之后果的“技术即文本”理论(Grint & Woolgar, 1991)，不外如是。而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技术的社会建构论(SCOT)”。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广义上的社会建构论一直构成了STS的主流(MacKenzie & Wajcman, 1999)。

传播学领域社会建构论的代表之一当属“创新的扩散”理论，罗杰斯(2016: 281-315)将技术采纳和使用的不同人群做了细致分类，包含了创新者、早期使用者、早期大众、晚期大众和落伍者。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驯化”理论致力于考察本地/微观社会中技术如何被采纳、掌握和使用，构成传播学社会建构论的另一典范。西尔弗斯通将媒介技术的驯化过程划分为：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物化(objectification)、整合(incorporation)与对话(conversion) (Silverstone, 2006)。“驯化”理论早期的重点是家庭对个人计算机的采纳和使用(Silverstome, Hirsch &Morley,1992)，但随后被大量运用于公司、校园等不同地理空间对汽车、手机等媒介和技术之采纳的分析中，以理解新媒介技术的采纳是如何导致“家庭和公共世界边界的重新协商与定义”(Bakardjieva, 2005: 163; De Reuver, Nikou & Bouwman, 2016)。“创新的扩散”和“驯化”理论并非个例。2000年后社会建构论已成为新媒体研究的主导观念(Lievrouw &  Livingstone, 2006: 4)。

 因此，1980年代至今的很长时间里，传播研究和STS虽然都承认技术的物质-社会双重属性，但某种程度上都更多地偏向社会一端。由于其批判性立场和政治性色彩，社会建构论的合法性进一步巩固。媒介不再仅仅被视为影响社会的技术物，而更多被视为人类社会不同层面的社会行为所塑造的产物。它们也不再被简单地视为带来进步或者危险的力量，而是被视为受到文化传统、社会习俗、政治经济权力的制约乃至形塑。学者们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形塑媒介、使用媒介和转化媒介的人，因为人的意志与行动被视为最重要的，人决定了技术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社会建构立场带来了很多洞见，但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立场也给传播研究和STS带来诘难。第一，或会消解媒介技术研究自身的独特价值。社会建构论把技术的形成与发展视为各种社会力量协商、妥协的结果，社会、文化因素是第一位的而媒介技术是第二位的，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视技术为完全的社会建构产物，社会让技术成其所是(Sismondo, 1993)。如此一来媒介问题归根到底就变成了社会学、政治学或者文化研究的问题。第二，容易导致相对主义和媒介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受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影响，不少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借助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来解构科学、解构理性，认为科学技术完全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试图颠覆科学技术研究的认识论价值，把科学技术看成脱离经验检验的诡辩和维持不平等秩序的权力，这在1990年代引发了著名的科学保卫战(索卡尔, 2002)。在传播学领域这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即相比媒介的使用方式以及商业利益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媒介本身不那么重要。第三，容易对媒介技术的物质性面向视而不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社会建构论立场让传播学者们通过对社会系统中权力的批判获得“显而易见的政治上的好处” (Rogers, 1998)，但也因为预设了人类自身创造世界的能力让人类中心主义根深蒂固(ibid)。由此带来的是传播研究中观念论(idealism)大行其道，无论是“传递观”还是“仪式观”，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批判研究，大多将传播视为信息、符号、话语，非物质性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主导本体论基础(Packer & Wiley, 2012)，而物质性的一面则失落了。

在STS领域，社会建构论的缺陷与不足日益受到关注。一些学者努力对社会建构论进行修补和更新，而另一些学者则坚持强调技术的形塑力量，寻求克服技术决定论的局限并超越社会建构论。本文想要探讨的是：STS的理论家们如何在充分重视技术生成和维系的特定社会文化条件的同时，对技术的物质面向作出新的理论阐释？物、媒介、技术和人、符号、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如何被处理的？STS对媒介技术能动性(agency)的不同探索存在怎样的连续性与差异，其与媒介研究的交光互影又会为传播研究带来怎样的启示？

