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主笔

李强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进出境责任鉴定员

从1988年历史系毕业至今，我已在辽宁省博物馆工作30多年。但比起文物们历经的时间，这着实不算什么。我平时负责文物征集工作，过的是“第一手”，文物要先通过严格的鉴定流程后才能进入博物馆。

辽宁省博物馆是一座历史艺术性博物馆，是新中国最早开放的大型博物馆之一，所以“历史艺术性”是我们很重要的购藏标准。文物不仅要真，还要能具体表现当地地域或历史文化。此外，收藏还要针对博物馆的收藏缺环进行合理有效的补充。

70多年来，辽博广开征集渠道，从北京琉璃厂到全国文物商店，从调查和收缴清宫散佚书画到组织于非闇、冯忠莲等名家摹制古代书画作品，从举办齐白石画展到征集毛主席诗词书画、篆刻作品，无不体现了文博人的睿智与前瞻。在辽博数十万件藏品中，以清宫散佚书画、齐白石书画艺术、近现代名家、毛主席诗词书画等收藏最具特色和规模。

齐白石《水牛图立轴》，辽宁省博物馆藏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海报，辽宁省博物馆，2020年

▲「 鉴赏功底从何而来 」

在现代，随着印刷和网络技术发展，我们能搜集到的文物印刷品的样式、图像资料更多了。于是很多人认为，当下的鉴定专家比几十年前那些老前辈们更厉害，实则不然。 

首先，每个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背景，接触的文物广泛性也不同。其次，当年如“七人小组”的老先生们从小受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文化底蕴扎实。比如当年谢稚柳和启功关于《张旭古诗四帖》的鉴定，谢先生基于书画本身规律认为是真迹，启先生则以文献、著录、避讳为依据认为是宋人作品。一个小小的避讳，看似是历史常识，实际上却体现出老先生们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现在的新人很难有他们那样的功底。

张旭《古诗四帖》（局部），29.5×195.2cm，唐，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外，从鉴定水平上讲，后人还是得向老先生们学习。我们现在延续下来的一些鉴定方法和理念也是他们留下来的经验。试想，他们当年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都能鉴别出真假，可见其对笔法、印鉴、款式的鉴别能力之高。中国古代书画作品，许多与儒家文化紧密联系，当代从业者的古文底子与老先生们相比，也难以望其项背。

不过，新鲜血液的加入也很重要。回忆起我在文物领域的成长过程，一切仍历历在目：我很感激辽博的老馆长徐秉琨先生。当年，只要国内的知名专家到辽博来，他就要“雁过留声”，要求专家们给我们讲上半天课。不管是青铜、瓷器还是书画，各个领域的专家，比如耿宝昌先生、刘九庵先生，都给我们讲授过很实用的知识。

初来博物馆，先熟悉文物。我们鉴定文物依靠的就是彼时熟悉它们的过程。我把这个过程称为“规范审美”。要判别一幅书画，就要挖掘传统审美、阅读书画理论的文献、根据古代的技术水平不断地去查证……这样才能知道什么叫“好”。

熟悉古董收藏的人都清楚，购藏时鉴定作品的真假，著录是一个参考方面，但不能作为主要鉴定标准。按现代话讲，著录就是“讲故事”，有时故事讲得越精彩，就越是不能信。要知道，古代造假者不光造假画，也造假书。明代的张泰阶就是这么个“人物”，他一边画假画，一边把这些画收入假的书画著录里。

当然，《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石渠宝笈》这种级别的著录是可信的。最起码我们可以说，能录入其中的都是上档次的佳作。在这个意义上，著录的确可以让现代鉴定者少走些弯路。比如从清宫散佚的作品，我们就必须查《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等文献，与具体描述一一进行对照。

▲「 文物之“气格” 」

气格既指艺术作品的气韵和风格，也指人的气度和品格。在文物领域工作多年，我对这个词感触尤深。首先是作品的“气格”。比如文物鉴定讲究“望气”，听起来有点玄乎，但我认为文物的“气”是真实存在的。我常能在各馆借入、借出文物时过手查验——这和普通观众隔着玻璃看区别还是巨大的。

