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楠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副研究员，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专家；兼任中国标准化协会城镇基础设施分会执行会长、中国信息协会数字治理专委会副会长、北京城市管理科技协会理事长；研究方向包括数字政府与治理创新、政策信息学与公共大数据分析、智慧城市发展规划与协同模式。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完善数字政府治理体系已经成为政府改革的主旋律之一。数字政府建设涉及政府自身改革以及外部环境的全方位系统性变革，关键不在“数字”，而在于“治”。那么，数字时代政府数据治理“怎么治”?作为政府大数据管理部门、行业企业等，需要如何更好推进数据治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副研究员，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专家张楠接受南都专访。

治理模式涉及社会多主体的数据生态建构

南都:数字时代政府数据治理成为描述和刻画现代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准，也是推进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目前，政府数据治理主要趋势是什么?

张楠: 我们谈到数据治理，经常会提到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的概念。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之后，目前从中央层面到地方层面推进的数据治理，是以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为出发点的数据治理。

其中，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在技术层面，需要解决数据如何安全有效流动的问题。这涉及我们常说的数据“可用不可见”，区块链、联邦学习、隐私计算等用以保障数据更加安全有效流动的新技术方法和手段；在模式层面，需要解决数据为什么需要安全有效流动的问题，尤其是为什么需要流动的问题，这与数字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涉及我们常说的数据确权、数据定价等有助于数据作为产生要素实现其价值的一系列治理政策和规则。

技术层面解决如何流动，因为能流动的才是生产要素；模式层面解决流动后的价值产生，实现有价值的流动。对这两个层面的关注共同构成了数据治理发展的核心趋势。

南都:地方政府应该如何提升政府数据治理效能，充分发挥政府数据引领作用推动治理模式转变，融合多种方式展开数据治理?

张楠: 一方面，最近三五年间，多数地方政府已经做出了具有一定共性的探索和路径选择，即以放管服改革、互联网+政务服务、营商环境优化等工作为抓手，提升政府数据治理效能。数据在这个场景下具象为政府面向公众和企业进行审批和提供服务时密切相关的数据。实现这些数据的有效治理，是政务服务水平提升的前提。在实际工作推行过程中，很多地方尝试将政务服务和数据治理整合在一起，成立了政数局这样的管理机构，这是以服务引领推动数据治理路径的体现，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政企合作的新模式也逐渐显现。企业和社会力量在数据治理中的引入有两点原因:从数据能力来看，互联网企业或和大数据企业在数据分析利用能力方面强于政府部门，很难抛开这些企业寻求更好的数据治理，尤其是从技术路径上解决数据治理难题；从数据需求来看，数据在公众间或企业间有效流动的需求大多来自社会或市场行为，这决定了治理规则要考虑市场规律和社会态度。

由于上述两方面原因，治理模式不能是政府一家说了算，而是涉及到社会多主体的数据生态建构。甚至在一些具体行业应用领域，可以尝试不由政府主导，更多发挥行业组织力量的模式。很多地方也开展了相关探索，学术界也有理论研究发表，多主体参与的数据治理是一个新的关注方向。

不同领域数据融合

才是大数据真正价值密码

南都:作为政府大数据管理部门、行业企业等，如何更好进行数据治理，最大化释放数据的价值?

张楠:我非常赞同释放数据价值的探索要有平衡兼顾思维，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是强调创新与安全的兼顾。对数据的应用、对数据价值的挖掘需要在技术方法上、理念上、运营模式上进行创新。我国在数字经济方面取得的发展也归功于这些创新。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充分做好数据安全方面的考虑。数字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数据安全为代价，无论是国内层面的个人数据安全、数据泄露、数据保护等问题，还是涉及国家数据安全的经济社会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问题，都至关重要。相对安全情况下的创新，才是长久可持续的创新。“可用不可见”的数据价值挖掘模式试图在数据安全得到更好保障的情况下寻求创新，数据价值也有机会从个人隐私中剥离出来，这是数据治理良性生态建立的前提。

另一方面是单条线深度应用与多条线协同发展的兼顾。深度应用的主体一般是数据的原始采集方和责任方，作为数据的“生身父母”，这些机构在数据利用方面的资源投入当然非常重要，无论政府部门还是各类企业，数据分析与应用的加强都值得鼓励。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跨域数据碰撞能产生“1+1>2”的价值，这是大数据的重要特征。不同领域数据的融合才是大数据真正的价值密码。同时，多角度的数据分析也能突破单条线视角的局限，为数据应用带来更多可能性。因此，在数据价值释放的问题上，深度和广度同样重要，需要综合考虑。

数字政府建设未来着力点主要在三方面

南都:能否结合广东等省份数字政府建设亮点谈谈，未来数字政府建设着力点主要在哪些方面?

张楠:从历史上看，广东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乃至整个信息化进程中，是有创新传统的。从最早的政府网站建设到在线政务服务供给，佛山、广州、深圳等城市都是先行先试的典范，产生不少在全国层面具有推广和借鉴价值的案例。在新一轮数字政府发展中，广东进行了数字化进程中政企关系和运营模式的探索。

数字政府建设未来着力点，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做好规定动作，也就是落实“十四五”规划中对数字政府建设的三点要求:数据开放共享，信息化共建共用，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提升，这是国家层面明确提出的要求，是地方数字政府建设普遍适用的“规定动作”。

其次，要大胆试点突破。数字化转型的探索需要多方面条件，既需要政府部门有创新理念，也需要数字企业有技术能力，还需要公众有数字素养，能够形成对数字政府的需求，能适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种种变化。广东在这些方面都有良好的土壤，有机会孕育试点创新果实，为全国其他地方数字政府建设打出样板。

最后，要延续模式探索。我们的研究团队一直在持续关注广东数字化转型中的建设运营模式、数据治理模式、机构设置以及管理模式等方面的探索，这些宝贵的尝试还应延续。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模式和管理机制的变革可能比某项新技术的应用、某个新平台的开发、某个新功能的优化对数字政府建设的意义更大。去年年底，中国电子从股权结构上进入“数字广东”，可能会对“数字广东”公司以及广东省、市两级数字化建设运维模式带来新变化。我们也在持续观察，希望看到广东为中国数字政府建设贡献新的可能性。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Institute for AI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Tsinghua University，THU I-AIIG）是2020年4月由清华大学成立的校级科研机构。依托清华大学在人工智能与国际治理方面的已有积累和跨学科优势，研究院面向人工智能国际治理重大理论问题及政策需求开展研究，致力于提升清华在该领域的全球学术影响力和政策引领作用，为中国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提供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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