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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介入:一种批判性的环境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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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22-08-18
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在发展愈发快速的今天,来自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剧烈变化给城市环境和公共空间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需要新的设计方法和理论去应对和处理这些现实问题。城市与建筑设计领域需要新的思维来超越狭隘的专业视域,而跨专业思维、交叉学科合作已经是一项共识。深入问题、开放选项、多方位尝试和检验,以更开放的设计探索关注实现建成环境的改善。艺术一直以其独特的方式持续地影响着人居环境,“艺术介入”作为一项实验性的探索,可以为社会转型、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多样性人居环境实践提供新的角度和路径参考。
关键词:艺术介入、公共空间、城市规划、环境设计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经过了近40年高速发展之后,人居环境的品质提升已然成为“存量时代”的现实挑战与重要学术命题。这一转向亟需对矛盾交织的复杂现实以批判性的思维展开直面问题、探索理想模型与路径,又不乏务实的学术实验。一直以来,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坚持将“地方”视为观察场域与研究议题,围绕公共空间的“艺术介入”开展了从研究到实践的系列学术实验。其基本的学术立场和出发点可以概括为:环境品质提升的核心任务是对各种公共空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公共性是其根本属性。图纸上设计出来的属于“公共”的空间并不代表真实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空间的“公共性”才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指标,其中也包括公共空间的组织方式。而空间的“公共性”又以积极、活跃的公共生活为判断依据。本文希望提出具有批判思维的工作模式来促成和优化上述空间的“公共性”,探索化解“约定俗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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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2006年开始,广州美术学院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及意大利费拉拉大学等几所高校持续开展了城市设计工作坊形式的交流合作。从一开始,这项合作就强调了基于不同专业背景一起工作的兴趣所在,希望通过专业交叉、混合团队的形式开展研究。广州美院的工作团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尝试,不仅仅是环境设计专业,也特别将视觉、产品设计等专业的老师和同学组织到一起来工作。
在面对广州小洲村这类城中村改造的议题时,非空间专业的老师和同学由于不熟悉专业性术语和专业工具,一度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和交流障碍,但他们独有的观察视角和工作方式仍然受到了鼓励。在经历了初期的摇摆之后,一些别样的成果反而给了大家意外的惊喜:跳出空间视角的观察往往使得基地的其他面貌和气质得到挖崛和呈现。这也从一个侧面做出了提醒:某些习惯性的专业判断反而容易使人忽略一些富有质感的细节和内容;那些图上操作的分析和空间组织,事实上和小洲村基地真实的状况有着不小的出入。此外,在设计成果上,非空间专业的同学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设计思路,或通过品牌视觉设计,或通过公共设施的局部改造来达成环境改良的目标(图1),甚至是设计了一些行为活动来促进地方生活的丰富和生动性。这些偏离常规技术路径的设计想法纳入现实的维度,不仅具有可行性,其有效性也引发了大家的思考,成为其后持续开展的一些研究与实践的起点。2009年夏天,本人在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分享了一些工作和设计的观点,题目即是“微小且柔软的介入”(Micro and Soft Intervention)。“介入”作为一种工作方式开始被提出,指向积极但又不大动干戈地干预环境的设计姿态。