直面文物，我会感到有气息扑面而来。如果是真品中的上品，我甚至会有一种微微窒息的感觉。例如苏轼的《洞庭中山二赋》：时代气息、书法本身的气势，这些好东西是一眼就能感应到的。没有这层玻璃，我们对裱工、纸张、文物本身的气味都能尽数体会到。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现场，辽宁省博物馆，2020年

作为专业人员，我们对各个时代的文物上手后，裱工的细微不同都是可以察觉的，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真东西的气质”。例如我所接触过的《苏轼（传）阳羡帖》，此卷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第七册，据载原有：引首乾隆书御笔诗，后幅有元末明初僧人来復、董其昌、项元汴三人题跋，后随溥仪辗转入长春伪皇宫。《阳羡帖》为清宫散佚之物，曾散失民间，后重现于世，卷后仅剩来復跋文，余题尽失，布满战乱之沧桑。

马远《松寿图》，绢本设色，122.8×52.5cm，宋，辽宁省博物馆藏

以前通过印刷品，无论从字型还是结构上看，都是东坡风貌。但待展卷细观，顿觉行笔拘谨、笔僵墨滞，尽失苏轼潇洒逸气之风。有的字起笔过于锋利，有的字还牵带不清、笔势失联，毫无书写痕迹。

另外，《石渠宝笈续编》记录此卷引首有乾隆御笔诗，可见乾隆对此卷的喜爱程度和鉴定水准之高下，但这也阻碍了其“臣下”判断。在《阳羡帖》著录后，有编者谨按：“是札本集不载，不知僧来復何以定为与钱济明书。然已买田阳羡，知为晚年笔也。其昌跋中徐文靖公，乃弘治中大学士徐溥、吴澈如，乃华亭吴炯字。”此语已道破编者对此卷的质疑，只是“上意难违”，不便明说罢了。所以，我判断此卷为“双钩”仿品。

不过对于大众而言，从纯欣赏角度，隔着玻璃看真迹其实也足够了。尽管印刷技术不断进步，但一些画册在色彩方面还是不能高度还原原作的精神面貌和风采。所以我建议大家没事还是可以多去逛逛博物馆、美术馆，即便隔着玻璃看到真切的画色，也常会被深深打动。

同时，文物也能体现人的“气格”。几十年来，我们收购文物，从私人、机构到文博单位和各大拍卖行。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共同的名字是：无偿捐赠者。虽然大家对艺术市场的了解日益增多，但无偿捐献没有因此减少。许多热心于文博事业的人不计功利、毫无私念，他们诚心诚意地捐出艺术品。还有一些生病的老人在去世之前联络我们无偿捐赠自己的藏品，其中很多都是精品。

韩干（传）《神骏图》卷，绢本设色，27.5×122.5cm，唐，辽宁省博物馆藏

一旦选择了无偿捐赠，文物便属于国家了，没有反悔余地。但往往他们也不会反悔，其唯一心愿就是让自己贡献的作品入藏博物馆，有一个好归宿。除此而外，最多留下一张收藏证书作为纪念。而且，少有国内捐赠者像一些西方藏家一样要求馆藏文物要放在哪里陈列展示。我很感慨，因为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品性：不张扬外露，温和而含蓄。

不过也有“特例”，旅美画家侯北人先生曾无偿捐赠我们馆大量艺术作品，虽然他自己没提任何要求，但我们主动提出给他设立一个展厅，这个展厅也以他本人的名字命名。

社会上有很多无偿捐赠者，他们很少有自私、功利的要求。他们为公众打开美的视野，却不计回报——如此大的贡献值得感激，如此高的觉悟值得尊敬。正是他们“化私为公”的无私奉献，大大丰富了辽博的馆藏，同时也架构起辽博今天完整的收藏体系。

总体说来，文物的鉴定与收藏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本着一颗平常之心，摒弃功利之弊，少听“故事”、多看实物，才能真正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才能体会出收藏所带来的乐趣！

▲ 原文刊载于《时尚芭莎》

2021年10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