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文章通过梳理浙黔两省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实践，提出了乡村家庭资源共享设计是通过低价微改、技能驱动和能力拓展，将家庭空间资源、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再造，使其转化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供给空间、供给内容与供给主体的设计过程，本质上是对村民经济和社会权利之外的文化权利以及精神物质双富并行的深耕。文章对解决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结构性失衡，重塑乡土文化自信，激活乡村文化振兴内生性具有较大价值。

关键词:乡村振兴、家庭资源共享设计、共创设计方法、公共文化服务

引言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五位一体”的根魂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是文化振兴的内涵与路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着重指出，要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则要求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以文化繁荣助力乡村振兴。新世纪以来，以资源输入为主导的供给服务模式有效推动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快速发展，但在实践的深入推进中，该模式因聚焦“送进来”而逐渐暴露出结构性失衡的弊端。[1]从公共文化的三大构成要素来看，其主要表现为供给空间缺乏且使用效率低、供给内容同质化且缺乏乡土文化关联、供给主体单一且内生力量不足等。乡村公共文化结构性失衡，在文化振兴实践中具有高度的挑战性。

作为文化营造的本土资源，家庭资源应被充分激活，发挥其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现实价值。当前，农村家庭空间被闲置、家庭文化被忽视问题极为普遍，但这种空心化、边缘化恰恰为家庭资源共享提供了可能与条件。如何依据乡村实情，整合农村资源[2]，对各具特色的家庭资源进行共享化设计，变“送文化”为“种文化”，以内生建设有效应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结构性失衡，成为文化振兴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家庭资源共享设计是将家庭空间资源、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再造，使其转化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三大要素中的供给空间、供给内容与供给主体的设计过程。家庭资源共享设计不仅能培育村民成为在地公共文化供给主体、塑造特色文化空间、创制多元供给内容，借以弥补乡村公共文化结构性短缺，还可以有效破除村民个体价值自卑，重塑乡土文化自信，激活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性，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研究述评与研究方法

1.研究述评

本研究旨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公共文化服务结构性失衡的解决，因此，有必要先对与之相关的研究做梳理，继而将乡村家庭资源方面的研究置入结构性失衡解决的相关研究脉络中进行分析。同时，该主题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故以国内文献为分析对象。已有解决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结构性失衡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采取两个视角，即外部资源输入视角和内部资源转化视角。针对外部资源输入视角的研究较多，主要探索政府、社会、市场等外部力量对于文化设施[3]、政策机制[4]、数字技术[5]、供需关系[6]和服务人才[7]等的优化与革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关于解决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结构性失衡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农村内部资源挖掘与转化的视角，主要围绕文化资源[8]、闲置空间[9]和村民参与[10]等三大层面展开探讨。其中，文化资源层面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从农村文化资源的整体维度展开探讨，提倡将乡村文化资源融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以提高公共文化的效能;另一类则从农村文化资源的某一构成类型展开分析，其中对于乡贤文化、传统技艺与民间活动等方面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于乡村内部文化资源构成的“家庭资源”的研究，多聚焦于家庭成员教育、民族文化传承、家庭文化变迁与重塑、乡村文化旅游开发等方面，公共文化建设视角下的乡村家庭资源研究较少，且具有粗浅性、概略性特点，鲜有系统性的方法与路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无法为解决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提供有效帮助。

2.研究方法

3年多来，研究团队在浙江、贵州等省的葛家村、城杨村、定汪村等地进行了家庭资源共享设计的实践探索(表1)，成效得到村民、社会和政府等多方认可。为保证设计实践到一般经验归纳的科学性，本研究中案例资料的分析运用了扎根理论方法。首先，进行资料收集，采用半结构访谈、叙事访谈和焦点小组对23位深度参与该项目的人员(10位设计师、3位乡村治理专家、5位村民、3位镇村干部、1位运营专家和1位媒体记者)进行访谈，并梳理驻村设计日志中的相关内容，形成一手资料;二手资料包括实践村所在镇制定的相关政策文件和媒体报道。其次，运用扎根理论对原始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构建理论模型。(图1)最后，以理论模型为基础，结合实践案例进行论述。

