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戏剧文学系教授 张殷

       1942年与2014年，毛泽东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延安和北京组织召开了“与文艺界人士的座谈会”，并发表了“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次“讲话”的精髓都指出了——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

       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鲁迅艺术学院创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根据地，其“缘起”要使文艺成为“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中央意识到中国的革命文艺必须和中国的革命运动“完全结合起来”，在红军时期，方向一致，“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彼此都是孤军作战，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间隔断的原故。”[1]

       红军时期，沙可夫、李伯钊等人从红色苏联带回了“歌舞活报”式的表演艺术，其中的《红色机器舞》，用音响和姿势——胳膊、大腿、头部的相互勾结和相互作用，逼真地模拟了气缸的发动、齿轮和轱辘的转动、发动机的轰鸣等，表现了未来的机器时代的中国远景，其内涵引申为演剧不仅仅是单纯的表演，而是要突出表现每个演员的行动准则都应该是红色机器上齿轮的作用，它形象地表明了革命的努力方向与前景。正如毛泽东主席在第一次“讲话”中就提纲挈领地指出的——“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样的指引一直影响着陆续前来延安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曾任鲁艺文学系主任的何其芳先生谈到来到延安的感受时说：自己“像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巨大的机械里和其他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着。”[2]而如王大化、陈波儿、陈凝秋、张庚、田方等从上海、南京等前来延安的一批导表演艺术人才，也在延安文艺大熔炉中得到了“灵魂深处”的“文艺观文化观” 以及“人生观与方法论”上的大改变。

       工农红军来到延安以后，党中央领导下的演剧传统依如井冈山工农红军时期“革命机器齿轮”的内涵，同时也曾经扩大过它的外延。

       为了探讨演剧艺术，延安首先完成了“汇合亭子间里的艺术家和山上的艺术家站在同一战线”的阶段，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从全国各地涌来的话剧工作者在延安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先后上演了《血祭上海》《流寇队长》《日出》《带枪的人》《婚事》《求婚》《纪念日》等中外剧目，一时间，戏剧艺术的轨道出现了以两个阵营（鲁艺和文抗[3]）为主，分为三大系统[4]、四个山头[5]的状况（原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向阳语）。

       1940年5月，学院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后，虽然制定了“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教学最高原则，但也在新制定的教育计划中突出了正规化和专门化的特点，它助力了“关门提高”，不为边区群众服务的倾向，以致“齿轮和螺丝钉”有从革命机器上脱离的危险。身为鲁艺戏剧系的主任何其芳形容“有一个旧我与一个新我在矛盾着，争吵着，排挤着。”1941年，茅盾先生造访延安并为鲁艺上课，他认为边区戏剧运动的主力军是鲁艺的实验剧团，平均每两个月有三次演出，三五幕的大戏多于短剧，“他们力求技术上的精醇，排练时很用了苦功，布景、灯光、道具等等，都很认真。他们的成就，和外边的颇有历史的话剧团体，似乎也不相上下”[6]。

       但是，这些剧目从本质上讲，还没有塑造成功一个“中国人”的形象，即代表工农兵的“中国形象”。而陕北的军民观众，绝大部分也不能理解《日出》中陈白露的生活方式，《雷雨》中蘩漪的心理活动；不能欣赏果戈理剧目中的生活与诗意，此时的话剧艺术在“通俗与提高之间完全隔着深沟高磐”（张庚语），完全没有打通延安边区观演关系的通道。

       面对延安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力没有真正扑到工农兵身上，还没有成为“红色机器”中齿轮一样地形成有效的文化合力的状况，1941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一次文艺界的集会上严厉地指出：“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英勇牺牲在战场上，还不知道他们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还是你们文艺界的罪过。”[7]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主席在第一次与文艺界人士的座谈会上，就开诚布公地说明“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里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他必须管，他必须学。他在开场白中幽默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在座谈会的两次代表讨论中，残存在一些人心中的观念暴露了出来，诸如：“文艺所描写的是人性，没有什么阶级性”，“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我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划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妨碍创作情绪”等一连串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和文艺常识的“糊涂观念”。[8]

       针对上述观念，毛泽东主席一是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认清“根据地内外两种地区，代表两个历史时代”，二是告诫文艺工作者要谨记：“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必须“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从此，延安戏剧走上了“前后方的枪杆子与笔杆子紧密联系起来”的第二个阶段。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文艺的原则立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实际行动为“拥军优抗”“拥政爱民”。工作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优秀作品的评价标准是建立在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之上，看其是否具有时代精神；典型人物的评价标准是以，看其是否敢于带头斗争，改变恶劣环境，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

