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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毕尔巴鄂古根海姆馆长:美术馆如何改变城市?

原创 2022-06-13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一家博物馆如何为一座城市带来新生?在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 Bilbao)落成后的20多年间,其引发的“古根海姆效应”仍如神话般流传于业界,无数出自明星建筑师的新馆拔地而起试图复制神话,却无一能出其右。而在当下全球文化艺术机构共同的至暗时刻,再度探寻这一文化奇迹的秘密恰逢其时。




   01   

兴盛于衰败

 

驱车穿过内尔维翁河面上的La Salve公路大桥,一件巨大的红色“H”高耸其间,突兀而扎眼,与它背后“张牙舞爪”的金属建筑一脉相承。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门口,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的《红色拱门》(Red Arcs)©2022 Lizzie Shepherd Photography


每一所文化艺术机构都需要通过藏品定位自身的文化坐标,毕尔巴鄂古根海姆也不例外。这件红色“H”是艺术家丹尼尔·布伦在博物馆成立十周年之际受其委托创作的《红色拱门》,而面前这座惊世骇俗的“怪物”就是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Frank O. Gehry)为之设计的建筑。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路易斯·布尔乔亚的“大蜘蛛”立于桥边,杰夫·昆斯十米高的《小狗》在另一侧“乖巧”地蹲坐,一切都以一种不容忽视的庞大展现着这座博物馆的勃勃雄心。


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Maman》,青铜、大理石和不锈钢,927×891×1023cm,1999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杰夫·昆斯(Jeff Koons)《小狗》(Puppy),不锈钢、土壤和植物,1240×1240×820cm,1992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回到上世纪80年代,毕尔巴鄂正处于衰退期——叛乱持续数年;造船业与钢铁业正在没落;失业率高达25%;环境污染、交通堵塞……1989年,西班牙巴斯克分裂主义组织ETA在该市用汽车炸弹谋杀了三名警察,折断了市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座老化的港口和工业中心在崩盘的边缘苟延残喘。与此同时,所罗门·R·古根海姆基金会正在勾画其欧洲蓝图。


毕尔巴鄂的1980年(左)与2018年(右)


1991年,巴斯克政府向基金会提议在毕尔巴鄂的港口区建立一座博物馆,并愿意投入全资经费进行建设。对于一座岌岌可危的城市,这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注。彼时,未曾有人敢设想这里将会孕育古根海姆版图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一百五十个五彩玛丽莲》(One Hundred and Fifty Multicolored Marilyns),布面亚克力和丝网印刷,201×1055cm,1979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大卫·霍克尼:更广阔的视野”(David Hockney: Una Visión Más Amplia)展览现场,2012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20世纪中叶前,欧美美术馆建筑多为新古典主义风格,其特点是前墙、长廊和高耸的圆形大厅,庄严、低调,避免喧宾夺主。而古根海姆从一开始就未将建筑视为艺术品的容器,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纽约博物馆建筑已然展露其野心。


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 ©Noam Galai/Getty Images


在赖特去世20年后,年近70岁的普利兹克奖得主弗兰克·盖里成为不二人选。他设计的博物馆像一头布满金属鳞片的水边巨兽,使人们回想起这个国家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光辉时代,巨大的体量使其得以容纳常规艺术机构无法承载的大型作品,例如理查德·塞拉的《时间问题》——馆中尺寸最大的永久性藏品,由七件钢板雕塑组成,总重1034吨,博物馆慷慨地为其提供了长达130米的展厅空间。


建筑师弗兰克·盖里

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时间问题》(The Matter of Time),耐候钢,尺寸可变,1994-2005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在采访中聊及馆藏对于大型作品的“偏爱”,毕尔巴鄂古根海姆馆长胡安·伊格纳西奥·维达特(Juan Ignacio Vidarte)向《时尚芭莎》记者阐释了其对空间尺度与艺术品关系的理解:“博物馆的建筑不应定义其中展出的作品。如果这是一座由长宽高为六米的展览空间组成的博物馆,它对某些类型的艺术很友好,但有限的尺度将限制展示的艺术类型——好比理查德·塞拉的雕塑。而毕尔巴鄂古根海姆恰恰拥有空间尺度上的丰富性,所以我们希望利用环境为参观者提供多种类型的艺术。



