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 着弗里兹艺博会进军首尔，艺术界对韩国文化产业的未来充满期待。与此同时，人们也十分关注韩国会如何在全球艺术版图上重新定位。

近年来，韩国政府和企业集团的最新关注点之一是利用技术来赋能艺术和文化。例如，今年八月初正式重启的首尔历史地标光化门广场就以44米宽、11米高的多媒体幕墙为特色；现代汽车集团（Hyundai Motor）与纽约新美术馆（New Museum）的Rhizome（一个致力于推广原生数字艺术和文化的领先艺术组织）联手，推出融合数字工具的艺术作品国际巡回展；LG的可定制显示器则为呈现不同形式的数字艺术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

聚焦首尔的第二期，Artnet新闻对话了李進俊博士（Dr. Jinjoon Lee）。身为艺术家的他在日本和英国生活、工作近二十年后，于去年回到韩国大田，成为KAIST的教授，并发起了该校的媒体实验室，亦被任命为大学博物馆的首任馆长。不过，他的事业发展并不止步于校园之内——他还是首尔市政府（Seoul Metropolitan Government）和韩国文化财厅（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of Korea）的多媒体艺术总监，同时担任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首尔设计基金会（Seoul Design Foundation）和一些企业的项目顾问。

在李進俊看来，新媒体艺术家与韩国政府和企业集团的合作有很大的潜力，每一方都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走向数字化的未来。

Artnet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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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進俊

Jinjoon Lee

Q：去年，在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你回到了韩国，并被任命为KAIST的教授、其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和大学博物馆的首任馆长。能向我们的读者具体介绍一下KAIST、TX实验室和KAIST艺术博物馆吗？你有什么与这些职务相关的愿景和计划？

A：KAIST（韩国科学技术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是一所专注于科学技术的高等研究型大学——有点像韩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自它50年前成立以来，我是首位被任命为全职教授的艺术家。我的任务是创建一个研究小组，在自然科学、工程、艺术和人文科学领域跨国协作。

我深受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和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ZKM）主席兼CEO彼得·魏博尔（Peter Weibel，他也是一位艺术家）的影响。因而在去年，我发起了一个以科学和艺术的创新研究能力为基础的国际研究生实验室，并把这个实验室命名为TX。这是一个深耕“全体验”（total experience）的研究小组——该概念与我的博士论文密切相关。“X”象征着纠缠点，是边界和空间的交汇。对全体验的研究基于亚洲古老的哲学，它是一种冲破人类和自然的二元对立限制的方法。

正如你提到的，我目前的一个项目是建立KAIST艺术博物馆（KAIST Museum of Art）和KAIST艺术与技术中心（KAIST Art & Technology Center）。作为一个跨国中心，它致力于成为媒体艺术的枢纽，以建立韩国与亚洲、与全球的交流合作关系。为此，我们正在与德国的ZKM、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IDE（创新设计工程）和IED（信息体验设计）项目，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建立联系。KAIST还在准备与纽约大学建立一个纽约校区，而艺术与技术中心将是这个项目的核心。

Q：除了教授、创始人和馆长的职务之外，你还担任韩国政府和企业集团的顾问。在为政府机构和企业提供咨询时，有哪些不同的侧重点？

A：今年，我担任首尔市政府和韩国文化财厅的艺术总监，并担任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首尔设计基金会和一些企业的项目顾问。新媒体艺术家并不遵循传统的艺术创作和销售方式，我们和团队一起工作，并作为创意总监领导团队，类似于电影导演或管弦乐队的指挥。

在大方向上，韩国政府和企业的目标相差无几，因为他们都希望通过未来的艺术探索创新，只是根据项目的规模和性质而有个别不同而已。创意总监可以监督企业的设计和品牌战略，或者作为艺术指导参与到如奥运会和世博会的国际大型活动策划中。政府和企业有时会合作，以创造彼此的协同效应。

