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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神童”李书磊,出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2022-06-05


第3551期文化产业评论



作为14岁考入北大的“神童”,李书磊此前并未被众人熟知。他也似乎一直在极力避免“庸人”的命运。无论是在北大,或是在后来的中央党校,他都以书生的面目出现,始终没有放弃读书与写文章的“本分”。


作者 | 徐天
编审 | 时光 
编辑 | 半岛
来源 | 中国新闻周刊


据中国环境报社官网消息:6月5日,在2022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李书磊宣布山东省为2023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举办地。


上述消息显示:此前担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的李书磊,已履新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李书磊简历



1978.10—1982.09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专业学习


1982.09—1984.12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4.12—1986.09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教员


1986.09—1989.12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结业)


1989.12—1993.05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语文教研室教员(其间:1992.03—1993.05挂职任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委副书记)


1993.05—1996.04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语文教研室主任(其间:1994.09—1995.07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6.04—1996.06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社会主义文化教研室主任


1996.06—1999.01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


1999.01—2001.04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


2001.04—2002.02 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文史教研部主任


2002.02—2008.06 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培训部主任(其间:2004.02—2006.01挂职任陕西省西安市委副书记)


2008.06—2008.12 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教务部主任


2008.12—2009.12 中央党校副校长、教务部主任


2009.12—2014.01 中央党校副校长


2014.01—2015.12 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15.12—2016.12 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2016.12—2017.01 中央纪委副书记候选人


2017.01—2017.11 中央纪委副书记


2017.11—2018.03 中央纪委副书记、中国纪检监察学院院长


2018.03—2019.03 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院长


2019.03—2020.07 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


2020.07—2020.12 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书记


2020.12—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正部长级)


现任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第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2017年1月增选为中央纪委常委、副书记;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书生李书磊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


本文首发于2016年2月5日总第742期《中国新闻周刊》


“10岁的神童,20岁的才子,30岁的庸人,40岁的老不死。”在自己的文章里,李书磊不断引用这段话。


1990年,李书磊26岁,博士毕业,刚进入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工作半年。在一次小范围的研讨会上,欣赏他的室主任用这段话当众劝勉这个14岁就考上北京大学的公认的“神童”,不要像火柴一样转瞬即灭。

 

当时,历经人生冷暖的李书磊正在使自己逐渐习惯“平庸而快乐”的日子,这段话如当头一棒,令他自省。从此,“避免庸人的命运”在他之后的人生中如警钟长鸣,不管是在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还是担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短短两年,或是2016年初履新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之时。


神圣、牺牲与浪漫


李书磊常常梦见初中校园。

 

学校很大。西边长满大杨树,他常常将课桌扛出来放在树下,躺在桌上午休。东边是一片新栽的小杨树,泛青的树干上起着棱,微黄的、似乎有点透明的嫩叶上跳跃着灿烂的阳光。他觉得这个学校有着新锐而又殷实的气象。

 

1964年,李书磊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刘庵村,自小家贫,温饱都勉强。父亲在原阳二中教书,一周回家一次。哥哥大李书磊十多岁,在离家不远的破车庄学校做民办教师,对李书磊来说,是兄长,又似严父。


李书磊还未上小学就求哥哥教他识字,未及学龄便进了哥哥任教的学校。他左肩背一个大大的书包装课本,右肩挎一个小小的红色塑料袋装“红宝书”。学校离家二里多路,年幼的他还不能一口气走完这段路,中间得停下来歇脚。上小学时,他就能背36首毛泽东诗词,而且用的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周围人总夸他聪明。

 

因“文化大革命”断了求学之路的哥哥,颇有些怀才不遇之感,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李书磊身上,要他做鸿鹄不做燕雀,每天晚上都用“文革”前的课本作教材,在灯下给他讲高年级的课。

 

李书磊爱上了看书。星期天,他总坐在屋后的树荫里看书,太阳晒过来,他就再找树荫,就这样逐着树荫走,一看就是一天。小学毕业,他已读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竖排的《水浒》《桃花缘》,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和《故事新编》等。

