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9日，胡一川在日记中记载：“毛主席和凯丰发了一张通知来，说在五月二日在杨家岭办公所召开座谈会，交换关于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1】

这张“通知”就是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特级文物——《毛泽东、凯丰邀请胡一川出席文艺座谈会的请柬》。这封请柬胡一川自收到后一直珍而重之，完好保存。直至1981年10月，他将这件印证延安文艺座谈会最重要的历史文物，连同一批鲁艺木刻工作团的抗战作品和相关文物一并捐赠给当年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也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1942年4月下旬，毛泽东找了周扬、舒群、萧向荣帮他初拟文艺座谈会参会名单，希望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有三部分人，即中央领导人、思想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及文艺家，特别是以文艺家为主。参会人员确定以后，中央办公厅立即赶制并按名单发出座谈会请柬。请柬经凯丰初拟，毛泽东审定，特别用从国统区买来的粉红色土纸油印而成。

1991年，胡一川接受延安大学高杰的采访时回忆：“座谈会召开前不久，我们还在太行山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扫荡，搞诗文绘画宣传。回到延安刚好赶上了座谈会。主席通过李伯钊了解了我的情况，向我发了请柬。请柬是油印的，纸是粉红色的有光纸，约有16开那么大。战争时期，我多次赴前线宣传，这个请柬一直珍藏在身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档案馆征集革命文物，我才交出去”。【2】

1942年5月2日午后，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胡一川在5月3日的日记中简单记录了与会的情况：“这二天到文抗去玩和参加毛主席召集的座谈会。黄传天同志来说我们送到重庆去开展览会的套色木刻已在重庆展出了，在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文章。”【3】

1942年4月29日与5月3日日记截图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和凯丰亲自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历经三次比较集中的会议，分别是5月2日、16日、23日。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了会议。这一系列的文艺座谈，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鲁艺木刻工作团成员胡一川与彦涵、华山、罗工柳

在山西沁县铜川中学举办木刻展时的合影

1939年1月

《新华日报》华北版《敌后方木刻》第三期

1939年 山西 （胡一川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军民合作》 33cm×26cm 水印套色木刻

1940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42年4月29日前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了准备在5月2日开幕会做发言报告的要点，征求中央领导和身边同志的意见。5月2日，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是为座谈会的“引言”。

在会上，毛泽东一开始就指出，“今天邀请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提出会议目的“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会议围绕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几十位作家发言。会议期间，《解放日报》开辟专栏，介绍与此会有关的材料，及各与会文艺工作者的意见。

胡一川在199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50周年的纪念文章《革命的文艺灯塔永放光芒》中提到：

座谈会前，胡一川根据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敌后抗战文艺工作中的实践经验和认识体会，写了题为“普及与提高”的发言提纲，但因会上要求发言的人太多而未能发表，后他重新整理发言稿，为《解放日报》专栏写成《谈美术上的提高与普及工作》一文。

《谈美术上的提高与普及工作》手稿 共4页

胡一川 1942年5月14日

5月16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主要由与会者发言，毛泽东认真听取会议发言并有所记录。5月2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中央会议上谈文艺问题，为座谈会的“结论”做准备。5月23日召开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做总结发言——是为 “结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这两次讲话——“引言”和“结论”，经过整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发表于《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头版。【6】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毛泽东在最后一天作的总结中，针对讨论的问题，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系统回答了文艺运动中有争论的问题——“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进一步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和态度，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但毛泽东强调：“我的讲话不是最后结论，要等到中央讨论做出结论，才是最后结论。”【7】因此，普遍认为，1943年，在鲁迅逝世7周年之际经过中央讨论与修改后，发表的“讲话”才是最后结论，是这次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结晶。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两次会议的召开都是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下面的小会议室——一间不足120平方米的房子里进行的。第三次会议时，由于毛泽东要做结论的消息传出，听的人越来越多，不得不转移到室外的篮球场进行。

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

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下的小会议室

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下的小会议室内部

第三次会议朱德讲话之后，毛泽东同与会的文艺工作者在大楼外合影留念。这张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照片，对于当时各种原因没能赶上合影的参会者来说，或许是巨大的遗憾，当时的他们或许远远未曾想到，这次座谈会会对中国文艺界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照片上一共有105人，有的与会人员仅参与了前一次或两次会议，或者第三次会后拍照时走开了，情况比较复杂，有的人闻言临时过来听毛泽东做“结论”并未与会或全程与会，因此不能以是否合影来断定是否与会。

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局部（红框内为胡一川）

 1942年5月23日 吴印咸摄影

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局部 1942年5月23日 

吴印咸摄影

杨家岭革命旧址的“合影”说明标识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毛泽东的“结论”报告后正式宣告圆满结束。胡一川随即在其5月24日的日记中特别记录了他参加完座谈会后的创作计划，暗自下定努力创作的决心。

座谈会后不久，胡一川响应中央“互助劳动”的号召，深入延安郊区的生产队了解扎工队和变工队，创作了套色木刻《牛犋变工队》。

牛犋变工队 1943年 延安 11.7cm×19cm 套色木刻

对于胡一川的这一作品，同样参加了座谈会的木刻版画家力群回忆道：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由于木刻家们考虑到群众对彩色画的喜爱，因而大大发展了套色木刻。最初搞套色木刻的是胡一川同志，他于1943年就刻了《牛犋变工队》，后来又刻了《胜利归来》。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于是古元刻了质量很高的套色木刻《战胜旱灾》，王式廓刻了他的名作《改造二流子》，彦涵刻了《把她们隐藏起来》，我在这空气中刻了《丰衣足食图》之后又把《鲁艺校景》改刻成套色木刻”。【10】

《胜利归来》印刷件 1944年 延安

12.4cm×19.5cm 套色木刻

此外，美术工作者们积极向民间美术学习，掀起了新年画的创作热潮。作为鲁艺木刻工作团团长，胡一川将工作团在敌后根据地如何吸收、学习传统年画的成功经验和创作思考做出总结，在1944年1月5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重要文章《关于年画》。新中国成立后，美术界再一次掀起“年画运动”。1956年胡一川在武汉参加中南地区“关于年画创作”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

“年画是普及工作的主要形式之一。……鲁迅先生很早就提倡美术工作者应重视年画工作，自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后美术工作者对于年画是比较重视了。”【11】

《关于年画》剪报，发表于《解放日报》

1944年1月5日 延安

1992年5月，胡一川受邀参加“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回到延安，并在《延安文艺研究》上发表了《革命文艺灯塔永放光芒》一文。胡一川回忆50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珍贵亲历片段，对50年中围绕 “讲话精神”的实践和思考，对50年后如何面向国内新的文艺问题和现象，身体力行地对“延安文艺精神”进行精神上和实践意义上的阐释。

来源：胡一川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