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 宏涛的最新个展「薄暮」已于9月3日在厉蔚阁（LGDR）巴黎空间拉开帷幕。此次展览是屠宏涛自2020年在Lévy Gorvy伦敦空间的欧洲首秀之后，在巴黎的首场个人展览。与此同时，他的新作亦分别于画廊在首届首尔弗里兹艺术博览会（Frieze Seoul）及首届「艺+巴黎」（Paris + par Art Basel）的展位中亮相。

自2019年11月Lévy Gorvy宣布全球代理以来，这位隐于成都、游历川蜀群山、以书入画的艺术家经过蜕变与成熟，在全球当代艺术的抽象绘画领域备受瞩目和肯定。屠宏涛于1976年出生在成都的一个理科家庭，13岁独自到重庆的川美附中求学，后来从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又在广州做了一年服装生意，兜兜转转最后回到成都蓝顶扎根。

从早期“人堆系列”对城市化进程中人性剧场的表现，到对自然的抽象探索，屠宏涛在做的其实是转向内心与回归绘画的本质。他浸润于中国美学传统与西方战后抽象艺术的启迪，刻苦钻研、另辟蹊径，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引入体验的直觉性，以流动的色彩、灵动的笔触，在不断的破坏和重建中构筑绝决宏伟的理性空间，冲破具象与抽象的界限、摆脱叙事和表象的禁锢。

也因如此，此次在巴黎的个展对屠宏涛来说意义非凡。正如LGDR资深国际合伙人李丹青所说的那样：“法国的养分不单单在视觉上，现代哲学和文学的强悍地位亦给了这里的艺术家、观众深厚的营养。屠宏涛的创作内核与这些精神是一致的，那些深重的颜色、几何形甚至突兀的大色块是这个时期他最真实意识中的回应。”

展览标题“薄暮”源自杜甫晚年的一首同名律诗，彼时的诗圣经历安史之乱，已辞官入川，从此退江湖之远而忧天下。在屠宏涛看来，“暮”字代表“人在即将未知的黑暗、孤独时刻，对这种黑暗的具象化的表达”。面对时代与人心的困境与焦灼，艺术家强调以“薄暮”唤起共情。

Artnet新闻中文网借此契机，对因签证问题无法亲身前往巴黎、在成都持续工作的屠宏涛进行了一次专访，和他聊了聊展览中的新作，以及当下对身份和艺术全球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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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宏涛

Q：此次巴黎个展中，《雨后山谷》《山河》《天台有仙》这三幅作品以沉郁的棕色调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这样的色彩运用似乎是新的尝试？关于绘画中色彩的选择以及色彩和结构的关系，您有怎样的考量？

A：对，确实是第一次用。《雨后山谷》和《山河》本来是一对，大概从疫情开始，陆陆续续一起在画这两张。我想在色彩搭配上做一些突破，希望能够看起来更自然、有原始感，并且表现出某种东方教养。棕色是挺重的颜色，可以理解为土地、土壤本身，或者代表原始冲动和情感。如果一幅画里只有棕色会非常腻，但在其中加多少蓝色、在哪里加、用什么样的蓝色，这些都是非常主观的。

色彩涉及到绘画的整体方法。我相信自然本身遵循着某种方法，它独立于个体画家或人的存在，有着科学般可靠的逻辑。我一直受到塞尚的启发，倒不是说真的去学用圆柱形、圆锥形概括自然，他提供了一种更理性的方法去构建画面，这个也是我想做的。在结构上，我的很多想法是反透视，去破坏三远法，就是我们习惯去塑造形体的基本法则。我思考怎样在重新构建这个法则时，让画面更有生机。因此，我更希望运用情感和情绪的判断，包括主观的色彩感受，去和那种严肃的结构融合。

Q：在新作的创作中，您如何处理视觉印象与主观意识之间的联系？

A：如果在行走中去描述空间，就像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些人，但是你的记忆或者说你的眼睛其实只能识别其中的几个，眼睛将这三两人物连缀起来，当然中国古时候的办法是所谓的收尽奇峰。我画草图就相当于把看到的这些部分联系起来，然后再用一个背景来做概括。这样的空间中肯定有夸张和变形，但我想把人身处自然之中的真实感受表达出来。比如《雨后山谷》和《山河》，便是我当时去一个山谷，面对满布烟云的那种真实的情境和心境。

