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羲之爱兰、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和靖爱梅 两件珍贵元青花四爱图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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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22-06-22
5月10日，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博物馆联合举办“花开并蒂梅韵江城——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博物馆藏元青花四爱图梅瓶首次联展”，来自武汉市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的两件青花四爱梅瓶同时展出于武汉博物馆陶瓷展厅。
武汉博物馆所藏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图1，以下简称“市博梅瓶”）系1987年原武汉市文物商店在民间征集所得，现成为该馆重要展品。湖北省博物馆所藏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图2，以下简称“省博梅瓶”）为出土文物。2005年11月至2006年1月，湖北省文物局组织湖北省考古研究所、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钟祥市博物馆成立联合考古队，对湖北省钟祥郢靖王墓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发掘中，在郢靖王棺木和王妃棺木前端棺床下方，各出土青花龙纹梅瓶和青花四爱图梅瓶一件，后移交湖北省博物馆保存。这两件元青花四爱梅瓶的造型均为小口，短颈，丰肩，腹下渐收，足微外撇，圈足。胎质紧密，色白。器身有两道胎接痕。通体施白釉，器内无釉，釉色泛青。
纹饰上，两件梅瓶大体相同，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上部为瓶肩饰凤穿牡丹纹。其上部以忍冬纹为边，肩下部绘一圈锦地钱纹；中部主题纹饰为四个菱形开光，开光内绘“王羲之爱兰”“周敦颐爱莲”“陶渊明爱菊”“林和靖爱梅”，合称“四爱图”；下部饰宽仰覆莲纹。三组纹饰间以忍冬纹和腹部纹饰相间隔，底部有三段弦纹为边饰。就整体尺寸而言，省博梅瓶高38.7厘米，口径6.4厘米，底径13厘米；市博梅瓶高37.6厘米，口径6.2厘米，底径13厘米。前者比后者略高1.1厘米，口径仅大0.2厘米，底径相同。在造型的比例上，两件梅瓶虽基本相同，但仍存在细微的差别：省博梅瓶溜肩，肩部下溜，市博梅瓶丰肩，肩部上抬。省博梅瓶腹部和胫部较圆鼓，市博梅瓶腹部和胫部较瘦削。就胎釉而言，两件梅瓶均为灰白胎，省博梅瓶比市博梅瓶颜色偏深，应该是长期受土壤中水分侵蚀所致。省博梅瓶比市博梅瓶胎体更厚重，而市博梅瓶有明显的旋切痕迹。这表明省博梅瓶胎体工艺比市博梅瓶更为精细，胎泥杂质更低，更加紧致。省博梅瓶釉略泛白，市博梅瓶釉略泛青。这可能是其烧造火候与釉料中釉石、釉灰比例的偏差造成。就青料发色而言，省博梅瓶青花淡雅青翠。而市博梅瓶发色则更加深沉，色调上偏浓郁和凝重。造成两件梅瓶青花发色偏差的原因，与其所用青料中锰、铁元素含量差异有关。但两件梅瓶的青料淤积处，均有明显铁锈斑，这符合元青花进口苏麻离青料氧化锰含量低，三氧化二铁含量高的特点。关于此开光的人物是否为王羲之其实也存在一定争议。根据目前主流历史研究成果：元青花四爱图的爱兰、爱菊、爱莲、爱梅的典故出自元代诗集《四爱题咏》，其中爱兰的诗篇表达为“黄庭坚爱兰”或“屈原爱兰”。因后世民间关于王羲之书写《兰亭序》是抒发爱兰情感的误传，导致瓷绘画师将此开光定为“王羲之爱兰”。
王羲之是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以其出神入化的行书作品《兰亭序》与“书圣”的称号为世人熟知。两个梅瓶纹饰在该题材的共同点主要是构图——王羲之在童子陪伴下席地而坐欣赏花盆中的春兰。不过，在王羲之的造型上，两件梅瓶存在明显不同。省博梅瓶的王羲之（图3）袒胸露肩、眉弯口笑，身材壮实肥胖，这非常符合魏晋名士那种放浪形骸、逍遥洒脱的整体特点。其曲指指向放置于石头上的兰花盆，脚边放着一个罐子，罐子下面则是一个倒扣的荷叶，根据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院文清推测，这其实是一件荷叶盖罐，荷叶实为罐盖。而市博梅瓶中王羲之（图4）衣着端正，面色平静，其手搭膝下垂。这种造型更加符合中国传统文人内敛儒雅、重视礼教的形象。