图1.为小洲村提出的品牌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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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空间的“艺术”
“介入”另一次具有典型意义的尝试体现在“古黄埔港历史风貌区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和景观节点设计”这个项目中。[1]设计团队在总结过往积累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设计思路,并没有如往常一样开展直接的专业技术操作,而是回顾了这个地方之前所有的设计内容与成果,将“规划”这样一个针对具体地方开展的各项技术性工作视为一系列时间维度上的事件。我们对前几次规划设计的“无疾而终”进行了比较,发现了原有技术路径的局限性,特别是黄埔古村内部的实际情况,真实的生活诉求难以通过标准的“规划设计”得到响应。因此,最终采取的“规划”设计思路也较为“轻柔”,并没有提出明确、刚性的环境整治计划,而是挖掘和梳理了原来的自然地理空间关系和基于宗族血缘的空间结构(图2),以顺应这一既有结构的姿态进行策略性的空间整理,并辅以从现有的生活智慧中挖掘可实施更新改造的参考性指引。这样一来,设计工作转向为提供一个具有弹性的指引,以实现黄埔古村环境改善计划的“顺势而为”。究其原委,在于东亚地区营造的木构体系坚固性缺失,而聚落空间内在的结构性反而更具内涵。
阵内秀信曾经这样阐述了他的理解:“东京尽管已经没有多少历史建筑的遗存,但400多年前江户时代城下町的气质与特征,仍穿越历史,与今日的东京保持着某种关联,空间结构的内在力量持续不断地影响和塑造着现代的东京。”[2]这或许代表了当下亚洲城市的普遍面貌,其活力与魅力更多来自于内在独特的空间结构,而不是视线所及的建筑单体及其整体环境的形态。在时间的流变中,仅仅着力于环境物理空间层面的干预可能导致不得要领、南辕北辙,“介入”或许是比整体性的规划干预更具东方思维的一项积极策略。
图2.从自然地理和历史概括的黄埔村空间结构
正是由于采取了这样一种“柔性”的设计策略,需要努力回溯、接近并试图恢复黄埔古港风貌保护区在漫长历史时间中沉淀下来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意义上的空间结构,设计团队开展了比以往更为细致的收集资料和了解现场的工作,其中包括有关空间记录和村民访谈的拍摄计划。(图3)在拍摄后期的剪辑过程中,设计团队意识到,这些村民自己讲述的故事就是这个地方最深处的记忆与特质,影像剪辑就像一个更主动的透视行为,勾勒出发生在此时此地、隐形但又明确的各种时空关联。作为与设计同步的研究性实践,设计团队选取了村里的一间祠堂,邀请村民们来观看他们自己的故事。出乎意料的是,屏幕上的故事在已经有些疏离的社群中获得了强烈而生动的回音,进一步引发了整个社群环境意识的觉醒,以及在后期工作中的主动性参与。他们不仅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也积极为政府的环境整治计划奔走协调。这一过程收获了意料之外的启发:如果规划设计在最终的目的上仍是希望黄埔古港的风貌得到保护,复苏该地区的活力,虽然从规划到实施还有漫长的时间,但这些具体设计之外的行为却无意间部分促成了规划设计期望达成的目标。影像计划让我们以“介入”开始的设计工作多了一个“艺术”的维度,无论拍摄本身还是组织放映都受到了当代艺术实践从观念到形式层面的启发。
正如卡特琳•格鲁在《艺术介入空间:都会里的艺术创作》一书中分享的诸多案例那样,“艺术已经不再总是与日常生活相互区隔;艺术可以直接为我们日常生活做点什么,我们也需要艺术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做些什么”[3]。当代艺术转向社会批判与干预已然是普遍性的实践,从杜尚到博伊斯,当代艺术不再是一种自我的视域,而倾向于在具有整体性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实践,艺术家使用各种艺术形式进入城市、社会空间中进行表达和互动。今天的卡塞尔,博伊斯当年种下的橡树已经枝叶繁茂——那件名为《7000棵橡树,城市造林替代城市管理》的作品改变了人们对艺术作品的认知,博伊斯精心设计的持续性公众行为创造了一座城市的空间记忆。2015年的第31届特纳奖(Turner Prize)颁授给了建筑设计团队Assemble,他们的作品不是装置,也不是行为艺术,而是对城市的老街区进行街道和房屋的改造设计。(图4)颁奖词给予他们的肯定是:展示了艺术实践在引导和应对当下迫切的社会议题中所能发挥的重要性。
于是,将“艺术”作为“介入”一词的前缀,被我们视为媒介多样性的一种选择,从芝加哥千禧广场到日本的越后妻有,当代艺术家们对“公共空间”的兴趣为环境设计提供了更宽广的观察维度,公共艺术作品为人与社会、人与空间时间的相遇及互动创造了更为生动的媒介。通过“介入日常生活”的艺术行动,可以更开放地讨论什么是公共空间,是什么承载了我们的记忆,如何在时间的线索中把握空间的含义,以及艺术如何促成“公共空间”的出现和人们相互间的交流。
图3.黄埔村拍摄计划
图4.Assemble和他们的实践