   02   

坚守于危机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在一片质疑声中落成,此后取得的成绩却让冷言者纷纷噤声——落成首年便迎来了130万名访客,仅6年便将2.3亿美元的项目启动资金悉数收回,并为该地区带来1.75亿美元的收入、创造了4.5万个就业机会。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将其描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建筑”;《独立报》称之为“一项惊人的建筑壮举”……无数头衔接踵而至。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以一所博物馆“挽救”了一座奄奄一息的城市,清晰地展示了文化艺术对城市的影响力。哈佛设计院提出了以其命名的“古根海姆效应”(指以文化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如今已成为全球众多院校的研究课题。而在成立后的第24年,它同全球所有文化艺术机构一样,正面临着一次全新危机。


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旅程:十年后》(El Viaje: Diez Años Después),布面丙烯,175.3×523.5×4.7cm,1961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驳船》(Barcaza),布面油画和丝印油墨,208×980.5×5.2cm,1962-1963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在采访中,维达特馆长向《时尚芭莎》记者介绍了该馆2020年的运营情况:“去年约有30万名访客,比通常120万-130万的人数下降了73%。这是可以预见的,因为自2020年3月中旬以来,博物馆关闭了近三个月。尽管在六月再次开放,但西班牙和毕尔巴鄂都有进出限制,而以往我们70%-80%的访客都来自西班牙外。”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赛·托姆布雷”(Cy Twombly)展览现场,2008-2009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突发危机前的灵活应对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近一年多时间内成为文化艺术机构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裁员成为几乎所有机构的不得已之举, 即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等大型机构也未能幸免。而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则在疫情初期制定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核心原则——不裁员、不违约。


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无题》(Untitled),布面油画,299.5×442.5cm,1952-1953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微笑》(Sonrisas),布面油画,243.8×182.9cm,1993-1994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通常而言,突发危机对一所机构的冲击程度取决于其经济模式。以私人捐赠为生的博物馆往往受影响较小,但相对自主权也受限;依托门票收入的机构受影响较大,但拥有更好的灵活性。


威廉·德·库宁《博尔盖塞别墅》(Villa Borghese),布面油画,206.5×181.4×8.2cm,1960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维达特馆长将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的模式称为“混合平衡模式”,平衡了三类主要资金来源——公共补贴的运营预算、来自游客支付门票及购物等产生的利润,以及来自约2.2万名会员的私人支持和120多家企业支持,三类资金各占约三分之一。面对疫情,来自参观者的资金显而易见地缺失。“赤字问题就是滚雪球,一旦出现便无法遏制,唯一方法是灵活地减少预算避免触及红线。”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摩西和埃及人》(Moisés Y Los Egipcios),布面压克力和油画棒,185.9×137×4cm,1982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那不勒斯人》(El Hombre De Nápoles),木板、压克力和拼贴,124×246.7×3.5cm,1982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因此,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即刻重新调整了博物馆的计划和预算:减少了约30%支出、推迟部分展览并延长部分展览时间。例如,当博物馆在2020年3月闭馆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的展览刚刚开幕,在艺术家和多方支持下,该展览开放了近一年,而通常会在夏季前结束的展览则持续了整个夏季。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在现实中生活”(OLAFUR ELIASSON: IN REAL LIFE)展览现场,2020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通过上述调整,博物馆在未产生赤字、未裁员的情况下度过了这一年。疫苗接种在欧洲开始加速普及,2021年被视为过渡年。博物馆对于这一年也制定了清晰的计划——就访客而言,目前的数据约在常规数字的30%-40%,年中预计为55%,而第四季度则预计升至75%。在闭馆取消访问、推迟投资、重新编排展览计划的同时,博物馆掷地有声地履行着与其他文化机构的承诺,并保护着自己的员工。“这样,我们才会被视为值得信赖的盟友与项目合作伙伴。”馆长如是说。 


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LA GRAN ANTROPOMETRÍA AZUL (ANT 105)》,布面颜料和合成树脂,287.8×430×4cm,1960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我们生来就是一个有着明确社会责任的博物馆,除了努力成为国际知名博物馆外,肩负着帮助社区在非常时刻实现转型的使命。”毕尔巴鄂古根海姆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一片衰败之中,在帮助城市转型方面取得了成功,而这份责任感已然成为其贯穿至今的核心理念。