Q：你如何看待三星、现代汽车、LG和其他企业集团在艺术和文化方面的扩张，特别是他们对艺术收藏和博物馆的投资？

A：我认为创意产业不应仅仅是输出宣传广告，而应在推进商业业务和提升企业集团的品牌价值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参与大型项目的艺术家和创意总监密切关注的是隐形和无形的资产。企业所追求的价值和人类的普遍价值之间也可以是非对立的，并且不单是为了营销目的。财团收藏的价值远远超越了纯粹的投资——它最终触及了“X”点，即逻辑和感觉、模拟和数字的交汇点。无论如何，我都希望艺术的内在价值——如治愈、创意、创新、沟通、内省等——都能得以保留。

Q：你已经离家近20年了，你如何比较韩国艺术界的过去与将来？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背后的关键原因是什么？

A：我最近才回到韩国，所以还不太好说。不过我确实发现，在过去的20年里，尽管《寄生虫》《鱿鱼游戏》和BTS这样的流行文化符号取得了现象级的成功，但国际上很少有对韩国艺术的关注。

我认为，包括媒体艺术在内的艺术界正在迅速发展。从20世纪的日本殖民时期、50年代的朝鲜战争，到后来的军事独裁、经济和IMF危机，以及最近的新冠疫情，韩国在动荡的时代中经受住了考验并大放异彩。我相信，这些历史事件铸就了现代韩国社会的独特价值，并将继续以不同的方式革新创意产业。然而，问题仍然存在：如何在通过艺术传递韩国传统文化和东亚哲学的同时，让它们为全世界所接受？我认为，即使在短期内很难出现奇观，但这仍是我们迫切需要制定的长远计划。

Q：你对韩国和东亚的艺术界在过去五到十年的变化有什么看法？

A：我认为我们正在重塑自信。在我们所处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艺术世界中，韩国，以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东亚邻国，在过去一直扮演着一个象征性和支持性的角色，来完善一个世界性的形象。虽然我们见证了许多亚洲当代艺术家的成功，但艺术界仍然受到西方视角和认可的限制。从韩国的角度来看，模仿西方文化的倾向仍然存在。然而，总的来说，我认为韩国的文化自豪感在最近几年迅速恢复。此外，我相信韩国在疫情遏制方面的成功也为创造力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越来越多的韩国和亚洲艺术家正在以更客观的角度关心冲突、粮食短缺、种族歧视、森林砍伐和气候危机等全球问题。在过去的十年里，专注于技术的媒体艺术家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来创作相关主题的作品。如果对媒体艺术的哲学理解和讨论能变得更加活跃，我们可以成为探索未知领域的先驱者。唯一需要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技术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在此基础上，我想问，艺术还能拯救我们吗？

Q：你对当下的韩国当代艺术有什么看法，它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当代艺术有何不同？

A：韩国有可以把本土艺术家推向国际舞台的成熟平台。通过在光州、釜山和首尔等主要城市举办双年展，我们已经成功地将国内外的艺术家和策展人连接起来。如果政府继续遵循不予干涉地提供支持的原则，我们的艺术圈将会更加充满活力。

然而，艺术市场仍然集中在绘画和数量有限的现代艺术家身上，缺乏多样性。虽然改变已经在发生，但我们需要对更多元的项目提供更慷慨的支持。

Q：你对弗里兹之后首尔艺术界的变化有什么预测吗？你认为亚洲会出现多个艺术中心吗？

A：毫无疑问，弗里兹将把韩国本土和世界级艺术家、收藏家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短期内，韩国画廊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我希望它不会发展成一个西方艺术家和画廊“倾销存货”的市场。我也希望弗里兹和韩国本土的艺博会品牌Kiaf能采取共存的策略。

尤其需要一提的是，我很想知道NFT在韩国市场的未来。在韩国，以技术为基础来支持艺术项目的现象十分常见，而且在基础设施方面也很完善，所以它将在媒体艺术发展方面成为全球的晴雨表。

