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Paris, Montparnasse》，彩色合剂冲印，149×354cm，1993年，2013年在苏富比伦敦成交价约240万美元

“限量版”更贵？

与独一无二的绘画不同，摄影作品的可复制性使其在市场上的表现难与传统艺术形式比肩。然而自2005年，一张照片历史上第一次以超过100万美元的价格拍卖以来，越来越多的摄影作品跨过百万“门槛”，一些摄影界大腕的世界纪录也逐年被打破。若一张底片能被源源不断地重复冲印、扫描，人们为何还要一掷千金砸给一件复制品？

辛迪·舍曼《Untitled Film Still 32》，明胶银印，76.2×101.6cm，1979年

辛迪·舍曼《Untitled 94》，复合媒材，60.9×121.9cm，1981年

其实，“物以稀为贵”的价值原则依然适用于摄影作品市场。今天的照片仅限于一定数量的版本，这意味着摄影师决定要制作多少张图像复制品，而“限量版”显然更具吸引力，版数越少则价值越高。

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的大部分作品都将印刷版本限制在六幅之内。数量稀少的复制品使其作品十分稀有，自然增加了想要独特摄影作品的藏家的兴趣。

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Los Angeles》，复合媒材，207×362cm，1998年，2008年在苏富比伦敦成交价约290万美元

而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虽然也“限量”创作，却通常以十版为一张照片的印刷数量，对比之下显得不如古尔斯基的作品更“稀缺”。然而，作品《Untitled Film Still 48》则较为特殊，仅制作了三张复制品，并于2015年以约297万美元售出。

不仅如此，照片复制品的历史同样与作品声誉挂钩。该作品是否众所周知？它是否曾于知名博物馆或画廊展出？谁曾拥有过该作品？以上因素都有助于提高其价值。拍出天价的《莱茵河2》于2001年首次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展出，之后被一位“杰出的德国私人收藏家”购买。其中只有两幅为私人持有，另外四幅则藏于MoMA、泰特现代美术馆、慕尼黑现代艺术陈列馆（Pinakothek der Moderne）和格伦斯通馆藏（the Glenstone Collection）——说明了作品的艺术价值，11年来作为拍卖中最昂贵的照片也就不足为奇。

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Rhein II》，复合媒材，185.4×363.5cm，1999年，2011年在佳士得纽约成交价约434万美元，2011-2022年为全球最贵的摄影作品。据称，澳大利亚摄影师Peter Lik的作品《Phantom》于2014年以650万美元售出，但该消息未得到证实。

“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个展在MoMA展出，2001年

而舍曼最贵的作品、同时也是世界第四贵的摄影作品《Untitled #96》则是其著名“Centerfolds”系列中的标志性杰作。这是她创作的第三个系列，也是第二个使用色彩的系列，相关照片被广泛认为是她最有成就的作品，皆藏于MoMA、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芝加哥艺术博物馆（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以及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等。

由此可见，论起作品的稀有程度，还是古尔斯基稍胜一筹，市场反馈也将这点袒露无遗。

辛迪·舍曼《Untitled 96》，彩色合剂冲印，61×121.9cm，1981年，2011年在佳士得纽约成交价约389万美元

辛迪·舍曼《Untitled 92》，显色印刷，71.1×121.9cm，1981年，2013年在佳士得纽约成交价约204万美元

辛迪·舍曼《Untitled 88》，显色印刷，61×121.9cm，1981年，2010年在佳士得纽约成交价约143万美元

技术工艺VS观念立意

除了版本数量稀少、人们想买也买不到之外，作品本身为何值得被市场追逐？其一是技术工艺。摄影作品特有的纸张材质、创作方式与冲印、后期工艺都是判断其价值的重要因素。其二则是观念立意。照片是否含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独具标志性或众所周知，并且更有可能成为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同样也不容忽视。

古尔斯基的作品属于侧重制作工艺的典型代表，常以巨大的尺幅带来视觉冲击力。他惯于将底片扫描为数字格式，以便进行后期处理。这位艺术家有时会抹去画面不必要的内容、增添色彩或组合几个不同图像，带来亲临现场般的视角，人们能够获悉无法从单一角度看到的所有景象细节。

譬如在《莱茵河》系列中，他小心翼翼地以数字方式去除了一切干扰观看体验的元素——遛狗者、骑自行车的人或是一座工厂建筑——直至画面简洁、抽象到足以让他满意为止。拍卖行将该作描述为“在21世纪的风口浪尖上，对人类生存和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戏剧性而深刻的反思”。

