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时候让克里斯蒂娜·夸尔斯（Christina Quarles）安静下来了。去年11月女儿出生后，这位艺术家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一直非常忙碌，她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有一套画作在绿城花园的主展区中展出；今年5月创造了450万美元的最新拍卖纪录后，藏家们对她的作品也更加趋之若鹜。

刚刚经历了这两个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时刻，以及与新冠擦肩而过之后，夸尔斯来到了英国萨默塞特郡的小村庄Bruton，在她的代理画廊豪瑟沃斯所拥有的一栋历史建筑中住了下来。近期，这位37岁的画家一直在那里努力工作，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熬过了英国的反季热浪，要知道，这样的天气即使对习惯了南加州夏天的她来说也是很压抑的。

Artnet新闻在工作室中采访了夸尔斯，她正在给豪瑟沃斯即将为她在纽约举办的首次大型画廊展做准备，这个展览将于9月8日开幕。

Q：你现在正在离加州工作室很远的地方工作。关于萨默塞特的这个工作室，你能做个介绍吗？

A：这个工作室位于一栋古老建筑中。据我所知，人们曾经在这里加工谷物。这是一栋很“疯狂”的建筑，与我以前工作过的地方都不同，它几乎没有“墙”——我身后是工作室里仅有的几面墙，能在上面作画。而其他的虽然叫做墙，但不是通常的那种纯白且平整的墙面，而全由石块和窗户组成。

Q：在这里工作是什么感觉？

A：真的很好，因为它就在我们所住的房子对面的车道上。我总是想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即使在过去，我的工作室非常小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我正在自己家的后面筹建一个工作室，这样就可以拥有超过300平方英尺的空间，但仍然能算得上是在家里工作，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情。

在萨默塞特这里，某些方面有点像住在加州的阿尔塔迪纳，因为乡村气质很类似。但是，不用一直呆在车里的感觉真的很好，而且可以多走路。在英国的乡村，散步也是一种很独特的方式，你可以在别人的私有土地里穿行，而且处处都有人行道相互连接，真的很特别。所以散步真的成为了我在这里的的休憩方式，非常酷。

Q：你现在的工作室里有很多画。你通常会在同一时间内创作这么多作品吗？

A：不，我通常会专注于大约三幅作品，其余的就是放着。

Q：画的颜色很漂亮。你带了自己的颜料吗？

A：是画廊根据我在家里工作的情况购买了一些颜料。因为我使用的颜色比较有限——这是我学习色彩的方式，始终是用精简的CMY减色模式去调色，并混合所有的颜色——最初来到萨默塞特时我想的是，好吧，有所有的纯色就行。现在我已经在这里呆了几个月，开始逐渐混合颜色，也花了些时间来调出我个人的调色板。

这是我到这里之后画的第一幅作品，这幅画里有些色彩的运用，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典型。我想，这就是因为我没有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以惯常混合颜色的方式创作。我以前一直觉得，要充足地拥有一切才能在指尖触发创造性的自由，但近期逐渐发现，有些限制，或有些不对劲和令人沮丧的感觉，也能触发同样的创造感。换一个创作的地方是很有意思的，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做了，尤其是被疫情限制出行这么长时间以后——之前都只是在做积累。能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真的很酷。

在萨默塞特，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那就是光的“质感”不同，因为这里的天空没有被污染。当然，你可能会说，“你是从洛杉矶来的，那里不是也有很丰富的色彩吗？”但不知何故，在这里，我觉得是这种未经过滤的光线才使得此地景色中绿色和蓝色的饱和度很高，而这样的色彩我已经有段时间不曾看过了。

Q：我们在画中看到的一些图案和肌理，是你在这里新找到的灵感，还是与之前的思考相关？

A：对我来说，周围有能刺激视觉感官的东西非常重要，因为我总会从周围的事物中得到启发，即使不是有意的，它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进入我的构图。