Q：让我们来谈谈作为艺术家的你吧。你拥有多个身份，但艺术创作始终是你所有实践的核心。从首尔大学商学院毕业后，你调整了方向，在母校又获得了雕塑专业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是什么让你从商学院转向艺术？又为什么选择雕塑呢？

A：艺术是我的幸福和痛苦之源，也是这两种情感的交汇之处。我渴望更深入地理解人和世界，这自然使我走上了成为一名艺术家的道路。从韩国最著名的学府毕业后，我被雕塑深深吸引，尤其是它通过艰辛劳动所解决的基于空间、材料属性和结构的本体论问题。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该再做任何自以为是的艺术了，至少从环境问题的角度出发也不该如此。于是，我研究并解析了展览空间，思考我该如何在给定的条件下进行创意干预。光线、声音、气味、触觉、温度……我对这些非物质属性很感兴趣。我也对那些利用镜子和玻璃等反射媒介来创造独特空间体验的作品很着迷。

随着作品规模的扩大，以及各种国内外项目的开展，我在工商管理专业里学到的领导能力体现出了它的作用——企业的目标是效率和利润最大化，而艺术则痴迷于越来越有创造力的过程。时代在变化，我为能够创造一个新时代的艺术家形象而感到自豪——在以技术为基础的艺术领域，将合作和跨学科项目自然地融合起来。我想建立一个更国际化的团队，继续致力于以更人道主义的方式来探讨环境问题。在接受了“万物都在变化、没有明确意义”的事实后，我为新挑战而感到兴奋。教学、写作、创意指导以及个人艺术实践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事实上，我认为它们都是我作为一个新媒体艺术家的艺术活动。

Q：你的博士论文与“园林”有关。你是如何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的？“园林”与你在韩国学习、在日本生活以及在英国攻读学位的经历有什么关系？

A：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醉心于用新媒体来转换门、窗、台阶、园林等限定范围的空间。12年前，我的公共雕塑在首尔落成，探索了人体作为天与地之间的限定空间。也是在那时，我开始对数据时代的信息可视化感兴趣，并在首尔大学和皇家艺术学院继续这方面的研究。然后，我在牛津大学的拉斯金美术学院（Ruskin School of Art）读博，通过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近阈限”（liminoid）来解析朝鲜文人关于园林的想象。

我的论文题为《A Liminoid Journey to Nowhere in Somewhere》，以卷轴的形式呈现在一张10米长的传统韩纸（hanji）上。“园林”是一个象征性的空间，是不同文化中的乌托邦或天堂，而人们在“园林”中的体验也展现了每个文化所追求的乌托邦形象。我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以技术为基础的虚拟世界和现实重叠的X-verse时代，科技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这是一篇人类学论文，也是一个探讨了人类所在追求的乌托邦，以及我们应该走向何方的项目。就在最近，阿什莫林美术馆（Ashmolean Museum）购藏了这件作品。

Q：你最近在做什么项目？近期还有什么计划？

A：从九月初开始，一件名为《Wandering Sun》的影像作品将在英国的韩国文化中心（Korean Cultural Center）展出，这个作品使用了不同的数据来探索“日出”的概念。今年年底，我们计划推出一个新媒体项目，利用首尔昌庆宫来营造新体验，并运用韩国传统乐器和表演者的大脑所发出的电信号数据来呈现多媒体演出。同时，在日本福岛、泰国曼谷和孟加拉国的双年展上，我也会开展不同的项目。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的支持下，我还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推出一部关于气候环境的纪录片，采用韩国萨满的仪式来平息大自然的愤怒。

明年，我将制作一个新媒体雕塑，以纪念KAIST成立50周年。另外，我正在与大英博物馆、英国的韩国文化中心和牛津的皮特·里弗斯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的策展人合作，开展我的声音项目。此外，我还在寻找一个可靠的商业画廊与我进行全球合作。不过，就目前而言，我还是想更多地关注与学术机构的合作，因为我希望能尝试更多元且深入的实验项目，并以文人艺术家的身份提出令人深思的问题，而非提供答案。

文丨Yiren S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