Q：您怎样表现空间深度和并引入“时间性”的概念？

A：其实时间是个假象；时间和空间是一回事，都是抽象的概念。画面中那些空白的部分经过涂改以后有色彩、造型的重叠，然后让这个空间转到另外一个空间去，再通过一些造型转到下一个空间，如此反复。

我在学生时代受到贾科梅蒂的启发，他在画人像五官时线条不断抹去重来，呈现出空间的重叠，就好像复杂的情绪都集中在了一起。但贾科梅蒂之外，我对中国古代壁画有一些研究并做了创新。我去敦煌考察过，壁画因为岁月的侵蚀会剥落、会重叠，这是时间和空间的一种转化。这些壁画通过时间的重叠性制造出那种感觉就是我想要达到的。

Q：几年前，赵无极在巴黎市现当代艺术馆的回顾展极受喜爱和尊崇。我想或许会有不少新接触您作品的法国人会联想到赵无极。对此，您会如何表述您与赵的不同？

A：我认为从视觉表现和其背后的逻辑与思考来说，赵无极是上个世纪华人艺术家中当之无愧最好的。关于我和他的不同，一方面，我觉得他更为抒情。另外，或许是早期从克利对线条的造型处理和甲骨文等处受到启发的缘故，赵无极在结构上总是有一个视觉中心，也就是说他的空间是单向的；而我是去视觉中心化的，我的空间是不断在重叠的。

Q：您曾提到非常喜欢Lévy Gorvy过去的一个叫“威廉·德·库宁丨赵无极”的展览。那么，您会希望和哪位艺术家办一场二人展？所展开的艺术对话又会从什么角度切入？

A：这个问题我蛮感兴趣的。我当时喜欢这个展览，是因为有一种时代的对话，他们两人年龄、年代相近，甚至手法上都有类似的地方，这样的展览让人看着很带劲，有种两个人在场上较劲的感觉。我们画廊里有很多已经过世的大师，而我对同时代的一些艺术家也很感兴趣，比如朱莉·梅赫图（Julie Mehretu）和拉希德·约翰逊（Rashid Johnson）。本质上，我们的创作有一个非常大的相似性，就是对身份的焦虑。不同的是他们都植根于西方的现场，而我生活在中国，植根于东亚文化。然而今天的现场不仅是欧美的，我想探讨生活在亚洲表达身份焦虑的问题可不可行，这也算是一种对话题的反问。

另外，从题材、逻辑方面考虑也是另一个话题，他们即是在西方的现场，主要是唤醒了自身的政治、文化、宗教主题，对身份的探讨确实比较直接。而同样是抽象画，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或者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他们也运用了唤醒或历史性的话题，抽象性不是纯粹的。这些都是在题材方面可以有很多碰撞的切入口。另外，在形式、视觉语言方、多重空间、重叠空间等角度上也可以做很多文章。

Q：那您怎么看艺术全球化和去西方中心化的议题？

A：艺术全球化是整个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希望带来的是人的自由增加，丰富，多元。但实际情况事与愿违，阶层逐渐沉淀，反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越来越差劲。我个人还是希望坚持艺术全球化。今天是共同信念，追求无法达成共识的时代，人需要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如果倾向于封闭式的方向，更难出现超越今天现实的思想和作品，我们的文化里有很多珍贵的东西，就是封闭性的谱系发展，导致思维的单一化，最后思想和艺术会塌陷在现实里，很快就会变成一片垃圾场。

去西方中心化的议题，目前对我们这里的普通人来说是个伪命题，其实大部分人喜欢集中起来过城市化生活，已经很久没有哲学家和思想家了，全球化的共识，需要哲学，可能才是主要问题。

Q：对您来说，绘画相比其他艺术形式有什么特殊之处？您怎么看绘画的未来？

A：首先，策展人这个称呼谈不上，这个称呼有它的职业性。这次我的确根据自己对这批作品和艺术家这个阶段的理解想了这个展览标题“薄暮”，并为此撰写了展览前言。

我与艺术家更像西方老派的画廊人跟艺术家互相亦师亦友的关系。自2019年合作以来，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交流，有时是关于绘画技术材料、观念、艺术史、艺术家，有时是分享各自在看的书、文章、哲学、文学、时政、地理自然，绝大部分的时候都很形而上，同时也有一些具体的事务性的交流，比如展览、项目、博览会、市场等。在我看来，屠经过三年的蜕变，已经成为一位在全球当代艺术的抽象绘画领域里，颇有特点和辨识度的一位成熟的当代艺术家，这个标准是以全球藏家和美术馆对他的认知和收藏为一个起点的，当然这是我们合作以来继伦敦展览之后在海外的第二个个展，我相信这将是一个长期、专业的构建工作。

