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1日下午，“七个问题——新世纪南方艺术生态考察”于北京OCAT研究中心线上开幕并呈现线上导览。展览由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樊林教授策划，呈现了以不同形式参与到南方当代艺术语境中的艺术实践者、组织与机构的15件/组作品及多本出版物。

基于对南方艺术生态多年来的实地调研，策展人樊林归纳出七个问题作为展览的布局及展开方式。这七个问题从不同面向关注到了南方艺术生态中，艺术史、艺术实践与当代生活的关系，艺术家与普通人的教育实践，艺术家身份，艺术实践与写作，艺术机构的知识生产等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域的艺术文化生态中都有迹可循，应是当下艺术从业者积极面对的共同问题。然而，结合不同地域的文化养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往往得以滋养出性格不一的艺术实践方案。在此次展览中，“南方”艺术群体与创作实践展现出了其特有的文化基因，而呈现于北方的OCAT研究中心则又为不同地域文化间的碰撞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契机。

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8月14日，受疫情防控影响，具体开馆时间请关注“OCAT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七个问题——新世纪南方艺术生态考察”展览前言

《百岛计划》展览现场，2018年至今，发起人：何俊彦、马境若水；摄影、录像装置、文本，作品由艺术家提供。

在这个研究项目里，“南方”指代的是一个文化地理学概念。新世纪以来，“南方”受地理环境、时间、事件、社会结构的发展变迁、国际交流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孕育出了多元且复杂的特性。而当代南方艺术是了解南方文化的当代特质，以及南方的社会结构与生态的重要途径。本次展览除了划定地域范围进行艺术生态考察，也将重点观察南方特殊的政治地缘及文化板块所凸显的特殊意味。

策展人樊林长期关注并介入珠三角的艺术生态及南方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在对南方的艺术生态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后，基于南方诸多空间、事件、艺术实践及交流的史实，她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七个问题，以呈现身处南方当代艺术语境的个体/群体/机构的实践方式和问题思考：

在地究竟在哪里？

教育与自我教育是如何实现的？

创造性地共同生活可能吗？

“悬置”意味着什么？

多重身份的艺术工作者如何推进艺术实践?

艺术家为什么写作？

如何推动知识生产？

这七个问题构成了展览的七大板块，展开一部关于南方的当代问题史，其中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引向洞察艺术实践背后思想的线索。七大板块以刘庆元的“七个问题”系列木刻版画串联，这些图像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南方艺术生态的独立立场和生长意识，也是对整个艺术系统的追问。

OCAT发轫于中国南方，南方的当代艺术生态是OCAT赖以生存的土壤，也是长期以来关注的重心。作为OCAT馆群落地于北京的展示平台和以艺术史研究为导向的学术研究机构，OCAT研究中心自创馆以来就将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史研究作为文献研究线索之一。此次展览不仅是一个关于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历史研究”的尝试，也是对OCAT研究中心展览史和艺术史学史的研究脉络的延续。OCAT研究中心希望通过在北京打开一个了解和回顾南方当代艺术生态的窗口，实现不同文化区域间的交流互通。

本次展览力图描述近年来艺术角色的转变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种种关联，勾勒出与OCAT同时期并行于南方的各艺术机构、艺术组织和艺术参与者不同的组织结构、艺术实践、在地性以及增长变化情况。整个研究项目将以展览、系列对话等多种形式推进，希望在记录并展示已有的艺术实践和知识生产结果，梳理已发生的艺术现象的线索，勾勒艺术组织的多元层次的同时，建立现象之间的联结，激发学界与观众对艺术实践与当代艺术史研究的新反思。

板块“在地究竟在哪里？”，阳江组合，《诺贝尔和平奖》，2014，布面丙烯，180 x 210 cm，作品由艺术家提供。

近年各地的空间形态、工作方法、组织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其中“在地艺术实践”是一个比较凸显的提法，某种程度上它类似于先锋派的转型。当那些标签清晰、能够被迅速辨认的视觉风格已经成为艺术工业的高层，艺术实践与当代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紧张状态，对风格创新有追求的人们，意识到原有的艺术史方法、话语的限定性，所有人都产生了建立机制的焦虑。

