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第三次会议上，与会人员拍摄了这张合影。

      在排队等候照相时，有些人以为等的时间会很长，便去楼后面的厕所方便，之后又慢步返回。等走到现场时，照相已毕，成了终生遗憾。钟敬之等人到前边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上观看，刚一走到，回头一看照相队伍已排好，急忙回跑，同时喊着“等等我们”，总算挤在第三排边上。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照相时没有赶上，这些人在照片上都找不到。所以，实际参加座谈会的人数，比合影中的105人大约要多出20人左右。正是因为这一情况，所以后来在有关文章中，对于参加座谈会的人数就有了不同说法。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吴印咸 摄

谢子龙摄影博物馆 馆藏

（部分文字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细节与花絮）

1938年3月14日，

 鲁艺首期学员60余人

在延安北门外云梯山麓开学上课。

图为全校师生在北门外合影。

      1942年，延安文艺界的总体情况，可以用“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来概括。所谓“两个阵营”，就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所谓“三大系统”，是指中共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所谓“四大山头”，是指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陕甘宁边区文协。当时，延安有影响、有成就的文艺家大都集中在鲁艺与文抗两大阵营。

       座谈会后，鲁艺人率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身子扑下去，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专心致志搞“文艺下乡”。
      陕北人每年春节都要“闹红火”、扭秧歌，但1943年春节注定是鲁艺人的春节。鲁艺秧歌队扭出“新秧歌”（老百姓叫“斗争秧歌”）和演出的“新秧歌剧”。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新秧歌，形式上喜闻乐见，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老百姓奔走相告：“鲁艺家的来了!”“鲁艺家”是老百姓对鲁艺宣传队的一种亲切的称呼。

鲁艺演出的 《兄妹开荒》

      王大化和李波是鲁艺宣传队的明星，他们演出的《兄妹开荒》第一次展现翻身农民的形象，是最受欢迎的新秧歌剧。只要他们有演出，老百姓就说：“看王大化去。”毛泽东看了后很高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新秧歌”和“新秧歌剧”的兴起，标志着延安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部分文字摘自《人民政协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几个细节）

于敏

      2012年5月17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亲历者、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编剧于敏在北京居所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说起70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仍然能准确地回忆起很多的人和事。

      于老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候，我在鲁艺戏剧系工作。当时，中央请胡乔木负责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们发出47份请柬，我的名字不在这47人的名单中。5月2日那天，是个星期六，我和干学伟在鲁艺驻地的东山下散步，碰到我们的院长周扬同志从山上下来。他招呼我们跟他一起去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座谈会。这样，我们两个‘小沙弥’，跟着我们的院长就去了。这个会，就是意义深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据他介绍，会议开了三次，是在1942年5月的2日、16日、23日这三个星期六的下午召开的。前两次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后一次因为人更多了，就挪到室外土坪举行。

      “好多记者问我那个会是怎么开的，主席台是什么样的。其实，那个时候既没有献花，也没有主席台，更没有什么桌牌，安排什么座位。大家随意散坐，不拘一格。中央大礼堂是一所瓦顶砖墙的大棚子，靠墙靠窗摆了一些小方桌，四边有长凳，礼堂中央也摆了一些长凳。我坐在一张短凳上，旁边就是秦邦宪同志，不远处就是朱总司令，他们都跟大家坐在一起。听会的时候，秦邦宪还跟我一起‘咬耳朵’呢。”

      “毛主席讲话时一直站着，他的开场白在发表时标为《引言》。他一开始就标举5个方面的问题，即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说实话，我只泛泛地听着。只在讲到他自己的感情变化时，我动心了。他说自己是学生出身，养成一种习惯，在大家面前挑自己的行李，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了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当记者问到《讲话》的精髓在哪里，于老说：“《讲话》中提到的‘为群众，如何为群众’，这是主旨，条分缕析的所有论点都是围绕和阐明这一主旨的。在学习这一文艺经典时，我尝试归纳出8个方面的问题，借以加深理解和便于记忆。一是文艺事业与革命事业的关系。文艺事业再神圣，也是全部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不可颠倒，不可替换。文艺有其特殊规律，可是决然不可超乎革命的，即人民的利益之上。这就和‘文艺至上’‘文艺超功利’划清了界线。二是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只有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才能表现他们，感染和启迪他们。人民是文艺的出发点和归宿。‘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精神必须发扬。三是文艺创作与生活源泉的关系。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惟一源泉，开源才能畅流，才能汪洋恣肆，天马行空。脱离人民生活，任何天才必然变成庸才。这就和‘唯灵感论’和‘主体意识论’划清界限。四是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群众首先需要普及，跟着也就需要提高，所以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五是创作与借鉴的关系。吸收中外古今的一切优秀遗产，为的是创作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忽视遗产和盲目地吸收都不对，所以应当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六是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的思维活动的规律的最先进的科学，当然也是认识文艺创作规律的科学。表现的深刻依赖于认识的深刻。世界观的明彻决定艺术头脑的明彻。七是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问题。政治涵盖艺术而不代替艺术。艺术不是政治和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但也不能脱离革命的大方向。八是文艺界的团结和统一战线的关系。对共产党人的要求应更严格，在社会实践和创作实践上，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

电影《桥》剧照

      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于敏积极地投入到群众中去，到沸腾的生活海洋中去。东北解放后，于敏首先下到了哈尔滨一机车车辆厂体验生活，并利用三个月时间，写出了剧本《桥》，反映的是工人同志们克服困难、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剧本很快被拍成电影，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此后，于敏又在大量采访的基础上，写出另一部电影剧本《赵一曼》，将这位东北抗日英雄的事迹搬上了银幕。他创作的《高歌猛进》《炉火正红》《孟长有》《平常女人的故事》《我们是一家》《第一回合》等剧本和小说，都得益于深厚的生活积淀。

      对今天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他提出这样的建议：“生活的土壤越深厚越好。深入生活不是简单的采风，是要真正到生活第一线去。生活深入得怎么样，我有一条关键的标准，就是群众是不是把你当成他们的自己人。只有群众不把你当成特殊人物，而是真正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才会跟你掏心窝子。另外，就是希望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多读些书。通过我的一些接触来看，某些同志书念得太少，甚至非常无知。比如《尼伯龙根之歌》和《伊戈尔王子远征记》等等，各种古今中外的好书，都要下些功夫读。深入生活和读书，二者不可偏废。”

（部分文字摘自《中国文化报》：于敏：生活土壤越深厚越好——访延安文艺座谈会亲历者、著名作家于敏）

      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80周年纪录片《到人民中去》是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梳理延安文艺座谈会始末的纪录片。《文艺盛会》《推陈出新》《为民放歌》，三集纪录片通过一个个生动、传奇的感人故事，展现党的文艺方针对促进中国革命胜利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以及新时代奋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片中引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思想，由权威党史专家结合时代精神，对80年前的《讲话》进行重新解读。摄制组先后到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鲁艺校友会、国家图书馆等地进行调研，结合搜集到的文字资料、书籍，深度挖掘总台资料库寻找珍贵历史影像、亲历者回忆史料。纪录片亦对百岁高龄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亲历者、艺术家孟于进行抢救性拍摄。此外，许多历史见证者的后人也坐到了镜头前。所有真实影像都在确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从根本上明确了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方向。

      该部纪录片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摄制，5月23日-25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CCTV-4）《国家记忆》栏目20：00档首播。

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80周年纪录片：

《到人民中去》第一集 文艺盛会

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80周年纪录片：

《到人民中去》第二集 推陈出新

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80周年纪录片：

《到人民中去》第三集 为民放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