“自主性技术”倡导者兰登·温纳是STS最早的社会建构论批判者之一。他认为许多高举批判技术决定论旗帜的研究不过是“模棱两可的多因素论与对唯意志论立场的巧言重申”，而技术研究者要避免“将婴儿和方法论的洗脚水一起泼掉”(温纳, 2014: 67)。温纳认为，社会建构论过分专注于技术创新的不同源头、发展的多重分支以及社会群体的协商与斗争，却忽视了技术实质性、持续性的影响。因此社会建构论者完全没有注意到自身偏爱的理论与社会技术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缝。温纳认为，SCOT的弱点至少包括：过多强调技术的源头与创新而非技术的未来，对已经稳固的技术讨论不够；对多元主义过度依赖，忽视了真正的不平等；忽视了技术变迁包含了动力要素，这种动力要素远比通过研究社会群体的特征和行为所揭示的内容更重要(Winner, 1993)。对于“创新的扩散”和“驯化”理论等社会建构取向的传播学理论而言，这些批评同样也适用。技术决定论热衷探究技术的直接影响，而激进的社会建构论倾向夸大人类围绕技术作出选择的能力，但是温纳指出，我虽然特定技术的发明和应用通常是有意识的和审慎的，但它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往往并不在人的意料之中也无法被人所预见，而是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且很多情况下不可逆转。据此，他提出用“技术漂迁”来替代技术决定论，以描绘技术变革的图景。虽然人们看似仍保持着技术使用者和控制者的地位，但实际上对多样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考虑都眼光狭隘，这些技术以无数方式发挥作用和相互影响，出乎所有人或制度的预料，这就是“技术漂迁”的过程。它带来的“非故意的后果”几乎总是消极或不受欢迎的，但非故意并非没有意图，因为技术做到的总比我们想到的多。因此，如果要继续用决定论这个术语，那么也只能用随意决定论，因为“对创新的后果加以探索和分析的实验室只能是历史本身”(温纳, 2014: 84-85)。尽管技术变革中存在人的选择，受到理性或效率等思考方式的影响，以任何方式限制技术创新向前发展的建议总是会遭到无情的反对，人们恍若沉醉了技术编织的美梦中不能自拔，温纳将此称为“技术梦游”(Winner, 1993)。温纳提出了“技术律令”的概念，认为“技术是这样的结构，它们的运行要求对其环境进行重建”(温纳, 2014: 86)。技术为有效发挥其功能而需要与其他技术、经济、风俗、习惯、观念、社会和政治制度相互依存、相互连接、相互需要、相互交织，形成复杂的网络结构。这一结构内部的相互依赖性让它有自己确定的、必须得以满足的运行秩序，不是对政治或社会过程产生的要求做出反应，而是对社会提出要求，让其他要素必须满足它，这就是技术律令。并不是说技术和社会变革从未被选择、指导或者控制，问题的关键在于，有些重要的变革范畴在“选择”或“意愿”的概念下根本没有意义。通过“自主性技术”“技术漂迁”“技术律令”等创新性概念，温纳发掘了技术变革的复杂图景，跳出了技术决定论的窠臼，同时超越了社会建构论，可被视为技术建构论的典范。

迈克尔·卡隆、布鲁诺·拉图尔、约翰·劳等在休斯技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对社会建构论造成极大冲击的“行动者网络”(ANT)理论。包括SCOT在内的许多社会理论将人或(技术)物看成中介者而忽略了其转译的作用，从而多倾向决定论，而ANT 则认为所有的行动中动员的，无论是人还是非人，都是转译者。转译者改变、转译、扭曲和修改他们本应承载的意义或元素。他们在行动，也就是在不断地产生运转的效果，每个点都可能成为一个歧义。从ANT视角看，无论技术决定和社会决定都是不可能的。如果说自主性技术理论还是建立在现代和前现代时间分裂的基础上，那么ANT也消解了这种二元论。拉图尔指出，现代人和前现代人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因为他们都在从事着联结和转译的工作，差别仅仅是联结和转译的范围和程度有区别而已，这种差别是量的而非质的。在此意义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人与物的“集体”或“议会”之中，我们从未现代过(拉图尔, 2010)。人与技术物等异质行动者之间复杂多变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技术-社会无缝之网”的建构机制。“结构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行动或是记忆轨迹之中。它们还存在于异质性的物质组织构成的网络之中”(Law, 1991)。在ANT这里，技术与社会是在同一整个过程中产生、发展，并不具有因果关系，它们相互建构、共同演进，技术实践是由多种异质成分彼此联系、相互建构而形成的网络动态过程，从而用异质行动者关系建构论颠覆了技术的社会建构论。ANT带给传播研究的重要思路是“共时性研究”(synchronous research)，即特定的媒介技术同与其相关的媒介实践是同时出现的，而不能假定新媒介技术与人(社会)的先后关系(Hepp & Hasebrink, 2014: 266)。

