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5月，北京马刺画廊（SPURS Gallery）的前身博而励画廊（Boers-Li Gallery）在其纽约空间举行了艺术家乌雷（Ulay）的个展“重生”，集中展示了乌雷于20世纪70年代的早期宝丽来摄影作品，与阿布拉莫维奇合作完成的标志性影像作品，以及后期的个人项目。在那场展览开幕晚宴上，乌雷起身举杯，动容地说道：“我毕生的愿望，就是能够在中国做一场这样的展览。”

乌雷原名Frank Uwe Laysiepen，1943年出生于德国索林根，于1968年离开家乡前往阿姆斯特丹，后担任宝丽来公司的摄影师，由此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在阿姆斯特丹和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两地生活多年后，他在2020年因癌症去世，享年76岁。乌雷在长达5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为世界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摄影、影像、行为艺术作品，并被包括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等全球重要国际艺术机构收藏。

近日，马刺画廊宣布与乌雷基金会（ULAY Foundation）正式建立合作，成为乌雷亚洲区代理画廊。乌雷基金会由艺术家本人建立与2014年，如今位于卢布尔雅那和阿姆斯特丹两地，致力于保护和推广其毕生的作品和珍贵遗产。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艺术画廊，马刺画廊一直以来致力于开启中国前沿艺术与西方立场之间的对话，推动中国艺术市场的良性发展。将在接下来的合作中，马刺画廊旨在实现乌雷的作品在中国的广泛展示，并助力其进入影像艺术领域的重要馆藏，在未来以更加全面方式推动乌雷在亚洲市场的发展。

作为建立合作后的首个展览项目，马刺画廊和乌雷基金会联合策划的乌雷大型个展即将亮相其北京空间。这将是乌雷在亚洲的首场个展，也是第一次将这位艺术家正式介绍给中国观众，力图全面梳理艺术家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至2019年的创作历程，包括手稿、摄影、装置、影像、纪录片等为形式的四十余件作品。其中，许多创作于数十年前的作品，放到如今却仍然具有强烈的当代色彩，超前地探讨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涌现的议题。

乌雷，《自拍，低语系列》，1993，宝丽来照片，波士顿工作室

图片：Copyright the artist. Courtesy the ULAY Foundation and SPURS Gallery

乌雷在其艺术活动的早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主要通过宝丽来系列照片、箴言、视觉和具体的诗歌以及亲密的表演，对身份和身体的概念在个人和社区层面的理解进行了主题性的探索。在这一阶段，摄影与身份的关系这一核心探讨已经逐渐浮现在乌雷的作品中，而这一概念则贯穿了其漫长的艺术生涯。

1976年，乌雷与如今被誉为“行为艺术之母”的先锋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相识，并在接下来的12年间成为彼此的爱人和合作伙伴。这一行为艺术双人组合以数件令人记忆深刻的作品很快声名大噪——一个小时内往返朝对方小跑的《空间中的关系》（Relation in Space，1976年）、二人裸身站在画廊入口处等待观众入场的《无量之物》（Imponderabilia，1977年，2010年再次表演）、长达19分钟嘴对嘴“共享”对方呼出的二氧化碳的《吸气/呼气》（Breathing In/Breathing Out，1977年），还有手持弓箭面对面、箭头直指阿布拉莫维奇心脏的《静止能量》（Rest Energy，1980年）。

随着时间推移，两人的感情生变，也因此催生了最为传奇的行为艺术作品《情人·长城》——1988年3月30日，早晨10点47分，乌雷从嘉峪关出发，阿布从山海关出发，两人在长城上朝对方走去，历时三个月，各自步行2500公里后在位于中点的陕西神木县的二郎山汇合，然后告别，这标志着他们作为合作伙伴与恋人的身份告终。

此后，乌雷恢复独立创作，专注于摄影及其他新媒介，探讨当代社会中边缘化个体的地位等其他社会议题。2011年诊断出癌症后，乌雷花了一年时间制作了纪录片《癌症计划》（Project Cancer，2013）。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乌雷开启对水及其重要性的探索，例如2012年的平台和档案项目《地球水目录》（Earth Water Catalogue）收集了全球各地以水为创作媒介的艺术作品。乌雷在2014至2017年间的后期艺术活动在形式和内容上以粉色为标志，被称作乌雷的“粉色时期”，涵盖一系列的绘画、中等尺寸的宝丽来和合作表演项目。

本次马刺画廊的回顾展将全面回溯艺术家三个时期的标志性创作，并展示一系列从未向公众展示过的珍贵物件及手稿。乌雷与中国的深厚关联也将是展览的亮点之一——除史诗级的作品《情人·长城》外，乌雷对中国的感情还有其他许多层面的影响。他后来回到中国生活，娶了中国妻子并生下女儿。乌雷长期以来对于主流以外社会群体的关注，也体现在其坚持着墨于对西方当代艺术话语而言相对“异域化”的中国精神。乌雷生前最后的影像素材在央美美术馆张子康馆长、Art Algorithm Capital和Artzip的帮助下，制作成了纪录片，也将在本次展览上公映，其中许多独白和画面都是首次面世。