图1.乡村家庭资源共享设计模型

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洞察

公共文化是指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形成的特定文化形态，通常具有显著的地域空间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规定，公共文化服务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包括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与城市公共文化不同，乡村因其独有的血缘和地缘纽带、长期相对滞后的发展水平，使得乡村公共文化建设难以简单照搬城市的老路，同时基本完全依靠政府投入成为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短板。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保障，健全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供给格局迫在眉睫。

研究团队在对实践村所有公共文化空间的全覆盖地毯式调查中，发现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经常性缺少“乡土气”和“文化味”，在供给空间、供给内容和供给主体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具体而言，乡村公共文化的供给空间缺乏，使用率低。由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限，加之长期投入不足，因此当前的供给空间主要是文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农村书屋、村史馆、祠堂、广场等公共空间。这些空间村民利用的少，参观展示的多;全国通用开发的多，真正服务本村的少。在浙江农村，文化礼堂是一个集学教、礼仪、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载体[11]，包括了农村书屋、村史馆等供给空间。尽管其承担着展示展览、宣传教育、节庆活动、教育培训等功能，但是整体利用率低，在部分村庄仅仅是参观检查、村民大会和红白喜事的空间，书屋和村史等供给空间功能流于形式。喜好串门聊家常是乡村熟人社会的生活特点，公共空间建设却并未匹配这一特征。研究团队在驻村期间也跟踪观察了农村书屋利用状况，发现浙江农村书屋定点开放却鲜有人去、贵州脱贫地区缺书屋没书看等问题并存。分散的农村家庭空间的共享利用，可以极大增加供给空间、优化供给布局，家庭空间的亲和性也会提升空间使用效率。

供给内容不够丰富且同质化严重，很多内容与乡村文化、村民生活不适配。文化建设多为静态陈设，供给内容展示村民风貌的内容缺乏。设计团队走访的村史馆，多为村庄历史、活动图片展示与老物件组合的静态陈设，很多展板和展品一成不变，少数村史馆虽然进行了数字化探索，但是影像材料和数字体验多为项目性积累，难以适时更新。村民喜闻乐见、容易产生共鸣的内容缺失，村民不愿参与。

供给主体主要是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参与不够，村民和村集体的主体性缺失。设计团队调研的12个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均由政府主导投入。在浙江虽有村民自发自筹或乡贤投资，但设施运营和供给内容还是政府主导。贵州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尚不健全，供给内容更是完全依靠政府。家庭空间共享开发，正是在政府主导下唤醒村民公共文化供给主体的自觉性和为公服务意识，丰富供给主体。

综上所述，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供给方式单调化、供给内容同质化、供给主体碎片化，以及与公共文化需求不匹配,其矛盾关键在于供给侧。从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也需要回归到服务乡村本身，激活乡村资源，唤醒村民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供给方式要打破完全由政府依靠项目制提供、主要依托公共空间的壁垒，构建可持续、低成本、鼓励引导村民参与的供给方式，让乡村家庭空间成为重要载体。供给内容重点关注如何为村民服务，即要满足村民哪些基本公共文化需求，要引导村民创造公共文化供给内容。供给主体需要从单纯依靠政府，稳步向政府主导、村民主动、市场健全、社会力量参与转变。

乡村家庭资源共享设计认知与方法

1.家庭资源: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新视角

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领域，家庭资源是区别于社会资源、政府资源、市场资源的一种特殊要素投入资源。本文关注的家庭资源，是指家庭成员所拥有的各类资源总和，包括以家庭空间为代表的物质资源、以家庭文化为代表的文化资源，以及以家庭成员为代表的人力资源等。随着传统乡村社会的瓦解，各具特色的家庭文化成为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

然而，劳动力大量外流，人走房空、老人守舍已成为多数农村的现实写照。空心化不断加剧，新建房屋需求却依然旺盛，越来越多的家庭空间长期闲置甚至荒废。差异性的家庭生活虽然创造了异质、多元的家庭文化，但乡土文化自卑、家庭成员离乡使其能动性传承陷入困境。现代农业技术运用、非农就业转型等让留守村民有了更多可支配时间，但是打麻将、看电视，甚至赌博等低层次方式占满了村民闲暇时间，引导村民有意义地利用好闲暇时间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可以说，家庭资源未被有效利用，给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提出了新挑战，创造了新条件。