那么,艺术究竟能为我们的城市与建筑带来什么呢?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部经典著作中这样指出:“当我们面对城市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生命,一种最为复杂、最为旺盛的生命。在处理城市问题时,我们会遇到一种基本的审美局限:城市不能成为一件艺术品。”[4]她批判了将空间的视觉秩序狭义地理解为艺术的观点,艺术之于城市的意义并不是将城市按照某些视觉法则变成“艺术品”,而是“在城市布局以及其他城市生活领域,我们需要艺术,需要用艺术的手法来使我们理解生活,看到生活的意义,阐释每个城市居民的生活本身和其周围生活的关系。也许我们最需要艺术的地方是艺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本质”[5]。她强烈建议建筑师和规划师扮演好社会生活观察者和体验者的角色,充分理解邻里生活和多样性才是维持城市活力的重要因素。她的主张和前面讨论的艺术转向无疑是一致的。或者说,她的论述已然和当代公共艺术实践者的观念、视角和工作方法有着某种程度的呼应。雅各布斯以其批判性的思考改变了人们看待城市的方式,其中许多观点已经成为建筑师、规划师们的共识,尤其是她对城市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给了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师们极大的启发。因此,人居环境设计领域有必要从当代艺术、公共艺术的思想观念和实践路径中吸取智慧和经验。艺术在观念和工具的层面,创造积极的社会关系,进而维系和激发生活的多样性、本土性、活力与意义等方面,是可以作为一个新的维度发挥其独特的建设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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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介入”的五个关键词
在前述部分,从缘起的角度,我们介绍了为何选择“艺术”和“介入”这一组词汇来概括一种批判性思维的环境设计工作方式。那么,以下一组关键词则进一步解释了将公共空间的艺术介入作为一种批判性环境设计策略的立场、观念和具体方法,这些彼此关联和紧密联动的要素和环节,构成了“艺术介入”这一学术主张的结构性表述。
1.日常生活
对日常生活的关注、着眼于社会关系的建构是该项主张与实践出发的起点。从胡塞尔到列斐伏尔,虽然“日常生活”是一个不断被解释的哲学概念,但核心的思想仍是围绕现代性的批判,希望通过鲜活的日常生活抵抗现代世界的符号化,抵抗异化的现实。其中最为经典的是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他以《日常生活批判》《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等一系列著作开启了通过日常生活实现审美解放的议题。其主张关注愉悦、自由和日常生活社区感的显示,主张“卑贱的、平常的、鲜活的和可接近的艺术”[6],对国际情境主义和建筑现象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从居伊•德波到康斯坦特,并一直延伸到库哈斯。并且,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具有潜在的能动性,既是生产方式的基础性要素,也参与生产方式对日常生活的建构,这亦成为其空间生产理论的核心内容,其后在大卫·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中获得了回响。批判的立场来自以下的反思:当专业性的操作成为一种惯性,设计就将一步步远离生活;只有极力抵近日常生活、建立更为感性的观察角度和体验方式,才能接触到现实生活被专业术语抽象化处理的生活截面,才能真实地接触到遗漏和消隐的各种细节和本质。这也解释了现有规划设计技术路径部分失效的缘由。
小洲村工作坊所采取的挣脱专业惯性的操作,事实上是为“设计”创造了一次接近“日常生活”真实状态的机会。在梅州蕉岭石寨村的乡村营造实践中,我们面对的亦是极其普遍的真实现状:虽然当地仍保留了相对完整的客家土楼,但是以当地的经济条件而言,按照现有的工程技术路径进行改造显然是不太现实的任务,如何在承续传统、改善环境和现实可行之间取得某种平衡是设计的核心工作。设计团队和当地居民开展了十分细致的交流与沟通(图5),从牲畜的养殖方式聊到地方民俗、节庆仪式。清理、整顿废弃的边角空间成为改造的工作内容,并使之成为容纳具有典型意义生活内容的公共空间:生产与生活共处的平台空间、衔接老屋舍的小花园、服务卫生要求的公共厕所,以揭示适合当地的建造方式,以及维护空间完整与连续的重要性。希望居民能从日常生活中唤起对空间改造与更新的认知与可持续的力量,以促成乡村建设内在的自发性。所以,“艺术介入”的环境设计策略始终要求从一开始就对“生活现场”进行“抵近观察”,不带偏见地以“同理心”追求换位思考,全力以赴地倾听和感受,并据此提炼关键性的设计条件与要素。
图5.工作团队与石寨村村民交流
2.微观
