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是展览与受众之间最为传统和主流的沟通形式。无论知识背景和价值倾向，有所“看”之后必有所“感”。当我们想要去反思和推介一场展览之时，这种“感”都是不可忽视的。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希望有一千个观展者，便有一千篇宣扬着自我独立视角的观展文章。

展览名称

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展

展览地点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展览时间

常设展览

展览单元

第一部分 运河沧桑 王朝基业——大运河的历史变迁

第二部分 天工慧光 中华勋业——大运河的科技成就

第三部分 融通九州 社稷鸿业——大运河的社会作用

第四部分 泽被天下 万民生业——大运河的经济文化

第五部分 通古达今 千秋伟业——大运河的保护传承

图｜展览现场

源流运动：请曹老师您介绍一下“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展览的基本内容和相关背景。

曹军：“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展览是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它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全面展示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面貌与价值，包括历史变迁、工程技术、国家管理、社会文化等内容。

展览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运河沧桑 王朝基业——大运河的历史变迁”，以新石器时代先民对水的利用为开端，梳理春秋战国、秦汉魏晋时期代表性的早期水利工程，再讲述从隋代大运河开通至明清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大运河的变迁。第二部分“天工慧光 中华勋业——大运河的科技成就”从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出发，根据大运河遗产构成框架，分门别类介绍大运河在水源工程、水道工程、工程管理设施和运河附属建筑等方面存在的科技性工程创造和思想成就。第三部分“融通九州 社稷鸿业——大运河的社会作用”聚焦大运河的国家管理，包括职官机构、漕运仓储、钞关邮驿与闸坝船政等诸多方面，同时突显出国家兴衰与运河命运休戚与共的主题，运河通则王朝兴、王朝衰则运河废。第四部分“泽被天下 万民生业——大运河的经济文化”着眼于大运河给沿线城镇发展和百姓生活带来的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改变和深远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展现出对中国古代城市文明体系的塑造以及对沿线百姓风土习俗的精神烙印。第五部分“通古达今 千秋伟业——大运河的保护传承”总结回顾了大运河的申遗历程以及大运河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守护。

图｜第一部分展厅

图｜第二部分展出的仪征拦潮闸堆积及局部细节

图｜第三部分有关战争和对外交流的展示

图｜第四部分展出的镇水神物

图｜第五部分的5G数字直播

源流运动：观众们或多或少对大运河有所了解，但“大运河文化”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您认为这个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在展览中又是如何表现它的？为什么选择这些进行呈现？

曹军：展览是围绕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定位进行的——即世界文化遗产应该具备哪些要素，我们总结出“大运河文化”。从宏观角度看，这个概念确实比较模糊，因此，我们从运河自身的核心价值出发，探索它体现的关键要素，包括本体的历史变迁，运河本体所体现的水工智慧，涉及的国家管理与对外交流，以及经济和文化生活，当然这个文化的概念相对来说比较狭义。我们认为这四个要素组成了大运河文化的整体，之后通过进一步细化与展开，体现大运河对中华民族、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

图｜第二部分展出的运河上的桥梁模型

源流运动：大运河无论在时间跨度还是空间范围上都是大体量的，国内其他运河主题的博物馆选取某个角度或某个地域来展示局部要素，中运博和“大运河”展览是如何在有限的展览框架内完成整个大运河文化这项宏大叙事的？如何在大体量中体现重点、内容全面又层次分明？

曹军：大运河展的体量确实庞大，甚至每个部分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展览内容。我们在策展过程中也进行了多次调整和删减，最初的展览文本多达五百多页，囊括能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以确保无一遗漏，之后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终稿只有其三分之一不到，比如最开始经济、文化、国家管理、对外交流都是独立的内容，最后进行整合和压缩时，将国家管理和对外交流归并为第三部分，经济与文化归为第四部分。

以第一部分“运河沧桑 王朝基业”为例，作为常设展中体现大运河历史变迁的重要部分，要宏观把握大运河整体的历史变迁，需要考虑全流域、全时空和全方位，因此我们先形成最基本的框架，让观众了解大运河如何从最开始的地方性运河，形成“人”字形的南北向运河，再到最后南北向直通的大运河，由此形成历史上几个重要的时期和节点，再从地理单元上，选取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性运河或支流，结合当时历史背景以及运河与国家政权更迭之间的关系进行体现。到过中运博的观众可能会留意到，第一部分的开端不同于以往以春秋战国作为运河历史的切入点，而是追溯到更早的新石器时代，这一点其实是我们南京博物院考古所同志们作为策展人，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的表达，发挥考古“望远镜”的功能。之所以在春秋战国吴王开邗沟（虽然有不同观点，但一般认为吴王开邗沟是大运河的开端）之前增加一个单元，是因为从考古人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大运河不是一蹴而就的，应该往前延伸，从早期先民对水的认识和利用开始，这是一个萌芽阶段，从早期简单的灌溉和运输，到后来形成有意识的大规模运河开发的过程，如果一开始就讲吴王开邗沟，显得有些突兀。