 

1974年,10岁的李书磊跳级进入初中。初一时,为了歌颂“新生事物”,他创作了1万多字的小说《朝阳》,写的是学生为了创办木工组和一心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校长之间的斗争。他还将报上一篇寡妇再嫁的报道改编成了快板书,快板书被贴上了墙报,引起轰动。

 

当时流行的英雄主义深深影响了他。很多年后,他都清楚记得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四海为家劳苦的生活几十年。”还有毛泽东的诗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这种神圣、牺牲与浪漫的情怀,成为他童年的向往。他喜欢鲁迅,对《华盖集》中的《战士和苍蝇》颇有心得,觉得自己是战士,被他鄙夷的人则是苍蝇。他想成为一个鲁迅那样的伟大的文学家,并且颠沛流离、四海为家。

 

1976年9月9日,他跳级进入高中。这一天,正是毛泽东逝世的日子。第一节课上,全班抱头大哭。一个月后,“四人帮”被捕。一年后,高考恢复。李书磊第一次有了切实的个人目标:考大学。

 

高中期间,他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一幅照片,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高红十和她的同学在讨论长诗《理想之歌》。照片中,让他印象最深的不是诗,也不是诗人,而是他们围着的那张桌子:桌面光可鉴人,他们的影子都映在上面。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桌子。光亮的桌子对他而言,代表着高级、精美与文明。他对北京大学萌生了强烈的向往之心。

 

1978年,14岁的李书磊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他对这个专业并不了解,只是希望能在图书馆里读遍所有专业的书,成为亚里士多德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那年秋天,他坐着北上的列车,觉得整个世界刚刚苏醒,前途未可限量,如同他刚刚开始的人生。


“发扬蹈厉的北大青春”


看到北大的校舍和教室时,李书磊是有点失落的。

 

光可鉴人的桌子太少见,反而到处是油漆剥落的简陋木桌。房舍很旧,有的还有破败之气。但他又暗自有些庆幸,这样的北大让他觉得亲切。

 

1978年,共有两批新生入校报到。2月入学的是1977级学生,10月入学的是1978级学生。

 

这是文革十年后通过高考走进大学校园的第一拨学生,年纪从十多岁到三四十岁都有,应届生很少,多是上山下乡过的知青,工农兵学商五行八作的都有,全校是一部“中国社会史”。

 

在班级里,14岁的李书磊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北京大学1977级经济系学生、后来成为政治学者的吴稼祥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经济系和图书馆学系男生都住37号楼,上课、吃饭常常碰到。很快,圆脸、个子比其他人矮一大截的李书磊引起了大家注意。“我那时想,他为什么不去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呢?”

 

北京大学1978级中文系学生马相武也注意到了李书磊,因为这个“小孩”总来他们班旁听。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马相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旁听的人很少,像“这个小孩”这样几乎所有课程都不落下的更是少见。

 

经历文革后的北大中文系,刚刚复兴。教室不多,77、78级常常被安排在一起上课。新教材尚未出现,参考教材多是60年代的课本,上课需大量记笔记。名师们重新出山,为本科生授课,如王力、吴组缃、王瑶、林庚、季镇淮等。“这个小孩”总是默默坐在最后一排或者边上,不主动和中文系的人说话,但也并不害羞。

 

马相武住在32号楼408,一周总有那么几天,“这个小孩”会从他的宿舍门前经过,去找406的刘震云。刘震云向大家介绍,这是他的老乡李书磊。

 

刘震云也是河南新乡人,和李书磊家只相隔了几十里地。他大李书磊8岁,曾领着李书磊去看天安门。李书磊至今保存着那天的照片,两个豫北农村来的孩子都穿着中山装,扣着风纪扣,望着天安门。刘震云的胳膊下还夹着个画夹,看起来像是拿错了道具。

 