如果说“日常生活”的概念仍较为抽象的话,那么“微观”则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姿态与角度。在规划设计工作中,我们其实较为习惯从整体性的角度开展观察与行动,若转为如显微镜一般的观察方式需要做诸多的调整,但这恰恰是进入日常生活最为有效的方式。文化人类学的工作方法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参考——通过素描式的空间现场与生活细节记录与分析(图6),可以窥探到社会的内部生态与结构。此外,“微观”这一概念还提供了内涵丰富的另一层思考,正如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有趣比较,是一系列从基本假设、研究方法到寻求解决问题办法等完全不同的选项,但二者互为补充地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整体框架。“微观”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观察现实的角度与立场,也提出了不尽相同的解决问题线路。与社会运作常态的“自上而下”形式相比,“艺术介入”倾向于“自下而上”的行动,强化地方居民参与、多方参与、自组织力量在这项工作中的比重(就整体效果与社会治理的现实情况而言,实施“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双向协同,对当下的建成环境改良是非常必要的)。“微观”也意味着对症下药的环境策略可能是局部而精准的,有如以微创引导的“介入医疗”,以最微小的干预程度,精微、精巧、精准的设计来实现环境改良的目的。
图6.空间素描:记录与手绘
在黄埔村影像计划的启发下,“介入”建成环境行动的前期工作内容有了不一样的方式。每次都是从与生活细节相关的空间“速写”开始,关注局部先于关注整体,尽量记录生活各个空间断面上的尺寸、尺度,人们为应对各种复杂难题所采取的空间策略,如对空间的共享与分时使用,有关空间使用权的种种博弈及对应的权利关系,记录的方式包含影像、文字记述和“速写”式的空间描绘。在深圳南头古城,聚焦局部的观察让我们留意到流动摊贩在某个空间的经营时间与城管的巡查形成了有趣的互动关系,所以,在不同的时间段,这个空间拥有完全不同的定义。设计的“介入”因此选择了在微尺度层面进行空间标注、场所识别性设计等方式,以生动的形式暗示空间、时间的边界关系,以促成空间的混合使用及多样化生活场景的建构。
3.公共性
事实上,无论在土地还是资金上,当下的城市建设在公共空间的营建上已经进行了相当大的投入,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未必如意。值得思考的是,除了权属上的公共属性之外,在设计层面一般是将开放性、可达性和功能的复合性作为评价公共空间的依据,这些依据虽然已经超越了对物质空间的量化评估,但现实的尴尬仍然显而易见。上述空间特征可能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动态特征存在着错位。成功的公共空间应该是开放性、可达性等空间特征能够与生动、丰富的公共生活充分融合,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尽管学术界对“公共性”的定义有着不尽相同的定义和解释,但作为判断“公共空间”之为“公共”的重要内涵,公共生活的质量是对“公共性”最直接的观察指标。公共生活由各种形式的交往活动构成,这是一些由于共同信仰、共同话题、共同利益,以及公共契约、地方身份认同产生的生活交集,或主动或被动。当下公共生活的危机事实上来自于一系列社会转型带来的现实问题,不论是传统社区的空心化与衰败,立足于熟人社会的公共生活日渐消退和解体,还是数量庞大的人口流动带来的本土性流失和文化碰撞,以及时代性的快速转变带来的代际鸿沟。“公共性”的再造事实上也可以理解为多元与包容的公共生活的再造。
由于将关注的重点更多地投放在那些城建力量不能完全抵达的地方,因此,“艺术介入”也特别侧重于如何激发积极的公共生活、创造良性的社会互动。(图7)艺术是促成共识、推动交往极好的媒介。与环境空间紧密关联、相互作用的艺术实践,促进生活与空间进行“公共性”的同步引导,将重拾地方生活的自信和彼此的信任。黄埔村的影像计划事实上是某种程度上对“公共生活”的触动,类似的工作也体现在韶关车湾村的乡村帮扶行动中。我们发现,由于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大部分公共服务配套都集中在仁化县城,从孩子们的就读到人们的就医、购物,于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地方性的“公共生活”。由此,重建具有现实意义的公共生活及其对应的空间场所就成为“介入”行动的关键。基于大部分家庭从事柑橘生产这一现实,设计团队借助“可视化”的艺术表现手段将“公共利益”这一议题在全体村民层面进行交流组织,将从农产品交易出发的社交空间这一共识转换为对设计条件的梳理与整合,并进一步推导出对应的空间解决方案。
图7.参与式设计:居民意见征集与交流
4.身体力行
之所以引入“身体力行”这个具有行动意义的关键词,除了说明“艺术介入”的工作方法提倡亲身体验、努力实践,同时也是进一步明确“艺术介入”强调超越眼睛与视觉的感知与知觉,强调用身体去丈量空间、用身体去感测生活的温度。“身体力行”包含以下两项十分具体的行动准则:其一是对日常生活的观察需要亲身进入实地实景,除了观察与记录,还必须打开更为敏锐的感知,尽力以全方位的知觉捕捉环境中微妙的情绪与质感,及其所对应的空间性要素;其二,是指尽可能开展在现实层面可实现、实施的各项行动计划,包括现场搭建、社交活动设计等,哪怕这些行动和实施非常微不足道,但至关重要的是,设计者可以通过亲身实践、与使用者的直接互动来获取来自现实的真实反馈。