乡村设计中应重新审视、高度重视对家庭资源的挖掘。引导村民将家庭闲置空间转化为公共文化供给空间，以此充实优化村庄公共文化供给空间格局;对各具特色的家庭文化进行错位性创化，提升公共文化供给内容的丰富性和吸引力;对家庭成员进行创造性赋能，使其由公共文化服务的被动享用者转变为主动供给者和积极利用者，借助在地供给主体培育，优化供给主体结构。可见，家庭资源的公共文化价值构建与开发，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内生性建设提供了新视角。

2.家庭情境:家庭资源共享设计的特殊性

情境把控是设计有效开展的基础。家庭资源共享设计须厘清与之关联的家庭情境。村民家庭资源使用权的部分共享或集体利用权益让渡，是家庭资源共享设计与现有公共文化建设方式的本质区别。其中，村民将闲置房屋和宅基地等家庭空间转化为公共文化供给空间，是空间使用权的一种让渡;家庭文化转化为公共文化供给内容，隐含了家庭文化独享权让渡;而从村民到公共文化供给主体的身份转变，参与公共文化空间经营，涉及包含时间和智力在内的劳动力资源让渡。在家庭资源共享设计中，不仅实现了家庭资源产权边界明细后的使用权去边界化，也完成了家庭资源专属使用权因利他或为公，共享为公共使用权。

为使该设计实践顺利开展，同时避免家庭资源共享后效的短暂性风险，应以获得家庭成员认可和满足家庭主要需求来平衡村民的权益让渡。在浙江、贵州等多地实践的基础上，本文对家庭成员认可的影响要素和家庭主要需求进行了归纳总结。影响家庭成员对设计认可的核心要素包括:一是功能实用，村民对安全性、功能性和耐用性极为看重，这与其消费心理和对后期维护的关注有关;二是家庭关联，村民更愿意对自家已有物件进行再设计，不愿购置新物品，原因涉及物件情感与特色输出;三是成本严控，村民接受低成本改造，自行承担一定投入成本时不愿大投入，与其家庭收入和节俭习惯有关。此外，村民意见具有多变性，需设计者及时回应;即便设计方案确定后，施工过程中村民仍会多次提出修改意见。

不同家庭的主要需要可归结为增收致富、情感支持与示范引领。增收致富依旧是多数家庭的首要需求，同时农村空巢老人的情感交流缺失，情感支持成为这一特殊群体的重要需求。此外，各级党政干部、党员、乡贤因其特殊身份和为乡情怀，示范引领是他们关注的核心需求，因其个人乡村发展价值观的差异，示范内容表现为经营类与公益类的差异。

3.共创设计:家庭资源共享设计的方法

综上所述，家庭资源共享设计的目标、内容、情境均与村民息息相关，因此研究团队采取了村民全方位参与、团队陪伴式成长的共创设计方法。该方法遵循价值共创的主导逻辑，将村民自身视为一种具有主动性、创造性的共创资源，当作乡村公共文化价值创造的合作伙伴和生力军，自始至终与设计团队、村两委、政府、运营团队协同工作，并引导其在家庭资源共享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而不是单纯的价值被动接受者。设计团队突破了设计师原有的“造物”身份边界，以组织者、设计者、赋能者、资源整合者、运营指导者等多角色开展工作，主要包括:组织村民全程深度参与调研、设计、实施以及空间共享后的运营(图2);整合多级政府部门、企业、媒体、村两委等组建工作专班，在实施、资源整合、运营等阶段为村民提供支持。针对调研、设计、实施、运营各阶段常见典型问题，研究团队总结凝练了相应的工作方法。(图3)

图2.宁海葛家村袁小仙家庭资源共享设计过程（挖掘家庭资源与需求；与村民共商空间类型、内容与功能等；“村民艺工队”实施设计方案；家庭资源共享设计实施完成；家庭共享空间的运营）

图3.乡村家庭资源共创设计方法

(1)调研阶段，重点工作是激发村民参与意愿、挖掘家庭资源与需求。该阶段通常会遇到村民不愿参与、不愿表达等问题。其原因在于:一是村民视宅基地为“安身立命”之本，担心共享后失去使用收益权，或宅基地被无偿征用;二是村民乡土文化自卑引发家庭文化不自信;三是本就不善言谈的群体性格与对设计完全陌生的认知等造成的抵触。由于采取问卷或常规访谈往往收效甚微，为此研究团队采用了“废物不废”和“家常故事会”等活动参与式调研，村民的表达欲望明显提升。