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Rhein》，彩色合剂冲印，185.4×221cm，1996年，2011年在苏富比纽约成交价约210万美元

同时，其作品也不乏深度思考与观念输出。其另一幅创造了历史的双联作品《99 Cent II Diptychon》同样遵循上述价值原则。二级市场对该作的描述在风格上将其与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的物品堆叠以及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对消费品主题的探讨进行对比。

这一视角使古尔斯基的作品超越了当代摄影的框架局限，并被视作当代艺术的一部分，参与到投资与收藏的游戏中。该作也于2007年以约330万美元的高价刷新了彼时市场中摄影作品的拍卖价格，且一直将纪录维持了五年，直至2011年被舍曼的《Untitled #96》打破。

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99 Cent II Diptychon》，复合媒材，206×341cm，2001年，2007年在苏富比伦敦成交价约332万美元

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PYONGYANG IV》，复合媒材，304.5×207cm，2007年，2010年在苏富比伦敦成交价约211万美元

相较而言，舍曼将自己扮作他人的主题游离于虚构与真实之间，并精心设计每个姿势、布景、妆造与灯光，作品色彩强度高，更富视觉张力与戏剧性。在观众眼中，有的作品非但不美，甚至令人感到不适。不难看出，创作风格偏重学院派、工艺扎实且同样富有深度立意的古尔斯基或许更适合口味保守、传统的观众；而舍曼先锋而反叛的创作立意则更可能获得年轻世代的青睐。

辛迪·舍曼《Untitled 410》，复合媒材，144.5×104.8cm，2003年

辛迪·舍曼《Untitled 414》，复合媒材，145.4×96.8cm，2003年

辛迪·舍曼《Untitled 423》，复合媒材，182.2×123.1cm，2004年

声誉至上

作为创作者，画家的作品通常极具标志性特色，很容易辨认，摄影作品则不然。“一幅画作需有签名，一张照片却毋须有。”因而对于摄影市场来说，声誉就是一切。成功且知名的摄影师作为已从业多年并拥有丰富经验和荣誉的人，对于买家而言是久经考验且值得信赖的艺术家，往往也就能够吸引更多出价。也就是说，摄影师越出名，他们的照片就越有可能在拍卖会上卖得更好。

曼·雷（Man Ray）《Le Violon d'Ingres》，明胶银印，29.6×22.4cm，1924年，2022年5月在佳士得成交价1240万美元，打破古尔斯基此前创下的纪录。

爱德华·亨利·韦斯顿（Edward Henry Weston）《Nude》，13×23.5cm，1925年，2008年在苏富比纽约成交价约161万美元

学院派出身的古尔斯基作为著名德国摄影师贝歇夫妇（Bernd and Hilla Becher）的学生，其专业能力与艺术才华毋庸置疑。且在过去的十年里，他的拍卖价格一直在稳步攀升，足以说服买家肯定自己的商业价值。

MoMA摄影部首席策展人昆汀·巴哈克（Quentin Bajac）表示，古尔斯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标志性作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显得尤为“恰逢其时”，它们正在“既不批评也不道歉的事情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这种“没有叙事”正好反映了当代情绪。

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JAMES BOND ISLAND I》，彩色合剂冲印，307×223.3cm，2007年，2012年在苏富比伦敦成交价约113万美元

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Chicago Board of Trade》，彩色合剂冲印，145×202cm，1997年，2013年在苏富比伦敦成交价约240万美元

而舍曼作为摄影市场中“杀出重围”的第一女性创作者，被认为是美国同时代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她并不将自己视作纯粹的女权主义者，其作品对女性形象的解构以及对男女性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权力关系的反映，依旧使她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当下正热的女性主义话语中。因此，其作品在近十年内高于百万美元的稳定价值并不难理解。

辛迪·舍曼《Untitled 153》，复合媒材，170.8×125.7cm，1985年，2010年在富艺斯纽约成交价约277万美元

辛迪·舍曼《Untitled Film Still 21》，明胶银印，20.3×25.4cm，1978年

自1854年第一张照片在拍卖会上售出以来，摄影在拍卖中的地位以持续上升的轨迹超出所有人的预期，每年的作品售价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美元不等。总的来说，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的作品具有稳定趋高的价值；相比之下，辛迪·舍曼更具话题性与争议，也极为符合性别议题热度居高不下的时代语境。如果你是藏家，会选择古尔斯基的风景照还是舍曼的自拍？

编辑、文  谢玮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