在乌雷亚洲首次全面回顾性个展即将开幕之际，我们采访了乌雷基金会（ULAY Foundation）总监哈娜·奥斯坦·奥日博尔特（Hana Ostan Ožbolt）和马刺画廊合伙人来梦馨（Sherry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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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雷基金会总监

哈娜·奥斯坦·奥日博尔特

Q：热爱艺术的中国观众非常期待这场乌雷的回顾展，您对于这次基金会与马刺画廊建立合作有什么话想说吗？

A：不光是中国观众感到激动，乌雷基金会也为这次合作的达成而感到兴奋，因为这是我们常年来与世界各地的各大机构合作以来最棒的经历之一。我很欣赏马刺画廊对艺术的高标准及敬业精神，还有他们对乌雷的项目所倾注的心血和能量。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中国，而中国与乌雷的关系非常紧密而深远。通过与马刺画廊的共同努力，将乌雷的创作带到中国，探索其艺术生涯的“中国精神”，是基金会的荣幸。

Q：乌雷的创作生涯中哪些重要方面影响了新一代的艺术家？

A：乌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最出名的无名艺术家。”我们都知道，乌雷在和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共同创作行为艺术表演期间，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并被称作是最先锋的艺术家之一。

然而，乌雷从来都不止于此。他的艺术生涯中有大量的作品从来没有被深度展示过，其中许多都是介于摄影和行为艺术之间的作品——二者之间的关联往往由“身体作为媒介”这一出发点而起。所以，不光是与阿布拉莫维奇合作时期的作品对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带来了深远影响，我认为更重要、更具有启发性的一点是乌雷探索自己身体的方式。如今常常被探讨的身体、性别、身份认同的话题，以及在社交网络的大环境下对这些话题的进一步批判，在乌雷的创作中早有体现。

此外，虽然他一直坚持强有力的表达，却同时认为“脆弱是一种力量”——敢于表现自己的脆弱，展示自己的感受，利用身体在摄影和表演中所展示的情绪状态，用实验性的表达手法在作品中呈现——这对于年轻一代的艺术家而言也应有所启发。

虽然乌雷拒绝被贴上“政治艺术家”的标签，但他对社会边缘人群的关注，以及对超越国界的文化话语的讨论，体现出强大的社会参与性；尤其是他对于当时对西方世界仍显陌生的中国的记录和投入，体现出一种特别的感性，这对于艺术家、策展人和其他艺术工作者来说都是具有启发性的。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年，也一直通过作品关注民主问题和环境问题。

Q：您希望从与一家中国画廊的合作中取得怎样的结果？是否有对中国或亚洲地区的明确规划？

A：我必须说，我们设定了远大的目标。基金会和马刺画廊都清楚，这不仅仅是一次展览，而是开启长期的合作关系，对我们而言也意味着进入一个全新的地域，接触到全新的观众，开启完全不同的讨论。乌雷生前就很希望能够达成这一目标，他思考过很多在中国展览的计划，但是都未能成形。我相信，有马刺画廊团队的助力，我们将取得很好的效果。

Q：为本次展览选择作品的过程是怎样的？展览中有哪些亮点？

A：很重要的一点是，Sherry在此前就很了解乌雷的作品，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在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她很了解乌雷的创作轨迹，以前也有与乌雷和基金会的合作经历，因此整个过程是非常轻松和顺利的。我们将这场展览分为三个时期展示，其中的中国时期部分尤其重要，而这部分作品是第一次以如此深度展示给公众。展览中还会有很多从未面世的物件和作品亮相，包括乌雷的私人日记。我们很期待在文化上、哲学上、信仰上与乌雷的创作有共鸣的观众们对这场展览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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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刺画廊合伙人

来梦馨

Q：这次马刺画廊举行艺术家乌雷的亚洲首个全面回顾个展是非常激动人心的——画廊对推动乌雷在亚洲市场的发展有何计划？我们接下来应该期待些什么？

A：感谢Artnet给我们这个机会宣布马刺画廊与乌雷基金会的合作。早在2018年，画廊还没更名为SPURS Gallery的时候，博而励画廊就在纽约为乌雷举办了个展，那也是乌雷生前最后一场画廊个展。这也是我和画廊合伙人贾伟姐共同经历的与乌雷的奇妙缘分。

这次即将举行的个展最想要着重呈现乌雷与中国的关系。当画廊在与海外的艺术家基金会合作之前，我们都会去思考，艺术家的创作中有没有哪些与中国相关的元素是我们可以延展的。乌雷作为一位在世界上都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他与中国之间如此深厚的情感值得我们关注，也借此契机，我们想与中国的观众们深度地分享乌雷的艺术人生。