刘震云和李书磊常常去北大南门边的操场打篮球,打完了就坐在操场边谈文学。刘震云总是穿一身军装,李书磊常穿一件蓝色外套,一绿一蓝、一高一矮,很是显眼。马相武常能瞥见刘震云滔滔不绝地说着,李书磊话很少,默默地听着。

 

在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最高理想往往是当作家、发表小说。如果哪个同学在书报上发表了小说,大家就会争相传阅,羡慕不已。甚至,学生还被允许用诗歌、小说等作品代替毕业论文。李书磊也被这种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年纪尚小,不谙情爱,每日往来于图书馆、教室与宿舍,并无具体的阅读计划,只是一点点啃食着庞杂的著作。他还加入了学校五四文学社的诗歌组,最多的时候,一天写一首诗。

 

大三时,李书磊决定放弃图书馆学,改修文学。1982年,他如愿以偿,在数十名考生中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是谢冕和张钟。

 

李书磊对当代文学深感兴趣。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当时主要研究文革前17年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两个阶段。文革后,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相继成为文学的主题,现代化、存在主义等思潮被引入中国。李书磊觉得,当代文学与现实紧紧贴合,充满挑战,蕴藏着“由冬返春般的勃勃生机”,呈现了“生命与情感日渐温热的真切感受”。

 

而导师谢冕那种“敏锐、勇敢而又充满激情”的批评风格,也正应和了他自己那“发扬蹈厉的青春”。80年代初的北大,在一场又一场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焕发着生机。在谢冕看来,北大是社会才俊集聚的地方,而这种集聚能唤起学子们对社会和公众的使命感,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他将洁身自好的北大比为孤岛,学生们则“把清新的空气,带给孤岛以外的地方”。马相武也回忆,77、78级的学生,颇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的精神,人人胸怀“救国、报国”之志。

 

这种思想解放运动和精英意识,很快使李书磊摆脱了中学时代“通过报纸、课本认识世界的偏狭”,他感到自己的思想与心智“在不断的惊愕中进步,归于健全”。



△李书磊部分专著封面。


恰逢其时地成熟起来”


1986年,李书磊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文艺理论组。工作一年多后,他再次考回北大,攻读现代文学博士,师从严家炎。虽转变了研究方向,但他对当代文学的兴趣并未停止。

 

在攻读博士期间,李书磊展现了不同寻常的社会活动、写作和科研能力。他与当时的多数北大精英一样,关切文学、社会与政治,频繁发表评论文章。他为现代主义风格的文学形式叫好,是“现代和现代化的信仰者”,相信市场经济和民主。

 

逐渐地,批评家李书磊的名号在北大叫响。这拨文革后进入大学、集体崭露头角的评论家,被称为“青年批评家群体”或“第五代批评家”。据说,这个辈分是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排起的。

 

1990年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的梁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80年代的风云已经止息,但校园里口口相传,都知道北大中文系曾有两大才子,一个是李书磊,一个是商伟。

 

商伟是马相武的同班同学,比李书磊大两岁,16岁考上北大,研究元明清文学,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相武说,两人都属于“又小又聪明”,在同届学生中十分突出。

 

1989年末,李书磊博士毕业,再次进入中央党校工作。这之后的一两年中,他在北京西郊蓝靛厂附近赁屋而居。

 

此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时代逐渐远去,不属于文人的市场经济时代即将到来。李书磊话很少,也鲜有朋友来访,总是一个人在窗下读书。

 

他素来亲近现当代文学和西方文学,而此时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我分析,这是因为面对“多变而陌生”的时代,人会本能地要从祖先的传统中寻找应对的力量和智慧。

 

一个傍晚,他放下古书,走出楼门。天上纷纷扬扬飘着大雪。他一下子想起了艾青的一首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不知为什么,突然泪流满面。

 

后来,他回望这段日子,认为自己“恰逢其时地”成熟起来了:“在热与闹中成长,在冷与静中成熟。”


入仕与读书


魏天祥仍然记得自己把李书磊招进党校的情形。

 