我在巴黎为这个展览的工作同时，艺术家正被封控在成都的工作室中，很遗憾这次他因为签证的原因无法亲历现场，此时也在“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工作中。这批作品的创作的时间段是全世界经历后新冠的混乱与重新洗牌的阶段，在这个过程里全球的艺术家、文化行业的从业者都会有大量的感受，摈弃我们每天在亚洲接收的大量市场信息、Instagram和媒体上的新艺术家制造的巨量好看的图像以及各种流量所造成的“狂飙突进”似的景象，你看到一种末日狂欢般的场景，明知它不长久，那种热闹、争先恐后的曝光自己无不透露着一种烦躁和迷失。面对这种景象我和艺术家都十分警惕。

屠的在成都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状态有一定的自由来回应这种疯狂，中国传统的文人系统让他对自然和慎独具有尊重和亲近。同时，纯绘画是一个门槛很高的工作，就像古典音乐演奏家一样，技术层面的能力是基础，而且是长期每天都要面对的功课。在此之上当代艺术家展现出来的作品，融合了对前人高峰的研磨理解、从人文历史中累积的营养、对当下的思考感受都成为他们往前走的养分，这是一个很难被量化和设定明确目标的过程，是一般的商业逻辑很难理解的一种工作方式，因为它很抽象。

然而纵观艺术史和艺术市场的历史，从我们大量处理全世界的顶级艺术品、二级市场拍卖私洽等经验来看，最终仍要要回到作品和品质本身，艺术家完全专注在创作，我们努力把他的作品传播到全世界最好的藏家手中，同时伴随他的职业发展一起成长、协助他建构系统，这种价值是长期、不受周期影响的，亦需要面对资本的定力。

Q：第一次在巴黎办个展对屠宏涛这样深受法国现代艺术启发的艺术家来说一定意义非凡。您怎么看法国艺术传统与屠当下创作的内在联系？

A：巴黎是一个对绘画极有认知和修养的城市，古典绘画、印象派的成就自不必多言，二十世纪初到一战前后的现代艺术阶段的辉煌更是全世界的中心，即便二战后世界被纽约强势夺取光芒，但全世界的艺术家对巴黎、对欧洲大陆的探寻从未中断过。

法国的养分不单单在视觉上，现代哲学和文学的强悍地位亦给了这里的艺术家、观众深厚的营养，塞尚终其一生对圣维克多山的爱，毕加索对塞尚和波德莱尔的爱，他写诗、又在晚年在圣维克多山购买了一座宅子，他说我终于住在了圣维克多山上，当站在艾克斯面对圣维克多山的那一刻，你能理解艺术家对自然、对人的敬畏、爱、关怀，哪怕是负面的、担忧的，但基底仍是人文主义的。而这一点，与中国古典的文人系统有着一定程度的呼应，特别是老庄思想。屠的创作内核与这些精神是一致的，那些深重的颜色、几何形甚至突兀的大色块是这个时期他最真实意识中的回应。

Q：通过“薄暮”，您希望突出屠宏涛艺术的哪一种精神和意义？

A：我记得有一篇谈现代诗的评论说“人类从整体上进入了‘被技术宰制’的现代困境，现代诗也进入了‘语言与灵魂脱节’的现代困境。”主宰话语权的盎撒系和资本逻辑从一定程度上裹挟了原本需要“野生”“无用之用”的生存空间和生长节奏，年初从洛杉矶亲历的“年轻艺术家淘金热”，到嘉年华赶场般的艺博会、开幕活动、聚会等等，大家都怕不在场和缺席错失了什么。许倬云先生在他的《十日谈》里说：心灵上的安顿，比生产、生活上的安顿和舒适更为重要。我想是时候回到非英语世界、具有长久历史的文明、文化中去做些事情，寻找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