  03  

不羁于地理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的大部分参观者来自海外,却是该市迄今为止访问量最大的博物馆。这样的观众构成使其在历史早期就明确:“我们的观众非常复杂,兼具国际化与本土化,因而必须提供与多样化受众相匹配的体验。”馆长介绍道,工作人员在博物馆中都有一个口头禅:“我们不被地理所定义。”这句话也简明扼要地点出了其理念。


蔡国强《狼撞墙》,99只狼复制品和玻璃墙,2006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尽管身处毕尔巴鄂,藏品却呈现出国际化面貌,例如采访当时正在进行的展览“咆哮的20年代”,回顾了当下到一个世纪前的艺术,涵盖绘画、雕塑、时尚、摄影和音乐等形式。与此同时,影像空间正在展出本土艺术家兼电影制作人亚历克斯·雷诺兹(Alex Reynolds)的影像作品。


亚历克斯·雷诺兹影像作品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而2021年10月迎来与巴黎蓬皮杜中心合作的“女性抽象”展览,展示女性艺术家从20世纪早期开始在抽象演变中的作用。现代与古典、广泛与专注、国际与本土,皆同时呈现于此。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抽象中的女性”(WOMEN IN ABSTRACTION)展览现场,2021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如今,古根海姆在全球已打造数家分馆,在这样一张宏大网络中,一系列机构的独特性构成其与众不同之处。在美国纽约,赖特的白色建筑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以节制的空间提供螺旋上升的观展体验。


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内部 ©Getty Images/Bertrand Gardel


意大利威尼斯的佩吉·古根海姆收藏则是以大运河为背景的一颗耀眼明珠,展示着这位女士果敢一生的成就。随后是毕尔巴鄂在欧洲西端冉冉升起。“这就像一种迭代,毕尔巴鄂如同一个年轻的家庭成员,更大胆、拥有更多可能性。”


意大利威尼斯的佩吉·古根海姆收藏(Peggy Guggenheim Collection)


同时,三家机构也有着密切联系,展览可以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实现全球巡展,例如2021年5月在毕尔巴鄂结束的康定斯基展览将前往纽约。藏品也在馆间灵活流动,展览“咆哮的20年代”中的一件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雕塑便是来自威尼斯的收藏。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咆哮的20年代”(THE ROARING TWENTIES)展览现场,2021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空中鸟》(Bird in Space),抛光黄铜,高151.7cm,1932-1940年


2022年,毕尔巴鄂古根海姆迎来其成立25周年。为此,馆方正在进行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展览——聚焦于机动、汽车发展史和艺术之间的联系,探讨其对环境、设计、建筑以及城市运作方式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影响;此外亦将首次展示所有永久性藏品;而在2023年,馆方还将迎来一场毕加索(Pablo Picasso)大展。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运动,汽车,艺术,建筑”(MOTION. AUTOS, ART, ARCHITECTURE)展览现场,2022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面对成立24年来最重大的危机,博物馆再次展现出其雄心——“人们会想再次来到博物馆,去不同地方体验不同文化的冲动、需要和兴奋将会一直存在,而且在长久压抑后会比以往更强。所以我们需要为此做好准备——保持我们的雄心壮志,不要让这场危机击垮我们的雄心。”


太阳照常升起,毕尔巴鄂古根海姆于晨光下熠熠生辉。萨克斯曲悠扬而起,迎接着远道而来的游人。


独家专访Q&A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

维达特馆长


BAZAAR:你如何看待艺术、时装、建筑这些不同创作形式之间的异同?


维达特馆长:我认为人类的创造力工作肯定有表达领域的区分。艺术、建筑和时尚 之间的区别在于艺术更自由,因为它不必履行任何功能,而建筑和时尚虽具有和艺术不相上下的重要性,但肩负更多功能。我相信这三个领域间有高度互动,也坚信跨学科艺术的巨大创造力。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乔安娜·瓦斯科塞洛斯:我是你的镜子”(Joana Vasconcelos: I’m Your Mirror)展览现场,2018年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BAZAAR:在博物馆的展览中,是否呈现过时尚与艺术等跨界美学?


维达特馆长:正在进行的“咆哮的20年代”展览中,你可以看到即使在一个世纪前,不同艺术表达方式之间便已产生了清晰的联系。我相信这种联系对于所有领域的创作者而言,都会使他们变得更加丰富并走得更远。


 原文刊载于《时尚芭莎》
2021年8月 




策划  齐超
  韩晗
采访  宋佩芬
本文由《时尚芭莎》艺术部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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