1984年,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文艺理论组分到了两个进人名额,党校组织部让副组长魏天祥去北大中文系招人。

 

北大中文系给魏天祥准备了几个被推荐者的档案,以及一本优秀作文选。优秀作文选的第一篇文章,作者便是李书磊。

 

李书磊的文章叫《我的生存空间》,大意是,读大学时他住上铺,生存空间有限,但发展前景却是无限的。“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新意,这个年轻人很有头脑、有眼光。”魏天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党校招人有一条不成文的标准:能写、能说。还没见到李书磊本人,魏天祥已决定要他。

 

当年年末,硕士毕业的李书磊进入中央党校,担任助教。接触多了,魏天祥发现他视野开阔,不循规蹈矩,其眼光、行事作风都和其他硕士毕业生不太一样。

 

有一次,李书磊跟魏天祥说起,自己决定读三个系列的书:中国古代经典著作、西方经典著作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魏天祥颇为震动,因为他自己到党校后只觉得要加强读马列著作,没想过另两个系列。假期里,李书磊也不在家歇着,而是沿着京杭大运河考察沿岸乡土人情。

 

1989年,李书磊博士毕业前,主动联系中央党校,想回来工作。

 

因党校系统调整,他原先所在的文艺理论组已并入语文教研室。语文教研室的领导之前便赏识李书磊,立刻联系学校组织部门。经过审查,李书磊回到党校,成为讲师。

 

当时在语文教研室工作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书磊经常和他一起讨论问题,从中国文学到西方文学,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李书磊尊他是长辈,总是虚心讨教。这位教师回忆,李书磊年龄不大,却十分稳重,一心向学,室里的老一辈教师都非常喜欢他。

 

在北大受到的学科训练和扎实的阅读基础使李书磊很快脱颖而出,被当作培养对象。党校教师均要参加挂职锻炼,确定李书磊的挂职地时,相关部门征求李书磊所在室领导的意见,对方表示,地方越偏远,越能锻炼他,越好。

 

1992年1月,李书磊赴河北省秦皇岛,在该市最贫困的青龙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

 

李书磊带着古书下乡,白天处理村中的大小杂事,晚上在农家炕头上阅读经史子集。人声、犬吠、鸡鸣,声声入耳。他想,孔子听到的,应该也是这些声音吧。

 

这种生活,恰恰是他在书斋时向往的。他不赞同读书人一味面对青灯故纸,汲汲于茶杯里的风波,而认为应作“观世音”,倾听众生苦乐。别人眼里,做官是俗,读书是雅,他却觉得,“大俗对大雅有一种成就,大雅对大俗则有一种拯救”。比如唐宋八大家,既是官员,也是文人,是他眼中难得的文化样本。在他看来,做官大概是入世最深、阅人最多的职业,“既从此业而又能够博览古今中外的经史子集,该会有怎样的会心和觉悟啊”。

 

“那在村头拄杖而立、搭手观天色的老者,那因劳苦而满脸褶皱一如中年却又性格开朗浑若顽童、不说笑话不开口的青年男人,那一件普通的花衣就打扮得娇艳美丽、被当地人称作‘高山俊鸟’的农家丫头,那在夕阳中深情依依的幼杨林,那在冬夜的热炕上就着烈酒讲述的伤心或残酷的故事,都把中国的形象与色彩印入我的心中,我知道这就是我的族人、我的家园和我的历史。”他写道,“我明白只有这一切才能真正地感动我并且成就我,才能真正使我痛苦或者幸福。”

 

1993年5月,李书磊结束挂职,回到党校,被提拔为语文教研室主任。这一年,他刚满29岁。

 

据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语文教研室教师透露,李书磊没有做副主任,是直接提为主任的。教研室内有人不服气,室领导直言:“他业务好,一心向学,品行也好,唯一的问题就是年纪小,但年龄不应是提职的障碍。”

 

