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自古便是沟通天山南北和我国内地的交通要塞，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重镇，曾生活过车师、汉、匈奴、柔然、鲜卑、粟特、回鹘、蒙古等多个民族；流行过25种语言和18种文字；汇聚了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曾是中原丝织品、西方香料、北方马匹交易的集散地。自汉代建立西域都护府以来，不断有中原的士兵及商旅随着繁忙的丝绸古道，来到这片广袤的土地。他们把中原文化的风俗和信仰带到了这里，为后人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精美文物。极端干热的气候使这些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历千年而不朽。如今，吐鲁番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仍在无声地述说着这片文明交汇之地曾经的繁荣与沧桑，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与认同。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魂，历来是官方推崇的主流文化，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对凝聚民心、统一政权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吐鲁番博物馆收藏的纸质文书中，有明确记为西州少年卜天寿的《论语·郑玄注》手抄本（图1）。这是1300多年前一个年仅12岁的小学生卜天寿的家庭作业本，长538厘米、宽27厘米，内容为《论语》中《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以及《为政》部分，卷末还写有《三台词》《千字文》和其他诗句等。在这件手抄本的卷末有两处题记，一处是“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一处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西州”就是现在的吐鲁番，“景龙”是中唐李显的年号，“四年”为公元710年。更有趣的是，12岁的卜天寿在抄写《论语·郑玄注》的时候，还即兴发挥，做了两首“打油诗”。第一首打油诗写道：“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看。”侧书——侧读——侧眼，可以想象，卜天寿抄写、阅读、习诵《论语》时的样子。

侧着身子抄写《论语》的卜天寿好不容易抄完了，还是希望老师别怪罪他。因此，抄写行将结束时，他又有了心得，又题写了一首“打油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嫌）池（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论语》是历代用作“小学”教育的重要教科书。在吐鲁番出土的这卷手抄本，反映出唐朝时的西州地区建立了与中原一样的学校，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中原文化教育，在这里得到推行和普及，并且当地教育正式被纳入了朝廷科举取士的轨道。这种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特征正是中原与西域交流、融合、凝聚的结果。“卜天寿《论语·郑玄注》抄本”现已列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图2《六屏式列圣鉴训图》

陈列在吐鲁番博物馆的《六屏式列圣鉴训图》壁画（图2），同样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这幅壁画左起第一幅画的是“欹器”，它是古代盛水盛酒的器皿，特点是“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告诫人们物极必反，做事留有余地才能保持盛而不衰。接下来的是四幅人物画像，第一个是“玉人”，意思是年轻人应勤奋好学，培养良好的品质；第二个是“金人”，用三层布包着他的嘴，意思是警惕祸从口出；第三个是“石人”，张着嘴，意思是可以畅所欲言，作出一番事业；第四个是一位老者，意思是应保持中庸之道。最后一幅图画有三样东西：生刍（青草）一束劝人不可以把待遇厚薄作为去留标准；素丝一卷劝人不要因善小功微而不屑为；“扑满”告诫当官要清廉。这幅壁画包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印证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交流交融，既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

“年夜饭”是每年最后一天的晚餐，是春节团圆的象征。饺子作为中华民族最喜爱的食物之一，在“年夜饭”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饺子谐音“交子”，各民族共同认为大年三十是旧年与新年相交的时刻，饺子一般在除夕夜与新年交替之际食用，取“更岁交子”之意。饺子作为春节的文化符号代表了“年”。吐鲁番博物馆陈列有几枚唐代的饺子，表明西域人民在至少1500年前，和中原一样也过春节。

此外，吐鲁番地区的墓葬文化也是中华文化在吐鲁番传承的重要物证。从一通康氏家族墓志的记载可知，定居在吐鲁番的粟特人不但在姓名、习俗上基本与中原地区相同，去世后和中原地区一样实行家族土葬，并刻字立碑，在思想上也认同中华文化。北凉沮渠蒙逊的夫人彭氏随葬的“衣物疏”，记载了逝者随葬衣物名称和数量。这种衣物疏的形式深受中原民间传统旧俗影响，印证了吐鲁番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