“废物不废”是指设计团队组织村民利用自身技能，对家中常见废旧物件和旧材料进行创造的活动。旧物件新价值的生成有效颠覆了村民对家庭资源的认知，不再认为自家物件“拿不出手”“不值得说”，同时该调研方式的“共事性”特征，对于村民技能和家庭需求的挖掘也极为有效。在宁海葛家村，研究团队组织留村妇女利用废旧衣物为儿童创建“树虫乐园”娱乐设施。在该活动中，研究团队发现了叶仙绒的勾边技能、家中婚嫁老物件和书画作品等资源以及她作为留守老人的情感支持需求。同样，在袁小仙家，裁缝、篾匠等人力资源和增收致富需求被发现;在葛桂仙家，布艺、养花资源和她作为村妇女主任的示范引领需求得到挖掘。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成功转化开发了仙绒美术馆、粉小仙布艺馆、巾帼画院等典型家庭共享空间。(图4)

图4.宁海县葛家村仙绒美术馆

而“家常故事会”则是指组织村民在轻松氛围下分享家庭故事，可根据调研目的设定不同活动主题，如难忘的生活经历、村民喜闻乐见的事物等。葛家村乡贤葛品高利用家庭空间做了“那时家庭图书馆”，正是因为他儿时家里穷，每周末去村东头一位爷爷家看小人书是其最快乐的时光，同时蕴含着他主动示范引领的个人需求。城杨村应明菊讲述了30多年前憨厚的丈夫被欺负，导致长期抑郁而卧床，她靠编草帽养家糊口的故事。研究团队从中挖掘到她草编的技能资源、情感支持与增收致富需求，为此创建了“帽语展艺坊”共享空间。(图5)此外，针对有意向参与共享空间开发的家庭，研究团队协调村集体与村民签订协议，明确宅基地使用收益权。

图5.帽语展艺坊

(2)在设计阶段，重点工作是基于家庭资源与需求，与家庭成员共商空间类型、内容、功能等，并展开设计工作。与乡村传统设计不同，家庭成员作为主体主导设计，设计的责任人是家庭成员自己。当然，家庭成员主导设计并不是让其直接进行设计，而是在设计团队引导与协助下深度参与到设计过程。该阶段易出现的问题是设计方案中家庭成员融入意愿不足和不同成员建议关照不全。这不但影响设计的顺利开展，还会造成实施阶段的多次返工。出现这两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专业语言导致理解错位，沟通次数不足致使理解不透，设计师仅与部分家庭成员沟通交流造成方案偏颇(通常仅与留村成员交流，而忽视外出务工成员)。如葛家村的巾帼画院，由于主要按照妻子葛桂仙的建议进行设计，而未与其外地工作的丈夫深入沟通，一度因室内立面方案分歧，产生了实施阻碍。

对此，研究团队在反复实践中归纳出“三回合家庭生活会”的设计方式。“三回合”是将设计阶段细分为共商家庭空间共享类型、内容与功能，初级方案交流和最终方案商定三个回合;家庭生活会则是在每个回合中，将家庭所有成员召集在一起(外地家庭成员采取线上方式)，引导他们充分表达关于空间类型、功能布局、材料选择、颜色搭配等的意愿和建议等。每回合家庭生活会的沟通语言均借助“方言翻译”进行“两次转译”，即:设计师将专业语言转译为通俗语言，“方言翻译”将通俗语言转译为方言。后两个回合的“家庭生活会”分别被细分为方案解读、方案答疑与建议收集三个环节:方案解读是由设计师将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前后对比的设计方案介绍给全体成员;方案答疑环节是针对家庭成员关于方案的疑惑进行解释;建议收集环节是将不同家庭成员的意见和建议详细记录、确认、整合，便于设计方案与家庭意愿有效对接。此外，设计方案要充分考虑村民所会技能，便于村民深度参与实施。

(3)在实施阶段，由留村家庭成员牵头、村干部协助成立“村民艺工队”完成，而非通过外来施工队。该阶段重点环节是方案交接和方案落地，极易出现村民对设计方案的理解障碍而导致实施走样。原因在于:一是村民设计经验缺乏;二是设计师习惯于一次性讲解整体方案，对方案中的重点难点缺乏特殊解读方法。基于此，研究团队总结出“整体讲、画着讲、记号讲、随时讲”的“四讲”方式，确保村民充分理解、优质实现设计方案。