       王大化先生，曾任中央戏剧学院前身之一的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台词教员，鲁艺实验剧团演员，因此他是当仁不让的老师辈的师长；被称呼为师爷，是因为他来到延安根据地之前，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另一个前身——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他是第二届学生，与我们熟悉的石联星、孙坚白、牧虹等是同班同学，顺理成章的自然是中戏人的师爷级校友。

       今天，在学院组织围绕党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主题征文活动中，我们纪念王大化先生，是因为他作为一名话剧演员，带头执行了1942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认真履行了根据地文艺创作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为中戏人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纪念王大化先生，是因为他在扮演了马门教授之后成功地转身为扮演陕北农民兄弟王小成为根据地家喻户晓的“明星”，他在《兄妹开荒》中的编创，使优秀作品达到“喜闻乐见”的标准有了典范之作。他的政治觉悟与专业水准，即使“表演”在当代，也一定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讲话”中所提出的“除了要有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于是，他给我们中戏人留下了作为专业的艺术工作者，如何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启示。

       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结束，鲁艺实验剧团马上开始执行“讲话”精神。他们舍弃了远离陕北地区的，只暴露黑暗不讴歌新生活的都市剧目，决定从身边军民中汲取营养，选择当地农民“喜闻乐见”的秧歌剧形式，从常演小剧目《二人场子》入手，改变旧套路为新生活，改善旧有人物关系，相继创作了《王小二开荒》《二流子变英雄》《张丕谟锄奸》《赵富贵自新》等新节目，深受边区观众的欢迎。

       由王大化、李波儿、路由、安波等领衔创编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从《王小二开荒》到定名《兄妹开荒》的创作完成，经过了“农民化”“化农民”的完整过程，为边区文艺演出团体树立了表率。

       《王小二开荒》的故事，原本是围绕一个懒惰的哥哥和一个勤劳的妹妹之间发生的，但作品必须符合当时边区提倡的“大生产”的宣传要求，懒惰的哥哥肯定会拖“大生产”的后腿，于是经过创作组的再加工，变成了勤劳的兄妹俩响应“大生产”的号召，哥哥起大早忙生产，直到妹妹送饭快到了的时候，才故意装睡，表演一个偷懒的行为“捉弄”妹妹，妹妹天真地相信了，气哥哥“不争气”，甚至急得哭了起来，哥哥才连忙戳破谜底。显然这样的剧情符合边区农民与党的政策同心同德的精神，必定会受到边区观众的欢迎。

       接下来，就轮到扮演兄妹的演员如何塑造眼前的边区农民形象的问题。饰演哥哥的王大化来延安前，是个习惯于演外国剧目和大剧目的“专科”出身演员，他在《从＜兄妹开荒＞的演出谈起——一个演员创作经过的片段》[9]中，这样说明：开始塑造哥哥这个农民形象时，他凭着自己的见识，想象了一个青年农民的形象和语言；他凭着自己以前的功底，轻松、自然地塑造了哥哥的形象。可是当他以这个形象出现在排演场时，大家都说他表演的是他自己，“甚至像在银幕上出现的那种都市化的农民了”。王大化马上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自我的再现”，“表演农民”，就跟以往表演任何角色一样时，他陷入了思索，然后重新设计了表演构思，从陕北农民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对生产自救的热情出发，同样运用写实的表现手法，但细致地揉进了农民的动作。如，在表演假装睡觉时，在表演吃面馍、喝米汤时，都用了细腻的写实表演；特别是临到剧终，哥哥锄完了地，抖掉鞋里的土，把衣服搭在镢头上的动作，再加上精炼风趣的“土话”表达，描绘了一副完整的“农民画像”。同时，他在山地里围起来的圆形场子，成功地突破了“第四堵墙”的限制，塑造了一位将白头巾的结子扎在前额上，身着露出一付白毛衣袖口的蓝色短衫，外面披上一件深蓝色的土布短袄，腰间系着一条紫红色细线编织的，上面的穗穗随风飘荡着的宽带子，手握一把雪亮锄头，以富于舞蹈性的大幅度、大尺度的步伐表现开荒的豪放、轻松、自然的陕北青年农民形象，使王大化彻底抛开并与“那套小资产阶级艺术知识分子惯用的手法”彻底决裂了。