同年,谢冕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出版,李书磊博士期间所著的《都市的迁徙——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作为一册,被收入其中。这套书成为了北大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书目。当时仍在北大学习的梁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书磊的研究课题在当时颇具前瞻性,直至今天都属于热门领域。

 

此时的李书磊已是副教授,他在后记中提到了领导对他的寄语,他写道:“逃避庸人命运成了我生活的主题。”他希望自己能永远拥有旺盛的求知和思想欲望,拥有经历并且表达人生的强烈的内心驱动,“一如少年时代”。

 

“庸人”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李书磊从青龙县挂职回城,眼前的城市是高楼、电脑、好莱坞电影和后现代主义的世界,他的生活则是市民化的,逃不开薪水、职级、分房、购物等现实处境。商品大潮袭来,他却觉得内心充满磨损、疲惫和懊恼。

 

人生快至一半,可是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真正的学术构建还没有完成,传世之作尚未出版,他觉得惶惑。他时时记起那个古书和乡村构成的朴素的中国,以及这个朴素的中国所给予他的召唤。

 

他好不容易熬到分到了一间独立办公室,向阳,新粉刷过。他每天会从家里步行20分钟,去办公室看书。这20分钟是他身心放松的时光,他会留意观察路边卖菜的老农、带小孩走路的老太太,以及草木的荣枯。


仕途快车道


1994年,经单位举荐,李书磊进入中央党校开办的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中青班是专门培养厅局级、省部级后备干部的培训班,当时中青班学员的级别尚未完全规范,但进班后就意味着被作为后备力量培养,却是不言而喻的。

 

曾任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的周亮早就听说这个年轻人。“他业务很强,写的东西老到,不像是年轻人的笔调,在他们那一辈人里出类拔萃。”周亮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他特意去中青班宿舍,跟李书磊见面。谈话的内容他已不记得,但李书磊的书生意气和文学造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一个读书人。”

 

1995年,31岁的李书磊被评为教授。早于这一年,已有人建议破格升他为教授,但一位领导认为年轻人应踏实做学问,不应在乎虚名,没有同意。

 

1997年,李书磊被任命为文史教研部(语文教研室属于文史教研部)副主任。两年后,升任主任。

 

他曾找老主任,表示自己不能胜任也不宜出任,老主任说,你为人正派,脑子够用,业务上又压得住,没什么不能干的。其实早在1993年左右,老主任就和两名副手达成让李书磊接班的一致意见,之后又与党校组织部门做了沟通。

 

1998年,在谢冕的组织下,李书磊和北大的同门师兄弟出版了一套著作,他写作了《1942:走向民间》。虽然进入党校多年,他仍然处于现当代文学的主流研究领域中。

 

同年,他出版了自己80年代以来的部分论文选集。他在后记里说:“我读自己80年代的文章甚至有点为今天惭愧;今天的思想或许周全了些,但却没有了80年代的锐利与生气。……就我而言,‘三十的庸人’是做定了,四十岁会不会变成老不死,就看能不能招回些二十岁的精神了。”

 

他常常想起激昂的80年代,每次回北大都感到情怯乃至恐惧。永远年轻的校园,于他似乎是一种无言也无情的鞭挞。他不愿意“从此泯灭内心的火”,希望还能保持“征服艰险、占有生活的强烈欲望”和“不妥协、不苟且的骄傲的尊严”,还有勇气像从前那样“鲜明地表达我的爱与仇”。

 

1999年春天,李书磊远赴美国哈佛大学,进入肯尼迪政治学院的“高级行政人员班”学习。这个班后来以“中国高级官员训练营”闻名。

 

班上共74名学员,3名中国人、1名巴拿马人,其余皆是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年龄从30岁到60岁不等。李书磊坐在阶梯教室的高处,眼前是一片秃顶。这个班每天上8小时的课,连午餐时间都安排了一小时讲座。

 

李书磊觉得美国同学有一种“盛气凌人的优越感”,对不同文化、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的制度安排缺少了解、理解和同情。“他们以美国为标准去衡量世界,头脑也称得上是僵化了。”

