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系重塑-卢征远、唐勇双个展卢征远作品《固体的液体》，彩色水晶玻璃，金属丝 ， 尺寸可变， 2021-2022

▲ 二律背反-康剑飞、朱海双个展康剑飞作品—《混杂的世界》 木刻、水粉、木盒、综合材料，117 x 158.6cm，2021

▲ 二律背反-康剑飞、朱海双个展朱海作品—《浩瀚》，布⾯油画&丙烯，200X300cm，2021

除了全国院校间和学术圈内的网络化之外，川美美术馆还有志于推动重庆本地当代艺术生态的构建，如强化了重庆当代美术馆之间的馆际合作，以及引导社会的力量支持和赞助来自全国的青年艺术家们。总之就我参与的一些工作来说，以及在和何桂彦馆长、众美术馆同事的沟通中，我强烈的感觉到一种生态构建的努力：以重庆为支点，链接全国当代艺术的网络系统。 

自何桂彦2019年就职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以来，在馆内开创了很多针对当代艺术的新政，其中就包括了我参与的几次工作，这里不一一展开。最可贵的是，他开始在中西比较的维度上重新思考美术馆在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内部应该扮演的角色，并尝试在“中国特色”的艺术体制下展开模式探索。这成为了我们俩持续讨论的基础：

▲ 丛生与共振 ——四川美术学院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2019-2020终期汇报展

▲ 弹出——四川美术学院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2020-2021终期汇报展

▲ 弹出——四川美术学院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2020-2021终期汇报展

公立美术馆们几乎是国家或地方政府单一赞助，各自为政，大多由保守的文化官僚执掌，他们更专注于传统的艺术形式，并致力于从上至下地完成主流国家意识形态输出的任务，其中展示当代艺术的公立美术馆凤毛麟角。它们对于当代艺术的排斥或在这一领域的不作为也源于当代艺术本身的政治根源——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的讨论，法国大革命带来了三种现代政治思潮，也就是革命口号中的三个关键词“自由”“平等”和“博爱”。“自由”导向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它背后是自由的市场；“平等”演变为后来的共产主义；“博爱”则是维持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在三种政治再现中，中国公立美术馆更多的倾向于“平等”和“博爱”，较少的涉及“自由”，也不试图介入市场、或引领收藏。对于他们来说当代艺术背后的“自由主义”倾向很容易导致政治正确上的偏差，因此避免涉及是任何保守美术馆执掌者的“稳妥”做法。

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在今天谈论混合经济改革和提高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时，公立美术馆却是一直处于改革之外的机构，始终保持着政府单一赞助机制。当然出于意识形态把控这无可厚非，但它在实际情况下却使得社会赞助被排斥在外，阻碍了希望获得社会精英身份的财富阶层们为文化事业贡献的一种选择，从而导致公立美术馆展示的内容和财富阶层收藏的艺术普遍脱节，特别是在当代艺术领域。代表政治正确的公立美术馆和市场的分裂，这使得公立美术馆无法实现西方美术馆在社会收藏中所扮演的意识形态引领和指导作用。

在公立美术馆之中还包括了如同四川美术学院这样众多的大学美术馆，他们的经费有限，往往将重心聚焦在大学内部的教学事务上，或致力于本校成果的展示。他们的观众群也大多瞄准本校的师生，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只有少数大学美术馆保仍然持着服务校外更广阔观众的目标。

同很少参与当代艺术的公立美术馆相反，民营美术馆是当代艺术的主战场，也更市场化。在意识形态上它们虽然不至于“犯错”，但也谈不上“引领”。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国各地的地产美术馆，以及相应配套旧城改造和新城开发、商业零售的各种形态的美术馆。虽然它们有着美术馆的名头，但其实却和西方的原型大相径庭，它们的基因并非来自于“宗教”，而是脱胎于地产的售楼处，或以展览大厅的形式服务于文旅项目，又或者隶属于地方城投集团。这些民营美术馆的形式更多的源于中国特殊的土地所有制。地方政府将文化艺术的展示和公共教育职能委托给获得巨大土地开发权的地产商，地产商也顺应政府要求强调他们的文旅，以及综合运营能力从而争取地块的开发权。上海的一位前民营美术馆的馆长一针见血地指出：

“今天在全国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下，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可以利用建设美术馆向政府要税收优惠政策，或者获得房地产建设配套资金的减免。这样不但降低房地产开发成本，也可以提高整个房地产项目的品质和宣传效应。所以在中国地产美术馆成为了一种普遍存在。另外，中国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造就了一代富豪，他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转投艺术市场，成为大藏家。美术馆事业本身也成为了一种身份标示，并可以和其他的产业构成文化资本上的良性互动，因此他们以个人或企业的方式加大了民营、私人美术馆的投入。”

如前所述，上海引领民营美术馆之风，这一“模式”主要诞生于2010年，它们伴随着这座一线城市的地产繁荣在陆续的十多年间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通过运营中的不断试错，逐渐总结出了一套民营美术馆的“上海模式”，即通过一个个进口的西方明星艺术家“网红展”聚集人气，从而使得配套的商业地块获得文化属性（高尚化），进入增值区间。不幸的是这样的“上海模式”竟然成为了全中国各大城市争相模仿的“美术馆样板”。“景观化的建筑”＋海外引进的“明星艺术家展”只有一线城市的地产商才能承担得起，这被我形容为“微波炉”＋“进口的高级罐头”，展览的呈现的过程则可以被理解为“开罐”、“微波加热”、“摆盘上桌”的三步快餐模式。而二三线城市的民营美术馆则会勉为其难地和本土艺术家合作。