       当剧目在边区演出时，各村各户的农民们奔走相告，认为是一件稀奇的事儿：鲁艺家的，把我们开荒生产的事都编成戏了。而历来以在多幕话剧中饰演主角的王大化，也一改外国人的装扮，将一个本地朴实、善良、勤恳、热情的陕北农民积极生产的干劲表现了出来，把农民角色的至浓情感表现了出来。就在这一次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创作过程中，《王小二开荒》正式更名为《兄妹开荒》，话剧演员王大化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甚至陕北还出现了“王大化牌香烟”“王大化牌肥皂”等非常生活化的《兄妹开荒》的“标签”。

       王大化在总结表演艺术时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艺术鉴赏者。”“如果你想使你所表演的能引起她们内心的共鸣的话，除非你是真实地反映了他们所熟悉的事物，而这所谓‘真实地反映’里面包括了情感的真实加以艺术上的创造。”[10]

       王大化感受到延安边区的演员演技应该包括如下几点：其一，有机联系的群众化，包括语言、外形以及吐字发音；其二，有机联系的艺术化，包括歌与唱的情感、情绪与情节处理随曲调的休止与延长、曲调与曲词的一致性等。

       他有感而发：“作为一个新的，走向前方的演员，应当老老实实平平凡凡，要和江湖习气，从‘噱头’出发作斗争，如果你不这样做，仍旧想在创作上投机取巧，从游戏、趣味出发，那是使新戏剧走向溃灭之路，同时也溃灭了你自己的艺术。”[11]

       1942年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一批导表演的艺术人才的创作热情，不仅是王大化等编创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还有陈波儿等编创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杜烽等编创的《李国瑞》等等，他们身体力行地传承了工农红军的演剧传统——师承“红色机器”里的齿轮作用，在军民间将革命文艺与革命运动“完全结合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的演剧团体，“是工人、农民、红军、苏维埃职员等研究革命戏剧的组织，以发展戏剧战线上的文化革命斗争，帮助苏维埃战争的艺术运动为宗旨”[12]的，它的成员是既拿枪又拿笔、既战斗又歌舞、既勇于献身又遵守革命纪律的战士，他们起步于革命需要的宣传舞台，从歌唱跳舞开始，抒发革命豪情，革命战争需要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需要以什么形式的演出就以什么形式演出，其身影出现在各个战壕，与官兵同呼吸共患难，暴露旧社会的黑暗，显示新社会的光明，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无条件地帮助部队完成了文化建设的工作。正如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认为：苏区的革命新剧，帮助了亿万大众从沉睡了两千年中觉醒过来，意识到了自己在社会上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教育他们，说服他们，直到没有疑问；有的时候也缠住他们，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作主”而斗争，为共产党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以鲁艺为代表的根据地演剧团体的最大贡献就是塑造了舞台工农兵崭新的典型形象，将演剧变成一种“翻身求解放”的大众化普遍化的剧场艺术。正如1942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 的指导性观念。如今，塑造带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人物典型形象的重任落在了后继者，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在内的文艺工作者身上，按照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的最新要求，需要我们“致力于文艺创作、表演、研究、传播”，需要我们“辛勤耕耘、服务人民”，需要我们创作出“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阳春白雪，又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的“有正能量、有感染力”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于是，在榜样的力量鼓舞下，在两次座谈会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将时刻把握“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里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大前提，我们将以勤恳磨练成为“红色机器”里的永不生锈的齿轮和螺丝钉为本，我们将用心锤炼专业素养与高尚人格的双修为，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戮力前行。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2] 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3页。

[3]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4] 中共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

[5] “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陕甘宁边区文协。

[6] 茅盾：《杂谈延安的戏剧》《电影与戏剧》1941年第1卷第1期第7页。

[7] 梁向阳：《人民政协报》2016年9月1日，第四版。

[8] 以群著：《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来历》《今昔文坛》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79页。

[9] 王大化：《从＜兄妹开荒＞的演出谈起——一个演员创作经过的片段》《解放日报》1943年4月26日。

[10] 王大化：《从＜兄妹开荒＞的演出谈起——一个演员创作经过的片段》《解放日报》1943年4月26日。

[11] 王大化：《从＜兄妹开荒＞的演出谈起——一个演员创作经过的片段》《解放日报》1943年4月26日。

[12] 《工农剧社简章》《戏剧学习》1983年第3期。