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素《苦筍帖》，绢本，25.1×12cm，唐，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由钤印，见流传

去年12月，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到了自开馆以来最大一笔捐款。前有泰特美术馆与英国石油公司的争端，后有大都会博物馆深陷赛克勒家族丑闻，在愈发“严苛”的大环境下，华裔唐骝千夫妇1.25亿美元的资助可谓在博物馆赞助商中独占鳌头。

其实，唐骝千与大都会博物馆早已“结缘”。2017年，他便将五代画家董源所作山水画《溪岸图》捐予该馆，此稀世名迹遂为馆内世界级的中国绘画收藏再添一笔。

唐骝千与妻子徐心眉

传董源所作《溪岸图》，五代，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而此前，《溪岸图》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伪作。因其由擅长“造假”的画家张大千发现后易主，于是真伪之争不绝于耳。加州大学艺术史教授高居翰（James Cahill）甚至曾在《纽约客》刊登一文，披露了此画的14个存疑点。

随后为鉴定该画，大都会召开学术研讨会，邀请全世界顶尖学者讨论其真伪，并出版书籍《中国画的鉴定问题》（Issues of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Painting）为《溪岸图》正名。其中，除却对此画笔法与风格的考据，值得深究的便是绘画中“以钤印见流传”的问题。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撰写的《中国画的鉴定问题》，1999年

钤印，简单理解便是中国画上盖的“印章”，它跟随文人画风潮而兴盛。一方面，画家会在其作品上盖几方钤印以示“画由己作”，藏家亦会留下收藏鉴赏印为作品“盖戳”。

譬如齐白石有印名为“中国长沙湘潭人也”“鲁班门下”；明代画家徐渭有“青藤道人”印，郑板桥的闲章则为“青藤门下牛马走”，表示自己愿拜徐渭为徒；而据考证，乾隆皇帝更有着1800多方印……无论为品鉴或昭示所有权，中国画上的钤印便随之成为考察作品经手的藏家与流传历史的重要途径。

董源《寒林重汀图》，五代，日本兵库县黑川文学院藏

《溪岸图》便是如此。该画上有十九方印，其中七枚古印包括南宋宰相贾似道“悦生”“秋壑”印；元代鉴藏家柯九思的三方私印；画面左下亦有被学术界认为是赵与懃或赵孟頫的“天水郡收藏书画印记”。而至近代，画中亦有张善孖、张大千、王己迁等画家之钤印。如若《溪岸图》为真迹，其确经多朝名家之手。

即便大都会博物馆并不能断定此画是由董源绘制，但其已确认画作为中国早期山水画，并非近代所作。于是，《溪岸图》目前正以其雄浑庄严的画风与众名家经手的历史雄踞于馆内中国艺术收藏中。

《溪岸图》画面左下印章

《溪岸图》画面左上印章

印比画“贵”

作画者难考证的《溪岸图》已迈入顶级博物馆的陈列，更无怪一幅佚名画作能走入拍场并以上亿元的成交价震惊世人。2011年，一件名为《子母猴图》的北宋画作拍出了3.62亿元的高价。此画绘制了一只小猴趴在母猴的身上，虽年代久远，但仍可见二猴毛发质感极佳，神态生动自然，令观者如置山林。

佚名《子母猴图》，水墨纸本，92×46cm，北宋

精湛的画技显然不足以拍到3.62亿元，且其无从考证是否出自名人之手，观者难免为此画的价格所惊讶。然画者“信息”不够，却有印章来“凑”。《子母猴图》中有元代内府鉴藏印“天历之宝”朱文大方印、明代皇家内府朱文半印“司印”；而后，便是明成祖朱棣的驸马之印、清代鉴藏家梁清标之号“棠邨”印，更有清初书画家、鉴藏家笪重光的朱文方印……

由此可见，此画先为皇室拥有，又辗转被历代文人墨客所珍藏，正代表了其几百年来不变的收藏价值。而若少了这些印章，《子母猴图》恐怕便会金玉蒙尘、无从考证其流传，更不必提以如此高价长期占据中国画拍卖成绩的前端。