可供性理论提供了一种研究处于同技术实时互动中的具身性人类实践经验的方法，也为探索建基于技术物基础上的日常行为特性提供了持续性的、分析力极强的研究纲领。在数字网络和智能技术发展迅猛的环境下，更多STS和传播学者加入了对可供性的讨论之中，让可供性理论的内涵进一步丰富。施蒂格·夏瓦(2018: 31)将可供性引入其结构化互动研究，认为媒介的可供性可以促进、限制并形塑传播与行动。延森则认为，传播研究运用可供性概念，可能是“为了考察具身式传播与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所呈现出的相似性”(延森，2012：82)。彼得·纳吉等提出了“想象的可供性”(imagined affordance)概念来解释在技术可供性确认中使用者的期待和信念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不可见的人们想象可供性的能力。因为对数字技术的期待在有意识的、理性知识中常常无法充分实现，而人们相信和期待什么能够形塑“他们如何理解技术以及想象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故而“想象的可供性”可能更好地捕捉数字时代技术中介性、物质性和情感性维度(Nagy & Neff, 2015)。桑德拉·K·埃文斯等学者认为可供性概念存在被滥用的现象，许多研究将技术的特性或者技术使用的后果错误地视为可供性本身，未能将可供性视为“多面的关系结构”(Faraj & Azad, 2012)。他们提出了衡量各种研究中宣称的可供性是否能够是可供性的标准，认为那些既不是技术特性也不是技术使用的后果，且具有可变性(variability)的才能被视为可供性，比如匿名性、持续性、能见性等(Evans, et al., 2017)。安德鲁·施洛克提出了“交流可供性”(communicative affordances)的概念，认为“对(媒介技术)用途的主观感受和技术的客观特性”的关系交集会带来“沟通以及随后行为方式的变化”(Schrock, 2015)。斯嘉丽等学者则在大数据和云计算时代提出非人感知(non-human perception)和算法可供性(algorithmic affordances)的概念，以区别于传统的基于物理环境与实体物的可供性(Scarlett & Zeilinger, 2019)。国内外以新媒体为对象、以可供性为理论视角的经验研究大量出现，它们不再仅仅是传播研究对STS的单向引介和借鉴，更标志着传播研究和STS彼此借鉴并迈向深入交叉融合。

自主性技术理论强调技术与社会不同元素的复杂关系，揭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技术漂迁”和“技术律令”，将技术决定论发展为技术建构论，拉开了媒介研究和STS相互渗透与影响的序幕。行动者网络理论将技术视为与人同等地位的行动者与转译者，探究异质性行动者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与相互作用，用异质行动者关系建构论超越了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被更多传播学者引入作为理论资源。可供性理论将技术物视为嵌入人类日常行为与实践中的重要元素，聚焦人与技术互动关系中的行动机会，为探索建基于技术物基础上的日常行为特性提供了持续性的、分析力极强的研究纲领，标志着媒介研究和STS正进入深入交叉融合。如果说自主性技术要解决的是技术影响人类社会的宏大问题，那么行动者网络和可供性则从中观和微观的经验层面介入技术的探讨。当数字媒介研究者和传播史研究者都在大力推进“媒介转向”之时，媒介研究与STS的交光互影越来越展现出宝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