人物形象的不同，或许受到时代风尚转变的影响。位于画面左侧作为背景的树木也有所不同，省博梅瓶是一颗梧桐树，市博梅瓶则是一棵柳树。陶渊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诗人，他隐逸田园，赋诗躬耕聊以为乐，他喜菊花的清雅飘逸，华茂多姿。两件梅瓶关于陶渊明的画面都是陶渊明一手持杖，回首望向童子手中的秋菊。菊花代表了陶渊明避世隐居的态度。可以看见，画面中陶渊明和童子的衣摆皆随风左摆，神态动作怡然。两瓶“陶渊明爱菊”纹饰不同之处在于省博版背景是柳树（图5），市博版则是梧桐树（图6），正好与“王羲之爱兰”的背景树木图案互相对调。且省博版的陶渊明衣服比起市博版的素面多了花纹，画面下方还绘有一只似灵芝的小草纹，童子手中的花瓶非常像装酒用的玉壶春瓶，不知是否是这位瓷绘画师对陶渊明爱酒之情的追思。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人品高洁，胸怀洒落。他酷爱莲花，在书院内筑“爱莲堂”，堂前凿有一池，名“莲池”，以莲之高洁，寄托毕生的心志。他的《爱莲说》至今脍炙人口。“周敦颐爱莲”纹饰中的周敦颐头戴“高装巾子”，身穿宽博的衣衫，立于垂柳之下欣赏水中的莲花。根据周敦颐头上的巾子的造型判断，应为东坡巾，其巾后飘带末端被描绘成如意形。高装巾子搭配宽衣广袖，是宋代文人群体喜爱的装束，引以为高雅。他们在政治上虽继承儒家传统，恪守孔孟之道，但在世俗生活和艺术境界上，却一直追求着超脱和自然，倾慕老庄隐逸、洒脱的风格，因此在生活中常着道服，带有一股仙风道气。梅瓶画面中的周敦颐，形象可谓是北宋文人形象的代表。两件梅瓶有关周敦颐爱莲画面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省博梅瓶的童子手中抱着琴，周敦颐右手也多了一个拂尘（图7），市博梅瓶周敦颐和童子手中没有这些元素（图8）。瓷绘画师意图通过这些元素进一步强调北宋文人受到道教文化影响，凸显出人物形象和风骨。北宋诗人林逋世称“和靖先生”，和陶渊明一样，他也是中国古代文人中“隐逸者”的代表。和靖先生性孤高自好，喜恬淡，勿趋荣利，隐居于西湖孤山，一生不仕不娶，自谓“以梅为妻，养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画面中，林和靖倚坐山石于梅花枝下，眼望晾翅的白鹤。头上的风帽，手中的拐杖都生动地表现了隐士生活的寒苦。两件梅瓶中的林和靖形象的不同之处在于，省博梅瓶衣着上呈点状花纹（图9），而市博梅瓶这一特征并不明显（类似于陶渊明形象的差异）（图10）。此外，市博梅瓶的林和靖的身后多了一位伫立的童子，维持了“高士+童子”的基本构图模式。而细观省博梅瓶，原本童子的位置被大块奇石占据。这可能是画师在描绘时，先描绘了手杖向左倾的林和靖形象，而导致挤占了原本应该由童子占据的画面位置，故而以更大块的奇石取而代之。总体而言，市博梅瓶开光内的画面布局比起省博梅瓶更加成熟，这或许是已提前有蓝本，熟悉画面总布局所致。反观省博梅瓶，似乎是边想象、边创作、边描绘而成。此外，在瓷绘笔法的比较上，市博版笔法较拘束、凝重，省博梅瓶自然、细腻。人物表现方面，省博梅瓶人物面部表情、动作更加自然。从王羲之形象的对比来看，市博梅瓶中的王羲之衣着端正，这或许是画师考虑到袒胸露乳的王羲之形象不太符合当时的人们对传统文人形象的期待，而进行的修改。而在修改过程中，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面容参照，所以将与之相邻的陶渊明的面容再次利用，从而导致了市博梅瓶上陶渊明和王羲之面容相似度颇高。
两件梅瓶的辅助纹饰大体相同。肩部为凤穿牡丹纹：牡丹花叶是非常典型的元朝的椭圆尖头，花茎纤细流畅，伴有卷须状细茎，用笔纯熟，挥洒自如，婉转有致。图案中的牡丹俯仰、相背、聚散、飘逸，各显其姿，是典型的元代牡丹纹样式。俯视梅瓶会发现，牡丹丛中的三处飞凤纹以等边三角状规整地排列在梅瓶肩部。两处凤纹为躯干全背面，呈卵形，一处凤纹为躯干半侧，露出腹部与脚爪，躯干部分羽毛均呈鳞片状。凤头较小似燕雀，颈部细长，绶带双尾，气势飞动。腹下部为仰覆莲纹，这是古代陶瓷流行的花卉纹装饰之一，始于春秋。最初多用立体莲瓣作壶盖上的装饰。魏晋至隋代，莲瓣纹常用堆塑手法装饰在器物腹部，有的分几层装饰在器物的颈、腹、足各个部位，使器物显得繁缛华丽。唐宋时，刻划和模印是莲瓣纹装饰的主要手法。到了元代，莲瓣纹不再作为器物的主体纹饰，转而作为口沿、肩颈、腹部和底足的辅助花纹出现。如果将仰覆莲纹单独抽离，会发现大量的平行纵线的使用，令画面显得有些呆板，但作为梅的底部纹饰却有效地支撑起整体。可以想见，正是瓷绘师巧妙地将传统莲瓣纹夸张变形，并充分利用近足部位收紧、集中的形态特点，才使得原本重复的莲瓣成为整件器物纹饰的稳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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