怀素《自叙帖》（局部），纸本，28.3×775cm，唐，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一幅画的收藏价值有多高，确实可以通过作品的钤印来判断。而经手名家更是能为其“增值”。明代藏家项元汴便是其中之一，其收藏量之多足以“笑傲古今”。明朝灭亡后，项家大部分藏品失散民间，仅存的皆被清内府所收藏。即使这一小部分，也有两千余件。

据说，如想阅览全部项元汴在其“天籁阁”所藏名作，需要月余时间。而每次观赏至兴头上，他还要为画作原帖添印一方私章。其好友更是仇英、文徵明之子之辈，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明代“文艺界顶流”。

赵孟頫《心经》（局部），元代，帖中有项元汴“寄敖”“神品”等印

由项元汴经手的作品便有以一千两购得的唐代书法家怀素所书《自叙帖》、王羲之所书《平安帖》、韩滉绘制的《五牛图》及黄公望所绘《溪山雨意图》等。这些作品皆被其盖上了自己的印。少则几方，多则百方，有项元汴姓名私章，也有闲章“退密”“寄敖”“桃里”“有何不可”等。现如今，如上名作皆被各大博物馆所藏，被视为镇馆之宝。

王羲之《平安帖》，硬黄纸本，24.5×13.8cm，东晋，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帖中有项元汴“退密”等印

在西方，同样不乏有收藏、“盖章”、“增值”的操作。比如法国收藏家弗朗索瓦·皮诺（Francois Pinault）乐于在自己藏品上“盖戳”，这个“戳”便是增值的保障。正如美国艺术学者萨拉·桑顿（Sarah Thornton）所言：“艺术品在流通过程中经历的那些人，才是决定价值的关键因素。实际上，艺术市场关注的是艺术品曾经有过的那些主人。”这一法则于中国画界适用，在西方艺坛亦然。

章多≠美观

中国画讲究“诗、书、画、印”一体欣赏。在元代，水墨画兴起令黑白二色在画布上具有压倒性优势。这时，朱文印章的适当出现便能给予画面几许活跃生机，而没有款印的书画便难以算作完整。

然而，所谓“过犹不及”，万事最怕“走极端”。乾隆在位时几乎将项氏藏品悉数带进了皇家内府，并在其每个年代的收藏中选取一幅，以纪念项元汴。每每观之，难掩惊叹，可谓与项元汴“神交”已久。

无愧“盖章狂魔”这一称号——前有项元汴能将一幅画原帖盖上百方私印，画面由此变得“一片通红”；后便有一代帝王“满篇弹幕、处处留印”的行为，画作意境难免受损。

比如，乾隆在收藏里最爱之一当属《快雪时晴帖》。此帖本比A4纸还小，共四行28个字，被称为“二十八骊珠”。但为方便鉴赏画作，该帖被一众藏家接裱几米以题跋，还被盖满了钤印。此中以乾隆最甚。

《快雪时晴帖》中有乾隆密密麻麻的170余枚印，70处题字，共上万字。最“震撼”之处便是他在原帖和接裱的骑缝处写就的一个偌大的“神”字。在重裱时，他又在首页书写了“神乎技矣”。无怪后世对其审美褒贬不一，虽能感受到这位帝王对此作无与伦比的喜爱，但“存在感”的确太满。王羲之帖中“快雪时晴”的轻阳冷冽之味，被满篇朱印挫半。

李白《上阳台帖》，纸本，28.5×38.1cm，唐，此帖为李白唯一传世真迹，上有乾隆“古希天子”等印

而如乾隆、项元汴等人处处“盖戳”的行为，又确使画作更为珍贵。后世在观看佳作时，也易透过他们的欣喜若狂进行赏鉴。譬如乾隆还在所作《盘山图》留白处密集填满了自己的诗句，连山头也没放过，堪比古代版“弹幕”，可见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无论如何，钤印仍是中国文化不可忽略的载体，但其随潮流来去稍显黯淡于当代舞台。掌间一印不仅可用于追溯作品流传历史、为其增值，也有自身的艺术价值，并逐渐在拍场内崭露头角。如果穿越回古代，你会用钤印在名作上“青史留名”吗？欢迎留言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