首先，设计团队运用“整体讲”的方式，对特定家庭资源共享设计方案进行解读，构建“村民艺工队”对设计方案的整体认知。其次，为避免村民因内容多而出现遗忘或记忆混乱，设计团队将方案按照每天完成的工作量进行拆解，针对当天要实施的方案，采取先“画着讲”再“记号讲”的方式进行深入解读。“画着讲”是指设计师与村民沟通方案时，一边勾画方案一边讲解造型、材料、尺寸等细节“;记号讲”是指设计团队将方案的某些重要信息标记于家庭空间现场，如形态轮廓、图样线稿、尺寸数据等。(图6)两种“动态重复方案”的解读方式可有效帮助“村民艺工队”将纸上方案转化为真实作品。此外，“随时讲”也不可或缺，即设计团队全程陪伴“村民艺工队”实施方案，及时发现并随时解答村民所遇问题。

图6.宁波市鄞州区城杨村“记号讲”现场

(4)在运营阶段，重点工作是助推共享空间持续更新，支持有增收致富需求的家庭创业创收，唯有此才能构建家庭资源共享的公共文化价值长效实现机制。为村民创新、创造、创业增信提能是核心环节。对此，研究团队整合政府、运营机构和设计团队，实施“三位一体助陪运营”方式，推动乡村家庭共享空间“扎根成长”。

研究团队协调政府部门设立专项助力通道，制定“协同共创赋能乡村家庭共享空间”奖补措施，为初创期家庭共享空间的成长提供源动力。明确扶持对象，制定不同类型共享空间的奖补标准及奖补条件，采取分期发放机制，激发村民持续运营。如宁海县下枫槎村的家庭共享空间扶持政策，面向家庭资源共享后的家庭博物馆、美术馆、手作馆、文化民宿、文化餐饮等，同时规定家庭共享空间须持续向村民和游客开放不少于3年，以家庭投入成本、面积、座位、床位等为标准核算补助金额;此外，获评县级以上荣誉者额外追加奖励，补助金额等比分3年发放。“扶上马送一程”的正向激励极大激发了家庭共享空间的运营动力和生命力。

同时，引进运营机构实施隔代陪伴式创业。研究团队与运营机构共同实施“我与爷爷奶奶的创业故事”行动，为家庭共享空间对接相匹配的青年创业导师，共同经营。创业导师为空间经营提供产品研发、宣传推广、服务管理等支持，家庭文化转化为共享空间的品牌故事、品牌文化等情感要素，所获收益按协商比例分配。如鄞州城杨村的应明菊家的草帽馆，运营机构为其对接了冰激凌青创人才，研发出了“草帽冰激凌”，丰富了草帽馆的新内容，增加了新收益项目，再次激发了应明菊运营草帽文化空间的热情。(图7)

图7.草帽冰激凌

此外，研究团队根据运营需要，持续提供环境、产品、活动、包装等设计与赋能支持，同时充分发挥乡村依然保留的浓郁熟人社会优势，进一步通过示范带动“滚雪球”拓展新家庭资源共享，即邀请已共享家庭空间的村民推荐并共同引导新家庭参与。

乡村家庭资源共享设计路径

公共文化空间要实现功能性与文化性的融合。研究团队首先根据调研获取的家庭需求和家庭特色资源，与村民共商家庭共享空间的类型，确定其关联功能。基于对实践的归纳梳理，家庭共享空间的功能主要包括展示、制作、售卖和体验等，因家庭空间体量较小，生活空间与共享空间存在交集，多将展示与售卖、制作与体验等两两叠加。(表1)其次，基于空间类型和所设功能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空间、供给内容的设计，并对家庭成员进行创造力培育，助力其转化为供给主体。

表 1. 浙黔两省 31 户典型乡村家庭资源共享设计
注 :研究团队在调研中发现，农村家庭往往拥有多种家庭特色资源，但是从公共文化空间共享需求出发，需要聚力深挖特定资源。

1.低价微改:从家庭空间到供给空间

在房屋安全修缮基础上，进行家庭空间微改造设计。此处的家庭空间设计特指对空间(包括院落和房屋)的立面、地面和顶面的设计。农村家庭虽然怕花钱、没钱花，但是其家庭成员(尤其中老年村民)往往具有较好的手工技能，且家中保留了较多老旧物件和废弃材料，同时村里就地易得材料也较多。针对该情况，研究团队从房、钱、人、材、特五维度设定了微改造的设计原则:

以葛家村的巾帼画院为例，该空间由村妇女主任葛桂仙共享家庭资源而来。空间墙面主要运用布贴树形进行装饰，选择树形象是缘于葛桂仙的家庭故事:小时候，她经常听别人说起“家种柚子树，美满又幸福”;结婚时，她便在院子里种下了两棵柚子树，祈求爱情美满、家庭幸福。细心养护这两棵“幸福树”，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她从村里服装加工点收集免费的边角料，带着两个姐妹一点点手工拼贴。改造后的这个共享空间，不但成为村里小孩喜欢的画画、做手工的场所，还经常承接外来研学活动。(图8)同样在葛家村，仙人掌酒香别院地面上的仙人掌形象，缘于36岁的葛品高出生时，他妈妈为他在院门楼上种下的仙人掌，希望他像仙人掌一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图9)

图8.宁海县葛家村巾帼画院

图9.宁海县葛家村酒香别院

2.技能驱动:从家庭文化到供给内容

特定的文化感知是家庭共享空间的核心价值，而受众文化感知的生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质载体与行为参与。随着乡村振兴实践的全面深入推进，将老旧物件简单集中陈列的同质化文化设计方式，已严重制约受众特定文化感知的生成，因此从家庭文化到供给内容的设计，既要保留家庭文化的原真性，又要融入可参与体验的创意性。家庭文化是家庭成员共同创造或积累的具有自身特点和血缘传承的家庭成果，家庭技能、家庭老物件、成员身份、价值认同等都是重要内容。成员技能是家庭文化中最具能动性与创造性的资源要素，研究团队确立了以技能为核心驱动、其他家庭文化要素为支撑的供给内容设计体系，主要包括物质载体与行为参与两大模块。(图10)

图10.家庭成员技能为核心驱动的供给内容设计体系

物质载体设计，即家庭成员运用自身技能进行老物改造和新物创造，并将二者与原貌老物件结合，进行场景构建。场景类型既有体现传统农耕生产、村民生活原真性的还原型场景，也有展现今日生活的创意性场景。前者如葛家村的粉小仙手艺馆，袁小仙利用自己的缝纫技能制作了“布汤包”，并将布做的汤包与竹箅子、调料瓶等结合，还原了农村传统餐桌场景。（图11）后者如同村的仙人掌酒香别院，村民将旧水缸切割做桌腿，老门板做桌面，并将毛竹做的苔藓盆景放于桌面，桌下则是山上刨来的树根与溪里的奇石，这些物件组合共同构建了“窗下饮茶”场景。（图12）

图11.布艺汤包的农村传统餐桌场景

图12.“窗下饮茶”场景

家庭成员运用技能创制物件的过程是供给内容的结构性构成，基于此，研究团队进行了体验活动设计。根据不同体验者行为参与的需求差异，体验活动分为代表作体验和自创型体验，前者是体验制作村民代表作，后者是体验者习得相关技能后自主创作作品。两种体验均设计了相应的体验课程包、手作材料包、半成品物件、作品构件等。此外，运用共创设计方法，发挥家庭空间具有的易亲近性优势，能吸引大量家庭成员之外的村民或游客自发赠予与空间类型匹配的物件或作品，并与该共享空间家庭建立长期情感连接，不仅拓展了家庭资源共享的内涵，也充分体现了该模式公共文化服务的独特优势。

3.能力拓展：从家庭成员到供给主体

家庭成员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的身份转变，内含了能力拓展需求。其中，创造力培育是家庭资源共享长效价值生成的根本保障。农耕生活方式塑造了村民擅于“借物思考”“熟中生有”，拙于“无中生有”的群体学习特征。实践中，研究团队总结出“生活物品形变”和“自制作品再造”的村民创造力培育方法，引导村民对“熟悉物”进行多维再造，逐步突破认知壁垒和思维定势，提升创造力。

生活物品形变是指村民运用自身技能和熟控材料，对熟悉的生活物品依次进行形态还原与形态改变。因村民非常熟悉其生活物品，可有效缓解村民创作的心理压力，村民接受度高且易于上手。形态还原阶段，研究团队与村民共同选定需要形变的生活物品，分析其形态特征，指导村民用所会技能进行制作，所制作品的形状、比例、尺度等力求与原物品一致。该培育阶段一是让村民重拾技能，强化其技能实践经验;二是重构村民技能与当代生活的关联，消解村民“技能已过时”的误解，唤醒村民对自身技能的价值认知，为形变创新奠定技能和观念基础。