有趣的是，我有一件在洛杉矶时就开始创作的画，画中关于建筑结构的部分是我在自己家附近散步时想到的内容。但在画到一半的时候正准备来萨默塞特，那时候在纠结如何处理画面中的石头。然后我到了萨默塞特，这里除了石墙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想，好吧，虽然可能有点疯狂，但我要把这件在洛杉矶就开始的作品带到萨默塞特继续画，这样就可以重新加工画里的石头。

Q：如果请你用三个词来描述你现在的工作环境，你会选哪三个？

A：让我想想……“厚重”（chunky）？与这个空间的厚度有关，这里的墙超级厚，也很粗糙，还有很大、很漂亮的深色窗户。

这个空间也有种“诡异”（trickery）的感觉，或者说，它给人带来一种错觉。因为从外面看，这个建筑好像非常巨大，是我见过最大的工作室建筑。但从里面看，实际上我可用来工作的空间是比较小的，天花板却高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个空间扭曲了我对自己作品的一些尺幅认知——我发现自己不得不把作品放在工作室里的一些小角落和缝隙里。

然后是“可爱”（lovely）吧。这样的环境非常愉快，尤其因为这是我在生完孩子后首次完全回到工作中。在工作期间，我能从窗户里看到家人在厨房里吃午饭，能时不时向孩子挥挥手，看到孩子进进出出。这种模式让我同时拥有了很多高质量的创作时间和家庭时间，真的很好。

Q：你在这里的工作室里最不可缺少的物品是什么？以及原因？

A：有个东西是真的是我在这里花了很大力气才弄到的。如果早知道它有这么重要，我就会把它带在身上——是一个五英寸大、原本用来清除污渍的刷子，英国不生产，我在网上也找不到。在萨默塞特，我找了几乎所有的替代品，又买了特别多其他的刷子试图复制它。

很奇怪，这个刷子只是我当时在洛杉矶的家得宝（Home Depot）无意中买到的，价格也大概只要4美元，当时只是想着“它可能会有用”。但没想到的是，它成为了唯一可以创造出我想要的那种肌理效果的刷子。

其他的东西我都能想出办法来做，但只有这把刷子，是我在第一组来英国拜访的朋友出发前，就拜托他们去家得宝一定要买到的东西。我请他们把刷子放在手提箱里，然后再带过来给我。

Q：你创作时喜欢安静吗？还是要听听音乐或播客，或者让人跟你说话？

A：听音乐或者保持安静都是我喜欢的模式，但要取决于我在做什么类型的工作。为什么我会同时创作两到三件作品，是因为这个阶段通常更多的的是体力工作。我绘制更多的“图层”并等它们干燥的时候，更像是一种数学意义上的执行阶段，在电脑上就已经预先确定好了要如何去行动。

而当我专注于某一件作品的时候，往往更需要情感的顺畅流动，所以会反复听同样的一些东西，像是维系一种不断出现的节奏。我在Spotify上有一个播放列表，从离开研究生院之后就一直在听那些东西。然后，这个稍微有点尴尬——我还会在工作室里听音乐剧。

Q：有没有哪种环境是不利于你工作的？

A：我不太习惯现在这个空间的一点是，我喜欢在地毯上工作——虽然有点奇怪，但我觉得它就像一块巨大的抹布，可以在上面清洁刮刀，也能用真空吸尘器打理，所以会很干净，只要我想，都可以赤脚工作甚至躺下，方便长时间地看一幅画。还有一个东西我很怀念，就是一把舒适的大椅子，因为我会花很长时间盯着作品看，然后做些白日梦。

然后，我是那种喜欢在“办公时间”工作的艺术家，喜欢在清晨开始工作，但在这里结束的时间会晚一点，大概因为萨默塞特天黑得更晚——所以，我应该是喜欢在有太阳的时候工作。此外，我不喜欢把聚会、闲逛等活动与工作室里的时间混在一起，要么就在工作室工作，要么就不在，完全出去。

Q：标题也是你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你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开始想标题？

A：我一般在中间阶段开始想标题，通常是在画的附近写下一些东西——比如，这幅画旁边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同样的狗屎，不同的一天”（same shit different day），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标题了，虽然我从没有在自己的标题中使用过这样不好的词——还是有点紧张，因为这个词看起来不太礼貌（我不是那种会在人前说脏话的人），但它确实是我在做这件作品时脑子里想的东西。