黄埔村影像计划对各方参与的调动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身体力行”的积极作用,深圳南头古城的设计介入也收获了一次十分生动的注释。为了了解和改善当地孩子们课后的活动空间,团队成员和孩子们交朋友、玩游戏,创造性地发明了“春景街保龄球”游戏。(图8)这一游戏利用了春景街独特的倾斜地形,将废弃的饮料瓶制作成保龄球,制订了一套属于“这个地方”的游戏规则。孩子们的身体运动与春景街地形之间有趣的互动将这段街道塑造成为属于当地孩子们的“独有的”游戏空间。可以预见的是:伴随孩子们的成长,这里又或将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空间记忆。这一案例是从“身体”感知到行动设计、从多方共同参与出发谋求设计策略的体现,从而获取根植日常生活的建设性成果。
图8.利用地形设计的儿童游戏
5.策略
既然将日常生活视为观察的起点,将微观的角度和身体力行视为一种工作方法,将空间公共性作为促进环境提升的目标,那么设计的成果就未必是某个具体的空间设计。“设计”这项常规意义上的技术性工作在这里演变为一种策略性的力量,以促成环境的改良、完善与发展,而不仅仅着力于物理层面的空间干预。设计即策略,意味着设计的思维从造物转向了谋事,是对现实环境中一切资源的分析、研判与整合路径的考量。这些资源既包括位置、规模与物理层面的具体化参数,也包括历史遗产、人文、地理方面的潜在要素;既包括生产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的方方面面,也指向深层的社会结构与价值判断。设计的干预可能是创造新的邻里关系、新的社会组织方式,设计新的经济活动形式、生产和运转系统,以及提出新的价值评判标准,当然也包括与之匹配的具体空间、设施的形态、规模与尺度的设计。因此,设计的成果可能是非直接目标性、多方案、微尺度、柔软、策略性和局部的。在设计工具的层面,一切有利于研究的手段都可以运用,包括影像、问卷,而不仅仅是图纸和模型。设计成果不再仅仅局限图纸和建造,可能是规划、景观、建筑、室内设计,抑或某些装置和设施,或者某些与空间有关的行为管理与设计。
前述小洲村和黄埔村的案例或许可以看作一种“策略性”的设计,那么,深圳南头古城“东二门”的设计本身就是一项策略。(图9)这个宛如城中村的“新安故城”作为曾经宝安县府的所在地,虽然修缮了两处旧的城门,但其与日常生活的关联性不足以支撑地方性的认同感。我们的设计是发现、挖掘了一处现实生活中使用程度很高,但又隐蔽的出入口,围绕该处丰富的生活场景,以命名的方式杜撰,并以空间设计及视觉设计等综合手段重新定义了一处“东二门”,希望以此来重建新的地方特征与空间记忆。
图9.深圳南头古城“东二门”设计
结语
之所以提出“艺术介入”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环境设计策略,是希望摆脱规划与建筑设计中习惯性的宏观角度,从微观出发开展建成环境的研究与实践。这一策略更侧重于细节与体验,提倡通过跨界的艺术与设计实践,共同面对当下复杂的环境议题,实现环境改良等更具善意的设计目标。在开展相关研究和实践十余年之后,我们欣喜地看到各地的城市更新也在发生同样的转向,立足微观层面的“微更新”“微改造”正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路径,“社会创新”或“社会设计”亦成为当下广泛讨论的概念与思想。艺术将在环境提升发展中扮演不可或缺的力量,已是广泛的共识,设计亦将在观念和方法层面做出巨大的改变。”(设计)这种转型是一个广泛的、复杂的社会学习过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将整个社会视为一个巨大的社会技术实验室,而实验室又需要创造和传播设计知识,使个人、社区、机构和公司有能力发明并强化生存以及做事的原创方法”。[7]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介入与其说是一种工作方法,不如理解为一种姿态更为合适,这意味着观念和方法更为开放的另一选项。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1]沈康、冯江:《历史环境保护更新规划的另一种策略——广州黄埔村(港)规划设计事件样板研究》[J],《建筑学报》,2010年第6期,第32—36页。
[2][日]阵内秀信:《东京的空间人类学》[M],刘东洋、郭屹民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3][法]卡特琳·格鲁:《艺术介入空间:都会里的艺术创作》[M],姚孟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7页。
[4][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第341页。
[5]同[4]。
[6]汪原《:亨利·列斐伏尔研究》[J]《,建筑师》,2005年第5期,第42—50页。
[7][意]埃佐·曼奇尼:《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社会创新设计导论》[M],钟芳、马谨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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