当下、在地，暂时还不是艺术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历史话语所构建的框架，似乎无法帮助我们理解正在生成、变化的事实。作为标准的艺术史，并不能够阐释“在地”这样一种去中心化的选择。我们邀请的参与者，根植于不同的社会生活片区，以艺术作为最常用的工具，重塑社会群体的审美发现。每个项目的参与者都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拆解历史中的美学，与历史、社会生活形成对话，自我意识是一个重要因素。

《百岛计划》，发起人：何俊彦、马境若水，2018年至今，摄影、录像装置、文本，作品由艺术家提供。

《百岛计划》展览现场，发起人：何俊彦、马境若水，2018年至今，摄影、录像装置、文本，作品由艺术家提供。

于是我们继续提问：

是否能够寻找已有的艺术感知、创作规则之外的存在？

能不能将日常、生活、工作与博物馆、美术馆美学形成对话？

相关的影响如何观察？

我们最能肯定的，是这样一点：在地实践中，最可贵的也值得讨论的，是身体感受与历史学的、哲学层面的、社会形态的对话方式。

板块参与者：百岛计划、阳江组合

这里讨论的教育与自我教育，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系统所建立的知识传播方式，是对教育的一种反思性行动。艺术家由此展开了不同的教育实践，尝试性构建一种“异质教育”的开放式平台。在艺术家黄小鹏看来，教育是关于未来的事情，而挑战性思维是当代艺术教育的根本。艺术家所开展的教育实践，不仅仅是对旧有教育方式的反思，也为教育实践和自我教育提供了一种别样的可能。

同时，那些没有接受过任何艺术专业和表演专业训练的普通人，是如何通过自我教育形成了对艺术和表演以及对自我的重新认知。这些普通人的自我教育式的探索，也打开了自主的艺术实践的通道。

板块参与者：黄静远、黄小鹏

《我的梦想》静帧，啾小组，2020年，单屏录像、装置，时长：5分钟，作品由艺术家提供。

第17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主题是“我们将如何共同生活？”（How will we live together），策展人哈西姆·萨基斯（Hashim Sarkis）邀请建筑师想象人类共同生活的新空间。尽管因为遭遇了疫情展览悬置，但对于“如何共同生活”的讨论，现在看起来有其紧迫性和现实意义。更进一步地追问：如何创造性地共同生活？或者创造性地共同生活可能吗？

如何共同工作和如何与现实相处，这是啾小组在实践中思考和处理的基本问题。啾小组是2015年由方迪、嵇昊和金浩钒三位深圳土生土长的年轻艺术家组建的“小组织”，在共同工作中他们有着明确的分工，以一种“怪趣味”和无厘头的方式调侃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种种问题。他们不像现代主义时期那些共同生活的艺术家那样发布宣言，而是以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持的共处哲学，共同讨论和面对创作、项目、机构和各种机会。创造性的共同生活（或者说共同工作），正是从一系列具体的项目探索中碰撞产生。

板块参与者：啾小组

《“悬置”意味着什么？》，问题小组：刘庆元x樊林，木刻版画。

这里想讨论的是那些曾经存在，并且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如今又“消失”了的艺术实践。“消失”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消失”，它指向了不同的意味，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对象。就像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用哲学上的“悬置”来描述他入狱的状态一样，恰恰是因为“悬置”，他得以在哲学的道路上走下去。所以我们用“悬置”来描述这样一种“消失”现象，“悬置”并不意味着终结，甚至很可能是另一种重新出发的起点。

“悬置”是古希腊哲学家皮浪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我们无法真正认识事物本身，所以对待事物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悬置判断”。后来“悬置”也被哲学家胡塞尔引入他的现象学理论，他把一切先入之见都放到括号当中，目标是为科学寻求一种纯粹本原客体。在这里，“悬置”是一种多维的描述，既有斯蒂格勒的“悬置状态”，也有皮浪的“悬置判断”，还有胡塞尔的“悬置还原”。悬置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方法论。