▲ 四川美术学院2021-2022届青年驻留计划艺术家创作实践系列工作坊现场

▲ 四川美术学院2021-2022届青年驻留计划艺术家创作实践系列工作坊现场

这一模式的最大问在于：

1，由于单一的地产赞助方，它的运营资金极不稳定，大多由地产项目的周期而定，并且在持续运营中逐渐转型为艺术物业，租赁艺术展厅，成为了各大画廊升级版的临时销售场所。也就是说，这些民营美术馆的盈利模式并非如同西方那样是更为复杂的赞助人会员制，而是相对简单的房屋租赁制。

2，它们的关注点并非艺术本身的增值，所以不参与艺术收藏和艺术研究，更不关心本土艺术的生态构建、艺术家孵化、藏家培养、机构之间的学术网络连接。按照地产营销的预算而定，只有已经成功的艺术家，特别是西方的艺术明星才会被这些艺术机构选择，并被工具化地挪用为区域士绅化的噱头，服务于整体的地产增值。

3，它在意识形态上更为偏向于代表市场的自由主义，强调“网红效应”，助长了对于西方艺术明星的盲目崇拜。它们所展示的艺术大多脱离本土社会和本土议题。

虽然民营美术馆有其自己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能过度的苛责它们，作为售楼部基因的民营美术馆们没有义务担负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生态发展的责任，这本应该是公立美术馆的工作内容。民营美术馆的贡献在于通过过去十年在上海的工作为全国培育了一个庞大的热爱、欣赏和消费当代艺术的中产阶级人群。而消费群的扩大直接到影响到市场的出现，一个有序的从生产、展示到消费的内需生态也逐渐形成。

在作为当代艺术重镇的上海除了民营美术馆的“上海模式”之外，从2013年起，也逐渐创出了一种当代艺术博览会和城市文旅结合的“中国上海模式” ，这也可以被认为是本土当代艺术“内需之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当代艺术在上海自创生以来就带着地产和文旅属性，它逐渐用自己的市场和都市自身形成了一种有机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双年展、众多的民营美术馆和画廊，以及两个博览会之间相对紧密的协作关系。2013年和2014年分别开始举办的上海ART021和西岸艺术博览会逐渐将11月的上海打造成了类似伦敦10月（当代艺术博览会 Frieze）的每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大月。两家博览会同时开幕，并从市场的角度切入联动全国、全球各大画廊，以及两年一次从学术切入的上海双年展（1996年成立，自2014年起讲开幕式都放在了11月10日或11日，几乎和两个博览会同时举行），同时还带动了整个城市其他的艺术和商业机构，如各大民营美术馆都在11月推出自己的特展，大家都会在这个时段互相借力，创造艺术文旅和艺术作品销售的双丰收。

这一貌似繁荣的当代艺术内需市场同样有和任何其他内需消费品市场一样的困境，甚至更为严重——本土货代表低价，西方进口货处于价值链顶端。如前所述，在这个市场中，中国本土当代艺术家们大多处于低价位，只能徘徊于高级家装级别，很难进入收藏级别的升值区间。中国有实力的当代艺术藏家们并不会出于情怀去收藏和支持本土的当代艺术，而越来越多地聚焦更有收藏价值的西方艺术明星，更愿意赞助西方重要的美术馆，并以成为其理事会成员为荣。

归根结底，艺术产业是一个关于文化信仰的生意，它肯定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人们用赞助和收藏来确认他们的信仰。有趣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忽略这一市场呢？很遗憾的是在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生态中缺乏类似西方这样确立了信仰高地、拥有众多艺术信众，并可以实施文化定价权的美术馆系统。本应承担这一职责的公立美术馆却各自为政，固守保守的艺术阵营，满足于承办各种政治宣传的美学任务，主动放弃当代艺术的文化和价值定义权。当国家的民族主义叙事和人类普世主义叙事之间无法构成联通，那么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就主动放弃了对于财富精英们的动员，而国家的艺术资助和民间财富精英的艺术收藏也无法汇集，更难以形成国内统一的艺术信仰和统一的艺术市场。无法形成网络化的各地美术馆只能沦为展览陈列馆，各自展示各自的地方“艺术神祇”，维持着低价市场的四分五裂。

在“内循环”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讨论下，我们也希望可以重新反思中国40多年的当代艺术生态，以及当今支离破碎的艺术信仰和艺术市场。只有民间的各种资本被统合，并参与到和国家一起建构和定价中国当代文化，使得当代艺术的故事获得一种统一的叙事，那么公立美术馆的收藏和民营美术馆的收藏，私人个体藏家，以及各大企业基金会的收藏才能在互相交流中实现网络化，趋于一套有共识且多样的价值体系，那么国内的艺术统一大市场才能形成，从而才能讨论下一步所谓的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输出。

我相信，如同川美美术馆这样探索本土新模式的公立美术馆和民营美术馆都不在少数，如同何桂彦馆长这样的机构执掌者也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思考和行动，只是改革的路上还需要更多的讨论和交流，群策群力的探索中国当代艺术的“内循环”和“全国统一大市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