形态改变包括整体尺度缩放、局部形状或比例改变两种方式。整体尺度缩放强调以原物品所有造型细节保留为前提，制作整体放大版或整体缩小版的生活物品。局部形状或比例改变是对原物品中某一构成部分的形状及其所占物品整体的比例关系进行改变。创制体量多倍变化和形状、比例关系改变的生活物品关联形态，对村民的观察力、控制力、变通力和精进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能力皆是创造力发展所需的重要构成。

以城杨村村民应明菊的生活物品形变过程为例，基于她的草编技能与务农需求，研究团队为她选择了务农草帽作为创作原型，引导其细致观察务农草帽的整体造型与局部细节，并详细测量草帽的整体和局部尺寸。在此基础上，应明菊运用草编技能进行复制。(图13)成功复制草帽让应明菊重拾了荒废20多年的草编技能。此后，她主动还原不同纹样的草帽，草编能力获得强化的同时，树立了自身技能的价值自信。结合城杨村旅游发展的需求，研究团队引导应明菊创制了微型草帽挂件(图14)，作为旅游伴手礼售卖。在小草帽制作过程中，草帽原型的整体比例、编织纹理和局部细节均得以保留，她边做边评价“做小帽子比做大的(帽子)更难、更费脑筋嘞”。与此同时，研究团队指导她改变务农草帽的帽檐形状和比例，制作大帽檐的太阳花帽，满足游客防晒需求。创造力得到极大提升的应明菊，随后自主开发了短帽檐的渔夫草帽、垂帽檐的时尚草帽等23款城杨村自制旅游伴手礼。(图15)

图13.务农草帽

图14.微型草帽挂件

图15.时尚草帽

自制作品再造，是指引导村民从造型、材料、颜色、工艺、功能等维度，对自制作品进行再创造的培育方法。该方法不仅利于村民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否定精神的构建，还借助再造前后的作品对比，将村民创造力的提升外显化，“眼见为实”的进步有利于村民树立自信、生成创造力。宁海葛家村民葛诗富和下枫槎村民谢建杰等善于垒制石墙，但石墙往往材质单一、造型普通。研究团队以材料叠加与造型突破引导其对自垒石墙进行再造，创造力显著提升的葛诗富、谢建杰将电视机、石碾、石槽、酒瓶等数十种非常规材料采取不同方式嵌入墙体，打造了多面村庄网红墙。(图16、17)葛家村的葛海峰等3位村民，基于对彩绘等传统升级方式的反思，利用该方法活用毛竹材料，创造了30多种造型各异的电线杆包裹样式，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创造力提升。(图18)

图16.葛家村民葛诗富垒制的石墙

图17.下枫槎村民谢建杰垒制的石墙

图18.葛家村电线杆的不同包裹样式

结语

截至2022年5月，研究团队探索的乡村家庭资源共享设计已在浙江、贵州、四川三省12个村庄全面展开，累计完成117处乡村家庭资源共享空间建设，培育了136位家庭文化共享空间带头人。在葛家村，21%的留村村民参与了家庭空间资源的共享开发，呈现出“小家为大家、共创建家园”的未来乡村建设格局。在城杨村，家庭资源共享开发成为乡村产业兴旺的支柱，2021年5月以来，家庭空间创业者平均增收23万余元，村集体因家庭资源共享开发实现增收48万元。当前，乡村家庭资源共享设计已在浙江宁波全面铺开，也在向四川、北京、广西等地稳步推广拓展。该实践相继被确定为浙江省乡村振兴“文化深耕”模式，列入全国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典型案例、全国十大对外传播优秀案例、全国“携手奔小康”行动案例，得到了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浙江省、宁波市主要领导的多次批示肯定。

加强对乡村家庭资源的共享设计，本质是对村民经济和社会权利之外的文化权利以及精神物质双富并行的重视。因家庭资源与村民之间的特殊关联，以村民为主导的共创设计更能激发其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与可持续性。通过低价微改、技能驱动和能力拓展将家庭空间、家庭文化、家庭成员转化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供给空间、供给内容和在地供给主体，有利于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内生性的发展目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稳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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