图｜第三部分展出的洛阳回洛仓模型局部

源流运动：考古学的材料和思维在这场展览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曹军：展览突出的亮点在于大型展品和高大空间的巧妙营造，在这里，考古学材料成为展览中的展示核心，尤其是承载运河沿线省市亮点特色的各类考古出土品，比如来自开封州桥遗址中的超大汴河河道剖面、揭取自“三国东吴第一城”镇江铁瓮城遗址的明清时期石板路、套取于扬州仪征潮闸中的河道堆积、整体打包体量巨大的镇江唐代船形合葬砖室墓和宜兴宋代窑址以及洛阳含嘉仓出土的唐代“炭化粟”等。展览充分利用了展示空间的9米层高，突出这些大型核心展品，围绕大型展品构建疏密有序、高低错落、通透关联的高大开敞空间，从而给观众提供最佳观感。通过“用材料说话”和“透物见事”的考古学研究思维，以历史叙事的方式、立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宏观视野来突出展览主题。

图｜开封汴河剖面与丹阳陵口石刻

源流运动：据我们了解，“中运博”的建设可以说是从零开始的，时间和工期都比较紧张，展览筹备之初也没有文物储备，这种状况下是先确定了展览大纲再进行文物征集，还是同时进行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因为文物不足而放弃了某些主题表现的内容或者一些其他原因造成的内容上的遗憾？

曹军：中运博的筹备任务在2018年底分解到各部门及各项目负责人，其中南京博物院的征集部主要负责展览的文物征集工作。在展览文本编写过程中，征集部不断与我们沟通，根据展览框架及内容需求，从大运河沿线和相关地点征集文物。我们在进行为期半年的调研后开始文本编写，2020年3月形成初稿送审，之后再根据现场空间调整大纲，确定形式设计的展陈公司后与之对接，在这一系列环节中，征集部持续进行文物征集工作，直至开馆前夕，最终征集到 1.2 万件（套）展品，并出版《雾集云合》一书。当然，也有一些文物是由我们考古所从博物院馆藏中筛选出的考古发掘品，它们与运河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文本内容的需求进行挑选后，向大运河博物馆进行移交。

在筹备过程中，我们不仅注重文物与展览内容的契合程度，而且重视展品与展厅的空间关系以及观众的信息接收方式。例如，如何充分利用9米多高的展厅空间并达到协调的视觉效果。我们为此选取一些大型文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段取自河南开封附近长达25.7米、高8米的老汴河剖面。这项工作得到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开封市考古所的信息提供和大力支持。在第四部分展出的唐代船型墓葬和南宋馒头窑同样属于大型文物，尤其对博物馆的基础设施提出了较高要求。唐代船型墓葬在运抵博物馆时，为了防止墓顶坍塌未清理墓中的泥土，因此重量达55吨，这对博物馆展厅的承重能力是一个巨大挑战。后来经过测算，刚好达到建造之时每平米2吨的承重，具有一定风险。因此，为了文物安全和展示安全，我们将外围保护性的负重优先清除，并在底部铺设仿木增大接触面，最终使负重小于承重极值。之后的运输过程也遇到难题，由于博物馆主体已经建造完成，但现有通道无法使大型文物通过，不得已拆除了博物馆西侧部分墙体，才使它们最终被安放在博物馆内。这些文物被保护性分装、打包后运输至博物馆，在展厅内进行定位、复原和加固，整个工作耗时耗力，付出大量精力，但最终呈现效果得到观众们的认可。这也是我们考古人的初衷，希望让观众尽量通过原本的实体得到真实的感受，从而区别于模型替代品或数字媒体。

图｜开封汴河剖面布展现场

图｜开封汴河剖面细部

图｜唐墓与宋窑

展品征集过程中也有遗憾，尤其是水利工程的展示部分，涉及堤坝、船闸、渠道等大体量水工建筑物，很难全面进行实物展示。比如埽工，这是我国独创的一种用于护岸、堵口和筑堤等工程的水工构件，一般以梢、苇、秸和土石分层捆束制成，放置在河岸指定位置，并用桩、绳固定。2009年淮安市清口枢纽顺黄坝遗址发掘时，曾发现埽工遗迹。原本我们计划从勘察过程中发现的几处埽工遗迹点中整体提取作实物展示，但因不便进行考古发掘，最终只能采用文字和线图的方式进行介绍。

图｜水利工程埽工的展示

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