我最近一直在想，人类经历了新冠疫情这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全球事件，也让人看到了所有领域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劳动力不平等，阶级之间的巨大鸿沟，医疗保健事务、警察系统和政府似乎都不工作（至少我的国家看起来是这样）。然后是全球变暖，以及一些潜在的、可能更极端的疾病的发生。

所有这些事件都一起出现，我想在2020年时，我对未来还感觉非常乐观，觉得有转好的潜力，相信如果疫情在2020年底能以某种方式神奇地结束的话，我们都能成为更好的人。但如今它还在继续，到了某个点之后，似乎大家都累了，心想“就让我们假装这一切不存在吧”，而资本主义结构还在持续推动决策，人们只能回去努力工作。

我觉得我们有过一个本来可以转变的时刻，但却转变到一个更糟的方向了。因此，在创作这件作品时，所有这些想法在我的脑海中闪过，然后就融合成了这个标题，“同样的狗屎，不同的一天”。通常在作品完成之前，我还是会试着不把标题完全确定，可以保有一些选择其他标题的空间。

Q：你最近看到的给你留下印象的展览是什么？原因是？

A：威尼斯双年展让我很受启发。此前我从来没有去过威尼斯，也没有参加过双年展，所以除了看到自己的作品很激动之外，整个展览看下来也很受启发。它属于那种侧重策展思维的展览，为你看到的一切作品设定了基调。

另一个也是我参加过的展览，就是新美术馆的“触发器：作为工具与武器的性别”（Trigger: Gender as a Tool and a Weapon）。我觉得在那个展览之后，人们谈论性别的方式真的改变了。围绕着威尼斯双年展，人们讨论超现实主义的方式是与身体混合的，以及我们所处的数字化和新环境是如何与女权主义、非二元身份、跨性别等议题相交的，这些东西我现在都开始逐渐在展览、图录和书籍中看到。

我认为这两个展览都是以一种更动态且细微的方式来思考与身份政治相关的广泛话题。每次的探讨都能阐述之前发生的一切，并在某种程度上使对话变得越来越有趣，不那么说教，而是更具探索性。我喜欢作品只需被当作艺术，而不必阅读墙壁上的文字（当然我也喜欢文字），在面对作品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一个清晰而又复杂的对话浮现。

最近，我在白立方的一个空间里看到了年轻女艺术家丹妮卡·伦迪（Danica Lundy）的展览，我并不熟悉她，但这个展览改变了我对观看的思考方式。

Q：一些艺术家在筹备展览时可能会遇到困境，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你认为怎么做才能摆脱困境？

A：我今天才刚与妻子谈起这个话题。在研究生院时，我也为自己的创作挣扎，感觉很低落，因为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就是要画出这些绘画，把关于模糊性的想法直接且明确地传达出来，但却做不到非常清晰。我想做些有矛盾的东西，也想把在线描中可以完成的那种流畅性创新应用到绘画中，但达不到目的，让人非常沮丧。

在一天结束后，我向妻子描述了整个过程：就像是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试图画一个苹果，也把苹果放在面前，还有我所有的用品。但八个小时过去了，我低头一看，画的居然是一辆法拉利。那么，我应该怎么办？

她当时给我的建议，我觉得真的很有帮助：在工作室的前五分钟，只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用做，然后再花五分钟进行书写，不一定要写什么好的或坏的东西。在那之后，我就开始了频繁的写作，它真的很有帮助——我们往往会陷入一种认知，即你在任何时候都要有效率。但其实可以花更多时间去看、去过渡，这样的过程也很有意义。

我认为，在艺术创作中，“低效率”也有其强大的能量。但关键是，这是一个缓慢的、需要时间的东西，是一种你无法瞬间获得的技能，只有持续去练习它，持续从中体悟。至于我，我最近思考的东西是，作为一个不喜欢在工作室里胡闹和放松的人，要如何更开放地看待这个问题——虽然我习惯在工作室的时候只想工作，但也要有更多过渡的时刻。

文丨Naomi 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