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拉·雷戈（Paula Rego）的童年和成人记忆对其创作有着深远影响，也赋予她绘画中广阔的维度和心理戏剧性。作为女性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雷戈用粗犷而充满力量感的笔触颠覆了古典艺术中的理想化女性形象，通过现实与戏剧性并存的艺术风格为女性议题发声——2007年，其《堕胎》系列直接影响了葡萄牙堕胎合法化法案公投。在性别暴力话题引发热议的当下，其画作仍能引发人们的强烈共鸣。

1935年，雷戈出生于葡萄牙里斯本，彼时的葡萄牙正笼罩于萨拉查的（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独裁统治下。艺术成为她追求自由的出口，故其早期作品具有大胆的政治意味。1952年，她被父母送到伦敦大学学院斯莱德美术学院（Slade School of Fine Art，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学习艺术，正式开启职业生涯。

保拉·雷戈《Interogation》，1950年

在整个艺术生涯中，雷戈一直借鉴自己的经历、听过的神话或童话故事、亲眼目睹的现实内容，用油画和粉彩一一描绘。她的一生花费大量时间关注女性权益，许多作品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深入挖掘当代女性的心理情感。

保拉·雷戈《Scavengers》，粉彩画，120×160cm，1994年

保拉·雷戈《Good Dog》，粉彩画布，101.5×75.9cm，1994年

艺术家笔下的人物造型粗狂有力，具有雕塑感。她着力在女性形象中表现一种刚性美，又同时将女性身上恐怖、无知和逃避等心理意识放大，使画面弥漫紧迫而窒息的梦魇气息。雷戈以大尺度直截了当的叙事手法揭露社会对女性的迫害以及批判将女性置于劣势地位的意识形态。

保拉·雷戈《Untitled No.5》，粉彩画，110×100cm，1998年

保拉·雷戈《Untitled No.2》，粉彩画，110×100cm，1998年

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有别于某些男性艺术家将女性身体视为带有色情意味的性对象，女性艺术家试图强调和表现的是女性身体与生殖相关的力量以及所伴随的生理和心理的痛苦体验。

保拉·雷戈《Snow White Swallows the Poisoned Apple》，粉彩画，178×150cm，1995年

雷戈的作品充满故事性内容和戏剧性冲突，又以明艳、强烈的灰色调填满整个画面。她常常有意歪曲或强化画面中的透视关系，运用单纯、稚拙和阴影突出的画法进行创作。

保拉·雷戈《Untitled No.2》，粉彩画，110×100cm，1998年

保拉·雷戈《Target》，粉彩画，160×120cm，1995年

在作品《狗女》中，女人四肢着地、面部扭曲，仿佛正发出咆哮。同样在《恶犬》中，女人背朝观众在床上做着相似的姿势。艺术家将女性描绘成兽性的原始体态并非为贬低女性，而是用以推翻男性理想中的女性形象。

她认为，每个女人都是“狗女”，被践踏、压迫，却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形象对于习惯了传统画作中理想化女性的观众而言，多少会引发不适，但这正是其作品的独特与意义所在——让人们看到普通女性的真实处境。

保拉·雷戈《狗女》，粉彩画，120×160cm，1994年

保拉·雷戈《恶犬》，粉彩画，212.6×274cm，1989年

虽然《狗女》与《恶犬》中都没有男性，但女性扭曲而奇怪的姿态仿佛在告诉观众：她们正受到某个看不见的男性监视，后者在低声发出命令。她们痛苦与折磨的场景让人想起17世纪西班牙艺术家胡塞佩·里贝拉（José de Ribera）所刻画的对于诅咒者的惩罚，也暗示着社会给女性的枷锁——生育的重担。

胡塞佩·里贝拉《Martyrdom of Saint Bartholomew》，粉彩画，202×153cm，1644年

雷戈“挪用”西方艺术史中的两大典型修辞：“凝视”与“斜躺的裸体”，并以此挑战观众的视线：画中的女人或是直视观众，或是愤怒地避开视线，又或是痛苦地紧闭双眼。她借此提醒人们意识到这些裸体画背后，在性行为及其后果上的性别不平等。

保拉·雷戈《Sit》，粉彩画，160×120cm，1994年

女性面对的不仅仅是生育压力，而是随之而来的产后容貌和身材焦虑、年龄焦虑、家庭夫妻关系焦虑。保拉·雷戈在《跳舞的鸵鸟》系列中，借一群老年女性把自己打扮成年轻芭蕾舞者，实现女人对梦想与现实，青春与衰老的思考。在《白雪公主》系列中，她又以童话内容演绎现实生活中女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展现一个家庭的女人们为得到男性关注而引发的斗争。

保拉·雷戈《Dancing Ostriches（triptych）》，粉彩画，150×150cm，1995年

雷戈大胆肯定女性欲望的正当性，促使人们正视女性的生存感受与欲望；打破她们局限在家庭领域中自我怀疑的现状，并肯定在家庭外的价值。这些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艺术会漠视和极力回避的。

保拉·雷戈在一个无忧无虑的中产家庭中长大，然而柔弱的父亲和强势的母亲对她往后的艺术风格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1959年，雷戈与导师维克托·维林斯（Victor Willings）结婚。1967年，维克托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雷戈成为他的看护人。

保拉·雷戈《The Family》，粉彩画，213×244cm，1989年

照顾病人期间产生的所有矛盾、爱、挫折和愤怒全部都呈现在雷戈的画布上。这一时期，她的作品凶猛而温柔。1988年，维克托去世，雷戈只能独自抚养三个儿子长大，她正式成为“一家之主”。雷戈切身体会到女性的刚毅，就像童年记忆里远在葡萄牙家乡，如她外婆一样坚强独立的女子。于是，艺术家笔下的女人总是那么黝黑粗壮、阳刚而有担当。

在这一时期雷戈的作品中，道具比比皆是——可怕的钉耙、羊角锤、水壶和鲜花。艺术家利用道具隐喻来表达自己对女性在家庭以及两性之间位置的看法。

保拉·雷戈《Sleeping》，丙烯画，150×150cm，1986年

保拉·雷戈《The Maids》，粉彩画，212.6×274cm，1987年

面对强势的父系主流文化，女性主体的身份建构不断受男性话语和父系主义意识的干扰。雷戈经常在作品中把男性描绘成去世的父亲，通过颠覆男性形象，表达其反父权意识，从而突出女性的意识、欲望和感受。

保拉·雷戈《警察的女儿》，丙烯画，213.4×152.4cm，1987年

保拉·雷戈《士兵的女儿》，丙烯画，213.4×152.4cm，1987年

在作品《警察的女儿》《士兵的女儿》中，缺席的父亲和警察被雷戈以靴子和死鹅取代。父亲和儿女是她惯用的暗喻对象，用父亲的缺席和女儿一反常态的举止来突出女性主体。

保拉·雷戈《海滩》，粉彩画，150×160cm，1999年

不难看出，无论是早期的抽象作品，还是成熟时期具象人物，保拉·雷戈都以戏剧性的剧情来展现其女性主义观点，并以叙事性的口吻表达一个画家眼中生活、人性的隐秘部分。她以细腻与敏锐的眼光向人们展示潜藏在表象下被常人忽略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