 

2001年年中,37岁的李书磊成为中央党校的校委委员。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在“中管干部”序列,由中组部任免,人数在3到7人,参与党校事务的决定和投票。

 

2002年,李书磊从文史教研室主任调任培训部主任。培训部主要负责包括中青班在内的干部培训工作。不难看出,校领导已有意往管理方向培养他了。

 

那期间,梁锋一位师姐的博士论文要请李书磊匿名评阅,他去送论文,与李书磊浅谈了一会儿。“我觉得他没什么官员架子,还是给人学者的感觉。”

 

吴稼祥也在那时于党校校园内偶遇骑着自行车的李书磊。李书磊像本科时那样,话不多,“丝毫没有跋扈之气”。

 

2003年,李书磊出版了1998-2002年的文集《说什么激进》,自我鞭策仍在。他说:“但愿,30年后我自己还能坦然阅读这书,不被其中的种种纯洁所刺痛,不会心如刀搅。”

 

2004年2月,根据中组部安排,李书磊赴陕西,挂职西安市委副书记两年。回京两年后,2008年6月,他出任教务部主任。当年12月,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在作为退休校领导出席一个正式活动时,周亮遇到了李书磊。他觉得李书磊和20年前刚上中青班时有了较大的区别。“低调、朴实,但说话、做事都更周全了。”

 

国家图书馆开办珍贵书籍文物展,李书磊约老主任一起去看。老主任问他还有时间读书吗,他说,有,晚上。老主任劝勉他,你是读书人,不要把本分丢掉。他说,请你放心,我不会丢掉的。

 

官位渐高,李书磊多是夜读。青年时,他向往一间书房、半亩庭院,书房里摆着自少年时代积存的书,其间夹杂着他写的各式眉批,庭院里杂种各种各样的树木。在夜晚,风雨吹打树木,他可以在书房里夜读。而现在,夜读成了不得已的选择。万籁俱静,敲门声、电话声皆不再有。如同他所欣赏的古代官员,千里宦游,两袖清风,满墙书卷,白天升堂处理俗务,晚来在灯下读书咀嚼真谛,“庶几近于人生的最高境界”。


彻底转身


2014年1月,李书磊调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马相武曾在2015年夏天去福建,和宣传部门聊起他的老同学李书磊。“他们没说负面的东西,也没有太高调的吹捧。我认为对于干实事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

 

2016年1月,李书磊上任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早在2013年,他就以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身份,担任了中纪委委员。

 

吴稼祥认为,李书磊调任北京市纪委书记,是培养他书生气之外的“尚武精神”,了解社会阴暗面。

 

李书磊曾说,要守其黑而知其白,怀着坦然的心态应对商业化时代,并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改善工作。书生李书磊已和不属于文人的市场经济时代和解,能以更宽容的心态视之。因为,这不是异己的时代、别人的时代,而是自己的时代,“实际上正是这个时代解放了我们大家的愿望和能量”。

 

他要求自己,对于不良世风,应怀有智者和痴者的双重态度。智者的态度是指对于人性必有的缺陷、历史必经的过程要了悟,要坦然;痴者的态度是指对于自己所遇见的具体的不平要有拍案而起的勇气,要坚定地捍卫社会正义和自己的正当权益,不做犬儒和懦夫。

 

李书磊推崇鲁迅的一句话:“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他说,这“婴孩”是内心的期待与依恃,而如果这也算理想的话,“我们仍可自称为理想主义者”。

 

熟悉李书磊的老同事以为他会做一个大学问家,没想到他最终走上了仕途。“仕途也很好,书磊这样的人走上仕途,对我们党来说是个好事情。”

 

2003年之后,李书磊没有再出版著述,只参与了《雁塔乡村治理》(雁塔位于他曾挂职的西安市)的写作。

 

至此,他完成了学者到官员的转身。


(本文参考了李书磊撰写的多部著作。应采访者要求,周亮、梁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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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艺术 新媒体艺术 李书磊 中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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