乌雷在欧美的知名度已经很高，已经有许多代表性的机构和馆藏收藏其作品，而我们希望借由这次机会，将乌雷的作品介绍到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进入影像艺术领域的重要藏家的收藏和机构馆藏。接下来，我们也会希望能将乌雷的作品带到全国各个城市巡回展览。

Q：乌雷的创作实践是极具挑战性和先锋性的。最初为何选择与乌雷基金会建立合作？

A：刚才有提到之前在博而励画廊纽约空间为乌雷做展览的经历，其中有一个小插曲特别令我感动。在这个展览期间，《纽约时报》也有报道拍摄他和阿布拉莫维奇时隔多年重新和好的故事，是一段很温暖的时光。乌雷当时已经癌症晚期，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在展览的开幕晚宴上他起身看着画廊合伙人贾伟姐深情地说了一段话，说：“我毕生的愿望，就是能够在中国做一场这样的展览。”

乌雷的第二任妻子是中国人，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而他和阿布拉莫维奇的标志性作品《情人·长城》也是怀揣着对中国的情意开启，原本是希望在长城上最终相遇的两个人能走进婚姻，最终则是分手告别。中国对乌雷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原本画廊和乌雷有计划在2019年将这场展览带到中国，当时已经在北京开启准备工作。在央美美术馆张子康馆长、Art Algorithm Capital和Artzip的帮助下，我们为乌雷拍摄了他生前最后一部纪录片，而在拍摄过程中乌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展览也因此搁置。

后来，在乌雷遗孀和基金会的讨论下，我们最终将展览定在了今年画廊最重要的秋季档期，也请到获得金马奖的剪辑师为我们完成了影片的后期制作，并将在这次展览中首次呈现成品为20-25分钟的纪录片。

Q：在准备这次展览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

A：其实在欧美，乌雷的展览已经非常丰富和成熟了。但是在中国，很多观众认识乌雷是因为与“行为艺术之母”阿布拉莫维奇的爱恨情仇。我们作为和乌雷基金会达成战略合作的代理画廊，当然希望能够完整地为大家介绍乌雷作为一位艺术家，一生中经历了哪些尝试。我们本次展览的副标题是乌雷自传中的一句话：“Some can’t. Others don’t.”这很能描述乌雷敢为人先的创作生涯。

展览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970年代作为艺术家的活动、1976-1988年间与阿布拉莫维奇的共同创作时期、1990年代及以后以实验新媒介为标志的独立创作时期。为了完整表现其生平创作体系，我们需要跟很多基金会和机构取得许可和共识。例如《情人·长城》——此前，即便是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展出时，这件作品也是以纪录片形式展映，并非可收藏的版本。Hana跟我努力了很长的时间，与阿布拉莫维奇的基金会达成合作，终于得以推出《情人·长城》的收藏版，这也将是这件作品的亚洲首展。我们希望能帮助这样重要的作品能够进入亚洲地区的重要馆藏。

Q：这次的个展中，有哪些作品是你尤其希望观众不要错过的？

A：乌雷艺术活动的早期，曾经深入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后来创造了许多探讨身份的作品，包括《她/他》（S'he，1973-74/2022）。其中，他将自己的脸一半装饰为女人，一半保留为男人，表达性别身份的流动性——他同时是她，她同时也是他；“男性”、“女性”不是固定性别，而是可以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进行转换。这幅图像非常具有代表性，很多双年展也会用来做海报素材。

除了标志性的作品以外，本次展览中我们幸运地可以展示乌雷当时在中国居住期间的手写日记，以及他的外国人身份证。日记中有他当时同行的翻译，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帮他写下的很多注解。通过这本日记，观众甚至能看到两人的感情是如何升温的。

Q：自2020年马刺画廊正式亮相以来，经历了全球艺术界的缓慢重启和本地的疫情反复。这对画廊项目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或者机遇？

A：我和现在的画廊合伙人贾伟姐都是2016年加入博而励画廊的。在2020年画廊更名为马刺画廊以后，我们结识了很多年轻一代的新藏家。许多当年还只是艺术爱好者的人们走入画廊，成为了藏家。

疫情期间对于我们而言算是机遇大于挑战，因为当时不少西方艺术家失去了展览机会，而中国成为全球恢复正常运行最早的地区，我们借此机会接触了更多国际艺术家，建立了更多合作，包括对安塞姆·雷尔（Anselm Reyle）和希拉里·佩西斯（Hilary Pecis）的代理。

当然挑战是有的，因为不方便出国出差，现在我是在画廊上夜班的（笑）。毕竟我们合作的二十多个艺术家中有四分之一都生活在其他时区，需要和大家保持长期的联系。我们和很多国外美术馆的展览合作计划也有受到影响。本次展览的顺利举行要感谢乌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艺术家的家人，他们也非常希望能来到展览现场。

文丨Georgina Z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