卫秉强，《今天和今天不一样》，2022，纸制品，70 x 20 x 30 cm，作品由艺术家、观察社及OCAT研究中心提供。

杜忠健，《认真 坚持 选择》，2014–2015，霓虹灯装置，20 x 50 cm（三件），作品由艺术家提供。

由翁子健、胡向前、林敬新和黄慧妍于2009年在广州发起成立的观察社，经过了11年的探索和实践，在一个月前刚刚举办的朋友告别会后，宣告了观察社的终结。虽然翁子健相信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事情都需要时间去构成，也坚信观察社的影响在于它本身的存在，并且希望通过“不增长”的方式一直做下去，但还是选择了结束。我们很难真正了解其中的缘由，但我们认为这种空间的“悬置”也许是一种新的开始。我们选择了艺术家杜忠健于2015年受邀在观察社做的展览“假若他日相逢”中的三件作品《认真》《坚持》《选择》，虽然这组作品并不是为了讨论独立空间的工作，而是基于他在日常交流对话中关键词的提取，但也是作为观察社的态度和立场的映射。空间的“悬置”并不代表思考的终结。

板块参与者：观察社、杜忠健

板块“多重身份的艺术工作者如何推进艺术实践？”，陈侗，《小街风情》，2019，六屏影像，6分钟，作品由艺术家提供。

每一位艺术工作者切入当代艺术的方式根源于其视野，有些艺术家选择了数个不同的角度参与，希望能够带出关于个人理想与社会责任双重诉求的落实，这些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没有神话。

他们都是相信自己的力量的人，会强调多重身份的互补意义。就像陈侗从第一本选集《马奈的铁路》开始，就已经在做同题创作，目前看到的小说、绘画、音乐（MTV），再到电影这么一个系列的创作过程，他的机构实践方式也是异质同构的。当这种多重性串联学院教育、艺术生产、艺术机构、社会认知之间的互动，自然地丰富了各个区域的结合部位。甚至推导出更新的模式。

在社会性的艺术关联系统中，他们的实践应证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也进一步反问了创造在今天所具有的意义。

板块参与者：陈侗

段建宇，《杀，杀，杀马特No.18》，2016，布面油画，50 x 60 cm，作品由艺术家及维他命艺术空间提供；段建宇，《秘密花园》，纸本小说。

艺术家风格化的写作，有部分动机锁定在通过写作为自己的经验拓展。提供可以影响读者理解自己、理解社会的另一类角度，写作与创作并行，渐渐形成一种整体模式。写作不仅作用于视觉创作，也深化艺术语言与日常思考的交集。一般而言，这些艺术家惯于以讽刺的方式对待美学传统，写作能够生成新的词语和叙述关系。

“艺术家为什么写作”板块邀请到的艺术家各自以不同的结构语气完成的写作，也贡献了这样一种具有逼迫性的力量，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作为读者的我们。

板块参与者：段建宇、秦晋、钟嘉玲

左：秦晋，《豹猫》，2022，布面丙烯，140 x 135 cm，作品由艺术家提供；中：秦晋，《豹猫》；纸本小说；右：秦晋，《豹猫》，2018，纸上铅笔，22 x 22 cm，作品由艺术家提供。

显然地，21世纪的艺术，是一种思考模式。通过展览确立自己的价值，是今天公共的艺术展览都面临的一个使命。通过各种输出模式的并置、互渗，形成知识生产的丰富层面，附和了当代经验中有效的部分。理想状态的每一个展览都帮助我们重新界定艺术的内容，实现的方式各有不同。机构有意识地承担知识生产的使命，促进了艺术家、艺术机构角色中的社会批判精神的复苏。

艺术史撰写的固定框架，对于艺术机构鲜活的实践而言可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切合实际。近年机构工作的梳理往往涉及几个不同层面：西方重要展览的输入所产生的影响；跨语际交流的重要事件；新媒介语言的出现及讨论；地方文化政策与艺术创作的在地性关联。

所有的工作逻辑，基本都带出来新的问题，譬如：

出版物是不是对历史的总结报告？

有没有除了艺术史之外的陌生模式？

有没有哲学、美学之外的陌生准则？

这些问题直指核心：什么是真正的知识生产？建构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研究机制，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的自我解释、自我批评机制，依然是共同的理想目标。

板块参与者：广东时代美术馆（出版物）、OCAT（出版物）

图文资料由OCAT研究中心提供

现场图拍摄：李昊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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