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有同化合并，同一民族亦有分化离散，出现许多同源异流、异源同流、同族异名或异族混称的情况。如果不同族群需要进行联盟或文化认同，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追溯或拟制一位共同的祖先。在古代，拟制的祖先主要显现在神话中，如盘古开天辟地、伏羲女娲兄妹成婚、洪水泛滥等传说。

吐鲁番博物馆展出的一件唐代《伏羲女娲交尾图》绢画（图3），女娲右手高举，手持圆规；伏羲左手高举，手拿矩尺，二人上身呈单手拥状人形，四目相对，含情脉脉。下身为七段双螺旋状交缠的蛇尾。

传说中伏羲是三皇五帝之首，中华的人文始祖；女娲是造人之神，华夏的孕育之母。根据文献记载，伏羲女娲的信仰最早见于先秦，西汉时期由于受到阴阳学说的影响，伏羲女娲开始以对偶神的形象出现，代表了阴阳相对、生生不息。吐鲁番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在内容和构图上，基本和内地出土的文物一致，说明吐鲁番地区这种墓葬文化和中原一脉相承。

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已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群、交河故城、哈拉和卓墓葬群陆续发掘出土上百幅伏羲女娲画像，年代均集中在晋唐时期。几乎在每一处合葬墓里都出土了一幅人身蛇尾的“伏羲女娲图”，或固定在棺椁之上，或叠好放在夫妻二人头顶处。与中原地区发现的汉代伏羲女娲画像石、砖不同，吐鲁番的伏羲女娲图年代为公元6世纪至8世纪，主要为绢、麻两种质地，颜色鲜亮。少数图像伏羲女娲深眉高鼻，穿胡服，伏羲还留着络腮胡，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特征。胡风的伏羲女娲图在继承中原画风的同时，将伏羲女娲描绘为深目高鼻的胡人。汉、胡两种风格同时出现，说明新疆古代各族居民，在祖先崇拜方面达到了认知上的深刻统一，也更加说明新疆与祖国内地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吐鲁番博物馆珍藏的一件“共命鸟”刺绣（图4），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这件刺绣长38厘米，宽26厘米，通体为红色。鸟龙卷草纹刺绣又被称作“共命鸟”刺绣。在红色绢底上绣有图案。图案上方是五座倒立的山峰，图案中间是一只两头一体的神鸟。神鸟的两侧，对称绣有两只身姿矫健的龙，下方分别绣有两只鸟。鸟和龙的周围布满卷草纹。整件刺绣图案均匀对称，造型生动，显示出高超的刺绣工艺。

这件刺绣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位于中间的两头一体的“共命鸟”。“共命鸟”是佛教吉祥鸟之一，两头鸟虽共用一个身体，却有完全不同的思想。一头叫迦喽嗏，常作善想；一头叫优波迦喽嗏，常作恶想。有一天迦喽嗏看到一枚甘美的果子，但优波迦喽嗏却睡着了，迦喽嗏就想，我们是一个身体，我吃了也等于优波迦喽嗏也享受了，它正在熟睡之中，就不打搅它了。所以迦喽嗏就吃了这枚果子。优波迦喽嗏醒来之后闻到果香，就问是怎么回事，迦喽嗏如实而言，结果优波迦喽嗏怀恨在心。后来有一天迦喽嗏睡着的时候，优波迦喽嗏看见一枚有毒的果子，就把毒果吃了，结果二鸟同时中毒而死。

“共命鸟”的故事启示世人，人人都是两头鸟，有着善与恶的抗争、梦与醒的矛盾、觉与迷的徘徊。当一个人的善意抬头时，可以使恶念离避；可是当一个人恶念升起时，立刻就湮没了自己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善念。善念善行，获善报结善果；恶念恶行，得恶报结恶果。虽然其叙事主线为善恶，但真正的核心思想在于告诉人们，我国各民族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只有民族团结，才能有社会和睦、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

吐鲁番博物馆收藏的这些文物，是新疆自古就属于祖国大家庭的见证，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友爱、相互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见证。它们有力诠释着新疆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生动讲述着团结统一带来幸福、民族分裂伴随苦难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